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十大影響中國傳教士

天主教十大影響中國傳教士

阿羅本

阿羅本，是已知的第一個到中國傳教的天主教聶斯托利派教士。唐貞觀九年（635）從波斯到唐帝國京城長安，是大秦傳教士入中國的第一人。除譯經之外，還建立大秦寺，唐高宗封其為「鎮國大法主」。所傳聶斯托利派天主教教稱為景教。

據宋代宋敏求《長安志》記載，義寧坊有波斯寺，為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阿羅斯」為阿羅本之誤。明代天啟五年（1625年）長安發現唐建中二年（781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有「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的記載。

阿羅本於635年到唐朝京城長安，唐太宗特別派遣宰相房玄齡，率領儀隊到京城長安西郊以國禮歡迎，而且直接迎入宮廷，以表示對這位外國傳教士的尊崇，這實在是件不平凡的事。原來阿羅本早就在西域邊境上展開了傳教活動，極受當地人士愛戴、尊敬。太宗知道他要前來中國，特地安排了隆重的禮節來接待他。

景教傳入中國，正是中國的太平盛世：唐高祖創立的基業，傳到唐太宗已達到舉國富庶，人民安康，文化昌明的境界；可是中原之外的邊疆，卻充滿著戰爭氣息，整年動不安。回教徒又不斷地與西南亞洲美索不達米亞、巴勒斯坦及波斯等地的天主教教國家發生衝突。戰爭的威脅隨時都有可能進犯中國本土，唐太宗為防止邊界突厥民族的入侵，常藉通婚及商業上的來往交流，緩和緊張情勢，並確保當時中國通往歐亞各國交通要道－絲路－的暢通。

阿羅本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來到中國的。他之所以會受到皇帝的特別禮遇，雖與他自己的良好名聲有關，但多少也摻雜著一些政治性因素：因為中國急需在動蕩不安的中亞地區維護邊防的安全，確保絲路的暢通，爭取貿易的機會。可是這些措施都需要先取得當地居民的諒解合作。巧的是當地居民中有不少基督徒，觀念無法與中國派出的使臣順利溝通，太宗正為此事感到束手無策。這時得得知景教要派傳教士來華，自然高興無比。這一方面可以透過景教傳教士以結識這一群基督徒，同時也可請他們充當翻譯員，在對抗回族戰爭中能有很大的幫助。

阿羅本原是敘利亞人，以後到了波斯，在那兒受到景教的薰陶，領受聖執，成了司鐸。阿羅本在中國給人的印象，是一位端莊肅穆、謙誠有禮、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的中年學者，頗有儒家風範，所以立刻就被皇帝接納，迎為上賓。他來華時，攜帶了530部經書，有部分後來翻譯成了中文，太宗曾親自審閱，並聽他宣講道理。太宗發現他所講的以及所帶來的經書，不僅內容豐富、言之有物，而且在中國又自成一家之言，對治國安世會有貢獻，於是就給阿羅本及他的隨從人員留華傳教的權力。

在傳教期間，阿羅本還得到宰相房玄齡、大臣魏徵等人的協助，進行的很順利。不過傳教事業真正開始萌芽，在貞觀十二年秋，也就是阿羅本抵長安的第3年。那時太宗親自下詔諭令景教在國內可以自由公開傳布，並且在京師長安的義寧坊地方，興建景教寺，後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同時把自己的肖像轉塑在景教寺的牆壁上。這些都使我們看出太宗和景教的密切關係了。

650年高宗繼位，對景教更加提倡，敕令在全國各州，建立景教寺，並且仍舊封阿羅本為鎮國大法王，這時的景教，已經傳遍全國各大城市。不久，阿羅本升為中國景教的教長，京師長安也成了中國景教的中心。

阿羅本來華後，建立景教寺，翻譯經書，將福音真光帶給了華夏。3年內，陸續由波斯東來的傳教士，增至二十一位。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修院組織與波斯、敘利亞的天主教相似，同屬於隱修院傳統，奉巴格達宗主教為領袖；在中國教長之下，分為幾個教區，由副主教管理；並有司鐸負責禮節、布施、教育等事；在較大的寺院設寺主和理院。

阿羅本傳教工作除了講授景教教義外，還很重視宗教生活。在講授教義方面，他以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作為出發點，來說明救贖的真理，並用聖洗來滴除皈依基督的原罪。在宗徒生活方面，他很重視誦念日課，每日有七個固定時辰的禮儀朝拜，配合著磬聲顯出有規律而虔誠的心，在禮儀中並穿著僧人服裝，留著鬍鬚，削掉頭髮，保存了東方隱修士的禮規。除了這些禮儀性的行動外，在生活上也表現出貧窮、受齋、施捨、為亡者祈禱等精神，並在主日獻祭、告解、滌除心靈罪污，所以漸漸地吸引了部分中國人士的注意及重視。

孟高維諾

孟高維諾（Montecorvino），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播的先驅，是中國第一個天主教教區的創始人，也是以教廷正式使節名義來華的第一人。生於義大利南方薩萊諾城附近的一個村莊，家境小康，壯年時入方濟各會成為修士。讀過法律、作過法官、醫生和軍官。他天資聰敏，生活嚴肅刻苦，不久即晉陞神父，並被任命為青年修士的導師，但他內心非常渴望到遠方去傳教。不久，終於被派住中東地區，一去十年，成績斐然。

約1280年左右，孟高維諾在亞美尼亞和波斯傳教。1289年，亞美尼亞王海頓二世委任孟氏為代表，謁見了教宗尼古拉四世。教宗特命他任教廷使節來中國，並致函亞美尼亞王、雅各伯派教會宗主教、喬其亞派教會宗主教、喬其亞王、波斯王，以及孟氏沿途必經的各國的君王，請他們善待孟氏，使能安抵中國。　　 1283年，36歲的孟高維諾帶領30多位傳教士，踏上了前往中國的遙遠旅程，行程十分艱險，隨行人員幾多喪身，在到達波斯灣的荷木斯海港時，僅剩下了他和一位叫尼古拉的神父。自荷木斯又乘船行至印度南端的馬德拉斯，此時，他唯一的同伴也不幸病卒。孤身一人的孟高維諾在聖多默宗徒遺迹旁安葬了他的同伴。他印度動身時，義大利商人伯多祿陪伴了他。歷盡千難萬險、九死一生，孟高維諾終於在1294年春天踏上了福建泉州港。

此後，他又步行了兩千公里的路程，才抵達元朝都城大都（北京），孟高維諾晉見了中國皇帝，呈上教宗文書，元成宗鐵木爾高興地接待了他，待之以上賓之禮，並准他在京城居住和傳教，物質所需由朝廷供給。

開教伊始，孟高維諾先從社會上層入手，不久就勸化汪古部高唐王闊里吉思及其屬下部族進教，開了中國人信仰天主教之先河。孟高維諾深知傳教工作與當地文化結合的重要性，便認真學習蒙古文字，與闊里吉思合譯了全部拉丁文日課經，以及主要彌撒禱文，並將《新舊約聖經》和《舊約聖經·詩篇》譯成蒙文，寫有書信等。

　　1299年，孟高維諾在京建一教堂，同時收養了40多名孤兒，教授他們拉丁文、音樂以及教會禮儀，著手培育接班人。1305、1306年，孟高維諾先後兩次致信教宗，報告在華傳教情況，並一再要求能派一些忠於教會、嚴以律己、具有相當能力水平、肯於為傳教事業獻身的人，來華拓展教務。

　　時任教宗的克萊孟五世得聞孟高維諾的傳教成績，不勝欣喜。當即選派７位方濟各會士並祝聖為主教，打發他們來華。同時，致函孟高維諾，諭令他在北京設總主教區，並任總主教及遠東宗主教，統管中國教務，具有簡授主教、劃分教區、管理神職班之全權。此權，也同時授於孟高維諾之後的繼承人。1313年，七位主教，除一人未能東行，三人病逝於印度，只有哲拉德、斐萊格林和安德魯三位到達了中國。三位主教即為孟高維諾總主教舉行了祝聖禮，從此，即在總主教領導下，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更加向前邁進了一步。同年，在當時外商雲集的福建泉州新設一教區，並先後建起兩座雄偉壯麗的教堂，哲拉德、斐萊格林及安德魯相繼在這裡出任主教。

1322年，真福和德理奉命來華，協助總主教，在華三年發展教徒３萬多人，後返歐求援，希望帶更多的教士來華傳教。然而，當他1330年抵達歐洲時，孟高維諾總主教卻早於兩年前逝世於北京，享年81歲。

