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時代同行 與世情相應 ——2016年文壇熱點述要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 」劉勰的關於文學與時代相互關聯的這句名言，已為文學發展的歷史演進所不斷證實，更為當下文學的歷時新變所充分印證。

　　2016年，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紀念建黨95周年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相繼而來， 11月30日又隆重召開中國文聯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廣大文藝工作者既以自己的寫作與工作有力地應和著這一切，自己又在其中受到巨大的鼓舞與激勵。來自不同界別的文學藝術領域的與會代表，用學習討論、撰寫文章、接受訪談等形式，暢談自己對於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的感受與體會。 《文藝報》 《中國藝術報》《人民日報》 《光明日報》和《求是》雜誌、「中國作家」「中國文藝網」等報刊和網站，自12月1日起，連續發表評論員文章、綜合報道和署名文章，一些著名文藝家、文藝理論批評家和專家學者通過這些平台，發表並交流了自己學習講話的體會與收穫。

　　總的來說， 2016年的文學與文壇，在內外因素的合力推動下，以其積極捕捉時代脈搏和靈敏感應社會聲息，呈現出前所少有的豐繁與活躍。

　　緊隨時代步伐，講好中國故事在文學創作中蔚然成風

　　2016年的文學創作，在多樣化的總體態勢中平衡運行，持續活躍，文學的傳統形態寫作與新興的網路文學，都在原有的基礎上不斷進取，數量既在穩定增長，質量也有明顯提高，而且兩個板塊的互動日趨活躍，初步形成了相互借力、協同發展的可喜局面。

　　在文學質量上有著標誌性意義的長篇小說，各式各樣的題材中，直面當下社會現實的傾向更為突出，各顯其長的寫法中，切近日常生活的敘事更為彰顯。這種不約而同的寫作追求，使得2016年的長篇小說，既在內蘊營構上更具現實性，又在形式表現上更有故事性，這種現象也可解讀為：作家們在長篇小說的創作中，既高度注重緊貼時代的深層變異，感應生活的脈動，以使作品更接地氣、更具生命力，又密切注意切合大眾讀者的閱讀口味，力求為更多的讀者所喜聞樂見，以使作品更有人氣，更具輻射力。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我們的作家，越來越重視以自己的方式講述精彩的中國故事，當下的長篇小說創作，也越來越在獨特的中國故事中回蕩著動人的中國旋律。

　　在積澱深厚的鄉土題材和相對薄弱的都市題材中， 2016年都有銳意出新的作品，值得人們關注。如鄉土題材方面，賈平凹的《極花》 ，以進城務工的女孩胡蝶遭遇拐賣，而她在被公安部門營救出來後卻又回到被拐賣的圪梁村的故事，既寫了拐賣對於胡蝶人生的無情改寫，也寫了兩性失衡對於鄉民人生的無奈扭曲，探悉了造成這一問題的深層的社會性原因。格非的《望春風》 ，以一個少年的視角狀寫村莊由簡樸、內斂到在時代發展中逐漸變化的全過程。村子裡的人們彼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又因為這些人際關係而在某種方面達到了微妙的平衡和內部和諧。作品行雲流水的敘事、波瀾不驚的故事，都在自然而然地展示著中國江南農村特有的民俗風情與內在秩序。付秀瑩的長篇小說處女作《陌上》 ，沒有連貫性的故事，也沒有貫穿性的人物，但散點透視的敘事、多人多事的內蘊，使作品在家長里短與恩愛情仇中，交織著對於鄉村傳統倫理的依戀與叛離、鄉村內在秩序的破除與建立，以及鄉村女性的生存智慧與心靈隱秘等諸種意蘊。

　　在都市題材寫作上，作家們無論是描寫人們有得又有失的都市生活，還是鋪陳有喜又有憂的都市故事，都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如王華的《花城》 ，由農村青年女性苕花、金錢草帶著改變命運的美好意願進城，而城市不但冷若冰霜，而且固若金湯，使得她們因為身份問題只能蝸居於城市的邊緣。讓人為之感動的是她們既沒有輕易認命，也沒有隨意放棄，她們雖然在日常生活上步履維艱，卻把做人的原則堅守始終，這使她們艱窘的打工生計，既增添了幾分額外的艱難，又內含了應有的尊嚴。溫亞軍的《她們》 ，寫三位女性主人公共同租住一間公寓樓，「北漂」的生活時時處處充滿著沉重感，如同霧霾一般鋪天蓋地擠壓著三個女性的青春活力，她們卻在以小搏大、以柔克剛的人生努力中，儘力適應著都市的生活，並努力導引自己的生命去除浮虛與迷離，向著本真與平淡回歸。

