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距政府太近很危險

我對《中國改革30年：10位經濟學家的思考》這本書印象頗深[1]，10名經濟學家是：成思危、吳敬璉、茅於軾、厲以寧、林毅夫、周其仁、錢穎一、陳志武、樊綱、張維迎。恕我直言，將這10個人放在一起思考，我怎麼看怎麼都覺得彆扭。在我看來，我更願意將他們劃分成三個板塊：

第一板塊：成思危、吳敬璉、厲以寧、林毅夫、錢穎一、樊綱、張維迎、周其仁。

第二板塊：茅於軾。

第三板塊：陳志武。

讀懂周其仁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私下認為，他可能是國內最好的經濟學家。關於他，我們暫且把話題留下，待我閱讀能力更好一些之後再說。至於其他處在第一板塊的師長們，茅於軾先生在這本書里，有一段話尤其精彩，抄錄之：

「我的分類跟他們……不太一樣。有一個原因，因為他們……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參與了重要的改革決策過程，所以這些事情在他們的記憶里比較深刻。我是一個民間學者，我的印象就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一些問題。」[2]

茅於軾先生的意思可謂躍然紙上，這正是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學的眾生相。更多的學者附著在政府的羽翼下獻計獻策，做著理性和建設性的工作。只有少數學者站在一個邊緣地帶，發出一些尖銳的聲音。

關於學者的生態，有一句老話早已說盡，這就是「居廟堂之高，處江湖之遠」。顯然，10名經濟學家中，有8名就在廟堂之上，真正的江湖經濟學家，恐怕只有茅於軾了。高高的廟堂，當然能夠享受到政府的榮耀之光，江湖上的人如果亂說亂動，恐怕就要擔心自己被封殺了。

我絕沒有提倡所有經濟學家都必須身處江湖，各人有各人的人生原則， 外人無權置喙，況且，能為政府提出合理化的建議，造福於民，應該載入史冊，但經濟學家距政府太近，會不會丟掉一個學者必要的獨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以至於一輩子無所建樹呢？這的確是一件看上去危險的事情！我看到身處海外的陳志武教授，他的言論明顯與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不同，在他的身上，我終於看到了我熱愛的經濟學家發出的獨立且自由的聲音：

「如果按照模式來看的話，洋務運動時應該是漸進式改革；清政府垮台，中華民國成立，首先是從政治改革開始，然後才是經濟改革，所以民國時期的改革開放更像『休克療法』；最近30年又是漸進式改革，跟晚清類似」。[3]

陳志武的這段話來得真實啊，在我看來，今天中國經濟的熱氣騰騰，尤其是經濟領域的暴發戶式突進和政治體制的相對滯後，像極了清朝的洋務運動。除了看上去龐大的GDP規模類似之外，另外一個類似之處是，今天的改革開放和當年的洋務運動，都是依靠政府推動，政府成為一個神話，它包攬了這個國家的一切事務。

王朔有名言，看上去很美。政府就是一個看上去很美的東西。不僅政府自以為很美，老百姓在電視鏡頭前反覆說著感謝政府的話，更是足以說明，這個世界上可能有99%的人會認為，我們的幸福生活都是政府賜予的，所以出了問題要找政府。當年我在大學聽微觀經濟學課程的時候，有教授破口大罵，政府是萬惡之源，還以為教授實在是有辱斯文，不料幾年過去，諸多荒謬之行為紛至沓來，我才明白，政府在看上去很美的幌子下，做了多少沒有常識，誤國誤民的錯事。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所有的經濟學家都站在政府立場只是為政府獻計獻策，缺少了獨立的批評作風，那麼，政府犯錯的幾率可能要高很多。在某種意義上，今天的這個世界，無論是歐美，還是中國，政府過度干涉經濟，可能是最大的問題。

我理所當然地想起了偉大的弗里德曼，這名針對政府偶像的偉大的破壞者，這位亞當·斯密的信徒，傑斐遜的弟子，他畢生努力去破壞的經濟學準則，就是政府應當控制經濟的信條，這一信條從30年代的大蕭條中發展起來，在長達半個世紀中，無論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竟然都普遍將之視作不二法寶。

上個世紀30年代之後，經濟學家和一般公眾形成了一種思維方式，一遇到問題，就向政府發出要求干預的呼籲。在破除政府神話的工程中，弗里德曼夫婦除了運用古典經濟學的工具外，還運用了60年代發展起來的「公共選擇」理論。

　　在依次討論了主張政府干預的理由之後，弗里德曼得出結論說，政府干預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相反，是形成問題的原因。他運用具體案例說明了他的一個觀點：政府一旦進入，要退出就很困難，「政府一旦從事某項活動，就很難停止這項活動」。面對政府的失敗所造成的問題，人們的解決辦法幾乎總是要求更大規模的擴大政府的作用。弗里德曼稱為「政府干預的合乎規律的歷史」或者叫「政府干預的循環」。他說：「每一項干預法令都確立起權力地位。這一權力將怎樣運用以及為了什麼目的運用，與其說取決於最初的創議者的目的與目標，倒不如說取決於那些得以控制上述權力的人們，取決於他們的目的究竟是什麼。」[4]

　　每一項要求政府干預的理由都是在「公共利益」的名義下提出的。但弗里德曼卻「解構」了這個公共利益的神話。他認為，以人民大眾利益提要求的人幾乎都是在進行「自私自利的詭辯」。而可怕的是，「我們中間幾乎沒有哪個人」不在進行這種詭辯。比如以國內工業幼稚為由要求保護，弗里德曼說這種以國家安全為由提出的保護要求同樣也是自我利益的飾詞。

　　我無法掩飾我對弗里德曼的熱愛，如同無法掩飾我對當代中國經濟學領域主流經濟學家的失望。他們似乎僅僅把自己的職責定位在使效率、資源配置最大化的計算上，有意忽略了更重要的經濟學品質。某種意義上，中國的經濟走勢，基本走在背離弗里德曼的路上。誠然，我沒有權利反對主流經濟學家們對政府的曲意迎合，但我更希望聽到那些尊重市場、尊重自由、尊重權利的聲音。馬克思曾經描述過「權力捉弄財產」的怪圈，今天的局面可能就是如此。此情此景，我擔心我們的企業沒有競爭力，個人不可能自由發展，國家也不可能充滿活力，當然，人類普遍珍惜的基本價值，比如自由、尊嚴及富裕，也不會得到基本的保護。

所以我想說，中國的經濟學家，應該整體性地向弗里德曼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