當孫中山遭遇袁世凱：1912年夏日記事

案：此文系《同舟共進》雜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五十周年約稿，故而以孫中山為敘事主體，兼及袁世凱。希望以後有機會，談一談那年夏天袁世凱的故事。

「必欲一試吾目光」

據惲毓鼎《澄齋日記》，1912年8月24日，北京晴天。這一天，孫中山抵達北京。這塊土地，他已經闊別了十八年之久。十八年前，不足三十歲的他還對朝廷抱有幻想，北上天津，上書時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李鴻章，為改革獻策，卻如泥牛入海，李鴻章以軍務繁忙為由，拒絕延見。失望之餘，他與好友陸皓東遊歷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轉而深入武漢，以窺長江之形勢。那一年底，他在美國檀香山與同志成立興中會，正式轉向革命。現在他已經是名動天下、眾望所歸的革命領袖，而且革命的果實已經成熟，唯一遺憾的是，作為革命果實的中華民國未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依照與袁世凱的約定，翌日，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請辭臨時大總統，並推薦袁世凱為繼任者。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4月1日，孫中山前往臨時參議院，正式解職，解職令云：「賴國人之力，南北一家，共和確定，本總統藉此卸責，得以退逸之身，享自由之福。」此後他的足跡遍及上海、武漢、福州、廣州、香港、澳門，及其家鄉香山縣翠亨村等地，一面遊山玩水，一面宣傳主義。這段行程，被《孫中山年譜》視為「先生六十年中所最優遊清閑之歲月也」。孫中山一生沐雨櫛風，摩頂放踵，以利國民，這樣的閑暇，實在難得。

「最優遊清閑之歲月」，時長約三月。早在4月，袁世凱便邀請孫中山北上會晤，共商國是，孫中山曾以「急回故鄉」為由婉拒。5月27日，他回到家鄉，盤桓三天，去往廣州。到廣州之後，給黃興發電報，相約一同北上。6月初，他向《申報》表示，即將北上。不料6月9日，黃興右手食指為電扇所傷，隨後腳氣病發，如其復袁世凱函中所云：「前因風扇傷手，瘡痕未愈，近復腳氣發痛，跬步艱難」，只能等到痊癒之後，再行北上。這一拖，直至八月初。8月2日，孫中山與黃興聯名致電袁世凱，告以「擬緩數日，即同北上」。恰在他們束裝待發之際，北京突然爆發了一起血案：武昌首義的功臣張振武、方維被袁世凱、黎元洪聯手殺害。革命黨人擔憂二位領袖安全，紛紛勸阻，孫中山毅然表示：「無論如何不失信於袁總統，且他人皆謂袁不可靠，我則以為可靠，必欲一試吾目光。」最後決定，黃興留在上海，他則如期北行。另有一說，袁世凱派來勸駕的官員一再請求孫中山勸黃興同行，孫中山笑道：「有何大事，某一人不能了之，逼克強與偕？且我亦主張克強不往。」

孫中山北上原因或目的，據《申報》（1912年6月4日）報道：「一、調停黨派；二、擬來北方提倡民生主義；三、因滿蒙一帶對於共和恐不能確實承認，擬遍游一次，以偵察北方之真情；四、因外債累起波折，擬竭力提倡國民捐，將粵東設箱街市之辦法，行之直、豫、魯、晉一帶，以期收效神速；五、華僑要求代議權，中山極為贊成，特來代為說明理由，以求參議員之同意；六、因南洋華僑對於國民捐極為熱心，特來與總理商定鼓勵辦法。」其中後三點是小節，前三點為大端。這前三點中，第一點應是袁世凱希望孫中山和黃興北上的目的，尤其在6月中下旬，中華民國首任內閣總理唐紹儀被迫辭職，黨派紛爭愈演愈烈，急需大佬調和；第二點則是孫中山自己北上的目的。

