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馬金森：加州高等教育總體規劃和高等教育系統的成敗及對中國的意義

▲西蒙·馬金森

作者簡介：西蒙·馬金森，倫敦大學學院教育學院國際高等教育的教授，英國社科基金/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主任，Higher Education聯合主編。

▲文雯

譯 者：文雯，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學；胡雪龍，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學。北京 100084

來源：《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7年2期。

　　內容提要：加州大學校長克拉克·克爾和他的同時代人共同創造的1960年加州高等教育總體規劃，首次讓數百萬美國家庭有機會進入到大學，並締造了世界上實力最強的公立研究型大學系統。基於納稅人對教育機會平等這一公共利益的共識，在分層的高等教育體系中兼顧優秀和普遍入學的加利福尼亞理念，成為世界範圍內高等教育的主導模式。然而，支撐加州理念的政治條件本身已經消失。總體規劃實施的20多年後，納稅人的共識被打破，加州也不再提供保障優秀和普遍入學(尤其是非白人和移民家庭)的財政條件。現在許多學生被拒之大學門外，公共學費不斷上漲，研究型大學面臨新的挑戰。加州高等教育入學率曾經一度在美國名列前茅，現在被遠遠甩到後面。本文考察了以總體規劃為代表的加州高等教育體系的興起和式微歷程，並總結出對其他國家普遍的經驗教訓以及特別對中國的意義。

　　關 鍵 詞：高等教育 加州/教育規劃 學生參與 經濟不平等 教育分層

　　中圖分類號：G6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519(2017)02-0001-13

　　一、加州高等教育總體規劃

　　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在美國歷史上是一段非比尋常的時期。各種理念、身份認同、流行文化和政治反叛大爆發，並在60年代末達到鼎盛。在美國，強勁、持續的民主力量外溢，阻礙了對此前十年的審視。這十年以大學、研究、理念、政府等各個領域不斷增長的期待和全面的創造性為標誌。政府一度成為滿足公共利益和實現社會集體福利的積極手段，那時的政府還沒有背負後來的罵名。這一歷史時期是民權運動高漲的時期，也是林登·約翰遜的「偉大社會」時期。政府及其批評者都希望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他們也都相信這是可能的。

　　在高等教育領域，這一時期出現了1960年加州高等教育總體規劃(以下簡稱「總體規劃」)。托馬斯·皮凱蒂①在《21世紀資本論》中通過對經濟社會不平等的歷史考察，發現在工業化國家中，1945年後不尋常的社會環境為社會流動提供了更多通道，而高等教育在社會分配中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

　　在一戰之前，繼承財富和資本阻礙了通過工作和教育而實現向上流動的可能。然而，兩次世界大戰和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耗盡了一大批財富。這部分上層階級的空缺為1945年後的社會流動騰出了更多的空間。在戰時為了調動資源的各種稅收政策，包括收入所得稅、財產稅、遺產稅在戰後依然被延續下來，減少了代際的轉移，為中產階級的壯大創造了更多的空間②。與後期相比，這時的最高稅率非常高，管理層的薪酬受到限制。在美國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勞動收入而不是資本收入是主要的財富來源，皮凱蒂所謂的「世襲的中產階層」的房屋所有權得以擴大。與中國過去的二十多年類似(儘管不會一直這樣)，上個世紀60年代的美國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機會比通常要大得多，部分緣於此，向中產階層晉陞的空間也愈大。1945年到1975年間經濟持續30年增長，擴充了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就業機會，尤其是前者極大地提升了績效。再加上高等教育在科學技術方面的作用，它成為美國社會中更為重要的角色，是通往家庭、經濟、乃至國家未來的必由之路。如同中國當下這般③，20世紀50、70年代的美國高等教育為中產階級的成長提供了巨大的引擎空間。

　　1.克拉克·克爾和總體規劃的協商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處地方的高等教育，比美國最大的州——加利福尼亞州的高等教育規模更大、思想更原創、創新更為影響深遠。塑造加州高等教育的關鍵人物是克拉克·克爾，他曾在1952至1957年擔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名譽校長，1958-1967年任加州大學校長。克爾是1960年加州高等教育總體規劃這一聞名於世的組織系統的主要設計者，總體規劃重塑了美國乃至全世界的高教系統，克爾也是迄今為止對現代研究型大學最有影響力的著作《大學的功用》的作者。

　　克拉克·克爾是加州高等教育總體規劃的主要設計師、策劃人、協商者、擁護者，也是其面向公眾的發言人。總體規劃實施的直接背景很明確：儘管加州面臨了經濟危機，但是州政府仍然有足夠的財政經費支撐高等教育系統的擴張；各教育部門之間分工不清，盲目擴張和無序競爭。問題在於什麼樣的計劃，或者說誰的計劃可以改變這一現狀?研究型大學、州立學院還是政客們的計劃?克爾「意識到大學需要在建立共識方面發揮領導作用，尤其是當大學想要保持其在三螺旋系統中的獨特地位時」④。這個規劃與其說是一個制度藍圖，不如說是相互鬥爭的政黨之間的艱難談判。

　　加州大學所採取的策略顯而易見，我們的三個新校區……戴維斯、聖塔芭芭拉、河濱校區三個項目，即便沒有加州大學，也足以彌補博士生培養和科研設施的不足，並滿足人口快速增長的政治需求。我們不想跟另外16所新增的「大學」校區(12所已經建成的和4所正在建立州立學院)共享資源，他們會要求減輕教師的教學負擔，增加科研補貼，這些將會增加高等教育成本。我們不希望看到州立學院丟棄尤為重要的技能培訓的功能於不顧，反而熱烈地追求神聖的精英型學術研究的地位。加州不需要一個每一部分都專註於成為第二個哈佛、伯克利或斯坦福的高等教育系統。質量方面的提升是可取的，但是質量的提升應該從屬於不同模式下的不同方向。我們需要的是三種改進後的模式：開放入學模式、應用技術型模式和研究型大學模式。如果州立學院「晉陞為大學」，那麼必須建立一些新的學院以服務於綜合技術的角色。⑤

