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悲劇命運的另類原因

班固在《漢書·東方朔傳》中認為，只要人們能像姜子牙一樣修德養身，躬行實踐，自會水到渠成，聲名遠播。就像大自然的寒暑自有其規律，宇宙之空曠，自有其定數，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一樣。所以他說：「『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以班固這一為人處事行為準則來度人，也許可以發現明朝一代名臣于謙命運悲劇的個人因素。因為大千世界，一個具體的個體的命運、歸宿總要受制於社會歷史的大背景，他具體的生活環境，還要取決於他個人的某些因素，包括性格、機遇、運命等等。

美麗的西子湖，山環水繞，波平如鏡。從花港觀魚到靈隱寺西側的岳王墓算起，真可謂「青山有幸埋忠骨」。因為于謙、張蒼水墓，也坐落在景色如畫的胡畔，靜靜地凝視著千年的風月，變幻的春秋。西湖三傑和秋瑾、蘇小小一樣，各自以自己不同的價值增色西湖。于謙的價值，不僅在於他是一位危難時禦侮報國的民族英雄，也在於他是一位名映史冊，兩袖清風的一代幹吏，良吏，同時又是一代儒將。這樣一位國之棟樑、傲岸人格的人傑，在政治鬥爭中卻不能完璧，繼續自己的使命，使寰區大定，河縣清一，卻要延續百代忠良悲劇的命運，為他浴血奠定的江山所拋棄，以致成為那個荒謬乖戾祭壇的犧牲品，固然有于謙個人的性格因素，命運使然。但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以暴力鼎定的專制王朝權利之爭的殘酷、無情和無道。這裡面沒有奉獻，沒有道義，沒有是非，只有權勢和利益的最後較量。因此挽救了一個國家的一代忠臣，最後喪命在他所拯救，幷力勸現任皇帝接納安置的敵囚——原任皇帝的手中。只能以權利鬥爭的需要和命運的使然來加以解釋，而不能用其他任何的理由。

坐如鐘，站如松，器宇軒昂，聲若黃鐘大呂的于謙自有一身正氣，才有這樣的修為和風範。大概作為骨梗氣節傳世的書香世家的子弟，這種昂藏的氣質與生俱來。所以，三尺童子能被高僧一眼相中，稱之為此童子磊落幹練，「他日必成宰相之具」。而他的才思敏捷，又從民間故事中可以得到驗證。少年時，于謙一次衣朱騎馬過橋，不期而遇儀仗過橋的太守。馬頭衝撞中，兀自高興的少年公子，卻也沒象一般百姓，屁滾尿流，誠惶誠恐地滾下馬背，匍匐在塵埃里，請求青天大老爺寬恕。依然氣定神閑，鎮靜地面對太守。有些惱怒的太守見是個少年，氣本來消了，可見少年如此無禮大膽，就想何不殺殺他的銳氣。藉此以示懲罰。於是口誦一聯：「紅孩兒騎馬過橋」，要這個官家童子應對。于謙不慌不忙，應聲對出下聯：「赤帝子斬蛇當道」。工對，音韻和諧，寓意吉祥，又讚譽了對方。太守心中暗自高興，破例讓道，讓于謙過了橋。十四歲那年，于謙去杭州應鄉試。主考官虞謙點名時，他躬身站起卻不答應。主考官問他為何不答，他從容不迫地說：「與大人同名，故不敢應。」 （古代與長輩同名，是要避諱的） 主考官感於少年有禮貌，有意試探他的才具，隨口說到： 「何無忌，魏無忌，長孫無忌，彼無忌，爾亦無忌。」 五個「無忌」，前三指人：晉代大臣何無忌，戰國時魏國信陵君魏無忌，唐代元勛長孫無忌。後兩雙關借用，意思三人同名「無忌」，咱倆同名也不必忌諱。好個少年，見主考如此博學謙和，來了精神，凝神思慮，片刻有了下聯：「張相如，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用了五個「相如」，與五個「無忌」相對，前三同樣指人：漢初東陽武鄉侯張相如，戰國時完壁歸趙的藺相如，漢代大文學家司馬相如。後兩「相如」是說：這三人雖然都叫「相如」，實際各有高下，並不相如。藉此表明自己實不敢與宗師大人相比，有理有度，不失分寸。這樣一個聰穎，機智、不為權勢所動，又立志高遠的少年，自然十七歲就寫得如此立志自喻的詩篇：

