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下回看中國全球化的歷史起點

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世界各國的文化、政治、經濟格局都在經歷著新的變革。然而，面對衝擊，由於憂慮自身利益受損，一些國家開始出現逆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對我們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讓我們暫時擱置對當下的判斷，回到中國全球化的原點，看看一位先驅面對新世界時的經歷與執著。

明朝並非始終是一個閉塞的王朝。明初，成祖朱棣派鄭和率寶船 「七下西洋」，堪稱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也是中外交流史上的盛事。但由於倭亂等問題，明朝之後曾幾度實行海禁。而嘉靖年間尤甚，明朝政府閉關鎖國。外國人無法輕易入境，中國人也不得西行。與此相對，同時期的歐洲迎來了「大航海」時代，各國爭先恐後地前往探索未知的世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耶穌會來到了中國。他們帶來的除了宗教之外，還有一次浩大的文化交流與碰撞。而徐光啟，則代表了當時一批勇於突破傳統觀念，敢於擁抱新世界的中國知識階層。

從天下觀到世界觀

一張世界地圖改變「天圓地方」

徐光啟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生於松江府上海縣，官至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他不僅為明末重臣，還被譽為「中西文化會通第一人」，為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中西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徐光啟接觸西學、認識新世界的契機是一張世界地圖。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因會試屢試不第，徐光啟受友人介紹前往韶州教書。兩年後的某一天，他信步偶至教堂，見到了傳教士郭居靜。短暫的交流讓徐光啟對於這些來華的西洋人有了初步的認識，但並未產生求而問道的意願。直到幾年後，他見到了利瑪竇繪製的一幅世界地圖。地圖中展現的全新的地理觀念讓徐光啟大開眼界，也讓他產生了進一步與這位擁有不凡知識的西洋人結識的想法。對於這段經歷，徐光啟在《跋〈二十五言〉》中自敘道：「昔游嶺嵩則嘗瞻仰天主像設，蓋從歐羅巴海舶來也。已見趙中丞、吳銓部前後所勒輿圖，乃知有利先生焉。間邂逅留都，略偕之語，竊以為此海內博物通達君子矣。」

這張地圖給徐光啟的衝擊無疑是極大的。在傳教士將西方地理學知識傳入中國之前，中國人依然相信「天圓地方」這句古老的格言，不知道有萬有引力，從未見過按子午線、緯線和度數來劃分的地球表面，也不知道赤道、熱帶、兩極，更對世界的規模缺乏認識。

而利瑪竇繪製的《萬國圖志》附有自撰圖解說明，不僅列出了南北美洲、非洲南半部以及海中的各種島國等等，作出大略說明，更詳細介紹了五大洲及其中著名的國名、地名、河名等等，甚至還引入了對於中國人而言全新的地理觀念，將地球自北而南分為五帶。此外，地圖中對當時世界各國的文物、風土人情的介紹，彌補了古代中國對世界地理認識的缺乏與不足。

據統計，利瑪竇繪製的各種世界地圖，從萬曆十二年（1584）起，到萬曆三十六年（1608）短短的二十四年時間裡，在肇慶、南昌、蘇州、南京、北京、貴州等處，一共翻刻了十二次之多。可以說，他帶來的這種全新的地理觀念已經被當時中國許多有識之士所接受。

但對於徐光啟而言，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帶來的不僅是地理學概念上的變革，更迫使其對已有的知識系統進行調整。在這次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他對世界格局有了新的認識，使他衝破傳統文化心理的束縛，放下了當時中國人對於外來文明所持有的一貫的傲慢，看到了西方文明中值得借鑒之處，並萌發出進一步交流的決心。

一張地圖，讓徐光啟看到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讓他意識到想要完善自身文化，便不能孤立地存在，要懂得「取彼之長，為我所用」，也奠定了他與帶來西方科技文化知識的耶穌會士們的結交與合作。

研發火炮差點改變歷史

重修曆法開洋為中用先例

徐光啟與耶穌會士們在西學上的合作涉及方方面面：數學、天文、軍事、水利、宗教等等。徐光啟與利瑪竇合作翻譯的《幾何原本》被認為是西方科學傳入中國的象徵之一，對中國的整個科學發展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但說到雙方合作規模最大的，當屬徐光啟所倡導的軍事與曆法改革。因為在這兩項改革中，徐光啟代表的不再是一位開明學者，而是明朝政府的官員。彼此的合作也不再僅是因為志趣相同而進行的個人交流，而是轉而成為帶有全球化色彩的國家工程。讓外國人參與到涉及國家根本的軍事、曆法事務中，這在中國此前的歷朝歷代都是不可想像的。然而，在徐光啟及其他一些思想開通的有志官員們的努力下，這看似不可能的任務成為了現實。雖然，這條邁向國際化之路走得並不容易。