　　據史料稱：孟高維諾總主教去世後，北京居民不分貴賤，同聲哀慟，出殯之日教徒和非教徒送他至墓地，深表痛悼。他的墓地，此後成為民眾虔敬巡禮之處。孟高維諾辭世之後，因種種原因，再無人繼任主教之職，他苦心建立的中國天主教會聲勢漸弱。1368年元朝帝國崩潰，隨之，中國教會也就從此湮滅。

孟高維諾總主教初來中國傳教，語言不通，年逾四十開始學習當地語言文字，翻譯經文，力求聖事活動適應當地禮儀風俗，並著手培養當地聖職接班人。他在京傳教牧靈34年，長期獨自一人，嚴以律己、遵紀守法、友善待人，與他同時代的人對他評價說：「總主教勸化了很多人信奉天主教。他為人正直熱心，深得信教和不信教的人們愛戴，皇帝本人也對他非常敬重。」孟高維諾總主教，正是以他那種無私慷慨的愛德和忠誠奉獻的使命感，以及卓越的學識才幹，實踐了與當時中國國情相適應的「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為的是總要救些人」的宗徒傳教精神，堪稱是一代傳教士的光輝楷模。

　孟高維諾總主教在中國開教的一度興旺，除上述原因外，元朝統治者對宗教的寬容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元朝時，統治者擬藉助宗教教義以促進社會的安定發展及國際聲譽的提高，因此，「兼容並蓄，廣事利用」，也就成了元王朝世代相傳的一項國策。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說過：「基督教是最真最好的宗教，凡不是完善的事，基督教決不許人做。」統治階級的這種理解和肯定，正成了孟高維諾在中國立足，並使教會得以發展的重要因素。

孟高維諾的行程和作為，可由他的兩封書信進一步了解。

第一封信：

教宗駐契丹（中國）特使孟高維諾總主教於一三〇五年元月八日寫的第一封信

我——小兄弟會的若望孟高維諾弟兄——於主歷一二九一年離開波斯的帖兀力思城（Tauris）前往印度，並在印度的宗徒聖多默的聖堂內居留了十三個月之久。在那裡我給來自各個不同地區的大約一百人付了聖洗。和我一道旅行的同伴是道明會士皮斯托亞的尼各老（Nicolous de pistoia）。可惜他在印度與世長辭，被埋葬在聖多默宗徒的大堂之內。我從印度出發，繼續前行，抵達契丹。這是韃靼皇帝的王國，此皇帝被稱為大漢。我向大漢呈獻了教宗陛下的信函，並且奉勸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公教會。可惜他對邪神偶像的敬禮已迷信太深。他雖未奉教，然卻對教友們非常寬厚。我同他在一起已經是十二年了。可是那些景教人士，他們雖然自稱是基督徒，但他們的行為卻完全不像是基督徒的樣子；他們在這些地區的勢力很大很強，因此他們不允許有任何其他宗教儀式的基督徒存在，更不許可他們有任何宗教敬禮的地點，就連一座小聖堂他們也不許可，當然更不允許宣講任何與他們不同的教義。由於從來沒有任何宗徒或宗徒們的弟子來過這個地方，因此上述之景教人士即直接或間接地用行賄賂的辦法，指示別人對我們進行殘酷的迫害，並且大事宣講說，我並不是被教宗陛下所派遣來的，而是一個間諜，是個為害人民的大騙子。不久之後，他們更弄來一些假證人，信口雌黃地說，教宗所派的使者乃另有其人，這位使者給皇帝帶來大批的財寶，是我在印度殺了他，竊取了他所攜帶的禮品。這個陰謀持續了有五年之久，因此我常受審訊，並且隨時有被判處死刑而可恥地死去的危險。但是，終於在天主的安排之下，他們有些人自承是陰謀之計，因此皇帝知道我是無罪的，控告我的人是誣告，就把他們連同他們的妻子兒女一道流放充軍去了。

現在，我在此旅途之中單人獨馬已有十一年沒有辦告解了。直到一年前，一位德國弟兄阿諾德來到我處。我已在汗巴里修建了一座聖堂，這是在六年前竣工的。汗巴里是皇帝主要的居留之地。我也建築了一座鐘樓，並安裝了三口鐘。在這裡我估計給六千人付了洗。如果沒有上述的造謠中傷，我可能已為三萬人施行了聖洗，因為我是在不斷地施行洗禮的。

同時我陸續地收養了四十名男童，他們是外教人的兒子，年齡在七至十一歲之間。在購買時，他們還不認識什麼宗教。我給他們施行了洗禮，並教他們拉丁文及我們的宗教禮儀。我為他們寫出了聖詠集和三十篇讚美詩，還有兩本《每日頌禱》。他們之中有十一名兒童已學會我們的禮儀。就如在會院中一樣。他們自動地每周輪流主持唱經，不論我在場與否，他們都照行無誤。他們之中有幾個已能抄寫聖詠及其它合適的文件。皇帝陛下非常高興聽他們唱歌。在定時祈禱時，我就敲響那三口鐘，並且和那由赤子乳兒所組成的唱詩班一同歌唱日課。我們是憑記憶來歌唱的，因為我們沒有配有音譜的日課。

第二封信：

耶穌紀元（公元）一三零五年正月八日寫於契丹（KATAY，即中國）王國汗巴里（北京）城，關於好國王闊里吉思（George）

在那個地區有一個國王，名叫闊里吉思（George），他原是屬景教派的基督徒，是印度稱為長老的約翰的偉大國王的後裔。我來到這裡的第一年他就同我很親近，並藉著回歸到天主教信仰的真理。他還由我接受了小品，並著祭衣作我彌撒中的輔祭員。因此其它的景教信徒皆控告他為叛徒。他本人卻將他大部分的人民引歸天主教真正的信仰。此外，他還為了我們天主及聖三的光榮，捐建了一座富麗堂皇的聖堂，並不了尊敬聖父教宗而稱其為「羅馬教堂」。這位闊里吉叫國王可惜在六年前，作為一位真正的教友去世了，留下一個還在嬰兒時期的兒子作繼承人，他現在已有九歲了。闊里吉思國王去世後，他的兄弟們堅持景教信徒的錯誤，把過去國王歸化的人，又重新領上邪途，回歸景教的信仰。由於我是孤獨一人，又不能離開皇帝大汗，因此無法前往那裡視察那間聖堂，因為它距離有二十天的路程。雖然如此，如果有幾位助手和同事來到這裡，我相信賴天主的助佑，一切仍可以恢復原狀，因為我還持有闊里吉思國王生前賜予我的特恩。

我再說一次：要不是有上述的謠言中傷，我可能已做出偉大的成績。再說，即使我只有兩三位同伴和助手，或許皇帝大汗也已經受洗了。我請求如果有人願意前來的話，應當是渴望獻身傳教，樹立美好榜樣的人，而不是以「長衣穗」為自誇的人（註：孟高維諾在此時引證了耶穌關於法利塞人所作的評語，即「他們作一切是為叫人看，為此……他們將衣穗加長……」是說他們只會裝腔作勢，求從之讚美，見瑪23：5）。

關於前來的道路，我向你們報告，以取道陸路為佳，因為陸路要經過北韃靼的皇帝闊台（Cothay）的領土，不但較短而且更安全可靠。如果與使者同行，約在五至六個月內就可抵達。但是如果取另一條通路，即海路，則是最為遙遠，而且危險重重，因為必須航行兩段海路。第一段，約相當於阿苛（Accho：是聖地西海岸的一座海港城市，曾是十字軍東征時代的基督教王國的重要據點，也是最後撒手西歸的港口。譯者識）。至普羅文思（Provence，是法國西南方的一個地區。譯者識）省的距離；第二段的距離相當於自阿苛至英國的距離。然而由於戰爭之故，長期以來，陸路已不安全可靠，因此之故，我也已十二年之久沒有接到羅馬教廷、我們小兄弟修會及西方國家的消息了。

兩年前由倫巴第（Lombardy，義大利的一個北方地區。譯者識）來了一位外科醫生，他在這裡散布了許多很令人置信的褻瀆羅馬教廷、小兄弟修會以及西方國家的流言蜚語。這使我非常痛心疾首，因此我願意獲悉真相。

我懇求接到這封信件的弟兄們，儘力設法將此信內容呈報教宗陛下、樞機主教們以及我們本會駐羅馬教廷的總務弟兄。我民請求我們修會和總會長，寄給我《對詩經集》（Antiphanarium）、《聖人傳記》、《升階唱經集》（Graduale）以及《聖詠集》各一冊作這樣本，因為我除了一本袖珍型《每日頌禱》（Breviarium）和短型的誦讀篇章之外，其它書籍什麼也沒有。但如果我有個樣本，我就可以使上述兒童們來抄錄副本。

