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關係壞到了什麼程度
整個世界而言，冷戰結束後，一直沒有建立固定的遊戲規則。對抗無處不在，軍火庫仍然有自身的邏輯。在這種情況下，烏克蘭危機以來，俄美戰略互信的水平已經遠低於冷戰時期。
冷戰結束並未改變美俄關係的性質冷戰是世界歷史上一段獨一無二的時期。其獨特性就在於，兩個力量均等的超級大國進行競爭，裝備了歷史上破壞力最大的武器，保證了國際體系史無前例的穩定。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形成了核導彈平衡，由於都面臨著被全面摧毀的威脅，為對手劃設了不可逾越的紅線。雖然並未避免邊緣地帶的衝突，通常借他人之手，表現為其他國家或集團間的衝突，其背後卻是兩個超級大國，但「世界和平」總體上得到了保持。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冷戰突然結束，這一現象也隨之消失。
不過，主要對手間關係的性質並沒有發生變化。平衡不再，但卻沒有出現固定這一變化、確立其他遊戲規則的新世界秩序。歷史上「世界秩序」的確立都是大戰之後的結果。勝利者訂立規則。例如，十七世紀經過三十年戰爭，而十九世紀是經過拿破崙時代。一戰後，試圖鞏固相互關係的努力失敗，導致二十年之後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確立了新的體系結構，一直延續至今。
美國總統奧巴馬（左）與俄羅斯總統普京。
冷戰是系統性對抗，但並未發展到武裝衝突階段。儘管眾所周知，這一切以誰的勝利告終，但是結果的形成並不依靠投降條件、其他正式文件，甚至不是體面的非正式協議。而且，似乎沒有勝利者，因為在公眾言論中，傾向於談論完成對抗的所有參與者都贏了。
實際上，大家都心知肚明，誰贏了，誰輸了。並相應地採取行動，特別是勝利者。然而並沒有「和平條約」，即1945年確立的規則依然有效。世界瞬息萬變：全球化、新的經濟力量的崛起、之前邊緣國家的解放運動。實際上開始重新審視冷戰的結果。但是想要回到二十世紀四十至八十年代的局勢，顯然已無可能，一切都發生了巨變。
這種條件下，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看，不可能進行戰略領域的真正合作。俄羅斯和美國之間周而復始的對抗開始了，相互視為潛在的敵人，而且是非對稱的敵人：俄羅斯，經歷了虛脫，對美國的優勢十分敏感，努力保持並增強自己的實力。華盛頓長期認為，俄羅斯需要很長的時間來恢復，對莫斯科不屑一顧。一旦發現，俄羅斯出人意外地恢復了在世界舞台上進行博弈的能力，其反應完全俗不可耐：懲罰克里姆林宮，孤立莫斯科，首先是減少技術方面的交往。而且西方固執地認為，蘇聯的解體首先是由於不可避免的技術落後，無法轉入下一種技術制度。
確保相互摧毀的邏輯根深蒂固
俄美兩國就反恐協商。
事件的發展就是這樣別無選擇嗎？有沒有可能克服冷戰對抗的慣性、轉入戰略領域的完全合作？況且有過這方面的嘗試—— 2010至2011年，俄羅斯和美國/北約討論了在被稱為國家戰略安全「神聖之神聖」領域- 反導的協作問題。
核均勢仍然是打開國際矛盾之鎖的鑰匙，而這把鑰匙既能打開，也能鎖緊這把鎖。無論莫斯科和華盛頓做什麼，不僅是遏制，而且「確保相互摧毀」仍然是相互關係的物質技術基礎。因為這些不勝枚舉的武器不可能有其他用途。任何國際問題的解決都不需要這樣龐大數量的導彈。那個時代的政治邏輯早已失效，整個世界發生了巨變。但「鋼鐵」的力量不容置疑，無論俄羅斯和美國怎樣試圖讓對方相信，不互相視為敵人，軍火庫仍然有自身的邏輯。
加快銷毀這些貯備不太可能。第一，戰略核力量—— 首先是政治武器和地位指標。誰也不會輕言放棄。對於俄羅斯更是如此，核武器是超級大國唯一的典型特徵。但華盛頓有一些理想主義者，幻想著「無核世界」，顯然不會認真地接受這一點。更不要說，兩個巨人在核領域一言九鼎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核武器擴散正在悄然進行，而中國的核武器，儘管不及俄羅斯和美國，但卻逐漸成為中國影響世界局勢的重要因素之一。
華盛頓和莫斯科都不會允許和北京處於同一「聯盟」之中，因為那樣的話，對抗其影響的配重就會更少。以前的思想認為，應該克服確保相互摧毀的邏輯，基於下列觀點：戰略領域的相互接近最終將使俄美之間的核遏製成為一種落後於時代的產物。政治家和外交家們認為，反導的聯合工作會降低對抗，這是一條理想的道路。假如認真地這樣做，遲早會出現下列問題，即相互發射導彈是荒謬的，因為「敵人們」正在共同建設聯合防禦。這是一條漫長、艱辛的道路，隨著美國、俄羅斯對二十一世紀現實威脅的認識，有可能成功。
然而，實踐中卻沒有成功進行對話。2010年12月，俄羅斯-北約峰會幾個月之後，專家們認真研究了俄羅斯和美國在反導問題上如何兼容的可能性。從一開始許多人就對協商原則的可能性產生了懷疑，但是磋商還是緊鑼密鼓地進行，直到2011年春季。六月，北約秘書長拉斯姆斯進行了總結：俄羅斯關於責任區劃分和系統交聯的建議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北約不能授權外部夥伴保障自身的安全。至此，內容豐富的討論壽終正寢。
隨後的偶發性嘗試不是軍事技術、而是政治外交解決方案。俄羅斯不強求反導的法律保障，在某些時候甚至不排除僅僅是政治宣言的可能性。但這兩點都無法達成一致。至於必要的法律文件，華盛頓於2001年退出反導條約，這就是說，美國參議院通過新反導條約的概率幾乎為零。任何「把美國手腳捆綁起來」的措施都會遭到立法者的頑抗，更不要說共和黨人熱衷於這一產物，即反導盾牌。在美國激烈政治鬥爭的條件下，奧巴馬總統執政期間不斷激化，行政當局不可能冒險通過不必要的政治宣言。
