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僅九天　友情跨世紀

　　偉人周恩來和少帥張學良在1936年4月9日實現了在扶施（今延安）天主教堂的歷史性會晤。同年年底少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把蔣介石抓了起來。周恩來作為中共首席代表應邀於12月17日到西安參與處理捉蔣的善後事宜。12月25日張學良沒經周恩來同意放蔣回南京。這期間把4月9日兩人的首次會見也算一天的話，他倆在一起共事也就只有九天時間。然而他倆結下的友誼卻長達半個多世紀。這是古今中外都很罕見的交友事例，筆者認為有必要把自己所知道的事記述下來，作為對兩位偉人的懷念。 　　羅青長：總理囑我不要忘了台灣朋友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筆者因為在淮安周恩來紀念館工作的關係，曾於1994年9月下旬專門拜訪過住在國家安全部宿舍的羅青長同志。羅老曾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國務院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副主任。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了四十多年。他早年曾打入到敵人內部做地下工作，後來又長期主持我黨情報工作，參與領導我們黨和政府的統戰工作。猶為令人感慨的是，周恩來臨終前的1975年12月20日，離他去世時間只有十幾天了，還親自約羅青長到病房，和他談了許多問題。因為病魔的糾纏，周恩來一會兒清醒、一會兒昏睡，因此談話兩次因周恩來被病痛折磨得說不出話而被迫中斷。 　　我在拜訪羅老時，問得最多的就是周恩來到底和他談了什麼，向他交待了哪些事。 　　羅青長老人深情地回憶著，我看得出他眼睛裡噙著淚花。然後才緩緩地告訴我，有些事我現在還不能告訴你，總理這個人太重感情了。我能告訴你的就是他要求我不要忘記那些曾經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特別不要忘了還在台灣的兩個姓張的朋友。這兩個姓張的朋友就是發動「西安事變」、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張學良將軍和1945年10月8日圓滿處理了李少石事件[①]的張鎮將軍。 　　從「西安事變」發生到周恩來病重辭世，已過去四十年了，周恩來有多少黨和國家的大事要考慮、要交待、要處理？然而他念念不忘的卻是對人民、對民族有過特殊貢獻的張學良將軍，誠如羅老所說：「總理這個人太重感情了！」 　　童小鵬：營救張漢卿不能急切行事　　童小鵬同志多年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從「西安事變」起任周恩來的譯電員，負責收發報工作；後來周恩來到武漢的長江局、重慶的南方局和南京的南京局工作，童小鵬都擔任機要秘書，負責收發報工作；新中國成立不久，他就擔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總理辦公室主任，是一位在周恩來身邊整整工作了四十多年的人。 　　還在1991年我們淮安周恩來紀念館籌建期間，我即於是年底在北京府佑街中央統戰部招待所拜訪過童小鵬夫婦。童老可以說是周恩來的一部活字典，各個歷史時期、各個重大事件他都知道。而且那天他是改簽了飛機票專門為接待我們推遲兩天飛返漳州的。 　　在和童小鵬老人兩天的長時間交談中，我們也問到了周恩來與張學良的關係，因為當時電影《西安事變》正在熱播。 　　童老說，1956年11月16日，人民大會堂還沒建，在政協禮堂召開「西安事變」二十周年紀念會，周恩來作為全國政協主席在會上發表了長篇講話。在這篇講話中，周恩來高度評價了張學良，稱他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還說，張漢卿二十年來始終如一，他在蔣介石的刺刀尖下還是敢講真話、講實話，不改初衷，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更加深切地懷念他、尊敬他。 　　童老這段說的就是指蔣介石敗逃台灣後，還對「西安事變」耿耿於懷。在他看來，西安事變是張學良上了中國共產黨的當，不是出自張學良的本意。蔣介石自己又不便公開往外說。