現在我正在修建一座聖堂，以便可使兒童們分置兩處。我已年老力衰，頭髮也斑白了，但這是由於勞苦和憂慮，而不是由於年高，因為現在我才不過五十八歲的人而已。我已學習並通曉韃靼語文，這是韃靼人通用的言語。我還將《新約全書》及《聖詠集》翻譯成那種文字，並教人用美麗的字體繕寫出來。我公開地遵守，當眾朗讀並且宣講，證明基督的法律是正確無誤的。在闊里吉思國王有生之日，我曾經同他計劃，將全部拉丁文的《每日誦讀》翻譯出來，以便在他管轄的領土內廣為歌唱。在他生前，在他的教堂里經常按照拉丁禮儀，用他們自己的語文，舉行彌撒，即誦念《感恩經》（Canon）及《頌謝詞》（Praefationes）。闊里吉思國王的兒子取了我的名字為名，叫做若望。在天主內希望，他要追隨他父親的美表。據我之所見和所聞，我相信在土地廣闊，人口眾多，財富之巨大方面，世界上沒有一位國王或君主能與大汗陛下相比擬的。完結。

聖方濟各·沙勿略

方濟各·沙勿略（San Francisco Javier），西班牙籍天主教傳教士，是耶穌會創始人之一，天主教會稱之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傳教士」，是「傳教士的主保」。沙勿略首先將天主教信仰傳播到亞洲的馬六甲和日本，他一生的夙願就是把基督福音傳播到中國。

1540年，方濟各·沙勿略奉教廷派遣前往東方宣教。沙勿略先在印度的科摩林群島主持教務，1542年前往印度果阿。他在印度宣教幾年後，轉赴馬六甲宣教。沙勿略在印度、南洋群島等地宣教7年，取得很大成功。

1549年8月15日，沙勿略抵達日本鹿兒島。他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帶領1千多名日本人認識真道，受洗歸入主的名下。然而，他也遇到預想不到的情況。當他和日本的知識分子辯論時，日本文人反詰到「如果你的宗教所言為真，為什麼在中國卻沒有聽說過呢？」的確，日本自彌生時代起（中國秦漢時期），就以中國為師，隋唐時更是派遣大量留學生來華學習，日本從宗教、哲學、文字、科技、藝術等領域到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受到中國巨大影響。沙勿略通過與日本文人接觸，深刻地了解日本與中國在文化上的傳承關係，認識到中國在東方宣教工作的重要地位。他曾說「汝謀發展吾主耶穌基督的真教，中國是最有效的基地，一旦中國人信奉真教，必能使日本唾棄現行所有各教學說和派別。」於是，他決定到中國宣教。

1551年11月20日，沙勿略重返印度。為來華宣教做準備。由於明王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除了外交使節，其他外國人一律不準入境。在商人朋友的幫助下，沙勿略組建了一個使團，以此得以進入中國，參見中國皇帝，以期得到自由宣教的敕令。

1552年4月，沙勿略離開印度果阿，踏上前往中國的旅程。1552年8月沙勿略乘「聖十字」號抵達距廣東台山縣正南30海里的上川島。不久，沙勿略得知明朝政府嚴禁使團入境，入華前景什麼渺茫。但這並沒有動搖他宣教的心志，他在島上建立一座小教堂，作為入華的基地。並通過和暹羅使團協商，謀求一個席位隨使團朝見中國皇帝。就在方濟各·沙勿略積極籌劃來華宣教之時，病魔襲擊了這位主的忠僕，他不幸染上了瘧疾，由於缺醫少葯，12月3日凌晨，方濟各·沙勿略在上川島走完了他短暫而輝煌的侍奉道路，在主懷裡安息。

正如主耶穌所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12：24）方濟各·沙勿略雖然沒能踏上中國大陸，實現其來華宣教的願望。但是，他的宣教熱情卻激發了不少歐洲宣教士，他們懷著對基督和中國人的熱愛，遠涉重洋來到中國。終於擊碎「磐石」，使福音在中華大地紮根。

羅明堅

羅明堅是「傳教士漢學時期」西方漢學的真正奠基人之一。他在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在中國典籍的西譯方面，在以中文形式從事寫作方面，在向西方介紹中國製圖學方面都開創了來華耶穌會士之先，為以後的西方漢學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他應與利瑪竇齊名，同時被稱為：西方漢學之父。

羅明堅神父，字復初，生於義大利那不勒斯的味諾撒區，斯皮那早拉城。曾獲民法與教會法博士學位。卒業後在那不勒斯政界服務多年。二十九歲方入耶穌會。獲准來東方擔任傳教的工作。在起行之前，羅明堅神父獲得耶穌會總長麥古里神父的特別許可，在未讀完神學前，使晉陞鐸品。萬曆六年二五七八，羅神父伴同耶穌會士阿瓜未哇·羅多福、巴范濟、利瑪竇、斯皮諾拉等傳教士由里斯本登洛東來。

　　抵達印度後，羅神父首先奉印度省長魯依斯神父的命令—在印度西南海岸漁民區傳教，學習當地的方言。不久奉命至高晉，代替費拉利神父來澳門。萬曆七年（一五七九）七月，羅明堅神父來到澳門。正逢范禮安監會神父於十日前動身前往日本巡視。范神父臨行前

留下信件囑咐羅神父和以後來華的西洋傳教士！務必學習並精通中國語言，明了中國的風土人清。羅明堅神父依靠天主聖寵的助佑，遵照范禮安神父的訓示努力學習中國語文。十六世紀的八十年代，學習中文沒有適宜的語文課本，沒有中西合璧的字典，沒有適當的教員。而羅神父這時年已卅六歲，記憶力已不很強，他遇到的困難聖言語難宣。此外，當時澳門的同會弟兄們又因傳教上的需要幫忙，往往請求他放下研讀中文的工作，來幫助他們從事可見的造福人靈的事業。范禮安神父聽說了，馬上來函抑止澳門的會士阻止羅神父的攻讀事業。並且肯定地說：這正是愈顯主榮的最好途徑。在這種苦讀鑽研下，羅神父已經能說、能念、能寫中國語文了。於是羅神父便想北上廣州，和當地的官府取得聯繫，設法獲得留居中國內地的准許，賈奈勞主教對這很是贊成，並加以有力的支持。

　　萬曆八年（一五八Ｏ）至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羅明堅神父來到廣州小住四次，在這時期，廣東地方長官准許葡商每年來廣州貿易兩次。逗留數日，日間在市區貿易，夜晚返船休息。羅神父便伴隨葡國商人來到廣州，不久認識了數位官員，取得官員的信任，獲准在陸地上，即在暹邏一貝館內居留並獻祭。

　　羅明堅返回澳門後，在耶穌會修院的附近建造了一座聖瑪定經院小學校。羅神父在這學校里為新入教的中國青年講授要理。並且和高麥斯神父著手編寫一冊問答式的拉丁文要理。之後在廣州，由華人協助開始起草《天主實錄》一書。一五八二年，羅神父在廣州把天主十誡譯成中文，向我國人士乘機宣講。這取名<祖傳天主十誡>的經文於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在肇慶出版，這篇《祖傳天主十誡》，可說是第一篇在華天主教中文經言。

　　萬曆十二年（一五八二），西班牙籍耶穌會士桑徹斯神父，為西班牙總督出使，由馬尼拉來到廣州，惹起當地人士的懷疑。官方以之為偵探，逮捕下獄。羅明堅神父這時正在廣州，亟力拯救，方得釋放。不久廣東總督陳瑞行文香山溴制台司馬陳文畢，傳令澳門薩來約主教和澳門葡國地方長官滿多薩來省垣肇慶議事。葡國官員和滿主教議決，委派羅明堅神父和葡國檢查官已那拉前往。羅明堅利用這次進見總督的良機申請留居肇慶，獲得總督陳瑞的默允。八月七日，羅明堅期待已久的利瑪竇和巴范濟來到澳門。不久總督遣人召羅明堅神父，攜帶利瑪竇神父帶來的鐘錶來肇慶。當年十二月十八日，羅明堅偕巴范濟神父和幾位隨員帶著自鳴鐘由澳門起身，廿七日抵肇慶。不久獲准留居東關，距城一里許的天寧寺中。天寧寺舊名安樂寺，宋崇寧三年（一一Ｏ四）改今名。這是內地第一座耶穌會院。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二月十日，羅公明堅和巴范濟神父，為了隨風就俗，和一些中國朋友商議後，改穿僧服，並且刮須剃髮變成僧人模樣。不久更奉上呈來卡申請明准留居內地。