國勢衰弱的明朝，面臨內憂外患，亟需增強軍事力量。耶穌會進入中國境內之後，火器與西洋兵法也是其西學傳播的一部分。萬曆四十七年（1619），在明軍幾次敗於後金軍之後，奉旨負責練兵的徐光啟開始運用從傳教士那裡習得的西洋火炮知識，在朝廷中推行軍事改革。泰昌二年（1621），遼東戰局惡化，五月，徐光啟再次上疏建議購買西洋大炮，並重申「建敵台以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虞之策，莫過於此」。七月，明朝政府正式派遣張燾和孫學詩為欽差, 持兵部檄文往澳門聘請炮師併購買火炮。葡澳當局非常重視此次與明朝政府的交易，很快便準備了大炮26門，葡兵百人，葡人頭目7人，翻譯1名，隨從數位，供其帶回北京。然而抵達北京後不久，葡萄牙炮師在教演火炮技法時發生炮膛爆炸，導致人員傷亡，引起了一批朝臣的反對，最終百名葡兵被全部遣返澳門。

至崇禎元年（1628），崇禎皇帝又繼續派人前往澳門購買火炮。為了鞏固火器在軍中的使用，徐光啟上疏建議「令西洋銃領、銃人遍歷內外城，安置大銃」，並建議多造銃器。於是，崇禎帝命徐光啟負責督造西洋火器之任, 令澳門葡商留京製造、教演大炮。然而，西洋大炮造法精密講究，既花時間，又耗公費，明朝政府最終還是決定繼續向澳門購炮。崇禎三年，徐光啟再次派遣傳教士前往澳門置辦火器，並招募善用火炮的葡兵。

由於西洋火炮在戰爭中的威力有目共睹，朝臣們普遍對於購買火炮本身沒有異議，但對招募葡兵一事卻有不同意見。禮科給事中盧兆龍便曾上疏反對讓葡人入京，稱葡人佔領澳門並有野心，不可讓其「躍馬持刀，彎弓挾矢於帝都之內」。另外還提醒崇禎皇帝以白蓮教為鑒，警惕天主教的發展。生性多疑的崇禎帝最終採用了盧兆龍的建議，原本已經北上的葡兵又一次被遣返澳門。

雖然明朝政府成功地從葡萄牙人那裡購得了西洋火炮，但未能聘用葡兵負責教練，對徐光啟而言終究是個遺憾。與此相比，曆法改革的國際化之路走得更遠。

中國古代的天文學以曆法與觀測星象為中心，常常被稱為「天學」。而它不僅僅是一種學問，更帶有一種服務於王權政治的社會政治文化特徵。

明朝使用的《大統歷》則是在元代郭守敬編製的《授時歷》基礎上刪定而成的，前後「承用二百七十餘年」。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大統歷》的推驗開始不斷出現誤差。與此同時，耶穌會士們翻譯或撰寫的一些西方天文著作，讓中國的一批有識之士深刻地認識到傳統曆法存在的問題，看到西方天文、歷算之學的先進之處。於是，徐光啟、李之藻、周子愚等人開始致力於將西洋曆法引入中國曆法體系，對傳統曆法進行改革。徐光啟提出將西洋曆法與《大統歷》「會通歸一」：翻譯西曆，融會貫通，以其之長補《大統歷》之不足。

萬曆四十年（1612），禮部奏「翰林院檢討徐光啟，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亦皆精心歷理，可……同譯西洋法」。然而，並非所有朝臣都支持這種以西洋曆法來改革中國曆法的方式。「朝臣嘖有煩言，多不滿於公（徐光啟）」。面對廷臣的排擠與指責，徐光啟最終選擇託疾請假，屯田於天津。