　　在一番討價還價之後，克爾和加州大學佔據了上風。儘管州立學院獲得了作為一個教育部分的連貫性和自主性，但是他們仍不能進行學術研究和授予博士學位。克爾認為加州雖佔全國人口的9%，但是卻擁有全國15%的精英型研究大學⑥。因此，加州不需要更多的研究型大學。克爾不遺餘力地確保加州大學享有其近乎壟斷的科研地位，他的這一警惕一直持續到協議的最終達成。

　　2.卓越與普遍入學

　　總體規劃的政策性特點、規範性權力和持久性成就在於，它把優秀原則和普遍入學原則有機結合起來，並在實踐中取得成效。直到上世紀60年代，這些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認為是彼此對立的原則，而克爾和總體規劃的起草者們證明了在一個系統內同時實現這兩個原則是有可能的。為了實現這兩個原則，加州總體規劃建立了高等教育三級結構。

　　加州精英型大學通過壟斷學術科研的財政支出、僅錄取學業成績排前12.5%的高中畢業生來確保其卓越地位。這一類大學與兩年制的社區大學之間的過渡部門則是州立學院，只招收前33%的高中畢業生並提供四年制的學位教育。儘管沒有學術研究和博士培養，州立學院仍然被置於高等教育系統的上層，在其之下是為數眾多的以普遍性入學為原則的社區學院。通過確保低層次大學向上一級流動的數量，從兩年制和四年制的高等教育機構向上流動的限制得以鬆綁。由於大部分入學機會存在於低層級高等教育機構，如果總體規劃旨在保持和擴大機會公平，必須依賴於層級之間的流動功能，以及學校幫助學生從任何地區、社會和種族背景下成功向上流動的能力。

　　此時，革命性的變化就是開放入學。總體規劃保證為每一位高中畢業生或任何有資格入學的個人提供進入學院的機會。1960年，加州45%的適齡人口獲得了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全國平均水平為25%)。總體規劃承諾要讓加州走在全美的前列。它保障了高等教育入學率持續增長以滿足經濟和人口增長的需求。1975年之前，加州高等教育入學率翻了三倍。加州的成功表明通過移除入學障礙並確保向上流動，高等教育能夠實現社會公平。現在在許多國家，承諾普遍入學機會似乎是一項司空見慣的政策，但確是1960年加州高等教育總體規劃首開先河。

　　儘管普遍入學很誘人，但是在財政方面，它卻並不像期待得那樣充裕。在最初的15年，總體規劃通過將四年制學院入學機會增長轉移至兩年制學院入學機會的增長來節省經費⑦。社區學院設立在州內任何居民可到達的距離範圍內，也比提高研究型大學入學率要便宜得多。

　　3.公共使命

　　加州總體規劃是有關加州社會，甚至可能是美國社會對高等教育的公共福利的承諾——這也正是長期以來維持了美國民主(雖然也經常隱匿於個人利益之下)的社會團結，它被美國高等教育宏觀制度設計者所重視，包括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層面。克拉克·克爾和他同時代的人們與新自由主義者的思維模式很不同，後者對於後來主宰了美國的政治生活的市場經濟盲目崇拜。而恰恰是這種公共願景和公共支出才奠定了加州高等教育體系(正如中國也由國家和規劃建立起現代高等教育)。如果加州放棄了迎合市場的任務，還有國家予以接盤。

　　加州總體規劃在普遍入學原則、系統性特徵、基於勞動力分工的三級結構設計等方面很典型地體現了其公共性。所有三個層級都體現了公共福利性、民主開放性和為全體公民的服務性。這項規劃也是被共同建構起來的，體現了高等教育系統超越個體高等教育機構集合的理念。高等教育系統是由相互依存的機構在共同的公共結構的框架內運作，並共同致力於一套規劃性思想。這些高等教育機構以及其內部的各個學校和研究團隊，僅限於在結構內部相互競爭。這一理念與當時的主流理念即認為大學是一個獨立的公司並對美國私人領域產生重要影響背道而馳。

　　總體規劃也有利於大學的利益。它使得大學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州政府內保持長久的自主性。這意味著如果各部門都遵守規則，高等教育幾乎可以進行自我管理。藉由校長辦公室，加州大學的各個分支校區可以免受其他州立大學所遭受的直接政治干預。在法律意義上，加州大學不屬於州政府，也不屬於加州人民，而由校董擁有。這種正式的獨立性對大學而言是非同尋常的，儘管與州政府關係的持續由資金關係所維繫⑧。州立學院，也就是後來的加州州立大學由新的教育理事會管轄，保證它們不再盲目地相互競爭。不同於一個總領性的理事會，這些低調的協調委員會保證了各部門之間的合作。

　　機構的自主性並不一定與總體規劃的公共性特徵相矛盾。加州的高等教育作為公民社會，屬於全體公民但卻與獨立於政府。高等教育機構的公共連通性由其與理事會的關係以及與社會直接的關係所體現，但是高等教育機構可以選擇它們回應社會的方式。這是一種與政府直接行政管理所不同的「公共性」，包含了民主的目的、普遍的入學機會、公開透明的信息和廣泛的社會參與等，但卻將競選或政治獲利排除在外。

　　高等教育機構還不能逃避社會責任。對總體規劃的信賴是基於大學和學院在自願的基礎上，有能力辨別和滿足社會需求、聽取不同利益群體的聲音，並試圖說服他們加州高等教育的模式是為了全體公民。他們必須成為普遍入學和優秀原則的擁護者。在這種禮物經濟模式下，高等教育機構共同地或單獨地提供給公眾的禮物，即大眾教育、英才教育、探索未知和智識上的領導力。兩年制的學院向所有人開放大門，承擔了為加州公民提供文化素養和社會機會的任務，精英型的加州大學則致力於提供高水平的科學基礎設施、普通學科教育和專業訓練。

　　在公共非市場形態的生產領域，產出的數量和質量是沒有天然的限制的。當在有限資源的條件下選擇一種行動而不是另一種行動，產生的只有機會成本。同樣存在的還有對想像力的限制，但對於研究型大學來說這也不太能成為一種約束，因為一群睿智的人可以擁有去中央化優先權。作為回報，加州大學獲得了資源累積的自由，以及地方性、全國性乃至世界性的權力——這些都是基於提供公共補貼並確保其流動。他們得以掌控自己的命運，擁有體制上的獨特性和創新性。這讓研究型巨型大學在攀登高等教育系統的頂峰，成為現代世俗秩序的皇冠之時，既能符合公共利益需求又能保持自我。在上世紀60年代的加州，公共教育和科學，而不是戰鬥艦或銀行，被視為更高的公共利益。

　　4.成果之一：卓越

　　1960年之後加州高等教育總體規劃的各部分如何進一步開展呢?