　　萬曆十一年三月兩廣總督陳瑞被黜。羅明堅等失去官府的庇護，不敢久留肇慶，乃離省經廣州返回澳門。巴范濟神應范禮安神父的指示，立即搭舟去日本，在日本傳教多年，成績斐然　　萬曆十一年夏，兩廣新總督郭應聘到任。為「路照」事。澳門耶穌會會長的嘉拉耳神父，乘機委派羅明堅和利瑪竇神父赴香山轉赴廣州謁見海道，申請准赴肇慶進見新總督。遭到海道的拒絕，被迫返回澳門。大家只有懇求天主，感動新總督的心，准許留居內地。

　　新總督郭應聘到任以後，整理批答案上留下的公文。天主的聖意，使他注意到羅明堅的呈請「撥地建寺築舍」的呈文。新總督馬上和肇慶的知府王泮議定，批准這項請求，並且委派使者，攜帶肇慶知府的函件，召請傳教士退回省垣。

　　萬曆十一年九月初，羅明堅和利瑪竇，在聖瑪定經院的贊助人維耶加大力支持下，離開澳門。九月十日抵達肇慶，蒙受肇慶知府王洋的盛情款待。此後耶穌會士便在我國大陸上正式建立聖堂和會院。這次羅明堅神父獲利瑪竇神父抵華之日，正逢聖母聖誕瞻禮這可說是我國天主教的奠基日，也可說是元代天主教的復興紀念日！羅明堅神父和巴范濟神父，上次居天寧寺時，認識寺旁的陳姓紳士，回澳門前，把祭台、祭服、聖物等托他照管。這次羅神父帶領利神父重來，拜訪陳府，見他把祭台供在一座華麗的大廳中，祭台上置有香爐，燃有清香，祭台上面懸掛中堂，上書「天主」二字。

羅神父等抵達肇慶後，王知府委人領導他們到東關郊外，在江邊左近尋覓土地，以備建堂築舍之用。不久獲得總督的批准，於九月十五日，在西江濱的「小市石頂」，九層崇禧寶塔附近的空地上，開始興建聖堂和會院。肇慶知府又立定讓地的契照，和給與傳教士隨意來往廣州、澳門及沿途各地的「路照」。萬曆十一年初冬，羅明堅神父返回澳門，籌集募化建堂的款項，直至次年四月，方才攜帶巨款及珍奇禮物返回肇慶。羅明堅返回肇慶後，加工進行建築。為了避免國人的懷疑，起初傳教士並不明言來華的目的是為宣傳聖教。他們僅運用聖善的表樣，和展覽一些歐洲的新奇物品，像望遠鏡上稜鏡，油畫聖母像，意國花邊，綉織物品為方法—希望藉此引領人來問道，而漸漸使之接近真理。他們自稱為僧，自稱來自天竺國。當他們進見總督時，聲稱是由羅馬大僧（教宗）派來中國，學習中國語文，希望與華民共處，並能自由恭敬造物主、天主。

羅明堅神父認為借用書籍在華講聖教是一條捷徑。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底，羅明堅神父便已把他撰著的《天主實錄》重校畢。以後又請利瑪竇和在肇慶府住的一位福建儒士鄭郢潤飾。至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舊曆八月十八日，序文方才寫好，同年十一月杪全書方才印刷完畢。這本書共計印刻一千二百冊。這是在華天主教的第一冊中文教理書籍。不久這本書又刻印第二版，題名《天主聖教實錄》。它不僅流傳於中國，而且還遠及菲律賓、安南、日本等處，並且它的樣本還遠達歐洲。

　　《天主實錄》是一部護教的道理書，是準備外教讀者接近基督真光，棄絕在華流行的幾種迷信，認識顯明的真理，進而歸依聖教。書中對於降生、受難、聖體等應信的道理沒有仔細講解。七件聖事（聖洗除外）和聖三的道理都沒有提及。總之這是一本適應國學人士的護教書。讀後使人感到它的內容和我國的中庸思想很是吻合，使人能判別善惡，彷佛撥雲霧而見青天。羅明堅最早把西洋鐘錶帶到中國，首次將西方油畫攜入中國內地。當時地方官員在檢查羅明堅所攜帶的物品時，發現了一些「筆致精細的彩繪聖像畫」。胡光華認為，「筆致精細」正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油畫所具有的藝術表現特徵，這些「彩繪聖像畫」應是最早傳入中國的西方宗教油畫。

　　16世紀一些在中國傳教的西方教士首先接觸到朱熹的著作。最早翻譯朱熹著作的是義大利傳教士羅明堅，他首次將<四書>譯成拉丁文，並將朱熹理學介紹到了歐洲。在德國、美國等國家的一些著名的大學，都開設有研讀朱熹理學博士學位的研究院。朱熹在國際上的知名度是武夷山區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關鍵因素。中國最早的一本<葡漢字典>就是由義大利籍耶穌會士羅明堅在澳編寫，他還用拉丁字母編訂了漢語拼音，其核心內容一直引用至今；

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十二月廿日，羅明堅神父離開心愛的中國，由澳門登舟回歐洲。在中國的領土內，他度過九年的艱苦歲月。他在回憶中留下多少不可泯滅的往事印象。他深深地感謝好天主，運用他這無用的僕人，把基督的福五帶進神州大陸、恩賜耶穌會的在華首座會院由他建立起來。他希望不久能伴隨著教宗的專使踏入北京都城。但是一切都在天主的上智中，衪原來並不需要任何有死有壞的受造物。他深信自己能為好天主吃些苦，實在是天主的大恩。

　　羅神父的船隻離開澳門後，向歐洲航行。臨近葡屬亞速爾群島的台爾塞拉港曰時，不幸船隻沉沒，他僅能保存一部分隨身的行李。一五八九年九月十三日在里斯本登陸，逕向馬德里進行。在西班牙京都馬德里蒙受西班牙王斐理伯一世誠摯的歡迎。西王允諾要運用權勢促成這次教廷的出使，並且許諾要繼續支持在華的傳教事業。這時正是一五八九年冬。

　　一五九O年六月十四日，羅明堅神父懷若一片希望和愉快的心情，離開那不勒斯，不久即抵達聖京羅馬。但是天主的聖意不是世人可以推測的。羅神父抵達羅馬後，正逢四易教宗：在這更換教宗期間，教宗遣使來華的事被延擱甚久。加以西班牙無敵艦隊於一五八八年遭到英海軍擊敗，西班牙王的注意力更集中在保衛海外殖民地的安全。對於推動教宗遣使來華的事自然無暇採取主動的態度。教宗克來孟八世對組織使節出使中國的事興趣不大。羅明堅神父見出使中國事遙遙無期，加以多年在華奔波，健康不佳，需要休養，遂奉命赴那不勒斯撒列諾耶穌會公學服務，擔任諾萊學院的神師，心中雖然懸念著中國教務，但是也不能再採取主動的地位；只有默默地為中國的茁生教會幼苗祈禱，並以拉丁文撰寫有關中國的著作，並繪印中國地圖。最後於萬曆卅五年（一六O七）五月十一日，這位明代中國開教的功臣便在撒列諾城安逝於主。

利瑪竇

利瑪竇（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原名中文直譯為馬泰奧·里奇，利瑪竇是他的漢名，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天主教耶穌會義大利籍神父、傳教士、學者。1583年來到中國居住，在中國頗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稱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除傳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1610年5月11日，因病卒於北京，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皇帝允許了一個外國人在中國領土安葬。

1552年10月6日利瑪竇出生於馬切拉塔。從1561年起開始在馬切拉塔的耶穌會寄宿學校學習，七年之後他父親把他送到羅馬學習法律，並希望利瑪竇在法律領域取得成就 。三年之後，利瑪竇中斷了學習，違背了他父親的願望，進入耶穌會實習。由於成績優良，在托斯卡納的一個寄宿學校度過了幾個月的時間。為利瑪竇在羅馬寄宿學校學習人文和科學奠定了基礎。

　　1577年利瑪竇被派往東方傳教，來到了葡萄牙里斯本。從那兒的港口，利瑪竇等待前往印度的船隻。在科英布拉的寄宿學校等待出發的六個月里，開始學習神學。

　　1578年利瑪竇從里斯本出發, 9月13 日到達印度果阿，繼續學習神學，在果阿和柯枝的寄宿學校教授學生人文科學。1580年利瑪竇年被授予神職神父，他接到命令前往澳門幫助羅明堅進入中國的嘗試。