孫中山解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之後，曾經表示：解職不是不理事，還有比政治更緊要的事待著手。在他看來，滿清退位，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大主義已經實現，唯有民生主義尚未落地生根，這將是他和同志今後所當致力之事。他把推行民生主義稱之為「社會革命」，與民權、民族主義所對應的「政治革命」相對。所謂社會革命，關鍵詞包括實業、商務、地權等。他告訴《民立報》記者：交通為實業之母，鐵道又為交通之母。基於此，他提出要在十年之內修築二十萬里鐵路的理想和豪言。這正構成了其北京之行最直接的目的。

孫中山北上，還有一個目的，不宜宣之於口，那就是通過面晤，看看袁世凱到底是什麼樣的人，能不能合作，有沒有執政能力，值不值得託付民國。他雖然嘴上說袁世凱可靠，心底終歸有些不信任，那句「必欲一試吾目光」，聽起來斬釘截鐵，實質上充滿試探之意。其實對袁世凱而言，亦是如此。所以這二位政治巨擘見面之後，一大看點，即點評對方的德行與能力。相應言論，若編一部新世說，直可納入「品藻」門下。

「袁總統可與為善，絕無不忠民國之意」

1912年8月24日17時30分，孫中山乘坐的火車抵達北京前門東車站，國務院代理總理趙秉鈞受袁世凱之託前來迎接。袁世凱不僅讓出自己的金漆朱輪馬車，飾以黃緞，供孫中山乘坐，還把石大人衚衕的總統府改作迎賓館，供孫中山下榻，此處寬敞軒朗，富麗堂皇，不但適合居住，而且便於警衛；他則搬到了鐵獅子衚衕的國務院，以示謙恭。在孫中山從正陽門入城到石大人衚衕的路上，萬人空巷，極盡壯觀。

針對孫中山所享受的總統待遇，記者黃遠生借「某君」之口予以批評：「某君慨然謂昔華盛頓乘一八馬所駕之車，而美人已以君主（King）相擬，華盛頓即避不復御。今總統之自待及待人如此，外間謠諑所由來也。」這一論調，未免過苛。孫中山本人並無帝王思想。三個月前，他乘船到福州，其時江面船上有「歡迎孫大總統」、「孫大總統萬歲」之紙旗，他認為卸任總統即是平民，「萬歲」乃是帝王之稱，對此相當不滿，待改作「歡迎孫中山先生」，方才離舟登岸。此次在京，因警備森嚴，他告訴袁世凱所派來的招待員傅良佐等：「鄙人雖系退位總統，不過國民一分子，若如此尊嚴，既非所以開誠見心，且受之甚覺不安，應即將隨從馬隊及沿途軍警，一律撤去，俾得出入自由。如大總統堅執不肯，則鄙人小住一二日即他去矣。」由此足見孫中山的觀念與作風。

沈嘉蔚油畫《孫中山見袁世凱》

當晚八點，袁世凱設宴，歡迎孫中山。他執盞致辭，虛心請教：「刻下時事日非，邊警迭至，世凱識薄能鮮，望先生有以教我。」「財政外交，甚為棘手，尤望先生不時匡助。」孫中山答：「如有所知，自當貢獻。」「惟自軍興以來，各處商務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滯塞，為患甚巨。挽救之術，惟有興辦實業，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為發達之媒介。故當趕築全國鐵路，尚望大總統力為贊助。」

二人雖是初見，卻如平生歡，用古語來講，大抵便是傾蓋如故。宴後，袁世凱對人說：「不圖中山如此嘹亮！」孫中山亦對人說：「袁總統可與為善，絕無不忠民國之意，國民對袁總統，萬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訐，使彼此誠意不孚，一事不可辦，轉至激迫袁總統為惡。」（其促黃興北上電文亦云：「以弟所見，項城實陷於可悲之境遇，絕無可疑之餘地。」）在互不知情的前提之下，這樣讚美對方，正有些惺惺相惜的意思。

惲毓鼎日記曾提到孫中山進京：「孫逸仙昨日午後到京，舉國歡迎，刻無暇晷。」不過此前還有一筆：「昨日駐通州毅軍叛變三營，大肆焚掠，州城內外精華一夕而盡。都下人心洶懼，各城戒嚴。嗚呼民國，真無安枕之日矣。」