　　想像中的社會形態付諸實踐後永遠不會像它們的理想版本那樣光彩照人。大規模的、影響深遠的建設在多數情況下往往遭受失敗。儘管如此，事實上並不存在鐵律，觀念和現實之間的距離、計劃失敗的程度，因情況而不同。在加州高等教育的例子中，現在的政治、財政和社會狀況與1960年的情況大相徑庭，但是仍然在願景的某些方面維持了原來的承諾，而在某些方面未能盡守承諾。儘管如此，三個子部門之間的分工已經被證明是穩定的，在其他國家更是實現了從底層級到高層級的「學術漂移」。在加州，巨型大學比整體系統設計運行地更好。卓越比普遍入學的目標實現地更為徹底，通過公共教育實現機會公平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加州大學的所有校區(除了2005年成立的莫塞德校區，現在仍處於發展中)都維持了在學術研究方面無可置疑的卓越地位。在上海交大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中，2016年共有7所加州大學分校入圍世界前60。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排名第三，僅次於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領先於劍橋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牛津大學、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排名12，聖地亞哥分校排名第14，緊隨其後的為舊金山分校(21)、聖塔芭芭拉分校(42)、爾灣分校(58)、戴維斯分校(75)、聖塔克魯斯分校(83)。河濱分校同樣也位列前200⑨。如果說科學是這個世界的希望，那麼大部分的希望將繼續投向加利福尼亞。

　　萊頓大學科技研究中心(CWTS)提供了關於高質量大學科研產出的更為詳細的比較。它列出了每所大學期刊論文高引用率(在該領域中前10%的引用率)的數量。在2011-2014年，伯克利分校產出的論文的20.9%為高引用率論文。在這四年中，共有2669篇高引用率論文，僅次於哈佛、斯坦福大學，以及規模更大的公立大學——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和美國的密歇根大學。這一項指標顯示了伯克利分校的總體科研潛力，這些還是在伯克利沒有醫學院和相關臨床醫學研究的情況下所達到的程度。緊鄰伯克利並擁有醫學院的是舊金山分校，在2011-2014年產出1990篇高引用率論文。伯克利和舊金山共擁有4569篇這樣的論文，比他們同區域的競爭對手斯坦福大學高出45%。在萊頓大學的具體學科領域的測評中，加州伯克利分校在物理科學和工程領域的高引用率論文數量排名世界第一，清華則為第四。戴維斯分校在生命和地球科學領域排名第一，伯克利分校排名第三。舊金山分校在生物醫學和健康科學領域擁有高達世界第四的高引用率論文數量。在數學和計算機科學方面，伯克利排名第六，值得注意的是，清華在這一領域排名第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排名第三。

　　儘管取得了這一巨大成就，加州資助削減，尤其是2008-2009年經濟衰退後，意味著加州大學在與斯坦福大學爭奪全球頂尖研究人才時競爭力減弱。但由於州外學生數量與日俱增，導致加州大學的學費不斷上漲，加上學費折扣和學生資助的步伐更為靈活，有助於本州學生的學費價格下降。

　　5.成果之二：入學機會

　　當我們將視線從卓越的目標轉移至普遍性入學的目標時，情況變得更為複雜。加州大學的各校區仍為普遍性入學原則做出了貢獻，低層級的學校在總體規劃的前25年有所貢獻，但是自此之後他們在這一方面開始有所動搖。加州大學——包括伯克利分校、洛杉磯分校、聖地亞哥分校——在招收來自弱勢社會經濟背景的學生方面，比世界任何其他排名前列的研究型大學都更多——比英國的牛津劍橋高出許多，我估計它也高於中國的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總共有42%的加州大學學生獲得了聯邦佩爾助學金(分配給年收入少於44000美元的家庭的學生)，這使得大學在促進社會流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加州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磯分校中獲得佩爾助學金的學生數超過了美國排名前16位的私立學校的總數之和。2014年伯克利分校招收了9742名接受佩爾助學金的學生，相比之下，康奈爾、哥倫比亞、賓夕法尼亞、哈佛、布朗、耶魯、達特茅斯和普林斯頓大學總共才招收了10106名獲資助的學生⑩。加州大學的所有學生資助都是以需求為基礎的。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累積學費制度(progressive tuition regime)下，40%的學生不支付學費，並由高收入家庭提供學費。伯克利的所有學生中，有65%的學生獲得了經濟援助，其中一半的學生畢業時無債務負擔。2013年伯克利畢業時平均負債為19000美元，略高於美國平均水平(27000美元)的2/3(11)。

　　然而，加州大學只錄取了適齡人群中的少數人，單靠它自己不能維繫整個加州社會的機會平等制度。在這一方面，加州整體高等教育的成效並不顯著，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來自規劃內部和外部的問題。

　　從總體規劃的內部來看，它低估了入學人口增長的規模及其對各層級之間平衡的影響。1960年以後，加州的人口增長比預計的更為迅速，而社會對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長超過了人口的增長。總體規劃本身也提升了期待。但是，平等入學機會的持續憑藉的是學校將學生從加州各社區、各社會階層輸送到高等教育的能力，依賴的是社區學院讓學生圓滿完成學業的能力，仰仗的是學生從社區學院向上轉學至加州州立大學和加州大學的規模，以及加州大學和加州州立大學隨社區學院的擴大而相應地擴增容量。反過來，每一方面的發展都依靠於必要的公共資源的支撐，中小學以及高等教育的三個層級能夠繼續免除學費或維持較低的學費水平。換句話說，最為主要的困難就是擴展高等教育系統所需要的資源遠遠大於1960年的預期，尤其是在1980年之後，這使得總體規劃很容易受到州政府財政的影響。