「千錘萬鑿出深山，

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骨碎身渾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間。」

他生活在永樂盛世（于謙生於1398年，四歲後即為永樂年間）又是世家子弟，在那個昂揚上進的時代，自然從小折節讀書，砥礪志氣，氣貫鬥牛。永樂十九年（1421年），二十三歲的于謙高中進士，從此走上了「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仕宦道路。

青年士子，既不屬於暴發戶，也不屬於紈絝子弟，他倒熟諳民生，體察民情。為官期間，廉潔奉公，分文不取，想著黎民百姓。知道百姓缺糧，就開庫放糧，把稻穀分發給他們，讓他們度過饑荒。洪澇災害，他就組織人力，疏通河道，加固防護，廣植樹木，因而官聲很好。

宣德元年（1426年），朱棣次子漢王在樂安州起兵謀叛，于謙隨宣宗朱瞻基親征。朱高煦身材高大，矯健硬朗，善於騎射。為王子時，燕王朱棣駐蹕大都（北平）。他和兄長作為燕王親子實際留在南京，充當建文帝的人質。朱棣以清君側名義南下靖難，朱高煦兄弟潛出南京，效力軍營，作為一代勇將，他又屢立戰功。白溝河之戰，救朱棣於危難之間；東昌之役，拔朱棣於敗軍之際；靖難之役關鍵之戰，朱高煦面對朝廷盛庸軍隊的頑強抵抗，毫不畏懼，帶領援軍拚死向前，勇猛拼殺，最終戰勝盛庸，幫助朱棣扭轉了戰局，成功突破了朱允文的最後一道防線，奠定了靖難之役的勝利。以致朱棣由衷讚美道： 「吾屢瀕於危而轉敗為功者，高煦力為多。」但是，面對侄兒的大軍。他卻失敗了，只能束手就擒，接受侄兒任命的御史，一個書生出身的文臣的審判。在比自己小几十歲的于謙 「正詞嶄嶄，聲色震厲」之下，那瓦釜雷鳴的正義之聲，使自恃為國立有大功的朱高煦「伏地戰慄，稱萬死」，腰竟然直不起來了。而在這次評判中，表現卓異的于謙不禁也給宣宗留下極好印象，不久即以八府巡按欽差江西，體察民情，斷獄審案。當此時，一代名臣楊士奇、楊榮、楊溥主持朝政(「三楊內閣」在任輔臣期間，安定邊防，整頓吏治，發展經濟，使明朝的國力繼續沿著鼎盛的軌道發展，並使明代閣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由原來的皇帝辦事員轉變為具有丞相性質的輔臣，他們因此被史家視為名臣。楊士奇有學行，楊榮有才識，楊溥有雅操，皆骨梗之士)對於謙信任有加，言聽計從，于謙的能力盡得顯示，威望日著，先後巡撫河南、山西，昭雪冤獄、體恤百姓、扶危救困，官聲大振，九年後晉陞為兵部左侍郎。開始主管國防軍事。

英宗即位後，其親隨太監王振漸漸得勢，礙於三楊威望，尚不敢造次。 1440年前後，三楊相繼謝世，於是王振攫取大權，開始干政。首先，指示通政使李錫，彈劾于謙因為長期未得晉陞而心生不滿，擅自推舉人代替自己。把他投到司法部門判處死刑，關在獄中三個月。群情激奮，朝野喧騰，王振迫於輿情才謊稱有人也名于謙，有罪當罰，是有司張冠李戴，抓錯了人。以此借坡下驢，把于謙放了出來，降職為大理寺少卿。再度受命為巡撫。賑濟災民，安撫流民，課責農桑，前後計十九年，直至正統十三年，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