「袁大總統萬歲」

孫中山抵京之後，日程安排相當繁忙。8月25日，國民黨在湖廣會館召開成立大會，孫中山出席並發表《解決民生問題》的演說。會上，他被推為理事長。這裡需要交代一下，孫中山雖贊成宋教仁改同盟會為國民黨，對於黨務，卻興趣不大，出力不多，當起了甩手掌柜，統統交宋教仁負責。有人認為，孫中山北上目的之一，即參與國民黨成立事宜，這則是一種錯位的認知。試看孫中山進京之前致宋教仁信：「民國大局，此時無論何人執政，皆不能大有設施。蓋內力日竭，外患日迫，斷非一時所能解決。若只從政治方面下藥，必至日弄日紛，每況愈下而已。必先從根本下手，發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國勢不搖，而政治乃能活動。弟刻欲舍政事，而專心致志於鐵路之建築，於十年之中，築二十萬里之線，縱橫於五大部之間。」質言之，政治革命乃是歧路，社會革命才為正途。彼時之孫中山，言必稱鐵路，簡直可稱「鐵路迷」，與宋教仁這個「議會迷」相映成趣。

26日，袁世凱回拜。27日，赴袁世凱宴，宴會之上，發生了極不和諧的一幕，據出席此次宴會的國務院銓敘局局長張國淦回憶：

中山來京後第三天，袁世凱在迎賓館設筵為盛大歡迎，到者有四五百人，在大廳布置冂形餐案，孫及其隨員北面南向坐，袁及內閣閣員及高級官吏皆北向坐，北洋一般軍官坐在東西兩排，孫、袁在正中對坐。入座後說了一些普通客套話，吃過一個湯，第二個菜方送上來，便聽到西南角上開始吵嚷，聲音嘈雜，說的都是「共和是北洋之功」，隨著又罵同盟會，認為是「暴徒亂鬧」，隨著東南角也開始響應，並說「孫中山一點力量也沒有，是大話，是孫大炮」、「大騙子」。這時兩排的軍官已經都站了起來，在這吵嚷的同時，還夾雜著指揮刀碰地板、蹬腳和杯碟刀叉的響聲，但都站在自己的座位呼喝亂罵。中山態度還是從容如常，坐在他旁的秘書宋靄齡也不理會。仍照舊上菜，只是上得很慢。

我當時想袁或段（陸軍總長）該說一說，你們不能胡鬧，但他們始終沒有作聲。鬧了有半小時左右，似乎動作很有步驟，從當時的情形看，顯然是預先布置好的。起頭的是傅良佐等，想在吵鬧時等中山或他的隨員起身答辯，便藉機由北洋軍人侮弄他一番。但出乎意料的是中山等始終沒加理會，若無所聞。筵宴終了，孫、袁回到副廳休息，廳內便又大亂起來。北洋軍人離開座位肆意亂吵，非常得意，很久才逐漸散去。

唐在禮的回憶則不同於張國淦。當時他擔任袁世凱的侍從武官，孫中山抵京，他受袁指派，留在石大人衚衕，供孫差遣。其回憶文章同樣提及北洋軍官在歡迎宴上鬧事，不過不是8月27日這一場，而要等到黃興進京之後：

黃興後孫半個月到了北京，陳其美也陪黃同來。總統府舉行了歡迎孫黃的公宴，袁世凱親自到場主持。……晚宴擺在居仁堂大殿。開宴之始，袁簡單地講了幾句話，無非是竭誠歡迎、招待簡慢等一套客氣話。繼而孫、黃依次講話，話亦簡短，態度毫無拘束，內容未涉及政治。之後，有些人亦發表了歡迎辭。軍事處副處長傅良佐本來打算講些話出出風頭，向民黨人表示一下他在袁世凱面前很有地位。不想他講話從恭維孫很自然地轉而恭維袁，繼而牽涉到政治，批評了民黨幾句，刺激了當時的上賓孫、黃。傅自以為說幾句這類的話，順便煞煞民黨的威風。傅是留日學生，本來不擅辭令，以致把當場的氣氛搞得不倫不類。傅這番話並沒使袁感到高興，袁當場就阻攔了他一下，說：「我們今天歡迎孫先生、黃司令，不要說那些題外的話。」中山氣量寬，看去面無慍色。後來，袁埋怨傅那天的話說得很不得體，說：「那些是我們背地裡的話，你未經我事先許可，怎好隨便講呢？」