於是就在蔣介石撰寫《蘇俄在中國》這本書時，他對張學良說，西安事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自己說不清楚，希望張學良這個當事人給他提供一些內情。這份開始叫《張學良自述》的文稿由張學良口述、趙四小姐記錄，歷時月余而寫成了。這時，張學良已被蔣介石幽禁了近二十年，少帥當年的銳氣已幾乎被磨掉了。他深知自己是處在蔣介石的刺刀下，也深知自己如何說、如何寫才能讓蔣介石高興。然而，這份一萬多字的自述文稿，經特務們幾次「潤色」，到在台灣的《民族晚報》上發表時，還剩五千字左右，題目也改為了《西安事變懺悔錄》。這篇《懺悔錄》的真實性早已大打折扣，但有一點是特務不敢動任何手腳的地方，那就是張學良在文稿里大義凜然地說：「兵諫前未曾同共產黨商量」。這是個大是大非，還原歷史事實的問題。而周恩來特別欣賞張學良、敬重張學良的地方也正是這點。 　　童老還回憶說，就在那次紀念會的會上和會後，都有人向周總理提出，我們應不應該把紀念活動搞得大一點、聲勢也造大一點，以向蔣介石施壓而迫使他放出張學良。 　　周恩來聽了立即正色曰：「營救張漢卿不要急切從事！」 　　周恩來的意思很清楚，他對蔣介石的為人也最清楚：是西安事變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使蔣介石眼看著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在抗日的敵後戰場日益壯大，導致他最後丟掉了整個大陸、敗逃台灣，怪不得二十年後，中共方面還這樣大張旗鼓地為張學良鳴冤、叫屈。他要是把丟掉大陸的一腔怨氣都撒到張學良的頭上，那蔣介石不殺張學良才怪呢！ 　　「所以說，我們總理在許多重大事件上都有他高人一籌的獨到見解。」童老是懷著敬意講述周恩來無微不至關心張學良的故事的。 　　童老還說，張學良在被囚於浙江奉化溪口和貴州息烽時都曾冒著極大的風險向周恩來親筆寫過信。信中他高度評價了周恩來為解決東北軍「『二·二』內訌事件」[②]和抗戰勝利後的奔走談判。 　　無頭無尾十六字，寄語孤島慰功臣。 　　張學良被囚禁期間寫給周恩來的兩封信分別是由東北張學良的舊部袍澤何柱國和莫德惠轉交的。周恩來一直懷念在心。 　　1961年12月12日晚上，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由張學良親友、舊部等參加的宴會，以紀念「西安事變」25周年。周恩來在這次會上又即席說了許多感人肺腑的他與少帥在西安交往的事。使與會人士和張學良的親屬們無不潸然淚下。特別是張學良的兩個弟弟張學銘、張學思，更是難以用語言表達、泣不成聲。 　　周恩來也觸景生情，他與張少帥一別二十五年，在許多忙完國事的夜深人靜之時，腦子裡多次映現出少帥的身影！他經過深思熟慮，用毛筆在一張不大的白宣紙上寫下了沒頭沒尾的16個字以寄語張學良。 　　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 　　周恩來寫了這封無頭無尾的信之後，就考慮讓誰轉到台灣，並能安全地送到張學良手中。他先考慮的是楊虎城將軍的舊部郭增凱的夫人，當時她住在香港。然而，經派人一打聽，郭夫人不巧去英國治病了。周恩來不得不另找轉信人。最後中央統戰部找到了朱湄筠女士。 　　朱湄筠的父親朱啟鈐當過北洋政府的交通總長、民政總長，還兼代過國務總理，當時是中央文史館館員，在生活上等多方面受到周恩來的關懷。這些都令朱湄筠十分感動。因此，她一聽說周總理有與張學良通信並想請她轉送的動念後，就滿口答應下來。於是，她把周恩來的信和張學銘、張學思寫給大哥張學良的信一起小心翼翼地密封到一隻精製的糖果盒內，然後從香港申請赴台探親，並於1962年10月10日托宋美齡的大管家、也是張學良好友的黃仁霖轉交給當時住在台北董顯光家中的張學良手上。董顯光曾當過民國政府的駐美大使，也是張學良的基督教老師。經過這樣一番周折，終於使包括周恩來的信在內的那三封信平安地交到了張學良手上。 　　鄧穎超、張學良互致信函　　周恩來逝世時，儘管蔣介石已先一年去世了，但張學良僅獲得有限的自由，他知道消息也無法表示。直到1991年3月，這時台灣的「兩蔣[③]」均已去世，張學良才獲得赴美探親的真正自由。中共中央高度關注這件事，經當時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和楊尚昆等商量決定，採取了一系列歡迎張學良歸來的安排部署。包括修葺瀋陽的大帥府、安葬張作霖遺骸的前期準備，派人赴美迎接等等。 　　就在人們緊鑼密鼓地準備迎接張學良歸國之際，鄧穎超不顧身體的孱弱，在北京向張學良寫了一封信。

