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學研究 | 淺析莫言《紅高粱》的話語時空

淺析莫言《紅高粱》的話語時空

馬嚴麗

關於敘事時空的概念，申丹在《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後經典》第六章中論及：敘述時間中提及敘事與時間之間的關係是敘事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不同於傳統小說批評對事件序列和因果關係的分析，敘事學家關於敘事與時間的研究主要從「故事」與「話語」關係入手分析時間在兩個層面的結構，揭示「故事時間」與「話語之間」的差異，「故事時間」是指所述時間發生所需的實際時間，「話語時間」是指用於敘述事件的時間，後者通常是以文本所用的篇幅或者閱讀所需要的時間來衡量。①同時，在《敘述話語》一書中，熱奈特首次對「故事時間」和「話語時間」之間的關係也進行了理論闡釋，提出了「時序」「時距」「頻率」三個重要的概念並仔細闡釋了話語時間與故事時間之間的區別聯繫。②再者，根據申丹在《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後經典》第七章中關於敘述空間的說明：自1945年，英國學者弗蘭克首次提出了「小說空間形式」這一說法，理論界對這一說法持續了近30年的爭論。1978年，敘事學家查特曼在《故事與話語》中首次提出了「故事時間」和「話語時間」兩個概念。他指出，故事事件的維度是時間性的，而處於故事空間中的存在物（人物與環境）則是空間性的。查特曼這一觀點繼承了傳統敘事理論認為敘事屬於時間藝術的觀點，但他從故事層面提出的「空間維度」將傳統小說批評幾乎邊緣化的背景作為一個「存在物」擺到了理論研究的視野中。他認為「故事空間」指事件發生的場所或地點，「話語空間」則是敘述行為發生的場所或環境。③

基於此，本文欲通過探析莫言《紅高粱》中的「爺爺」「奶奶」這兩個角色，挖掘莫言小說在敘述視角上的創新：一是小說的敘述聲音與敘述眼光明顯已不再統一於敘述者，而是通過故事外的「我」來提供敘述聲音並進行歷史想像，那麼，故事內的人物即「我父親」則是從親歷者角度回憶過去的歷史；二是小說敘述者即「我」的現實又與小說敘述焦點「爺爺」「奶奶」的歷史故事拼貼在了一起，即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達成相互交錯，從而成功建構了現實與歷史的對話。

小說《紅高粱》的故事開始於余司令帶著「我父親」走在墨河的河堤上，故事也結尾於「我父親」拉著爺爺的衣角走在墨河的河堤上。顯然，這裡的故事時間是發生在過去，在河堤這個原本就開放的流動空間里，顯然，「行走」，這個方向性和目的性的進行時動作並不因文本外部敘述而終止，恰是表明了故事的不斷前進。再關注小說文本內部，莫言通過不斷切換視角、打破時序等方式講述「爺爺」「奶奶」和羅老漢的故事，完全是過去的過去，故事裡的故事。小說中有一個複雜而自由的時空，視角的切換，空間的跳宕，時間的錯亂，語言的狂野等，都有了敘述的合法性。視角不斷變換，明確打破傳統敘述時空，進而推動空間的生長和跳躍，使碎片化的時間和內涵化的空間達成同構，凸顯高密東北鄉狂野恣肆的生命力量，這才是莫言的高明之處。

一、敘述視角的切換與時空的變換同在

敘述視角，即敘述者敘述時所採用的觀察文本故事的一個角度，敘述視角是全知還是限知這又往往和敘述人稱緊密相聯。傳統小說或採用第三人稱進行全知視角的敘述，或採用第一人稱的限知視角的敘述；而今，現代小說大多已綜合運用全知視角和限知視角，莫言亦是，誠如此，莫言自己所言：「《紅高粱》一開頭就是『奶奶』『爺爺』，既是第一人稱視角又是全知的視角。」④