袁世凱老於權謀，宴會鬧事，只可能允許發生一次，所以張國淦與唐在禮，必有一人誤記或撒謊。我傾向於認為，唐在禮的回憶更接近真相，張國淦的回憶則不大可信（由於創作於1949年後，張國淦《北洋述聞》抹黑袁世凱之處甚多，可惜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竟採納張國淦之說）。須知，袁世凱邀請孫中山北上，意在籠絡、利用與合作，保持友好，乃是第一義。以袁氏性情之沉穩與縝密，斷然不會「預先布置」，主動刺激、挑釁孫中山，令其難堪或憤怒，那樣則有違初衷，得不償失。如傅良佐這般自作主張，揣摩上意，屬於偶然事件，超出了袁世凱的控制，弄巧成拙，遂遭棄置，直到段祺瑞當權，才得翻身。

傅良佐（1873-1924）

孫中山與袁世凱會晤，是一個循序漸進、步步深入、日日深化的過程。28日晚上的宴席，氣氛更加融洽。袁世凱致辭，對孫中山推崇備至：「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先後歷二十餘年，含辛茹苦，百折不回，誠為民國第一首功」，「此次來京，實為南北統一之一絕大關鍵，亦即民國前途安危之所系」。孫中山答：「兄弟所最崇拜袁總統，有一件事最為人所信者：中國向以積弱稱，由於兵力不強，前袁總統在北洋時，訓練兵士，極為得法，北洋之兵，遂雄全國。……以中國之力，練兵數百萬，足以保全我國五大族領土，外人斷不敢侵略我邊圉，奴隸我人民。但練兵既多，需費甚巨，我輩注重人民，須極力振興實業，講求民生主義，使我五大族人民，共濬富源。」席間，袁世凱舉杯高呼「中山萬歲」，孫中山亦報以「袁大總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五大民族萬歲！」

這應是雙雄會的高潮。

經過對雙雄會的數日觀察，黃遠生寫道：「……二君數見之後，情意融洽，實為政界上一大可注意之新潮流。袁君之批孫君曰，光明正大，絕無私意，所恨相見之晚；孫君之批袁君，則曰雄才大略，當世無可與代之人，且致電黃君克強，催其北上，謂袁公地位，今實在可憐之境，並無可疑之隙，其推誠布公如此。」黃遠生一貫秉持中立，他的記錄，正適合作為雙雄會的註腳。

「我與項城談話，所見略同」

8月24日進京，9月17日離京，連頭帶尾，孫中山在北京共待了25天。此間，他與袁世凱會晤十三次，平均兩天一次。二人談話，從下午四點開始，至晚上十點或十二點結束，還有三、四次竟談到次日兩點之後，足見投契。每次談話，都是密談，屏退侍從，除二位主角，僅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梁士詒在場。梁士詒是袁世凱的人馬，兼與孫中山同鄉，為人圓通，長袖善舞，故而能奔走於二者之間。關於談話內容，他是雙雄之外的唯一知情者，不過此後二十年一直保持沉默。1932年，他欲將平生經歷編成政書，曾告訴秘書：「孫袁會晤，可勒成一部專書，容吾暇時述之。」可惜只說了兩件事，便撒手西歸。孫袁談話，遂成天上曲，人間不復聞。

這兩件事，記載於《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這部年譜，系梁士詒門人和僚屬所編，為尊者諱的地方甚多。不過孫中山與袁世凱密談一節，與梁士詒的利益和名聲關係不大，其記述大抵可信。