漢卿先生如晤：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數十年海天遙隔，想望之情，歷久彌濃。恩來生前每念及先生，輒慨嘆愴然。今先生身體安泰，諸事順遂，而有興作萬里之游，故人聞之，深以為慰。 　　先生闊別家鄉多年，親朋故舊均翹首以盼，難盡其言。所幸近來兩岸樊籬漸撤，往來日增。又值冬去春來，天氣和暖，正宜作故國之游。今穎超受鄧小平先生委託，願以至誠，邀請先生伉儷在方便之時回訪大陸。看看家鄉故土，或掃墓、或省親、或觀光、或敘舊、或定居。茲特介紹本黨專使同志[④]趨前拜候，面呈一切事宜。望先生以尊意示之，以便妥為安排。 　　問候你的夫人趙女士， 　　即頌

　　春祺　　鄧穎超 　　1991年5月20日

　　實際上，前一年的1990鄧穎超就曾向張學良發過祝壽賀電，不過那時張學良還在台北。待呂正操負命前往美國拜會張學良並親手呈上鄧穎超的信後，張學良非常感動，他顧不上用放大鏡就把信貼著他的眼睛並連看兩遍，然後動情地對呂正操說：「周恩來我熟悉，這個人很好。替我問候鄧女士。」隨後他又親筆向鄧穎超寫了一封回信。

　　周夫人 　　穎超大姐惠鑒： 　　來美交下尊札，無限欣快。又轉達中樞諸公對良之深厚關懷，實深感戴。良寄居台灣，遐首雲天，無日不有懷鄉之感。一有機緣，定當踏上故土。 　　請代向中樞諸公致敬！ 　　另轉請轉陳愚見。 　　肅此 　　敬頌 　　夏安

