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人生充滿苦累 那是因為不懂得老子的絕棄之道

[摘要]老子之所以提出「見素抱樸，少私寡慾」的根本命題，其根旨就在於能使社會回歸於正道，而這也是老子對三絕三棄的最好總結。

文/劉清章

三絕三棄，是指《道德經》第十九章中說的：「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老子主張三絕三棄（資料圖）

討論三絕三棄，可以依照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來討論，也可以從絕巧棄利、絕仁棄義到絕聖棄智的順序開始。前者是遵從老子從高至低的思路去鋪陳，後者則可以把三棄看作是三種境界而展開。而這三種境界，其實就是依照棄利、棄義到棄智的層面而討論的。這是因為：如果人們只追求於利，心中則只存有此，那根本就不會存有什麼仁義，何況聖智的概念，所以也就無需去討論。換言之，如果人們只是以利為利，其他的一切，都可以為利而摒棄，這樣一來，可見的盜賊與不可見的盜賊便泛濫開來，且勢不可擋，什麼孝慈、什麼民本，都將是空談，或掩耳盜鈴式的存在。

但不論是棄利、棄義，還是棄智，並不是棄真利、真義與真智，而是摒棄那些被裝飾了的不當之利、不當之義與不當之智。簡單地說，自然而然的當得之利、當具之義或當有之智，並不要去排斥，拒絕的是不當得之利、不當具之義與不當有之智。

這裡結合古代的幾位譯者，嘗試解讀老子三絕三棄的根本思想，以從中探尋有益於今人的治世理念。

一、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古人對「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的理解

僅從字面上的意義來看，常人是很難理解的，怎麼「絕聖棄智」就能「民利百倍」呢？本來聖或智是可以給世人帶來益處的，為什麼要棄絕聖智？這是值得疑問的。

唐代李榮就曾說道：「聖者，人情之所仰；智者，愚人之所求。非智無以照機，非聖何能宰物？今言棄絕，所未聞也。」不過，他也給自己的疑問作出了一個很好的解答，他說：「夫聖人合道，道本無名，名生而物迷，言聖不及於忘聖，智出而偽起，用智不及於忘智，故須絕棄也。然聖生則盜起，智用乃賊來。今言棄絕，盜賊不起，其利實多，略言百倍也。」可謂說到了根本。

為什麼要棄絕聖智？這是值得疑問的（資料圖）

這種根本，在宋代蘇轍身上似乎也有所複製，他說：「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以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蘇轍說世人並不了解聖智的根本，所看到的只是末節。一個沒有看到根本的人，就很難從根本上做到真正意義上的聖智。這樣一來，就有可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看不到長遠的利益，這是因為他棄絕了聖智，而這裡的「民利百倍」就有可能是暫時的獲得，並非長久的獲得。如果絕聖棄智，對民有百倍的利益，那才是智慧的選擇。這可以看到，絕聖棄智，並不是棄絕真正的聖與真正的智，而棄絕的偽聖與詐智。

棄絕偽聖與詐智，實是有識之士的共同認識，這從早期註解老子的《想爾注》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其說：「絕詐聖耶知，不絕真聖道知也。」就是清楚地告訴人們，要棄絕的是假聖與邪知。如此，可以讓百姓專事於該做的事，而不是忙於非為。對於管理者，則應做到起碼的公而無私，這也就足夠了。

啟發管理者無為而治

當然，對於道家的人士，他們的解釋則多是以無為的思想為依據，要求管理者從根本上做到無為。如漢時河上公說：「『絕聖』，絕聖製作，反初守元。五帝畫象，蒼頡作書。『棄智』，棄智惠，反無為。『民利百倍』，農事修，公無私。」從歷史上看，聖者為了給人樹立一種聖者的形象，以至於讓人們記住他，不斷地美化自己。他們所有的美化，如果並非是真實的，那就令人討厭了。一個言行不一或表裡不一的人，還希望人們能夠銘記著他的那些假的「豐功偉績」，完全是不可理喻的事。機詐的行為，是令人憎惡的，因為它非真智，運用者也非真聖，所以我們要杜絕此類事情。

老子就曾在《道德經》十八章中說：「智慧出，有大偽。」《想爾注》解釋道：「真道藏，耶文出，世間常偽伎稱道教，皆為大偽不可用。」而「絕聖棄智」，就是因為有人假聖人之名，而行欺世之事，如對平民百姓的欺騙，所以要絕聖棄智。

淳樸則巧偽不作，無為則矜徇不行（資料圖）

在這一方面，唐玄宗就有所啟示，他說：「絕聖人言教之跡，則化無為。棄凡夫智詐之用，則人淳樸。淳樸則巧偽不作，無為則矜徇不行。人抱天和，物無天枉，是有百倍之利。」

對唐玄宗思想極度推崇的杜光庭曾說：「無為之聖，內明之智，應物周遍，隨時感通。比之聖智，杳冥無跡。製作之聖，矜徇之智，既有其跡，人往跡存，以所存之跡，非應變之具，執而用之，去道愈遠。何者？聖智設法，所以守國也。大盜至矣，則聖智之法並其國而竊之。其故何哉？若不盜其聖智之法，則無以取其國。是知聖智設法，本以守國，智詐極矣，乃翻為盜國之盜資也。老君戒之，忘聖則為理，涉跡則為亂。能忘其有跡之跡，棄其矯智之智，則淳樸復而巧偽息矣。人復怡和，無傷無夭，俗臻樸素，無怨無爭，各保其生，是有百倍之利也。」