孫中山與袁世凱所談，皆國家大政，中外情形。論事最為暢洽。有一晚，孫中山說，請袁世凱練成陸軍一百萬，他則自任經營鐵路，延長二十萬里。袁世凱笑道：「辦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練精兵，百萬恐非易易耳。」這一幕，盡顯二人風格，一者激揚，一者審慎。以袁世凱的實幹精神，對孫中山的「大鐵道計劃」，恐怕心底大不謂然。要知道，大概在他們談話的一百年後，中國的鐵路線總長才達到二十萬里。

有一天談至深夜，梁士詒送孫中山回石大人衚衕，被孫留住敘話（孫中山真是話嘮）。孫中山問梁士詒：「我與項城談話，所見略同。我之政見，彼亦多能領會。惟有一事，我至今尚疑，君為我釋之！」梁士詒問：「何也？」孫中山道：「中國以農立國，倘不能於農民自身求徹底解決，則革新非易；欲求解決農民自身問題，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說及此項政見時，意以為項城必反對，孰知彼不但不反對，且肯定以為事所當然。此我所不解也。」梁士詒答：「公環遊各國，目睹大地主之剝削，又生長南方，親見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張耕者有其田。項城生長北方，足跡未嘗越大江以南，而北方多屬自耕農，佃農少之又少，故項城以為耕者有其田系當然之事理也。」孫中山大笑。

稍後，孫中山問道：「曩夕府中談及改革全國經濟，聞君偉論，極佩藎籌，我以為硬幣與紙幣均為價格代表，易重以輕，有何不可？苟以政治力量推動之似尚非難事，而君謂必先取信於民，方法如何？願聞明教！」梁士詒答：「幣製為物價代表，飢不可食，夫人知之，惟中國數千年來幣制之由重而輕，由粗而細，皆以硬幣為本位；若一旦盡易以紙，終恐形隔勢禁，未易奉行，故必先籌其所以取信於民之方法。夫以中國之大，人民之眾，發行四十萬萬紙幣，似不為多，今者卑無高論，先從政府組織一健全之中央銀行，試行統一幣制方策，為發行紙幣五千萬，先將現金一千五百萬鎔化，製成銀山，置於中華門外之丹墀，以示人民曰：此國家準備庫也。所發行之紙幣日多，所積之銀山愈大，信用既著，習慣自然，假以時日，以一紙風行全國，又何難哉？愚見所謂必先取信於民者以此。」孫中山點頭稱是。

——談幣制改革這一節，有為梁士詒臉上貼金之嫌。不過梁士詒所言，堪稱正理，不妨抄錄於此。

孫中山與袁世凱會談加密，最頭疼的是記者。他們無法涉足現場，採訪不到當事人，只好捕風捉影，妄加推測。就連黃遠生這樣的一代名記，都拿出「間接得之於秘密偵探」的噱頭，「將袁、孫二人談話之內容及其關係調查無遺」，「自信足以為最確實之報告」。可是縱觀其文，不無錯漏。譬如他質疑袁世凱與孫中山「以恢張遠略為急」，不顧時局之上生死存亡之問題，如「今日外交上之大借款問題，內政上之約法修正問題，集權分權問題、軍民分治問題、及省長簡任或民選問題」。事實上，孫中山與袁世凱談話的主題，舉凡內閣、軍隊、外交、遷都、黨爭、實業、鐵路、國民捐等，無所不包，而不限於黃遠生所舉例的借款、軍民分治等問題。

黃遠生有一段記述，不知源自何處，卻正印證了孫中山的感慨「我與項城談話，所見略同」：

孫君謂自己此後當從事於社會事業，且從事於此，當較袁君更為適當，語意中實表明其不願為第二次總統之意。袁君言下提出抗議，謂我雖系歷來做官，然所辦之事，卻以實業為第一大宗。從前在北洋即立意專派實業學生，至於政法學生，實在因為不得已而後派者，以自表其慎重實業之證。孫君又力駁之，謂我做此等事，必較君更能取信社會云云。蓋二君不為總統之競爭者，而乃相競爭為實業家，可為吾中國實業前途慶矣。