　　不斷增長的成本也影響了總體規劃各層級部門之間的平衡。按1960年的計劃，入學增長主要集中在社區學院。加州大學和加州州立大學不必按照比例擴張。社會流動的直接機會減少。在大多數有研究型大學的國家裡，通過擴張既有研究型大學的入學規模或建立新的研究型大學，大學入學人數在過去四十年中顯著地增長。這一擴張拓寬了向專業性、管理性職位流動的通路。然而，加州的研究型大學的招生仍然只局限於前12.5%的畢業生。這是原始系統設計的一個缺陷。它使得加州系統的轉學功能承擔了太多壓力。在一個垂直的高等教育結構中，依賴於不同層級高校之間的轉學是實現社會准入的次要方式，因為它要求學生有更大的實現願望的毅力。

　　外部因素則是加州變化的種族人口構成、日益加劇的不平等、財政政策，以及整個國家不斷增長的經濟社會不平等。1970年加州有77%的白種人、12%的拉丁裔、7%的美國黑人以及僅佔3%的亞裔或太平洋島民。種族分布隨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10年，40%的加州人為白種人，38%為拉丁裔(許多是第一代移民)，13%為亞太裔，6%為非洲裔美國人。最富有的人群集中在白人群體。拉丁裔人口比白人人口更為年輕化：公立學校6年級的學生中，有51%是拉丁裔，白人佔27%，亞裔佔11%，非洲裔佔7%。儘管拉丁裔在2009年的高中畢業中佔到了43%的比例，但是在公立高等教育中的比例僅為28%，在加州大學的比例為16%。加州大學中白人比例為38%，亞太地區人口高達33%，非洲裔僅為4%；但在州立大學和社區學院種族分布比例更接近於平均人口比例(12)。

　　像其他多數種族群體一樣，拉丁裔和非裔的在校生人口由混合的階級構成，但是他們大部分集中分布於貧困社區的資金貧乏中學。2012年有79%的高中應屆畢業生順利完成學業，而有8%的學生留級。拉丁裔學生的畢業率為73%，非裔學生的這一比率僅為66%。

　　社區學院的畢業率和轉學率反映了學校制度中的區域和種族不平等。入學機會、保有率、畢業和轉學都極為有利於白人中產階級，距離1960年的機會平等的承諾相差甚遠。1950年，從社區學院轉學至加州州立大學和加州大學的比例因地域不同，南加州地區的轉學率為8%，舊金山灣區則有50%——小部分社區學院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和其他分校中的入學中發揮重要作用。15年後，只有22%來自社區學院的學生轉學至四年制學位高等教育機構(13)。非裔和拉丁裔學生的轉學率遠低於白人或亞裔學生(14)。社區學院被及時畢業就業和轉學至更高學府的博雅教育的學術要求所拉扯(15)，而他們並沒有充足的資金滿足任何一方的要求。自1960年起，兩年制文憑在勞動力市場地位進一步下降，這可能導致學業完成率的下降。學費增加是必要的，但是卻會對招生產生威脅。加州州立大學的經費日益不足，轉學率在不同機構和地域之間也有較大差異。相比較加州大學高達90%的畢業率，加州州立大學只有45%的畢業率(16)。

　　二、美國政治對加州規劃的限制

　　事實上，加州的種族問題和貧困問題不僅與教育不公平相關，而且與把教育看作是一種公共福利的共識的破裂有關，而總體規劃恰恰是倚賴於這一共識才贏得了納稅人支持。

　　1.徵稅作為一種偷竊行為

　　20世紀70年代加州和其他州的反稅運動是由美國人根深蒂固的理念所推動，即認為向全體人民徵稅但卻只有少部分用於公共利益(如國防)是非法的。這一理念儘管在美國歷史上從未缺席，但是從70年代中葉以後卻逐漸贏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

　　1978年，加州的反稅運動取得重大突破，投票通過了第13號提案，大幅削減財產稅，而這一項稅收是當地各郡和學區的主要收入來源。當州政府採取行動保護學校、城市和地方上社區的利益時，就不可避免地減少了其他領域的預算，包括高等教育。一系列進一步減稅和稅收相關的措施接踵而至。1988年，部分因為是對第13號提案進行補償，加州通過了第88號提案，將州政府40%的收入分配給學校和社區學院。考慮到所有的支出授權和稅收限制，15%的預算未被如期分配，而三級高等教育體系包含在這15%的預算之內。第13號提案和反稅運動表明老齡化的白人中產階級並不願意向所有學區、面向所有公民和非公民(包括合法和非法移民)資助優質教育(17)。

　　對高等教育的全面影響並沒有即刻體現出來，但是這種影響不斷地累積。州政府財政收入經歷過一段增長時期，但這並沒有完全彌補經費削減帶來的空缺。從1990年開始，加州已經不能對總體規劃予以充分支持了。接下來的2008-2009年經濟衰退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財政衰退，這一影響進一步蔓延至高等教育的三級系統，而且大部分的財政減少似乎是永久性的。

　　在塑造總體規劃的原則方面，財政削減帶來的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加州公立高等教育不再提供普遍的入學機會。80年代預算削減時期社區學院第一次拒絕學生入學。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中期，每年至少有200000名潛在的學生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加州州立大學的入學人數第一次下降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共減少了50000人，2008-2010年經濟衰退後州立大學再一次無法接受所有符合條件的學生(18)。在世界範圍內，越來越多國家的高等教育系統提供了近乎普遍的受教育機會。加利福尼亞曾經實現了普遍入學，卻是輝煌不再。

　　加州已不再是高入學率的高等教育國家模式。1960年加州的高等教育入學率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2010年在18—24歲學士學位擁有者比例上，加州在50個州的排名中位僅列第43位。