本來聖人運用自己的智慧，設立一定的法度，是教世人如何守國的，然而有些盜國之徒，卻利用聖人的智慧，作為自己盜竊國家的資本，為自己的不合法行為做辯護，甚至也把自己稱作聖人。可見，有些「聖」並非真聖，正因為自己並非真聖，反而排他真聖，如在紂的時代，使「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真正的仁聖之輩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反而由非聖者決定自己的命運，這從某種意義上說，「智」就成為詐智。又因「智」者會投機取巧，便導致下面的百姓也跟著行「大偽奸詐」的不正風氣，或許正因為此，老子提出絕聖棄智，以使民從根本中受益。

二、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大道廢，有仁義

對於道家，「絕仁棄義」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因為老子就曾談到：「大道廢，有仁義。」漢時的河上公解釋說：「大道之時，家有孝子，國有忠信，仁義不見。大道廢不用而惡逆生，乃有仁義可傳道。」這就如同白天有螢火蟲飛來，不會看到其光亮，因為白天的亮度完全可以掩蓋螢火蟲的亮度；可要是在黑夜，螢火蟲那種光卻顯得耀眼起來。這從根本上說，絕仁棄義，是要求世人能夠回歸到有道的世態，而不是無道的世態。

在黑夜，螢火蟲的光卻顯得耀眼起來（資料圖）

談到有道與無道，有復古思想的人，往往會站在自己的時代談到之前的時代，認為那個時代是有道的，如在《想爾注》中說：「上古道用時，以人為名，皆行仁義，同相像類，仁義不別。今道不用，人悉弊薄，時有一人行義，便共表別之，故言有也。」有道的世界，人人都行仁義，所以仁義不顯，無道的世界，人們所行的仁義，未必是真。如有人用一些來路不正的錢去做慈善事業，以讓人對其產生好感，這其實是對慈善的踐踏，因為其心不正，其行為也非正。這從某一方面而言，其所行仁義便是假仁假義，而非真仁真義，因為其根本非正，所以要棄之。

要棄之的理由，如《想爾注》的作者所說：「治國法道，聽任天下仁義之人，勿得強賞也。所以者，尊大其化，廣開道心，人為仁義，自當至誠，天自賞之，不至誠者，天自罰之。天察必審於人，皆知尊道畏天，仁義便至誠矣。今王政強賞之，民不復歸天，見人可欺，便詐為仁義，欲求祿賞。旁人雖知其邪，交見得官祿，便復慕之，詐為仁義，終不相及也。世人察之不審，故絕之勿賞，民悉自復慈孝矣。」有些行仁義之道者，只是為「求祿賞」，或欲「得官祿」而已。如果真正行仁義之道者，不應有如此的動機心念。如果有之，則非真仁真義，棄絕之也就理所當然。

希望人心能夠回歸於淳真自然

也有行仁義者，只是其善於美化自己，設若從道的角度而言是沒有必要的。這是因為任何一個人，都應該持守最根本的仁義道德，那是每個公民所應該踐行的根本準則。但行仁義之道，則沒有必要顯現智巧或華飾自己。河上公說：「『絕仁棄義』，絕仁之見慧，棄義之尚華。『民復孝慈』，德化純也。」如果棄絕仁德就會顯現智巧，崇尚華飾就會摒棄道義，但不如用道德去教化民眾，使其返樸歸淳。民眾返樸歸淳，自然心中會存有孝慈。

民眾返樸歸淳，自然心中會存有孝慈（資料圖）

我們如果從現實世界來看，對孝慈行為的闡揚有待加強，這是因為非孝非慈的現象屢見不鮮，其根源多是因為人心不淳。在唐朝時，著名的道教學者杜光庭曾說：「六親不和，則孝慈之名偏立。天下有道，則淳樸之化復行。淳素既行，人皆慈孝，可謂無私親矣。斯則絕名跡之仁義，復玄同之孝慈。」「六者和則皆孝皆慈，六者不和則有孝有不孝，有慈有不慈。不孝者眾，則孝顯其名；不慈者眾，則慈者彰其美。所以然者，仁義制於其間，而昭其名跡。若化之以大道，鼓之以淳風，棄名跡之仁義，則民復於皆孝皆慈矣。」杜光庭認為，六親的和與非和，都與管理者所倡揚的世風息息相關。如果天下有道，世風淳樸，天下行慈孝之道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天下無道、世風澆薄，非孝慈者眾，而行孝慈者寡。

由此可見，老子所謂的絕仁棄義的根本，還是希望人心能夠回歸於淳真自然的初始狀態，使仁義不見，而顯現的是道。這是因為在有道之世，人們率性而自然，如唐時高道成玄英說：「絕偏尚之仁，棄執跡之義，人皆率性，無復矜矯，孝出天理，慈任自然，反於淳古，故言民復。」陳景元則說：「仁者愛物，則人親之。義者宜物，則人譽之。而仁義之弊在乎親譽。親譽既行，則跂尚奔競之心生，而性命之和失矣。性命之和失，則孝慈之行何由而有。今使絕而棄之，是欲人全性命，而復孝慈也。」

如果世人過分注重於仁義，那人們會關注仁義而不關心性命，不關心性命，就有可能會失去孝慈。如對某些事情而捨身者，自然無法做到對父母的孝或對後人的慈。但如果一個社會對孝慈之道非常重視，當一個人為國捐軀，其絕對不會使英雄的父母得不到照料。宋時蘇轍就曾認為：「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跡為之也。故絕仁棄義，則民復孝慈。」這其中的棄義絕仁，也無外乎說明世風的不淳，真正行仁行義者少。況且，還有一部分行者，也只是在藉助於仁義之名，去求自己之所求的名利而已，這樣所謂的仁義之行，尚不如棄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