至崇禎朝，徐光啟開始得到重用，重提了編修曆法一事。崇禎二年（1629）六月遇日食，徐光啟依照西法，欽天監官員依照傳統中國曆法同時進行推算。結果，西法得驗，而「欽天監推算日食前後刻數俱不對」。崇禎帝對欽天監極為不滿，隨後禮部奏請開局修歷。九月，徐光啟奉旨督領修歷事務。這一次，西洋人真真正正地參與到了改革工作之中。因徐光啟舉薦，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率先參加了曆法編修工作。次年，因鄧玉函去世，徐光啟又征湯若望，羅雅谷前來接替其工作。在徐光啟的主持下，西士與歷局的館生們不遺餘力地譯書制器，使修歷工作取得了極大的進展。

徐光啟奉旨負責修歷時已年近古稀，曆法編修終究沒能在他有生之年徹底完成。在去世前，為了保證修歷工作的順利運行，徐光啟精心挑選了自己的門人——同樣尊重西士，認可西學的李天經為歷局的接班人。崇禎八年（1635），李天經向朝廷進獻了剩餘的全部曆書，為曆法的編修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崇禎曆書》的編修標誌著中國傳統天文學的一次轉型，也是東西方文明的一次偉大交流會通，更是當時政治、文化環境仍較為封閉的中國通過包容並接受異質文化而融入世界的一次難得的成功嘗試。

廣交西人拓寬眼界

兼收並蓄開海派文化先風

徐光啟對「中西匯通」的推動，還體現在他與西士的交往上。利瑪竇入華，帶來了三稜鏡、地球儀等各種西洋奇器，引得一時間中國的文人士大夫爭相與其交往。然而，這樣的交往多基於好奇心理。在許多自認居於文化優勢地位的中國人看來，這些西洋人不過只是「西夷」而已。但是徐光啟卻不同，他秉持陸九淵「東海西海，心同理同」的理念，突破了狹隘的民族觀，真心敬服西士們的學識，將其視為良師益友。據統計，與徐光啟有過直接交往的傳教士，有明確史料記載的，便多達20多位，且來自義大利、葡萄牙、法國、西班牙等各個國家。通過與這些西洋人的交往，徐光啟不僅學習到了各種西方科學知識，還對西方的文學、哲學、邏輯學，以及風土人情也有了一定的認識，既開闊了思維，也拓寬了眼界。

除了自身廣交西士之外，徐光啟也積極鼓勵身邊的門人弟子與之交往。例如，他在天啟元年（1621）給門人鹿善繼的一封信中，殷切囑咐其向西士請教，學習西術、製造西器。信中稱讚西士「皆棄家學道，勸人為善者，兼之博涉通綜，深明度數」，並稱「惟是諸臣行教，為所信服，若得訪求到來，並攜帶所有書籍圖說，不止考求講肄，商略製造，兼能調御夷目，通達事情，因而成造利器，教練精卒，深於守御進取有所裨益矣！」

徐光啟的這種國際胸懷對上海「海納百川」的海派文化形成也產生了一定影響。明末時期的上海，並無今日之規模，而只是富饒繁榮的江南地區中一個並不怎麼起眼的小縣。然而因為這裡是徐光啟的家鄉，自萬曆晚期至康熙前期，有多達34名西洋傳教士曾經來到上海，為這個當時依然平凡的縣城增添了一份國際化的氣息。至晚清，一度被禁的耶穌會重返中國。為了紀念徐光啟，並傳承當時的偉業，耶穌會將上海的徐家匯設為江南傳教區的中心。而傳教士們在進行宗教活動的同時，也建造了許多西式的機構與建築，推進了上海的近代化進程，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耶穌會在徐家匯建立 「大書房」，後發展為中國最早最完備的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道光三十年（1850），創立依納爵公學，即之後的徐匯公學，為當時中國內地最早的新式中學；同治七年（1868），創立自然博物館；同治十一年（1872）設「江南科學委員會」；同年，創立徐家匯觀象台，為上海乃至中國最古老的氣象觀測站，被譽為「遠東氣象第一台」；四年後，成立徐家匯土山灣印刷館。這些都見證了上海對西方文化的兼容並蓄，以及中西交流的發展。

徐光啟無疑是一位擁有「世界眼光」的先行者。面對西方文明帶來的衝擊，他懂得應「相資為用，互助以成」，以實現東西方文化上的互補。「欲求超勝，必須會通」。願意正視異質文化，努力去理解並融會貫通，或許這就是這位先驅帶給我們的啟示。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

主編：王多

圖片編輯：蘇唯

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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