　　克拉克·克爾可能對他的成就喜憂參半。55年來，總體規劃在研究型巨型大學中運作良好，創造了加州高等教育的卓越地位，提供了藉由成為學術精英而晉陞至較高的社會階層的機會。但加州高等教育系統在提供普遍入學機會的同時維持大眾化高等教育質量這一目標上卻失敗了。無論是原有的宏偉願景還是強有力的政治經濟支持都被動搖，使得總體規劃最後的實施步履蹣跚。加州已經喪失了60年代支持其規劃得以實施的公共價值觀，即通過高等教育實現普遍社會進步的信念，並將稅收作為一種用於公共利益的共享資產，而不是減少個人自由。

　　2.對公共利益承諾的式微

　　為什麼在加州和美國對於共同公共利益的支持會式微?美國反抗稅收的觀念興起於冷戰。1951年國防專家阿羅(19)發表了一篇關於「社會選擇和個人價值」的論文，探討了是否能夠通過加和個人偏好獲得集體理性的群體決策。阿羅使用集合論證明了，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個人在三個或更多的選擇上做出決策時，無論是通過投票、社會福利政策還是市場，在邏輯上都不能從個人偏好中獲得集體理性的群體決策。沒有任何共同決策能夠滿足每個人的個人偏好。在集體決策的情況下，選擇一個假設就必須放棄另外一個假設——要麼以個人偏好為基礎，那就不可能實現集體理性的結果；要麼個人在喪失自由的情況下確定個人的目的。不違反個人自由，就不可能有「公共利益」這件事，這被稱作「不可能定理」。

　　最重要的是，阿羅的論證基於他的起始立場：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盛行，認為所有事物都是個性化的，共同的社會利益就是個人利益的聚集(20)；個體基於實用性進行決策；他們的偏好是不受限制的和不可侵犯的；不同個人偏好之間是不可兼容的(21)。「不可能定理」假設自給自足的個人自由是絕對的。保證個體充分享有和行使個人自由的共享條件是理所當然的，即使所有人都不顧他人而追求絕對的自我利益，令這些社會條件遭到致命破壞。然而，出於對蘇聯集體主義的抵觸，阿羅的極端個人主義的邏輯在美國吸引了眾多擁躉者(22)。他的觀點也被詹姆士·布坎南所採納，提出了社會選擇理論。布坎南反對他自己提出的所謂「規範性妄想」(normative delusion)，即「政府以某種原因成為一個仁慈的實體，那些代表國家的決定通常是出於普遍的或公共利益的考慮」(23)。

　　理念很重要。羅納德·里根作為一名把公共選擇理論付諸實踐的總統，他的總統競選口號就是政府不是萬能解藥。這完全翻轉了約翰·肯尼迪總統1960年競選口號，以及林登·約翰遜在60年代提出的「偉大社會」理念，而這些都為類似於加州高等教育總體規劃這樣的大型集體方案的實施，提供了政府和公共支持。為了反對公共利益的概念，里根減少了對高收入和資本收益的稅收，削減了社會公共項目的開支，包括聯邦教育經費，並降低了工會的地位，這些都導致行政收入激增。最高稅率從70%降至28%。自1980年開始，美國收入不平等開始上升。

　　3.1980年後的收入不平等

　　自1980年開始，由於置公共利益於不顧，美國個人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現象極大擴張。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改變了公立高等教育的條件、性質和潛力，使之與克拉克·克爾和他的同事們夢想並為之踐行的世界漸行漸遠，在克爾的世界裡總體規劃是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在英美國家，財富和收入在前10%、前1%、前0.1%、前0.01%人群中的集中量從1980年起開始出現大幅上漲，尤其是在頂部人群(24)。在1980至2010年間，美國前0.1%的高收入群體所佔的收入份額從0.2%上升至近10%。皮凱蒂發現美國勞動收入的不公平比觀測到的其他地方都更甚(25)。賽斯(26)提出在經濟衰退過後(2009-2012)，美國前1%的高收入群體的收入份額佔據了全國95%的勞動收入。而據經合組織統計，在2000-2010年最貧窮的美國人的平均收入下降了15%(27)。

　　美國目前的主要特徵在於勞動收入不平等的最高水平(可能高於世界上任何歷史時期的任何社會，包括技術差距非常大的社會)，但是財富不平等的水平小於傳統社會和1900-1910年間的歐洲社會的情況(28)。

　　20世紀70年代的北歐國，是最平等的現代社會，前1%的收入群體佔據全部收入的7%。2010年，歐洲前1%的收入群體佔全部收入的10%，美國的這一比例為20%，與19世紀晚期歐洲貴族社會保持同一水平(29)。然而，更為現代形式的工資不平等被作為精英的要素之一而被合法化。它被視為努力工作的產物，而不僅是財產和資本的結果，儘管社會網路關係在精英畢業生招聘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表明，高勞動收入的競爭不是一個公平競爭的領域。皮凱蒂把美國社會稱為「超精英化社會」(hypermeritocratic society)，或者至少是「社會頂端的人群把它稱之為超精英化的、非常不均等的社會，但是位於收入等級體系中尖端人群的財富仍然是由勞動收入所得而不是繼承財產」(30)。認為美國工資不平等主要是由技術變革所造成的觀點早已過時，大多數國家也有類似的技術變革，但卻形成了不同的收入模式(31)。美國的不公平主要集中於高層管理者，尤其是在金融和商業服務領域(32)。排名前0.1%的高收入群體中2/3是管理者(33)。

　　4.收入不平等和高等教育

　　如同其他英語國家，美國的經濟社會不平等的迅猛增加發生於高等教育的正式參與率接近或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之時。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數據，2013年美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為89.1%(34)。按照人力資本理論，教育產生的人力資本決定了邊際生產率，而邊際生產率決定了畢業生的回報率。這表明，日益增長的收入不平等根源在於日益增長的技能和生產力的不平等。然而，美國的高等教育，儘管高度分層，即富裕家庭充斥了領先的私立大學，卻在1980年開始的高收入人群的洶湧增長中呈減緩之勢，這是因為高收入的迅猛增加主要是由稅收政策和勞動收入決定的(35)。

　　教育和日益增長的收入不公平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除了通過人力資本方程，還藉助社會再生產的過程。在任何一個時代，機會平等的內在局限都是家庭在經濟、社會、文化資源中不可化約的差異的持久性。美國不斷增加的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放大了不同社會背景對於教育結果的影響。教育不公平反過來又會再生產並強化之前的經濟社會不平等。在高度分化的美國高等教育系統，這些再生產要素被進一步加強。