　　1583年9月利瑪竇與羅明堅進入中國，在肇慶建立了第一個傳教駐地，利瑪竇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圖，並用中文和羅明堅起草了第一部《祖傳天主十誡 》 。1589年廣東新任總督把傳教士驅逐出肇慶。經過多方努力，利瑪竇得以被派往韶州，在那兒他建立了第二個傳教駐地。

　　1594年利瑪竇和中國的一名被派遣到朝鮮邊境的將軍一起，初步嘗試進入北京。但到達南京，又不得不返回了駐地。1595年利瑪竇在南昌停留，在那兒建立了第三個傳教駐地，並出版了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論 》。在1597年利瑪竇被任命為中國傳教的主管。

　　1598 年利瑪竇和禮部尚書王忠銘一起到達北京，但由於朝鮮戰爭而被迫離開。在 1599 年利瑪竇定居在南京，並建立了第四個傳教駐地。

　　1600年，利瑪竇再次出發前往北京，但是被當權宦官馬堂在途中抓住，利瑪竇被關押到天津的城堡里，直到 1601 年。 在同一年，利瑪竇作為歐洲使節被召命帶進紫禁城。　　從1602到1605 年，利瑪竇做了很多偉大功績。 出版了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圖起名為《兩儀玄覽圖》，以及其他著作如 《天主實義》，《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

　　1607 年利瑪竇與朋友徐光啟合作，出版了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譯本。

1608年印刷《畸人十篇》，並在同年開始編纂他的歷史著作，《基督教遠征中國史》。

帶著西學而來的利瑪竇開展了晚明士大夫學習西學的風氣。由明萬曆至清順治年間，一共有一百五十餘種的西方書籍翻譯成中文。

　　利瑪竇撰寫的《天主實錄》以及和徐光啟等人翻譯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等書不僅帶給中國許多先進的科學知識和哲學思想，而且許多中文辭彙，例如點、線、面、平面、曲線、曲面、直角、鈍角、銳角、垂線、平行線、對角線、三角形、四邊形、多邊形、圓、圓心、外切、幾何、星期等等以及漢字「歐」等就是由他們創造並沿用至今。

　　利瑪竇製作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界地圖，在中國先後被十二次刻印。而且問世後不久，在江戶時代前期也被介紹到了日本。該地圖使得日本人傳統的崇拜中國的「慕夏」觀念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對日本地理學的發展，有著很重要的影響。北極、南極、地中海、日本海等辭彙皆出於此地圖。至今，日本仍稱17世紀至18世紀的地圖為利瑪竇系地圖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利瑪竇到北京四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詞》中對利瑪竇的評價可以代表天主教會的觀點：「利瑪竇神父最大的貢獻是在『文化交融』的領域上。他以中文精編了一套天主教神學和禮儀術語，使中國人得以認識耶穌基督，讓福音喜訊與教會能在中國文化里降生。由於利瑪竇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國人中間的中國人』，使他成為大『漢學家』，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義來說的，因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鐸與學者，天主教徒與東方學家，義大利人和中國人的身份，令人驚嘆地融合在一起。」 他又說：「利瑪竇神父確信信奉基督，不會損害中國文化，相反會使中國文化更加豐富完善……今天，利瑪竇的形象以及他的著作，重新呈現到中國人民的現實生活中，象徵著中國現代化步伐發展的進程。」

艾儒略

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字思及，明代繼利瑪竇來華傳教之義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是他的漢文名字。1582年生於義大利布雷西亞城，自1613年起在中國傳教36年。同利瑪竇一樣，艾儒略不僅是個神學家，也是個精通數學、天文學和地理學的學者，是利瑪竇之後最精通中國文化的耶穌會士，也是最重要的天主教來華傳教士之一，在來華傳教的耶穌會士中被尊稱為「西來孔子」的也僅此一人，他在西學東漸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 1582年，艾儒略出生於義大利北部布雷西亞城的一個貴族家庭。他在威尼斯長大，於1597年進入安東尼神學院學習，1600年入耶穌會見習。1602年經發願後被送到帕爾馬學院學習哲學，直至1605年，其間在1603年他要求前往秘魯傳教，未獲准。1605年他進入羅馬的宗座額我略大學學習。1606年-1608年，他又被派往博洛尼亞教授人文科學，同時被委任為神父。1607年他再次要求去東方傳教，獲得耶穌會會長阿誇維瓦同意。1609年，艾儒略離開羅馬去葡萄牙里斯本，從那裡坐船前往亞洲。

1610年，艾儒略經印度果阿抵達澳門。在澳門的耶穌會學院，他一面教授數學，一面學習漢語。由於明朝政權對他入境的限制，他不得不尋找進入中國國境的機會。1611年，他與史惟貞（van Spiere）嘗試秘密進入中國，卻被船家告發並被拘捕，在耶穌會交付了大筆贖金之後才被遣返回澳門。在這之後，他被耶穌會委任為見習導師。

艾儒略進入中國的確切時間無法確知，可以確定的是，1613年時他已經在中國內地活動了。他沿肇慶、韶州、南京一線北上到達北京。因其通曉希伯來語，1613年他被派往河南開封與當地的猶太人後裔接觸，以求研究他們保存的經書，然而遭到拒絕。在北京，艾儒略結交了徐光啟，並在不久後隨辭職返鄉的徐光啟前往江南。在揚州他為馬呈秀講西學並施洗馬成為基督徒。1616年，南京爆發了南京教案，20位在華耶穌會士遭到嚴厲處罰，艾儒略至杭州的楊廷筠家避難，直到1618年形勢漸漸好轉，他就開始在杭州傳教，接納了楊廷筠、李之藻兩位重要人物入教。此後，以杭州為傳教中心，他的足跡踏遍了北京、陝西、山西、江蘇、浙江各地。

在杭州時期，艾儒略開始用漢文出版著作。1623年，《萬國全圖》、《職方外紀》、《西學凡》及《張彌額爾遺迹》出版，前三部作品向中國人介紹了西方地理、耶穌會的教育制度。《職方外紀》一書的寫作目的在於使人「溯流窮源、尋末求本」，此後一直到19世紀，該書在中國都被用作學習歐洲地理的教材。按費賴之的記述，艾儒略早有入閩打算，但因為福建「風俗放逸、山道崎嶇、語言難曉，因是未果」。

天啟四年（1624年），明朝內閣首輔福建人葉向高退職歸里，途經杭州，在楊廷筠寓所與艾儒略結識，便邀請艾儒略南下入閩傳教。1624年12月29日，艾儒略與葉向高坐船到達福州，開始了在閩25年的傳教生涯。

在福州，艾儒略以「天命之謂性」為主題，同時提出天主教的概念，和許多福建士大夫討論天學，藉此在士大夫階層中傳播天主教。參加討論的當地名士有很多，何喬遠、蘇茂相、黃鳴喬、林欲楫、曾櫻、蔣德璟等人都在其中。費賴之稱「儒略既至，彼(葉向高)乃介紹之於福州高官學者，譽其學識教理皆優，加之閣老葉向高為之吹拂，儒略不久遂傳教城中，第一次與士大夫辯論後，受洗者25人，中有秀才數人。」在福州，艾儒略與葉向高論道析疑，寫出了《三山論學紀》（「三山」為福州的別稱）。葉向高的兩個孫子、一個曾孫和一個孫媳都受洗入教。

艾儒略非常重視與地方官員和士紳的關係，他和福建巡撫張肯堂、督學周之訓都有交情，還認識曹學佺、曾異撰、孫昌裔、翁正春等要人。同時也注重在平民階層中傳播教義。1625年，葉向高長孫葉益蕃在福州宮巷為艾儒略建造了「三山堂」，即「福堂」。這是福州已知的第一座天主教堂。不過艾儒略的傳教也引發當地反對天主教的上層文人和佛教徒的強烈不滿與抵制，這些反對的聲音在福建教案爆發後達到高潮。

福建的頭十二年（直至福建教案爆發）是艾儒略在閩傳教的黃金時期。在這期間，艾儒略走遍福建各地進行傳教活動。到了崇禎八年(1635年)，福州城內教徒已達數百人，福州成為耶穌會在中國刻印出版漢文著作的中心之一。

這一時期也是艾儒略出書最多的時期，共出版了《性學粗述》、《三山論學紀》、《滌罪正規》、《悔罪要旨》、《耶穌聖體禱文》、《萬物真原》、《揚淇園園先生事迹》、《彌撒祭義》、《利西泰先生行跡》、《幾何要法》、《出像經解》、《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天主降生引義》、《西方答問》、《聖夢歌》等十五種書，涉及神學、哲學、數學、醫學、地理等方面的知識，因而該時期也成為了西學東漸的一個重要時期。