姑且就「二君不為總統之競爭者」這句話引申開來。如果不嫌誅心的話，則可斷言，袁世凱最顧忌孫中山的一點，即怕孫與他競爭大總統（彼時袁還是臨時大總統）。以孫中山的政治智慧，何嘗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呢，所以他不僅對《亞細亞日報》等媒體明白表示，自己將不參加總統競選，並在北京報界歡迎會上聲明：「鄙人之意見，現在政治之事，已有袁大總統及一般國務員擔任。鄙人從此即不廁身政界，專求在社會上作成一種事業。」還向袁世凱坦言「十年以內大總統非公莫屬」，這等於當面喂一顆定心丸。

孫中山這麼說，不只因為其心思不在政治革命，而在社會革命，更是因為，其眼光不在當下，而在未來。9月3日，他告訴《民立報》，口氣一如既往自信滿滿：「維持現狀，我不如袁，規劃將來，袁不如我。為中國目前計，此10年內，仍宜以袁氏為總統，我專儘力於社會事業，10年以後，國民欲我出來服役，尚不為遲。」這是一種非常長遠的考量。需要注意，袁世凱生於1859年，孫中山生於1866年，相距七歲，再過十年，孫中山依然處於一個政治家的黃金年齡，換一個說法，他熬得起。

「兩派協議之交讓條件耳」

孫中山北上，念茲在茲的是鐵路。那一年，當他談起鐵路，彷彿著魔一般，給端納的感覺：「他不僅是個狂人，而且簡直是個瘋子。」9月9日，袁世凱頒布臨時大總統令，特授孫中山以「籌劃全國鐵路全權」，滿足了他的願望。其內容包括（一）借款：純然輸入商家資本，不涉政治意味；（二）許可權：未動工之路概歸孫中山經營，已修未成之路線管理許可權尚需與交通部詳細商定；（三）公司：擇地修建，尚未覓妥；（四）經費：暫由交通部每月撥款3萬元以資開辦，日後再行續籌；（五）用人：公司內一切用人之權，歸中山主權，政府概不干預。

在孫中山的敦促之下，9月11日，黃興抵京。袁世凱與孫、黃會晤之後，並電詢黎元洪同意，遂以四人之名，發布「內政大綱」八條：（一）立國取統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惡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材；（四）門口開放，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五）提倡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於農林工商；（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權主義；（七）迅速整理財政；（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為承認之根本。

對此大綱，上海《時報》評曰：「袁孫黎黃之八大政綱，質言之，兩派協議之交讓條件耳。」交讓者，妥協也。這句話，同樣適用於評價孫中山所獲得的「籌劃全國鐵路全權」。

1912年9月6日，孫中山視察張家口火車站留影

「余信袁之為人，甚有肩膀」

9月17日，孫中山離開北京，一路南下，10月3日抵達上海。6日，國民黨在張園舉辦歡迎會，三千餘人參加，孫中山發表演說，談赴京觀感：「余在京與袁總統時相晤談，討論國家大政策，亦頗入於精微。故余信袁之為人，甚有肩膀，其頭腦亦甚清楚，見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過作事手腕稍涉於舊，蓋辦事本不能盡采新法。革命起於南方，而北方影響尚細，故一切舊思想，未能掃除凈盡。是以北方如一本舊曆，南方如一本新曆，必新舊並用；全新全舊，皆不合宜。故欲治民國，非具新思想、舊經驗、舊手段者不可，而袁總統適足當之。」

其中一些話，一個月前，孫中山在北京之時，接受上海《時報》特派記者黃遠生訪談，曾經說過。黃遠生問：「究竟先生對於袁總統之批評如何？」孫中山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歡辦事的，民國現在很難得這麼一個人。」黃遠生問：「他的新知識、新思想，恐怕不夠么？」孫中山答：「他是很清楚的，像他向來沒有到過外國的人，能夠這麼清楚，總是難得的。」黃遠生問：「他有野心沒有？」孫中山答：「那是沒有的。他不承認共和則已，既已承認共和，若是一朝反悔，就將失信於天下，外國人也有不能答應的。除非他的兵不特能夠打勝全國，並且能抵抗外國，才能辦到。這是怎麼能夠的事情？況且現在已經號令不行於地方，他若改變宗旨，於他有甚麼利益呢？」