華盛頓建議，提高方案的透明度，擴大觀察員接觸數據的准入權。出於眾所周知的以下原因，這無法令俄方滿意：因為談到不是完整的核查系統，例如，像之前的裁軍條約那樣，這最多只是展示性表演而已。結果一目了然，2011年秋季，梅德韋傑夫與奧巴馬在檀香山的短暫告別性會晤，最終證明雙方缺乏共識。
60年的博弈一再證明，核武決定戰略穩定從那時起，俄美關係急轉直下，而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甚至嗅到了冷戰的硝煙味。反導問題重新列入議事日程，之前，不顧俄羅斯的強烈反對，布希當局已固執地在波蘭、捷克部署了第三個反導陣地。
烏克蘭危機讓人回想起，核武器作為遏制手段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假如沒有它，烏克蘭危機就有可能演變為俄美之間的直接衝突。核武庫的存在完全排除了這一場景。由於烏克蘭事件，許多人回想起半個世紀之前的古巴導彈危機。當時這一危機成為一個里程碑，此後確立了嚴格的遊戲規則，一直生效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兩個超級大國的摩擦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開始激化。當美國直接在靠近蘇聯邊境的地區（土耳其）部署核武器，蘇聯領導決定回擊，在古巴部署裝有核彈頭的導彈，這種緊張關係達到了頂峰。華盛頓對古巴實施了海上封鎖，宣布將使用武力攔截蘇聯向該島運送核武器的船隻。神經高度緊張的幾天之後，事件成功解決。克里姆林宮放棄了自己的企圖，美國也很快悄無聲息地從土耳其撤走了自己的裝備。
2014年2月20日，烏克蘭反政府示威者在獨立廣場上與警力發生衝突。
古巴導彈危機成為冷戰的巔峰，因為划出了對抗雙方都不準備逾越的紅線。1962年10月之後，核衝突的危險降低了。當時戰略穩定的概念作為穩定世界的保障而出現。之後，增強潛力成為一種目的，但卻可以保障不使用核武器。
古巴導彈危機證明，地球的命運，包括生物體和政治體系的命運，掌握在兩個大國手中，他們能夠調整這一命運。雖然並不理想，但卻不會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美俄互信水平甚至遠低於冷戰時期當年局勢的結果影響至今。首先是核武庫和控制工具，以及莫斯科和華盛頓關於這一問題永無休止的爭論。然而過去冷戰的主題就是，兩個玩家主導，並能夠控制世界安全，但現在湧現了更多的大國，試圖影響國際局勢的走向。以前的集團紀律不再有效，之前服從大國的國家越來越自行其事。合法的不平等（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和《核不擴散條約》中同樣的五大國）加劇了這一不滿，而且自詡的「世界領袖」沒有履行自己穩定國際體系、調節衝突的義務。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或者互相制衡，或者基於大國利益的互換通過決議。
今年3月，普京訪問克里米亞。
核武器仍然是一種重要的遏制因素。俄羅斯政治經濟學家卡拉加諾夫指出，假如沒有它，世界力量在西方和亞洲之間快速重新分配，就不會進行得如此順利。歷史上這種轉移總是伴隨著戰爭。
尖銳對抗的風險依然存在—— 太平洋已經取代了大西洋，成為世界政治的風口浪尖。理論上講，可能出現古巴導彈危機的亞洲翻版。例如，台海危機，或中國試圖加強對南海的控制而引發危機。如果美國自認為是世界領袖、在地區盟國眼中具備行為能力，在中國意志增強的情況下，就不得不做出反應。東亞、東南亞大量的領土爭端有可能成為中美戰爭的導火索，就如同五十年之前的華盛頓和莫斯科。
與半個世紀前相比，局勢有著本質差別。缺少一言九鼎的主體，而且要求自身話語權的國家越來越多。令人費解的是，這些國家如何認識赫魯曉夫和肯尼迪五十年之前劃定的紅線。俄羅斯和美國，作為擁有核武庫的大國，肩負著特別的責任，但卻沒有感到有必要在這方面採取聯合行動。作為一種悖論，今天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水平甚至遠低於冷戰時期。當時還有鐵的規則、限制在生效。現在一切都很不順利，自己摸著石頭訂立規則，卻不努力協商。
新的世界中，對抗是多層次的，並非只有兩極。如何保持戰略穩定，是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應關心的主要問題。由於相互遏制，作為系統對抗的冷戰才沒有轉變為熱戰。但是冷戰並非以所有遊戲條件、規則、形式上的協議而結束，缺少了這一條，就不可能寄希望於解決將來越來越多的局部衝突，不可能在國家安全的敏感領域開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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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軍孫軍，博士，主要從事俄羅斯防空反導防天理論、空天裝備發展理論研究。先後在 《中國空軍》等雜誌發表多篇文章，出版《中國空降兵》、《中國軍隊與聯合國維和》等多本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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