翌年秋，瓦剌也先大舉侵犯邊疆，宦官王振建議英宗親征。八月土木堡之變，舉國震動。危難中，太后以郕王朱祁鈺監國,授命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後又為兵部尚書，主持禦敵大計。於是就有了那段轟轟烈烈御兵勤王，戰勝瓦剌大軍的歷史。等於拯救社稷即倒於危難之中。為了號令全國，統一政令，以利國祚，于謙等擁立朱祁鈺為新皇帝，也先以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鎮為奇貨可居，用以要挾明王朝，詐地賠款的企圖落空，只好在翌年(景泰元年,1450年）請求議和，放還英宗。朱祁鈺不願接受這個燙手的山芋，因為他是合法繼位的皇帝，只不過統領大軍被俘，暫時讓自己代替。無法安置，也不好處置，除非自己甘願讓出帝位。但于謙從封建倫理綱常出發，堅執接受英宗，為自己的被難埋下了隱患。被軟禁宮中的英宗也許早就斷了重登大寶的念想。但是他從前的臣子，對新朝和于謙心懷不滿的貳臣，以及以英宗為奇貨可居投機的野心家和謀逆者們卻不這樣想，他們在窺伺時機，以英宗朱祁鎮為大旗，包住自己嚇唬別人，以求一擊而中政敵，奪得權勢地位。

機會終於來了，朱祁鈺身體不好，無子，朱祁鎮卻有八個兒子，立儲成為大事。偏偏節骨眼上，朱祁鈺病重。為反對者提供了最好的歷史時機。于謙為人剛直自矜，看不起那些懦怯無能的大臣、勛臣、皇親國戚，結怨眾人。又始終不贊成講和，雖然力主贖回英宗朱祁鈺，但因此能夠回來的英宗並不感念他扶危救困，力挽江山於即倒。因為自己失去了江山，也變相失去了自由。徐有貞是吳中四傑之一的祝允明的外祖父，此人原名徐珵，屬於那種既具備傳統讀書人能力又頗帶些江湖術士色彩的封建官僚。明史說他：「為人短小精悍，多智數，凡天宮、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諳」。但于謙卻沒有搞好和他的關係。因為瓦剌大軍近迫京城時，徐珵提出遷都南京，遭到于謙不留情面的嚴厲斥責，由是心存芥蒂，為了免責，改名有貞，卻因晉爵被景泰帝否決，以為于謙從中作祟，更加懷恨于謙。兒女親家石亨是保衛北京時于謙的左膀右臂。因為違犯軍法被削職，賴于謙請求皇帝寬恕，依然讓他總理十營兵馬為九門提督。但因為害怕于謙不敢放肆，也不喜歡于謙。德勝門一仗的勝利，石亨的功勞並不比于謙大，而得到世襲侯爵，內心有愧，於是上書推薦于謙的兒子于冕。皇帝下詔讓他到京師，于謙推辭，皇帝不準。于謙說：「國家多事的時候，臣子在道義上不應該顧及個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為大將，沒有聽說他舉薦一位隱士，提拔一個兵卒，以補益軍隊國家，而只是推薦了我的兒子，這能得到公眾的認可嗎？我對於軍功，極力杜絕僥倖，絕對不敢用兒子來濫領功勞。」這一番話傳到石亨耳中，又是對皇帝如是說。好心被當做驢肝肺，石亨是又氣又恨。都督張輒因為征苗時不守律令，被于謙彈劾，和內侍曹吉祥等都一向暗恨于謙。這些人組成了統一戰線，就構成了于謙的殺身之禍。景泰八年（1449）正月壬午，徐有貞密令張軏率兵進入大內。晚上四鼓之時，又讓石亨打開宮門，眾一干作亂者入宮，直至軟禁英宗的南宮，推到宮牆，迎接英宗來到大殿，宣布復辟登基。同時囚禁病重的景泰帝，逮捕于謙等。翌年正月二十三日，于謙被押往崇文門外，就在這座他曾拚死保衛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後的結局——斬決。妻兒被流放，舉國為之悲痛，連皇太后都為之飲泣三天。英宗也為此惴惴不安。但于謙永遠閉上了眼睛，身後是非，自有歷史去加以評說。