既然敘述視角體現的就是文本敘述行為發生時敘述者與文本故事之間的關係，那麼，無可厚非，敘述視角至少包括：誰在講故事、以誰的眼光看故事、敘述誰的故事，即敘述學所說的敘述聲音、敘述眼光和敘述焦點。那麼，莫言的《紅高粱》是如何解答這些疑問的呢？為了完成為家族樹碑立傳的目的，莫言巧妙地設置了一個獨特的敘述視角：「通過『爺爺』建立了『我』和祖先的一種聯繫，打通了過去和現在的一個通道」。⑤把全知視角和限知視角統一到「爺爺」「奶奶」之中——以明明置身於故事外的「我」為敘述聲音來追述、評論與想像「爺爺」「奶奶」的傳奇人生，將「我」的現實與「爺爺」「奶奶」的歷史進行故事拼貼，建立起小說現實與歷史、現在與過去的對話。同時，小說中的「我」還敘述了「我」在場時發生的故事以及「我」自身的一些行為，即這些行為是隨著空間變換：如1958年「爺爺」從日本北海道回來和1976年「爺爺」去世；「我」自己回到高密東北鄉進行實地調查；甚至，小說還穿插了「我」對傳統文明的追慕及對當下文化的反思。小說由「我父親」為敘述眼光，回憶1939年先輩的抗日故事。當然，小說還不斷將敘述焦點集中於「爺爺」「奶奶」的愛情故事，更確切地說是先輩們的抗日傳奇人生。這樣，小說的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就相互交錯，從而打破小說中現在與過去之間的時間阻隔，也就達成了小說中現實與歷史、現在與過去的對話；在這裡，毋庸置疑，隱含作者正是通過視角的轉換，使故事時間不斷處於退後、回放和前進的變化中，以此打破文本敘述邏輯。以紅高粱地、酒場等空間的跳宕來推動敘述的進程並不斷豐蘊。

二、「交替式」敘述模式的多角度運用

受二十世紀西方小說創作理念的強勢影響，「逆時序」的敘述順序，「閃回」「閃前」「交替」等技法在中國小說中大量使用，充分並恰當地添加到較多小說的「現時敘述」中，使其在結構和內容等層面呈現出一種獨特的敘事效果。所謂「現時敘述」指的就是按照小說的「開端時間」，並一直按照時間的順時延續而記錄小說中情節的發展。「逆時敘述」指的就是偏離「現時敘述」，而去追溯過去或預言未來的敘述過程。

故事發生在「一九三九年古歷八月初九……我父親跟著後來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余占鰲司令的隊伍去膠平公路伏擊日本人的汽車隊……」⑥，縱觀小說，用穿插加入的方式，最早敘述到「奶奶」十六歲時出嫁的情景，最晚敘述到「爺爺」一九七六年去世，這中間大概有53年間的生活片段（「奶奶」是在三九年伏擊戰中去世的，根據《高粱殯》中靈柩上所存留的記錄，享年32歲），當然，小說講述的內容以三九年之前的居多：如「奶奶」和「爺爺」的愛情故事等，而三九年之後，有五八年的大鍊鋼鐵事件；「爺爺」從日本回國後參加老英雄表彰大會等情節的不斷延續。顯然，小說中這個複雜的穿插方式是通過小說中人物的回憶和敘述者的議論共同完成。

文中最不可忽視的敘述環節莫過於「現時敘述」戰場中奶奶中彈，接著，通過「奶奶」的回憶小說立馬「閃回敘述」，追憶十六歲的「奶奶」被家庭逼迫和「麻風病人」結婚，「奶奶」「寧死不從」，與「爺爺」在高粱地激情「解放」，通過隱晦敘述並總結這段回憶，「三天的新生活，如同一場大夢驚破……奶奶在三天中參透了人生禪機」，然後，小說立馬又極快地回到「現時敘述」：戰場的戰鬥，奶奶的傷口等。接著，再次進行「閃回」，即是對上一次「閃回」的延續罷了，敘述「爺爺」「奶奶」在高粱地里「相親相愛」的全過程。三天後單家父子被殺後—伏擊戰鬥現場，刻畫「奶奶」心理—伏擊戰之後八月十五日本兵對高密東北鄉村民的大屠殺—奶奶呼天而亡。這一切恰到好處地說明了莫言正是運用了「現時—閃回—現時—閃回—閃前—現時—閃前—現時」這一敘述順序。小說頻繁「交替式」地進行畫面切換，保持讀者永遠身臨伏擊現場的現實感，有了這一切安排，小說既不會因為作品中回憶的唯美而減弱抗日戰鬥的殘酷和奶奶將死的無奈，這就讓讀者更為明白因為戰爭在，死亡必將至。

由此可見，莫言對於「交替式」敘事模式的應用是獨具匠心的，顯然，他有意通過這種時間順序上的「交替式」進行來造成一種「並列式」的二重敘述。莫言「現時敘述」的愛國主義伏擊戰中穿插了「跨度」極大而「幅度」極小的「逆時敘述」，這佔據小說一半以上的篇幅，這種「交替式」一直在「紅高粱」系列小說中使用，包括最後一部《奇死》，而最為突出當屬第一部《紅高粱》。

三、分割線性時間:以人物空間動態變化達成時空交錯

巴赫金在《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一文中這樣說：「在文學中的藝術時空體里，空間和時間標誌融合在一個被認識的具體的整體中……時間的標誌要展現在空間里，而空間則要通過時間來理解和衡量。這種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標準的融合，正是藝術時空體的特徵所在。」⑦