　　在社會底層，低收入的受助人進入到教育等級體系中低價值層次的社區大學。隨著不平等增加，高等教育成為愈加昂貴、卻又不太有用的謀生或實現社會流動的手段。公立的大眾化高等教育的社會和經濟價值，以及它的受眾的能力和動機都被掏空。美國高等教育入學率曾經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現在卻在走下坡路。

　　2013年美國家庭收入的前1/4中有接近77%的人群在24歲之前完成了學士學位教育。這部分人群的畢業率相較1970年幾乎翻了一番，從40%上升到77%。在家庭收入的後1/4中，畢業率也增加了，但是僅從1970年的6%增加至2013年的9%。在第二四分位的人群中，2013年的畢業率為17%(36)。因此，絕大多數收入居於後百分之五十的群體在24歲之前沒有完成高等教育，但是絕大多數的收入居於前1/4的人完成了高等教育。

　　這些國家模式很好地解釋了80年代加州教育機構經費縮減、質量下滑以及社區學院和州立大學的低完成率和低轉學率。在《不平等的程度》中，政治學家馬特寫道：「在過去的三十年里，我們高等教育系統經歷了從促進社會流動到加劇社會不公平的轉變」。高等教育孕育了一個「越來越像種姓制度的社會，它讓美國人在不同社會階層中長大，拓寬他們之間的差距並使之愈加固化。高等教育將美國人按照收入不同而分層，而不是提供機會之階」(37)。在這種外部環境下，總體規劃的普遍入學任務不可避免地受到動搖。同時，規劃的失敗又進一步加劇內部結構的局限性。

　　三、加州的經驗教訓

　　政治文化和國家戰略在世界各地的差異很大。在美國，不同年代之間的差異也很大。美國公立高等教育，雖然一度是光輝的榜樣，但其現代悲劇在於它的民主承諾和它對個體決定的個人自由和成就的貢獻，這些美國政治左翼和右翼所共有的中心價值觀不斷勢弱。美國的悖論在於國家在正常的商業活動中推翻了自己的信念。從某種意義上說，上一代的不平等狀況是美國的典型特徵，而在製造不平等之前真正致力於機會平等也是美國的典型特徵。從這個意義上說，總體規劃的停滯不前既否定了國家特徵，也實現了這一特徵。然而，美國理念的影響並不局限於美國或者只是妨礙了美國國內的失敗。20世紀60年代美國在優秀和普遍入學方面的傑出成就，即創造世界一流大學的同時實現普遍入學以及教育向上流動的機會，為許多國家的高等教育樹立了標杆。

　　加州總體規劃現在可能搖搖欲墜，但是自60年代起，它的影響逐漸蔓延至世界各地，從未止步。在不斷擴大的高等教育入學率以及對基礎科學和研究導向的創新的政策傾斜下，克爾在《大學的功用》中所指的綜合性研究型巨型大學現已成為各地高等教育紛紛效仿的範本。有三種明顯的方式：第一，越來越多的學科建立在綜合性研究型大學之中，而不是分離的學院內部。其次，在一些國家裡，專門從事於一組狹窄學科研究的非高等教育機構和一些提供精英教學和職業培訓的非研究性機構，都被納入到研究型大學中(38)。第三，許多國家的政府已經實施了資金和績效管理政策，旨在提高特定精英機構的學術成果在世界參考系中的地位(如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運動)。

　　加州高等教育總體規劃成功與失敗的啟示是什麼?對於所有國家的高等教育系統的廣義的啟示在於以下三個方面：首先，高等教育內部陡峭的垂直分層結構會削弱潛在的社會公平和教育公平，尤其是對那些處於社會金字塔底層的家庭影響更甚；同時，它也會抹殺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社會價值，進一步破壞社會公平(39)。北歐國家、德語系國家以及荷蘭的高等教育都提供了比美國高等教育更好的民主結構。這可能是因為美國革命比法國革命早15年，美國從未完全打破從英國繼承而來的貴族觀念。高收入的精英群體，由常春藤盟校和研究生商業學位合法化，成為一種現代形式的貴族階層——至少在某種程度上，美國稅收政策允許家庭財富傳承至下一代。常春藤盟校與他們所服務的階層非常相似。教育的貴族主義，一種封建主義在現代社會裡怪異的迴響，不僅合法化了不平等的教育結果，也合法化了暗含其中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

　　第二，無論是出於社會文化還是經濟財政方面的原因，重點研究型高等院校的公共利益使命都比普遍高質量的大眾化高等教育更容易獲得國家性的共識。但是如果公立高等教育想要同時實現社會全納和均衡此兩項任務，共享的社會價值是必要的，

　　第三，也是最為重要的，累進稅收制度以及州政府的均等主義政策，而不是任由大企業和特權家庭控制，是致力於公共利益的關鍵。

　　四、對中國的意義

　　加州對於中國的特定意義是什麼?中國的高等教育與加州的高等教育有許多共同特徵。兩者都囊括了大型、區域性不均勻化和制度化的複雜系統，儘管中國的規模遠遠大於加州。兩者都利用制度分類體系管理不同類型機構之間堅固的分層分工。在機構地位和資源分配方面，中國與加州比西歐國家高等教育的等級更為垂直。無論對於政策制定者、大學領導人還是更大範圍的社會，創建一批領銜世界的研究型巨型大學對中國和加州都至關重要。中國和加州都在嘗試通過對精英大學的廣泛的財政資助，確保進入精英大學的社會階層公平，儘管富裕的家庭仍然發揮了主導作用。在這兩個社會裡，富裕階層逐漸獲得了更強的社會影響力。中國和加州也存在一些差異。美國在公立研究型大學之外，還有一些與之匹敵的私立精英大學，包括加州的斯坦福大學、加州理工和南加州大學。而中國有一個比美國更為強大的職業教育系統。