明.崇楨十年（1637年）爆發了「福建教案」，成為艾儒略在華傳教事業的轉折點。在提刑按察司徐世蔭與福州知府吳起龍張榜禁教並驅逐陽瑪諾、艾儒略之後，艾儒略被迫四處藏匿，出版書籍的工作暫時中止，而三山堂也被官方查封。反天主教人士猛烈攻擊耶穌會傳教士「合儒詆佛」的思想，認為天主教於國家有害。艾儒略開始寫信及拜訪政府官員求助，閣老張瑞圖即受艾儒略邀請，向福州知府關說。同時艾儒略又拜訪好友曾櫻，曾櫻時任觀察使，為福州知府的上司，他與艾儒略見面之後，就立即去信福州知府要他妥善處理對耶穌會士的判決，並回訪耶穌會士，以向社會暗示耶穌會與高層官員的聯繫。

福建教案期間是艾儒略傳教和出版事業的低潮，他在曾櫻和蔣德璟的保護下，被迫躲藏於泉州府和興化府（今莆田市），也曾前往漳州府。在泉州期間，他先後發現了四塊古十字架以及景教碑，成為研究泉州歷史和基督教傳教史的重要材料。

1639年起，福建反天主教的氣氛開始緩解，教會和教堂得到恢復，農曆七月十四日，在教案之後艾儒略首次在福州教堂公開做彌撒。1641年——1648年間，艾儒略任耶穌會中國南部教區副主教，管理南京、江西、湖南、四川、浙江、福建教務，共有教士15人。1643年北京情況危急，艾儒略在史可法邀請下經邵武、綏安北上，準備討論在澳門籌備抗清之事，但史可法的軍隊才到浦口，清兵便已經進入北京。艾儒略只得折返福州。1645年，隆武帝於福州登基，賜匾予福堂。1646年10月，清軍攻入福州，艾儒略逃至莆陽（今莆田）），後避難於延平（今南平）。艾儒略晚年嚴重營養不良，疾病纏身，依然堅持傳教，直至1649年6月10日在延平去世。其靈柩被移往福州，葬於城外十字山。

從教案結束到1649年去世這十一年間，因教務繁忙以及戰爭的緣故，艾儒略只出版了三種著作：1642年《四字經》、1644年《聖體要理》與1645年《五十言余》。

艾儒略來華36年，被認為是自利瑪竇以來耶穌會傳教士中最精通漢語的一位。在中國傳教期間，他出版了二十二種著作，涉及天文曆法、地理、數學、神學、哲學、醫學等諸多方面，是西學東漸中極為重要的歷史人物。在傳教過程中，還在泉州發現過古代景教文物，在開封曾拜訪過猶太人後裔。

艾儒略通過哲學和宗教問題的談話在文人學士中的傳教，出版學術著作也是他重要的傳教方式。他引用早期儒家思想，強調其與天主教的共同之處，藉以吸引官員和文人接受天主教。同時他也積極在中國各地的平民階層中奔走傳教，繼續耶穌會尊重中國人祭孔祭祖的傳統，模仿中國傳統的組織形式來組織教會，並儘可能以基督教方式來影響信徒所持的傳統儀式。

他在中國的36年中有25年在福建活動。在閩期間，他到過福州、興化（今莆田）、泉州、建州（今建陽）、福寧（今寧德、福安）、延平、邵武、汀州（今長汀）、漳州等地傳教，共建大堂22座，小堂不計其數，受洗禮的達萬餘人。

湯若望

湯若望(John Schall Von Bell)，德國人。在中國生活47年，歷經明、闖王、清等三個朝代。死後安葬於北京利馬竇墓旁。雍正朝封為「光祿大夫」，官至一品（一級正品）。由湯若望主編的陰陽合曆的《時憲歷》是中國目前仍在使用的農曆的基礎。 1592年湯若望出生在德國科隆的貴族家庭，20歲加入天主教耶穌會，立志到遙遠的中國傳教，並於1619年飄洋過海抵達澳門。在漫長的旅途中，很多乘客包括他的傳教士同道死於疾病。登陸之後也不等於從此旅途平安。當時，西方傳教士正受到中國官方打壓，少數教士在皈依天主教的大臣徐光啟等人的庇護下暫時得以安全。湯若望在1623年進入北京。他遵循已故耶穌會先輩、義大利人利馬竇的做法，結交中國士大夫，學習中文和儒家文化，並且利用鑄造大炮和天文運算等實用知識在天子腳下謀取立足之地。湯若望以其天文曆法方面的學識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護，受命繼續修正曆法。湯若望告訴新的統治者，西洋曆法比前朝沿用的大統歷和回回曆都要准。他還準確地預測出了日食。於是，攝政王多爾袞大膽啟用湯若望修訂曆法，終於推出了大清《時憲歷》，頒行天下。《時憲歷》的封面上赫然題寫著「依西洋新法」。順治七年，清政府賜地在宣武門內原天主堂側重建教堂。湯若望將利馬竇建的一座經堂擴大，建成了北京城內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處成為湯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湯若望工作的地點則是在北京建國門附近的古觀象台。在古觀象台工作的傳教士有50多人，湯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傳教士，還擔任台長，即欽天監監正。湯若望被清朝任命為欽天監監正，也就是天文局局長。他多次加銜進級，官至通政使，賞正一品頂戴，免三拜九叩，可直接入朝面君。順治皇帝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封他為「通玄教師」，連祖先三代都追賜一品封典。中國士大夫中也有人對湯若望等西洋傳教士「邪說惑眾」和「暗竊正朔之權」感到憤怒，他們的攻擊更具有殺傷力。學者楊光先發表《避邪論》等多篇文章，呼籲殺掉西洋教士。他還喊出了「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口號。1661年，順治皇帝去世，康熙皇帝年幼，大臣鰲拜主政，楊光先再次掀起風暴，終於搬倒了湯若望。1664年，朝廷逮捕了以湯若望為首的欽天監領導班子，罪狀之一是為某親王選擇葬禮日時用錯了五行。好幾名中國天文官員被斬首甚至凌遲處死。慧星出現和京師地震讓朝廷免去了湯若望的死罪。年邁體衰的湯若望被軟禁在家，於1666年在北京去世。掌握欽天監領導權的楊光先廢除了西法，自己卻拿不出好的曆法。1668年，康熙親政，除掉了鰲拜。在新的政治氣候下，湯若望的助手、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對楊光先提出挑戰。雙方在王公大臣面前比試測算日影。南懷仁推算無誤，而楊光先的手下計算失准。1669年，朝廷罷黜楊光先，讓南懷仁入主欽天監，恢復了西洋曆法。同年，康熙皇帝為死去的湯若望平反昭雪，重新為他舉行葬禮，並發表祭文稱讚他「鞠躬盡瘁」、「恤死報勤」。

南懷仁

南懷仁，字敦伯， 1623年10月9日生，1641年9月29日入耶穌會，1658年來華，是清初最有影響的來華傳教士之一，為近代西方科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是康熙皇帝的科學啟蒙老師，精通天文曆法、擅長鑄炮，是當時國家天文台（欽天監）最高負責人，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1688年1月28日南懷仁在北京逝世，享年66歲

　　南懷仁1623年10月9日生於布魯塞爾附近的一個叫做「彼滕」（Ｐittem）的小鎮。12歲起進入耶穌會辦的學校讀書。1640年10月1日，離17歲生日還差幾天，南懷仁開始了他在魯汶大學藝術學院的學習。魯汶大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主教教會大學之一。南懷仁在魯汶大學學習期間，開始系統地接觸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尤其是邏輯學和哲學體系。在學習宇宙論的內容時，涉及到天文學、數學、曆法計算、地理學等方面的知識。他親自聽到一些新的思想，親身感受到一些新的理論對傳統學說的挑戰。

　　1641年，18歲的南懷仁離開了他的母校，前往梅赫倫加入耶穌會，開始了為期兩年的修道士的見習期。1643年10月，南懷仁見習修士期滿，他回到了魯汶，在耶穌會的學院中繼續學習哲學。

　　他只用了一年的時間，便完成了耶穌會學院的哲學課程的學習。1644年，南懷仁順利地通過了考試。之後，南懷仁繼續在魯汶的耶穌會學院學習了一年的數學和天文學，於1645年被派往科特賴克，在當地的耶穌會學院教授拉丁文。在這一時期，南懷仁強烈地萌發了赴西班牙屬地南美洲傳教的念頭。為此，他曾於1645年1月5日和1646年11月26日，兩次給上級寫信。