對照訪談與演講，可知孫中山的眼光之犀利、高遠。如其指出，欲治民國，必須新舊兼通，新思想與舊手段皆不可或缺，這可謂不刊之論，可惜一些執政者常常漠視舊的一面，正如一些執政者常常拒絕新的一面；再如，他預測袁世凱背叛共和所可能面臨的危局，四年之後，不幸而言中。然而需要注意，孫中山對袁世凱的判斷，出現了一點致命的失誤：他居然認為袁世凱「思想亦很新」！須知袁世凱最大的欠缺，即缺乏新思想：「他對於共和政體的原則沒有真正的認識和了解，對國會的職能和真實用處，尤其是對國會內的反對派的職能和用處，同樣沒有真正的認識和了解。」（保羅·芮恩施語）「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國需要什麼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來他根本沒有實現共和或民主的願望。」（顧維鈞語）「（袁世凱）愛國及獨立之熱誠不足，又其思想終未蛻化，故終不能於舊勢力外，發生一種獨特的政治的生面也。」（黃遠生）……一個人具備共和知識，未必能將轉型中國引向共和之路，一個人不具共和知識，必定不能將轉型中國引向共和之路。

有人認為，當時孫中山已經察覺了袁世凱的狼子野心，故意引而不發，依然嘗試引導其步入正道。這個論斷，對於兩位當事人，都不公平。1912年夏天，袁世凱的種種言行，尚且談不上「狼子野心」；與此同時，孫中山並未看透袁世凱。

相形之下，袁世凱對孫中山、黃興的評價，堪稱一針見血：「孫氏志氣高尚，見解亦超卓，但非實行家，徒居發起人之列而已。黃氏性質直，果於行事，然不免膽小識短，易受小人之欺。」論知人之明，袁世凱可比孫中山高多了。話說袁世凱這輩子最大的學問，就是一個字：人。

袁世凱與孫中山顯然不是一種人，甚至處於相反兩極：論起源，一在北而一在南；論立場，一在朝而一在野；論頭腦，一守舊而一維新；論性情，一穩重而一飛揚；論風格，一實際而一理想……這是不是意味著他們不能合作呢？我則以為，性格等因素，只是小節，有時同性（格）反而排斥，異性（格）則可互補。就1912年夏天的會晤而論，他們已經表現了合作的足夠誠意，並實現了最起碼的合作。只不過，其合作的本質是妥協，合作之中不乏猜疑與防範（如孫中山在北京，屢次建言遷都）。他們所達成的共識，流於形式，只是暫時掩蔽了分歧，而不能化解那些根本分歧。所謂根本分歧，包括我們所談到的新舊之爭、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之爭等。這正關係孫中山的兩大失誤：他認為袁世凱兼具新思想和舊手段，能夠領導中國的民主轉型，故而十年之內，他不必再問政治；他以為民權主義已經成功，迫在眉睫的是民生主義建設，故而摒棄政治革命，投身社會革命。正是這兩點判斷，促成了他與袁世凱的會晤與合作。問題在於，時隔不久，他便發現自己的判斷出錯了。當他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宣告政治革命必須重來（「二次革命」）的那一刻，他與袁世凱不再是相談甚歡的朋友，而是勢不兩立的敵人。那25天的聚會，從此掩埋於歷史陰影之下。

2016年8月21日

參考文獻

《孫中山年譜》，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合編，中華書局1976年版

《孫中山年譜長編》，陳錫祺主編，中華書局1991年版

《孫中山與中國革命》，史扶林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黃興年譜》，毛注青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鳳岡及門弟子編，文海出版社印行

《惲毓鼎澄齋日記》，惲毓鼎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北洋述聞》，張國淦著，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

《黃遠生遺著》，黃遠庸著，華文書局印行

唐在禮《辛亥前後的袁世凱》，見《魂斷紫禁城：袁世凱秘事見聞》，吳長翼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

鮑牧松《1912年袁世凱與孫中山的會晤》，見《書屋》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