　　上世紀60、70年代，加州模式在其發展最為迅猛的時期是活力十足的。中國的後儒家模式(Post-Confucian Mode)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呈現出至少是同樣的活力。中國的研發支出從2000年佔GDP的0.91%增長到2005年的1.31%，再到2013年呈現更大規模的增長，達到GDP的2.02%(40)，每年至少增加0.1%。政策目標是研發支出要佔到GDP的2.5%。按照這一速度，中國的研發投資總額將在五年內超過美國研發投資支出的總和。在過去的15年內，中國期刊論文的數量每年增長15%，論文質量的提高同樣引人矚目。例如，在2000年度，在化學領域，中國產出的論文中有0.6%屬於世界前1%的論文，即超高引用率論文。到2012年，化學領域的超高引用率從0.6%上升至16.3%。在工程和計算機領域也有類似的數字(41)。

　　維繫加州1960年總體規劃活力的是經濟的增長、高等教育對家庭和國家利益的共識。以及擴大入學機會有助於公共利益的共識。這一規劃對公共財政的依賴性很強，且在實施初期有足夠的經費支撐低學費和基礎設施建設。各高等教育機構努力發展自身以響應現實需求。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後儒家模式(42)的活力的維繫藉助於經濟增長，根植於中國家庭里儒家式教育培養和期待以及高等教育有助於家庭、國家利益的廣泛社會共識。它最大的動力來源於一個現代國家優先發展和支持教育科學進步的決心。與1960年美國公立教育相比，今天的中國有更多的私人資金，但較少的學校自主權。相比1960年的總體規劃，中國國家政府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這可能是東亞和美國之間不可化約的文化差異。高等教育後儒家模式的基本特徵不僅在中國大陸有所表現，包括中國台灣、新加坡和韓國。這種後儒家模式的特徵也體現在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大規模和高質量的高等教育和研究體系中，儘管日本高等教育早期所具有的活力現在已然搖搖欲墜。儘管東亞國家沒有經常進行直接的干預，東亞國家政府對教育的綜合影響仍然高於美國。東亞政府採取了多種手段實現權力下放。

　　加州教育系統對中國最重要的啟示可能在於，不僅要著眼於世界頂尖水平的第一級教育機構的建設，同時也要提升第二級和第三級高等教育機構。加州的第二、三級高等教育機構最終的結果不是向前進步，而是倒退。從長遠來看，提高大眾化高等教育的質量和提高世界一流大學的質量同樣重要，儘管這二者以不同的方式，也有不同的目標。不僅要強調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性，還要強調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系統的重要性。加州在1960年建立了這樣一個世界一流的教育系統，但是卻在近30年內失去了這個系統，儘管它成功地保持了它的世界一流大學。

　　與加州類似，中國高等教育在擴大機會以及通過教育制度實現社會公平方面，同樣受制於更大社會環境內不平等形式和程度的約束。這些更大的社會環境影響了教育系統的構建，尤其是當它塑造了頂部的政治宏觀設計，影響了公共稅收和財政支出的優先次序時——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太容易掌控優質學校教育的分配，進而掌控高等教育等級的分配。加州的經驗表明，當一個教育等級體系過於垂直，並對不同層級之間的轉換功能施加太多壓力時，通過提升低層次大學質量而不犧牲頂尖研究型大學的質量，自下而上地維持機構之間較小的差異，不失為一個更好的選擇。但是這種更平等的制度結構，更典型的代表是荷蘭或瑞典而非加州，也只有在政治和社會允許時才可能實現。

　　加州的教訓也給予中國一項政治經濟預警。中產階層急劇擴張時期，是因為經濟增長和現代化進程為新一代人口提供了上升路徑，但是這樣的情況不會永遠持續下去。美國在50—70年代有這樣一段時期，中國從90年代開始也正在經歷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可以肯定的是，在未來的某個時點，經濟增長和中產階層的增長將會放緩。中國當下的社會機會的快速擴大是正常的，但是未來將會成為一個再生產性的社會，成為社會中產的機會不再擴大，政治經濟不平等將會固化。中國有著悠久的社會等級的歷史(43)，這種舊模式永遠有可能捲土重來——唯一的問題在於這一復歸的趨勢有多強，政府是否會糾正或部分糾正這一趨勢。如果社會機會的增長放緩或停止，這不會是高等教育的原因。重要的是，高等教育不應該受到指責。教育不能創造社會平等，如20世紀80年代及其後總體規劃所顯示的那樣。為了解決不平等的問題，中國必須著眼於勞動市場中更為廣泛的社會因素、工作領域中收入的決定性因素、稅收和財政支出、代際財富的轉移形式，從而實現社會的開放性和廣泛的經濟機會。加州的經驗表明，單純的教育平等目標不足以保證平等機會的持續更新。然而，高等教育可以發揮作用，並與其他社會部門一樣保持這個社會儘可能的開放性。高等教育和科技已經從現代社會的邊緣，發展為社會和經濟再生產和發展的核心。在相互依存的現代社會裡想要成功，政府的改革、財富、行業、工業和教育都必須向著同一個方向努力。

　　隨著中產階級增長的放緩，教育和公共政策的公平結構在維繫社會共識、教育公平等方面顯得尤為關鍵。贏得納稅人對高等教育機會開放的支持至關重要。同樣重要的是，在這些理想變得難以維繫時，政府仍然堅定於高等教育的卓越與普遍入學機會。在中國，政府政策對高等教育和科技的重要性遠高於加州。中國自秦漢時期就不僅依賴政府作為教育的驅動者，更作為社會經濟進步的發動機。在現代，特別是1949年以來，國家藉由教育和其他部門對維繫社會秩序、傳播和增長繁榮向全體人民有了更大的承諾。今天更多的改革轉向了承諾的深度及其在教育結構中的體現。在中國，高等教育致力於公共利益的理念或許比在加州有更強大的生命力。

　　(本論文是基於2016年11月3日在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的演講整理而成。感謝史靜寰教授、文雯博士和楊力藶女士。論文的大部分材料援引自作者的著作《夢想的終結：克拉克·克爾高等教育加州理念的危機》。該書的免費下載地址為：http://doi.org/10.1525/luminos.17.)