　　張頓首再拜 　　六月二月

　　張學良寫這封信時離鄧穎超逝世僅剩一年時間了，這封信同樣也是由呂正操帶回國的。至於張學良信中說的「轉請轉陳諸公」是指他當面向呂正操交代的關於中央邀請他回國的答覆。不管怎麼說，鄧穎超和張學良之間的通信都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周恩來與張學良之間深厚的友誼。這種友誼無論是當年的小海峽（台灣海峽）還是張學良赴美後的大海峽（太平洋）都是隔不斷的。 　　張學良為鄧穎超逝世獻花籃。 　　1992年7月12日晚上，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中播出了鄧穎超同志於前一天逝世的消息。我因當時在淮安周恩來紀念館工作的關係，當即向本館和淮安市委提出兩條建議：一、在我們紀念館內為鄧穎超設置靈堂，供淮安各界人士和遊客弔唁；二、組成中共淮安市委弔唁團進京弔唁鄧穎超同志逝世。我的這兩條建議很快都被領導採納了。於是，第二天，也就是7月13日我們在中共淮安市委副書記兼周恩來紀念館館長張天民同志帶領下組成了由淮安市老幹部局、周恩來紀念館、周恩來故居等有關單位領導參加的進京弔唁團日夜兼程趕赴北京，直到15日下午才抵達北京。我們沒有考慮吃飯和住宿，就由筆者徑直到西單商場，置辦了由鮮花組成的大花籃，直接去中南海西花廳，將那表達百萬淮安人民心意的花籃呈放到西花廳前客廳的鄧穎超遺像前。當時在鄧穎超靈堂守靈的有全國政協秘書長、鄧穎超生前秘書趙煒同志以及周恩來的嫡親弟媳王士琴老師等許多周家親屬。 　　筆者在表示對鄧穎超同志逝世的哀悼後，便留心在鄧穎超靈堂里轉了轉。我看到了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楊尚昆等人敬獻的許多花籃。不過有兩隻花籃特別引起我的注意。因為別人的花籃緞帶上上款都是「鄧穎超同志　千古」，下款是「×××　敬輓」。而李鵬和張學良敬獻的兩隻花籃緞帶的上下款卻與眾不同。李鵬他們獻的花籃緞帶的上款是「痛悼敬愛的鄧媽媽」，下款是「李鵬　朱琳　敬輓」。張學良獻的花籃緞帶的上款是「穎超大姐　千古」，下款是「張學良　趙一獲　敬輓」。 　　我隨即問在場守靈的周恩來侄兒、時任國防大學政治部主任的周爾鋆將軍：「少帥的花籃是誰讓做的？」周將軍告訴我說：「少帥在美國得到七媽[⑤]病逝的噩耗後，心情很悲痛，他讓他的一個在香港的侄女打電話給七媽的治喪小組，以少帥夫妻的名義向七媽靈堂敬獻一隻花籃，以表達他們遠在海外的哀悼之情。」 　　1992年7月18日，鄧穎超遺體在八寶山第一告別室與公眾告別。筆者於上午10點左右到達告別室時，除了見到軍樂隊正在演奏哀樂外，也見到了張學良夫婦敬獻的花籃，被端端正正地陳放在告別室內。這是周恩來與張學良跨世紀友誼的延續，感人至深。 　　會見周恩來親屬。 　　張學良1991年完全恢復自由後，即搭機前往美國的夏威夷，過起了平常人家的平民生活。但是，老人關心著時事、關心著社會、關懷著兩岸的和平統一，也時時關心著他的家鄉故土、父老鄉親。 　　周恩來有個侄孫女叫周曉芳。她的曾祖父就是周恩來的六伯父、前清舉人、新中國第一批中央文史館館員周嵩堯。周曉芳的職業是搞旅遊觀光的，後來嫁給了一位美國人，也住在夏威夷。 　　1997年6月1日，張學良在夏威夷希爾頓大酒店過生日，筆者從媒體上獲悉後，特意以周恩來紀念館的名義給張學良寫了一封英文信件，請希爾頓酒店方轉交。這封信除了問候之外，還有一個小小要求：希望將軍給周恩來紀念館留下一點墨寶，以傳世後人。不料信被退了回來。退信理由是，張學良在壽宴過後離開了酒店，居住地址不詳，無法聯繫轉交。其實張學良初到夏威夷時就住在希爾頓酒店，這顯然是酒店方按張學良家人意見的一個託詞。也體現出少帥被蔣家父子囚禁半個多世紀後的謹慎心態。 　　我不願聯繫就此中斷。就設法與我十分熟悉的周恩來侄兒周華章同志聯繫。因為他是周曉芳的父親，他經常飛美國在女兒處生活。我就托他有機會見到張學良老人時能向少帥爭取一件墨寶。 　　周曉芳接受了我們的重託以後，她就與趙一獲的親屬趙莉小姐和張學良的侄女張閭之聯繫。其實，因周曉芳有周恩來侄孫女的身份，1997年少帥壽慶時，周曉芳就已得允參與現場祝壽並與之合影留念了。那次在周曉芳與少帥握手之時，閭之向他介紹說：「她就是周曉芳，也住在夏威夷。」顯然，事先閭之已經向壽星介紹過周曉芳是周恩來侄孫女的身份。所以，張學良當時顯得很高興，他握著周曉芳的手，隨即湊過嘴悄悄對周曉芳說：「周恩來這個人我熟悉……」因為場上人多聲雜，少帥還說了什麼，周曉芳沒能聽清。 　　1999年春天，周恩來的嫡親侄女周秉建訪美，夏威夷是她赴美行程中的最後一站。周曉芳立即抓住這一契機，用她自己的說法是「這是讓我完成故鄉人民交給我任務的一次最好機會。」 　　1999年4月29日，周秉建、周曉芳如約來到希爾頓大酒店的拉功大廳。上午約11時許，張學良坐在輪椅上，在他的隨侍畢先生和趙莉小姐的陪同下緩緩出現在了大廳內。秉建、曉芳這姑侄倆一起跑步來到他的面前，少帥的兩隻手分別抓住這姑侄倆的手之後深情地說：「周恩來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我們談判過，我非常敬佩他的為人，對他的印象很深刻。我們也是好朋友。」 　　聽了少帥幾十年後仍對周恩來一往情深，秉建立即告訴他：「在我們七媽鄧穎超逝世時，見到了您送的花籃，我們都很受感動。大家委託我向您表示誠摯的感謝，祝您健康長壽！」 　　張學良老人在認真聽了周秉建的話之後若有所思地說：「在一個人生命快終結的時候就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周恩來就是知道這一點的一個人。」 　　這時，周秉建、周曉芳心裡都明白，張學良在這裡指的就是周恩來在彌留之際那次召見羅青長的事，因為他心裡明白，周恩來在快不行了時，仍然在惦念著他。為什麼這姑侄倆都能有這樣的準確判斷呢？因為此前在電影《周恩來》里飾演周恩來的演員王鐵成1992年12月25日在台北拜見張學良時，曾對少帥說：「我演的電影裡面牽扯到和您有關的一件事，就是周總理在臨去世前，他病很重的時候，還專門把分管台灣事務的人叫到他的病床前，親自向他交代，不要忘記台灣的老朋友。現在我見到您了，以一種民間的方式，來轉達周總理臨終前對您的關心和思念，我就不虛此行了。」 　　就在拉功大廳里他們幾個相談甚歡時，畢先生突然插話說：「張老很喜歡做詩，現在還經常吟詠他所喜愛的詩句呢。」 　　在一旁的周曉芳聽到畢先生的這句插話時，認為這是請張老題書寫字的絕佳機會。於是，她當即掏出隨身帶的鋼筆和筆記本邊遞向張學良邊說：「張老，請您題一首您最喜愛的詩句吧。」 　　這時，百歲老人張學良毫不猶豫地接過周曉芳給他的筆和本子，並出口吟道：「好夢未圓愁夜短，虛名終究誤人生。」老人一邊說一邊提筆就寫。很快他就寫出了「好夢未圓愁夜」[⑥]這六個字，然後突然停下筆，不寫了。究竟是因為百歲老人提筆忘字還是其他原因已不得而知。周曉芳一見張老不再寫下去了，就把筆再次塞到張老手中說：「請您簽個名字吧？」 　　張學良抬起頭，望著周曉芳無奈地說：「我的律師不讓我給任何人簽名，因為世道太複雜了。」 　　就這樣，我們想徵集張少帥墨寶的事只好擱淺了。 　　如今，周恩來、張學良均已作古。但是，他們生前僅僅九天的交往演繹出的跨世紀友誼的那些動人故事依舊在海內外傳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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