　　報告文學一向扮演著貼近生活、反映時代的排頭兵角色，在2016年，鐵流、紀紅建的《見證——中國新村紅色群落傳奇》 ，何建明的《爆炸現場》 ，許晨的《第四極——中國「蛟龍號」挑戰深海》 ，彭曉玲的《空巢：鄉村留守老人生活現狀啟示錄》 ，白描的《秘境——中國玉器市場見聞錄》等，分別以現場直擊、跟蹤採訪、田野調查等方式，對重大事件和重要現象進行了近距離的觀察與實證性的描述，給人們提供了這個時代「進行時」的最新資訊。本年度，中國作協創研部、中國報告文學學會還共同主辦了「2016：中國報告」專項工程，旨在以中短篇報告文學形式，展示中國人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過程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湧現的感人事迹。列入工程的作品中，黃傳會的《再訪皮村》 、李青松的《鳥道》 、馬娜的《小布的風聲》 、哲夫的《水土中國》等，或描寫科技創新、生態建設，或反映新生代農民工風貌，或表現革命老區煥然一新的巨大變革，發表後都引起較大反響。

　　文化自信、現實主義成為理論批評熱詞

　　在2016年，文學理論批評聯繫文學現狀和文學創作，就一些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進行了問題討論與作品評論。話題之豐富、研討之深入，都顯示了理論批評在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指引與鼓舞下的振興態勢。比較集中的話題、構成焦點的問題，有關於「強制闡釋」的討論、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探討、文學批評現狀的反思、網路文學中「IP」概念的討論等等。但相較之下，比較重要的還是「文化自信」與「現實主義」兩個話題的研討。

　　自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特別提出「文化自信」後，文學文化界就敏感地認識到這個提法對於文化、文藝的重要意義。一些專家學者就此著文，對這一概念的思想內涵與現實意義，進行了多角度的探討，發表了不少有益的見解。如陳先達在題為《文化自信中的傳統與當代》文章中指出，在當代中國，文化自信是具有時代性的命題。它既是一種文化的自覺與自豪，是反對「西方文化中心論」 ，反對由於清中葉後列強入侵、中國落後於西方產生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又是吹響推動中華民族復興的精神號角。郭鳳志在《文化自信的戰略意蘊》一文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個戰略命題，它破解的是中華民族當前和未來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並具有世界意義。只有在大歷史、大格局、大視野中認識文化自信問題，才能從本質上領會其蘊含的戰略意義。單霽翔在《通過對話彰顯文化自信》文章中認為，我們要有對自己國家和民族文化的自覺，同時對世界各國、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鋒有正確的認識，在世界文化新格局中，形成一個「源於自己而屬於世界」的嶄新文明體系。白燁在《文化自信與精神自立》的文章中指出，有文化，還得有自信。自信，首先是「自」字。也就是說，我們所說的自信，是從我立足，以我為本，把自我的主體性凸現出來，把民族的主體性確立起來，而不是人云亦云地跟從他人，涇渭不分地盲從西方，使自我迷離倘恍，使主體隨波逐流。在這裡，需要以自知促進自省，以自省帶動自修，以自修獲得自尊，以自尊實現自立。由清醒的自我認知、充分的自我肯定，獲得強大的精神動力，贏得堅強的精神定力。

　　現實主義是這些年一直都在談論的話題，但2016年，不僅理論上的探討持續深入，而且較多地聯繫創作實際，使這個話題的言說更接地氣，更具生氣。如王海平的《從情感出發的現實主義》 ，由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論述說起，認為應當看到情感在現實主義中的重要作用。講話強調愛國主義是文藝創作的主旋律，愛國主義首先就是一種情感；講話強調追求真善美，堅守道德境界，道德境界也是情感範疇的命題。從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觸摸到情感現實主義的脈絡，即強調從情感角度去觀照現實生活，從情感角度把握現實和歷史的本質，這是對現實主義傳統的重要豐富。蔡家園在《激活現實主義精神》文章中強調道，現實主義是一個具有多重內涵的語詞。它不僅是一種美學觀念，它還是作家觀察世界、體驗生活的一種方式，是作家對待人生的一種態度和建構文學世界的一種價值傾向。在今天，人們更多的時候是從創作方法、創作思潮的層面來談論現實主義，但是不能忽略的是，現實主義在根本上乃是一種文化精神。這種精神，正是現實主義之魂。而周曉風的《現實主義精神與新世紀文學》的文章，聯繫新世紀以來的文學創作的發展指出，現實主義雖然只是新世紀文學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但這可能是新世紀文學中最需要也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新世紀中國現實主義文學並不具有上世紀80年代現實主義文學的思潮背景，而是成為一種喧囂之後走向深化的文學新常態。新世紀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與西方的、東方的、傳統的、現代的多種多樣藝術方法和多種多樣文學樣態共同構成多元共生的文學系統，表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現實主義精神已成為新世紀中國文學的靈魂所在。

　　2016年，張江主持的《人民日報》 「文藝觀象」專欄，連續推出《現實主義在當下》 《現實主義的內力與魅力》 《現實主義的品格與境界》等筆談專版，雷達、吳義勤、程光煒、賀紹俊等學者，葉辛、苗長水、遲子建、葉梅等作家，就現實主義的內涵與要義、創作中的運用與實踐等，從不同角度進行探討。此外，還在《柳青：深入生活、紮根人民的光輝典範》 《什麼是深入生活——從趙樹理的小說說起》 《作家要尋找自己的句子——從陳忠實的創作談起》等作家專論中，結合這些作家的創作與作品，具體論析了當代文學的現實主義寫作典範與基本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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