注 釋：

　　①Piketty,Thomas,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rans.A.Goldhammer(Cambridge,MA:Belkna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②Piketty,Thomas,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rans.A.Goldhammer(Cambridge,MA:Belkna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374.

　　③Goodman,David,Class in Contemporary China(Cambridge:Polity Press,2014).

　　④Douglass,John,The Californian Idea and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1850 to the 1960 Master Pla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48.

　　⑤Kerr,Clark,The Gold and the Blue:A Personal Memoir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49-1967.Volume 1:Academic Triumph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178.

　　⑥Douglass,John,The Californian Idea and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1850 to the 1960 Master Pla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84.

　　⑦Ibid.,287-289.

　　⑧Rothblatt,Sheldon,Education"s Abiding Moral Dilemma:Merit and Worth in the Cross-Atlantic Democracies,1800-2006(Oxford:Symposium Books,2007),258.

　　⑨ARWU,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6/USA.html,2016-09-30.

　　⑩Wilton,John,Data Supplied by Vice-Chancellor,Administration and Finan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1)Douglass,John,"To Grow or Not to Grow? A Post-Great Recession Synopsis of the Political,Financial,and Social Contract Challenges Facing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esearch and Occasional Paper CSHE 15.13,Berkeley:Center for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2)Callan,Patrick,"The Perils of Success.Clark Kerr and the Californian Mast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Clark Kerr"s World of Higher Education Reaches the 21st Century:Chapters in a Special History,ed.Sheldon Rothblatt(Dordrecht:Springer,2012),74-75.

　　(13)Douglass,John Aubrey,"Can We Save the College Dream?," Boom： A Journal of California 1,2(2011):22.

　　(14)Rothblatt,Sheldon,Education"s Abiding Moral Dilemma:Merit and Worth in the Cross-Atlantic Democracies,1800-2006(Oxford:Symposium Books,2007),268.

　　(15)Hansen,Hal,"Rethinking Certification Theory and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 Mobility 29,1(2011):42-43.

　　(16)Ibid.,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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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加州高等教育入學率曾經一度在美國名列前茅，現在被遠遠甩到後面。本文考察了以總體規劃為代表的加州高等教育體系的興起和式微歷程，並總結出對其他國家普遍的經驗教訓以及特別對中國的意義。

關鍵詞：高等教育;加州/教育規劃;學生參與;經濟不平等;教育分層

作者簡介：

　　(17)Pelfrey,Patricia,Entrepreneurial President:Richard Atkinson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5-2003(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2),70.

　　(18)Douglass,John,"To Grow or Not to Grow? A Post-Great Recession Synopsis of the Political,Financial,and Social Contract Challenges Facing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esearch and Occasional Paper CSHE 15.13,Berkeley:Center for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Callan,Patrick,"The Perils of success.Clark Kerr and the Californian Mast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Clark Kerr"s World of Higher Education Reaches the 21st Century:Chapters in a Special History,ed.Sheldon Rothblatt(Dordrecht:Springer,2012),71.

　　(19)Arrow,Kenneth,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2nd edition.First published 1951(New York:Wiley,1963).

　　(20)Lukes,Steven,Individualism(Oxford:Basil Blackwell,1973); Amadae,S.M.,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The Cold-War Origins of Rational Choice Liberal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122.

　　(21)Amadae,S.M.,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The Cold-War Origins of Rational Choice Liberal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84,103-104.

　　(22)Ibid.,106.

　　(23)Buchanan,James,Post-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Lyme,Conn.:Edward Elgar.1997),85.

　　(24)Piketty,Thomas,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rans.A.Goldhammer(Cambridge,MA:Belkna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Stiglitz,Joseph,The Price of Inequality(Penguin:London,2013),Dorling,Danny,Inequality and the 1%(London:Verso,2014);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United States:Tackling High Inequalities,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Paris:OECD,2014.

　　(25)Piketty,Thomas,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rans.A.Goldhammer(Cambridge,MA:Belkna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Stiglitz,Joseph,The Price of Inequality(Penguin:London,2013),319,256.

　　(26)Saez,Emmanuel,Striking It Richer.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mia,Berkeley,Department of Economics,http://eml.berkeley.edu//～saez/saez-UStopincomes-2012.pdf.

　　(27)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United States:Tackling High Inequalities,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Paris:OECD,2014,1.

　　(28)Piketty,Thomas,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rans.A.Goldhammer(Cambridge,MA:Belkna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265.

　　(29)Ibid.,247-249.

　　(30)Ibid.,264-265.

　　(31)Milanovic,Branko,"More or less"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9(2011):9; Piketty,Thomas,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rans.A.Goldhammer(Cambridge,MA:Belkna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304,321; Stiglitz,Joseph,The Price of Inequality(Penguin:London,2013),243.

　　(32)David H.Autor,Lawrence F.Katz,and Melissa S.Kearney,"Trends in U.S.Wage Inequality:Revising the Revisionists,"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90,2(2008):318; Mouw,Ted,and A.L.Kalleberg,"Occupa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Wag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80s to 2000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3(2010):402-431; Wolff,Edward N.,and A.Zacharias,"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7,6(2013):88-90.

　　(33)Piketty,Thomas,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rans.A.Goldhammer(Cambridge,MA:Belkna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Stiglitz,Joseph,The Price of Inequality(Penguin:London,2013),300-301.

　　(34)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ocial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Data on Education,http://data.uis.unesco.org/.

　　(35)Piketty,Thomas,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rans.A.Goldhammer(Cambridge,MA:Belkna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Stiglitz,Joseph,The Price of Inequality(Penguin:London,2013),315.

　　(36)The PELL Institute,Indicators of Higher Education Equity in the United States.Co-published with PennAHEAD,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5,31.http://www.pellinstitute.org/downloads/publications-Indicators_of_Higher_Education_Equity_in_the_US_45_Year_Trend_Report.pdf.

　　(37)Mettler,Suzanne,Degrees of Inequality:How the Poli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Sabotaged the American Dream(New York:Basic Books,201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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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GERD_FUNDS.

　　(41)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4,http://www.nsf.gov/statistics/sein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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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Goodman,David,Class in Contemporary China(Cambridge:Polity,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