可以說，小說《紅高粱》將電影蒙太奇的手法布局在了整篇小說的敘事中，同時，也將不同的事物並列地放置於統一空間中。如前所述，首先是在時間的切割上，現實的時間是戰爭的開始、經過和結果，執著地穿插於這一現實時間中並被切割的時間恰是父親五歲時和日本人的野蠻入侵和「奶奶」的十六歲被逼出嫁。也就是說，小說在時間上的線性邏輯被打亂之後，莫言立即將不同時間發生在同一空間的事物立即達成並置，將散亂的故事情節完好串聯，保留住了故事的完整性。這一點，尤為突出地表現在「奶奶」的人生軌跡處：現實空間里「奶奶」為戰士們準備食物，且在「我父親」的虛化空間里，「奶奶」對家中事物盡心儘力，面對日本人時的機智表現等；同時，「奶奶」在自己的意識空間里回憶自己這輩子與命運，與禮教等的抗爭。這就成功地打破了時間敘事順序使得空間敘述更為凸顯。時空交替，展現「奶奶」這一農村婦女的反叛精神。

米克·巴爾曾談及空間在故事中以兩種方式起作用：結構作用與主題化作用。空間的結構化作用即空間只是一個結構或一個行動地點，空間的主題化作用即空間「自身成了描述的對象本身」，也就是說，這時的空間是一個「行動著的地點」（actingplace），而非「行為的地點」（theplaceofaction）；「行為的地點」指的是「這件事發生在這兒」，而「行動著的地點」則指「事情在這裡的存在方式」，它使得事件得以發生；巴爾將這兩種空間分別稱為「結構空間」和「主題化空間」。⑧毋庸置疑，「行為的地點」就是客觀地空間結構，是空間場景和背景，它並不直接參与小說敘事，而「行動著的地點」則不僅僅是起到故事發展的背景作用，因為它或直接或間接，或靜態或動態地參與到敘事進程中來。代表「行動著的地點」的空間具有了一定的社會文化意蘊在裡面，而這些社會文化意蘊則可能構成小說敘事發展的核心源泉。

如小說所展示的那樣，《紅高粱》的故事背景正是高密東北鄉的紅高粱地里，作為「行為的地點」紅高粱的狀態是密密麻麻不斷瘋長的賤種，而這種低賤的植物卻是紅色的，且千百年來依舊從未絕種。莫言以低賤的高粱的紅色象徵著生存，以密密麻麻瘋長的姿態來形容高粱，這更是對狂野雄強生命力的推崇和讚美，這都是故事發生的背景，但高粱地作為靜態的故事背景卻不能完全承擔起故事發展的經過，因此「行動著的地點」在故事的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就如「黑洞洞的騾棚」「發臭的燒酒作坊」是劉羅漢大爺經常呆的地方，在這裡，劉羅漢大爺與兩頭騾子生活併產生了強烈的依附關係，這一空間的設置就恰到好處表達了一位普通農民內心世界的封閉，正是這封閉的空間里養成了劉羅漢大爺的忠誠意識，他可以不顧生命危險從日本人手上救兩匹騾子，同時，也可以殺死背叛自己的騾子。

同時，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小說《紅高粱》還運用了較多的意識流、內心獨白（如奶奶彌離之際的內心獨白）的描寫不僅打破了我們對敘述傳統邏輯的理解，顛覆了文字敘述的線性特徵，同時，也是對現實世界（文本實體空間，即文本物理空間，是現實生活中人們真實可感的空間）的替換、拼合乃至象徵，從而既深化了人物心理空間，也豐富了小說文本中的虛化空間。

莫言的《紅高粱》通過視角的不斷切換控制敘述，使敘述跌宕自由而又富於巧妙。總之，小說通過蒙太奇手法和視角切換等方式不僅使時間自由地向前後推移，而且還拓開了文本的敘述空間。小說中意識流和內心獨白恰恰建構了文本的虛化空間，與高粱地、墨河這些敘事場所構成的文本物理空間，虛實相應，使小說主題得到不斷深化，彰顯了高密東北鄉我「爺爺」與我「奶奶」狂野的人性力量和生命本真，譜寫出了一麴生命的讚歌。

注釋：

① 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後經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12頁。

② [法]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王文融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23頁。

③ 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後經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12頁。

④ 莫言：《關於〈紅高粱〉的寫作情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7頁。

⑤ 莫言：《莫言王堯對話錄》，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39頁。

⑥ 莫言：《紅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1頁。

⑦ [俄]巴赫金：《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桂裕芳，王森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第274-275頁。

⑧ [荷]米克·巴爾：《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譚君強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108-109頁。

（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本文刊於《雨花·中國作家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