　　1647年，南懷仁第一次赴南美受阻，後來到布魯塞爾，在耶穌會學院教授拉丁文和修辭學，受耶穌會佛萊芒教區主教的派遣，於1652年到羅馬，入耶穌會羅馬學院，專攻神學。一年後，南懷仁又被派往西班牙，在塞維利亞的耶穌會學院繼續他的學業。在這裡，南懷仁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完成了神學研究。1655年4月13他獲神學博士學位。此時，他到南美洲傳教的請求又被西班牙當局拒絕，他只得改變初衷。1654年恰逢衛匡國返歐，訪問魯汶耶穌會神學院，在他的影響下，南懷仁要求前往中國傳教，次年獲准。

　　1656年南懷仁、衛匡國等由義大利熱那亞（Genoa）啟程，在法國南部海岸戛納（Cannes,舊譯坎城）遭遇強盜，幾遭不測，所帶財物被劫掠一空，耶穌會士們不得不重作準備，將赴亞洲的遠航推遲到來年。1657年南懷仁隨衛匡國再次由里斯本出發，次年7月17日抵達澳門。

　　1659年（順治十六年）進入內地。先是被派往西安傳教，一年後奉召進京。1660年6月9日抵達北京，開始做湯若望的助手，供職欽天監協助治理曆法，湯若望年長南懷仁三十多歲，當時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享有崇高的威望，南懷仁對這位長輩非常敬重，盡心竭力地協助他工作。湯若望對南懷仁也很滿意。在一封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他對南懷仁在欽天監的工作是這樣評價的：「他不僅掌握了這方面的科學，而且謙虛，坦誠；當他對這門學科從頭到尾做了簡明扼要的陳述後，我覺得無需再作任何補充了。」

　　1665年（康熙四年）南懷仁與湯若望一起遭到了楊光先等人的誣陷，既清初著名的"曆獄"事件，這是一場因曆法之爭而起，波及全國的排教運動。士人楊光先出於文化本位主義的心態，以正統衛道士自居，將中西曆法問題政治化，藉助政治力量排斥西洋歷學，排斥所有西來之士。這場順治末年就已開始的曆法之爭有其現實基礎，湯若望在任職欽天監正後力圖獨尊西洋曆法並壓制監內仍守舊法的天文官生，於是順治十四年（1657）四月，已被革職的原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炫為回擊湯若望的壓制而上疏控告湯若望剝奪回回科例行承擔的工作，且新法《七政歷》舛誤。但在十二月遵順治之命進行的實際測算中，回回法預推有誤，吳明炫因此獲罪，此次反對西曆之舉告失敗。接著，楊光先在順治十六至十七年（1659-1660）撰寫了一系列反天主教和西洋曆法的文章並廣為散布，然而終順治一朝也並未對湯若望的地位造成實質性的威脅。康熙初年四輔臣秉政時期出現恢復歷制的政治氣氛，楊光得天獨厚抓住時機再向朝廷控訴西洋曆法之非與傳教士治歷之誤，並取得明顯的打擊結果。康熙三年（1664）九月，在北京的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被關押審訊，隨後各地拘押傳教士達30多人並在後來被遣送廣東。

　　當時湯若望年邁體衰，語言不清，每當受審時，都是南懷仁陪他出庭，代他申辯。在監獄中，南懷仁對他的這位前輩也是關懷照顧備至，甚至放棄了自己可以出獄的機會，直到為他辦理後事。

　　康熙親政後，即開始為湯若望平反。南懷仁的天文歷算知識對「冤案」的平反起來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確立了他自己在天文歷算方面的威望。從此，南懷仁又被任用，從事天文曆法工作。

　　南懷仁得到皇帝的信任後，不失時機而又審慎地請求皇上讓流放在廣州的傳教士們回歸內地，並在全國各地自由傳教。皇帝即出諭旨，保證凡在他幼年輔政時期遭受磨難的神父可安心向他呈訴。於是南懷仁和兩位同會會士奏請追究楊光先等僭越大權，假公濟私進行誣陷，禁止宣揚真教並驅逐傳教士一案。經有關各部及王公大臣等會同審議後，終於皇諭公布：天主教教義教規曾被不公正地查禁，今查明並無違反國家利益庶民職守之道。為此，凡被逐教士可回原堂從事本職。諭旨並為湯若望公開平反昭雪，恢復原賜榮銜，又撥巨款為其修建墳墓。這道諭旨在1671年頒布。 1675年，南懷仁又作出了為人稱譽的業績。當時吳三桂叛亂，並挫敗清軍。因吳三桂叛軍盤據山區，非大炮就無法進攻。南懷仁當時把湯若望所鑄火炮修復。除此之外，南懷仁從事於其他有利國計民生的大量工程：如開掘運河，疏通河道。在從事繁重的科研工作的同時，他從不忽視宣傳信仰方面的本職任務。

　　1676年，南懷仁被任命為耶穌會副省會長。

　　他為人謙虛熱誠，急人所急，不遺餘力；但律己甚嚴，視世榮如敝屣，堅守神貧，苦身克己；他恪守修會職責，視富貴如浮雲。

　　南懷仁一直懷著為主致命的期望，他以高度的耐力承受了病中的劇烈痛苦。1688年，領受終傅聖事之後，安逝於主懷，享年六十五歲。

黎玉范

1643年，道明會傳教士黎玉范返回歐洲，向羅馬教廷傳信部控告耶穌會士，提出十七問，概略如下：「一、中國信徒是否應與其他天主教徒同例，每年舉行告解聖事及聖體聖事一次？ 二、教士對婦女行洗禮時，可否不用口津及鹽，以及免除過量之塗油？ 三、中國信徒如放債時，是否允許其徵收百分之三十的利息？如系以放債為生，在其皈信天主之後，是否讓其繼續經營此種營業？ 四、是否允許中國信徒向社會祭神典禮捐獻財物？ 五、中國信徒是否可以參加政府舉行之祭典？ 六、中國信徒是否可以參加祭孔典禮及喪葬祭拜之儀？ 七、中國信徒是否可以參加祭拜祖先牌位之典禮及舉行其他祀祖儀式？ 八、在對中國人舉行洗禮之先，應否告其天主教之教義絕對禁止敬拜偶像及舉行其他祭典？ 九、中國信徒尊敬孔子，可否用「聖」字？ 十、中國信徒在其會堂中所懸匾額，對於皇帝應否用「萬歲」字樣？ 十一、對於中國非信教徒，可否舉行彌撒典禮？」

由此引發羅馬教廷發布通諭禁止中國天主教參加祭祖祀孔，導致200年教難的「禮儀之爭」徹底爆發。

幾個世紀以來，天主教教會得到中國人很困難，因為它不承認他們的儒家尊重死者家屬的習俗。對於中國人，這是一個古老的儀式，但對於梵蒂岡，這是一個與天主教教義相衝突的宗教活動。因此教會在中國進展甚微。教宗庇護十二世在他當選的當年，政策作出了戲劇性的變化。應他的要求，1939年12月8日傳信部發表新指令，中國習俗不再被認為是迷信，而是一種景仰親屬的體面的方式，因此允許天主教徒這樣做。教宗的法令改變了中國教會的處境，1942年6月中國國民政府與梵蒂岡建立外交關係，首任使節在1943年1月遞交國書。由於教會開始蓬勃發展。

雷明遠

雷鳴遠神父（Vincent Lebbe，1877年－1940年），字振聲，聖名味增爵，本籍比利時，天主教遣使會神父，也是兩個中國修會耀漢小兄弟會和德來小姊妹會的創始人。他於1927年加入中國國籍，於中日戰爭初期，組織救濟團隊，救治中國各地平民。1901年，雷鳴遠隨北京教區的樊國梁主教乘船來華。1902年在北京成為神父，隨後被派往武清縣小韓村等地傳教。1903年，雷鳴遠主持重建了在義和團運動中被損毀的小韓村教堂。雷鳴遠到達中國傳教後，他努力學習中國文化，讀中國書，能說一口流利標準的國語，用毛筆寫漂亮的行書。1912年，從北京教區分出天津教區，傳教成績奇佳的雷鳴遠便升任這個新教區的副主教。1915年10月10日，雷鳴遠和中國天主教徒在天津租界以外的南市榮業大街創辦《益世報》。雷鳴遠批評由外國各個修會代表本國利益控制中國天主教的作法，提出「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口號，積極推動教廷任命中國籍主教。為實現這個夢想，他受到修會的排擠。1916年天津發生老西開事件，雷鳴遠大力支持天津市民反對法國人擴展天津法租界，將聖若瑟主教座堂及附近地區併入該租界的行動，在《益世報》發表大量反對法租界擴張的文章，與支持法租界擴張的法國籍天津教區主教杜保祿發生衝突，於1917年被遣使會會長羅得芳降職調往浙江省寧波教區，1920年4月由傳信部特使光主教安排，送回歐洲。在歐洲期間，雷鳴遠從事中國留學生的傳教工作。1923年，他在巴黎為他們建立了"Associatio Catholica iuventutis Sinensis"。雷鳴遠繼續努力，向教廷上萬言書，後來得以面見教宗陳情，舉薦了6位中國主教的人選（海門教區朱開敏、蒲圻教區成和德、汾陽教區陳國砥、宣化教區趙懷義、台州教區胡若山、安國教區孫德楨）。終於在1926年10月28日，首批六位中國主教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由教宗庇護十一世親自祝聖。在參加祝聖典禮時，雷鳴遠喜極而泣達兩小時之久，說：「主啊！現在可以放你的僕人平安而去。」 1927年，雷鳴遠申請中國國籍獲准，始被法國放行來華。在河北省中國籍主教孫德楨領導的安國教區更積極地傳教，並創立了耀漢小兄弟會（1928年）和德來小姊妹會。雷鳴遠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極力主張抗日。1933年熱河長城抗戰，他帶領天主教徒前去搶救傷兵；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以後，雷鳴遠神父率領教友共六百餘人，組織戰地服務團、救護隊，在太行山和中條山一帶搶救傷兵，救濟難民，教育失學兒童。