于謙的悲劇，在於他處身於矛盾的漩渦中，妄想以一己之正，安身立命。這種幼稚的想法，在專制社會裡，最無市場，也無前途。因為利益當前，權勢所向，每一個置身其中的個體都必須做出自己的選擇，逃避，聽之任之，順其自然，都不是最佳的出路。于謙恰好是這樣一種心理。因為，從法理上講，明英宗朱祁鎮屬於正統，而郕王因監國，在危難中不得不暫為代替，成為新皇帝。景泰元年，瓦剌放回英宗，就是一個難以處置的定時炸彈。擁立他復辟，對於士為知己者死的于謙來說，心猶不甘。因為朱祁鈺對他信任有加，恩同再造。何況，朱祁鈺一旦擁有皇權，也不肯輕言放棄。虐待、軟禁、防範英宗是必然的。這又不合于謙心意，因為他在道義上，禮教上，又心屬英宗。所以，七年間，對於新舊皇權之爭，他保持了沉默，既未採取積極的防範措施，又沒有妥善地安置英宗，剪除他可能復辟的羽翼、機會和任何條件。對於太子的確立，朱見深（英宗子）、朱見濟（景泰子），他沒有表示意見，即未能取信於英宗。而朱見濟死，他也未及時補救，確立朱見深太子地位，所以結怨於英宗深矣。對於能臣徐有貞，其興修水利，革除弊政，還有建樹，他不能及時懷柔，彰明自己內心，深相接納，而致成其為自己死敵。親家石亨，手握兵權，左右局勢，應明察其人品性格，警惕並羈縻之。但他既不滿其所為，又放心大膽，任其枉法來去，自己給自己身邊留了一個危局。對於眾多大臣，不必要求人人都是自己，人人都是聖賢，理應大事清楚，小事糊塗，不必拘泥細節。但于謙用人至察，容不得任何瑕疵，自然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正則無友，孤立了自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到大難到來，除了利益不相關聯的百姓，親王，竟然沒有幾個同盟的朝臣為之張目伸冤。雖然高風亮節，稱譽當時，但在有關生死的名利場中。那都是神馬浮雲，無關痛癢大局，也改變不了于謙的命運。如果，這不是一個專制時代，是一個選賢任能，民主自由的時代，任何執政者的廢立，都是民眾的意志，選舉的結果，自然不存在暴力流血的鬥爭和陰謀。可于謙身處專制時代，幻想迴避爭權奪利的鬥爭，聽之任之事態的發展，而為未雨綢繆，是為不智。用人至察，眼裡容不得沙子，雖然自己兩袖清風，但是未見得別人都至正至廉，兩袖清風。無關大局的小便宜，禮尚往來的迎來送往，不必介意，也不妨隨隨流俗，這才是融入眾人，避免孤立之道。清高自持，守身如玉，別人不可企及，由敬畏而生疏遠之心，再至怨悔，就為自己樹立了對立面，這個對立面一再擴大，等於自掘了墳墓。是為不察。不智不察，又不為，則禍起於蕭牆而不自知，就離死期不遠矣！

「北風吹，吹我庭前柏樹枝。樹堅不怕風吹動，節操稜稜還自持。」（于謙·北風吹）但嚴寒加劇，風刀霜劍，柏枝再硬挺，也會凍折斷裂，不復成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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