1940年，雷鳴遠服務的政府軍鹿鍾麟部與八路軍發生衝突，3月9日，雷鳴遠被八路軍俘虜，關押在太行山山區的山西省遼縣（今左權縣），被當作國民政府間諜受到6個星期的洗腦和酷刑，40多天後，經國民政府交涉，雷鳴遠被釋放，但已罹患重病。在到達重慶後不久，1940年6月24日，雷鳴遠因黃疸病逝世於歌樂山。同年7月18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以1287號褒揚令公開褒揚，11月29日，重慶市召開追悼雷鳴遠神父大會。

雷鳴遠神父在中國傳播基督福音，歸納為五種原則，從中可看出其為人及愛中國至極的精神：

　　一、本地化：

　　為適應中國的生活習慣，雷神父盡量全力中國化。他努力認中國文字，不用羅馬拼音；讀中國書，吸收中國文化；寫信、寫日記或其他文件時，盡量用毛筆，故能寫一手漂亮的行書字；他也學會一口流利的中文，後來還是一位演講高手。

　　雷神父入境隨俗，跟中國人一樣留髮辮；學習中國人吸長煙袋；吃飯時使用竹筷；雷神父在鄉村傳教時睡在土坑上，用火盆取暖；他常是終年身著藍布長衫，布鞋一雙；他騎著腳踏車長途跋涉、奔走於鄉村城鎮間；他以打國術強身；雷神父創立耀漢德來男女兩會的時候，將所有經文，盡量用中國音樂譜出，使大家合聲吟唱；他極喜好中國的建築物，對那些畫棟雕梁，更倍加讚賞；當時一般傳教士降福教友都用拉丁文，而雷神父則用中文降福中國教友；當時天主堂掛法國旗是很普遍，為表示天主教愛國，雷神父在其聖堂住所，撤去法國旗，而改掛中國的龍旗。

　　二、聖化：

　　所謂的「聖化」，是指注重祈禱生活，屬於天主的人。雷神父以天主的忠僕自居。他屢次提醒生活繁忙的人，尤其應該瞻仰基督聖體，虔誠祈禱。他會想辦法安排祈禱的時間。他說：「我從不因此減少我每日應行之神工。而且每晚十時，我必婉辭所有的訪客及慕道朋友，然後跪在聖體台前，向耶穌傾訴一天的辛勞與得意。這是我一天內最感愉快的時刻。」雷神父也說：「祈禱乃是最高的槓桿，神父們的聖德是被召作為撒天主的種子的。」雷鳴遠神父原來的性格是火烈急燥的，卻因其高深的靈修基礎而壓服自己。雷神父是天主的人，一位好司鐸，他注重神修，但並不獨善其身，而能走向他人。他最有名的神修九字訣就是「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

　　三、處境化：

　　「福音處境化」意即人生活在一個社會中，應兼顧該環境所包含的政治、經濟、教育…等因素，這些因素構成一個處境。傳福音者應針對這個處境作福傳。雷神父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合乎時代」。

　　雷神父創建四個團體：「輔助傳教會」、「耀漢小兄弟會」、「德來小妹妹會」、「國際鳴遠小姐服務團」，均為適應當時的福傳處境而設。

　　四、愛德化：

　　雷神父「真愛人」的精神，影響很多人。雷神父認為：「真愛人就是時時事事，先人後己，使人自我獲得真安慰和真益處。人們喜歡接近雷神父的原因，是他「真誠愛人」的精神。

　　五、積極化：

　　雷神父積極富有活力的精神：

　　1.努力不懈─雷鳴遠終其一生，都以「努力無涯」的方式來「戰勝一切」。

　　2.換工作就是休息

　　雷神父要求他的會士們：全神貫注，不稍鬆懈，總不放假，總不休息，換工作就是放假，就是休息。

　　3.苦幹實幹精神─他在遺囑要求會士們：真干、強幹、實幹、苦幹的精神。「苦幹」是他的二字碑，雷神父知道，作任何事情都有困難，能突破困難，才可稱為是真正成功的人。

　　4.不放過任何機會─雷神父在任何環境中都能支配環境，顯示他不放過任何機會的「積極性」。

　　5.雷神父是一個最會找機會，而不肯等待機會的人。他常說：「我們應該找工作，不可叫工作找我們。」他在返歐期間目的是為中國工作，於是他到處作演講，尋找關係、寫信、在各地宣傳、找錢、演講，拜會各公教報館的社長，發表了很多專欄。為幫助中國教會，他排除了許多視中國為無文化的成見，並使許多人都甘心為中國祈禱、服務和工作。

　　6.一團精神─雷神父雖然身材瘦小，衣著簡樸，貌不驚人，但其精神充沛，待人熱誠，工作熱心。他常說：我們的使命，是一個「精神」的使命。雷神父在他一生中的每一行動，都表現出「熱愛天主，關懷他人」的「一團精神」的態度與熱忱。

　　7.走在時代的前浪─雷神父一生的事業、作風大都帶有「創作性」。如國籍教區成立運動、文化傳教、用腳踏車率領修士到前線救護傷兵、派修士到監獄佈道，及他個人入中國籍等，都表現他「走在時代前浪」驚人創舉的精神。神修生活上的用語，如「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打倒我」，「一團精神」，「死而不已」等都是當時在中國教會內的新名詞。

　　8.鞠躬盡瘁，死而不已─雷神父在天津十年飛黃騰達的傳教事業時，由於老西開事件而被三度充軍到語言不通的南方，但是雷神父的使命乃是「為天主工作」！他又開始積極學習寧波話，開始積極工作，到處演講，解決糾紛，並很快吸引許多人皈依信主。雷神父也在此時積極寫信到羅馬，為中國教會有本地主教而陳情。這是他鞠躬盡瘁的精神。

　　1936年，天津《益世報》為慶祝雷神父花甲大壽，曾出版一本紀念專冊。記者請他發表六十感言，他說：

　　「世界太大了，應做的事太多了。為我自己，一分一秒，不願活下去；為人為事，九十九年不為多。我今年才六十歲，我還要再活六十年。工作，時常工作；積極，永遠積極！」

　　雷神父另一有名的格言是「鞠躬盡瘁死而不已」。他一生中實現了許多計劃，不能不歸功於他的這股熱忱。他的精神永遠像青年一般的充沛。雷神父具體實現了「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的精神，使他在任何逆境中都能擁有工作不懈、死而不已的活力。

　　雷神父將近四十年在中國，於1940年6月24日逝世，故總統蔣公特明令褒揚，頒賜輓聯如下：「鳴遠司鐸靈鑒：博愛之謂仁救世精神無媿基督，威武不能屈畢生事業盡瘁中華。」而他的精神仍延續在散布全球各地的鳴遠弟子身上，使雷神父的遺愛綿延不斷。因著雷神父在抗戰期間毀家紓難，組織救護隊救護傷兵，而獲入祠忠烈祠的殊榮，且為唯一外藉人士分別在天津及台北忠烈祠都有牌位，以供人瞻仰、致敬和追思。

　　雷神父的一生表現出真正傳教士「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的精神。他是一位先知性的人物，似乎是長空下的一陣長嘯，又如聖耀翰洗者在曠野中的呼聲，他為真理正義奮鬥，提出福音原則，為中國打開一條出路，為當時的中國撒下了美好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