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與中國學術轉型

中國士大夫向來有立言傳世的傳統，但千百年來卻沒有幾部精心建構體系的精緻之作，更沒有製造思想體系學術範式的野心和嘗試，即便學術成就如鄭玄，如韓愈，如二程，如朱熹，他們留給後世的大都是感想是隨筆，稍有建構體系野心的如劉勰如劉知幾如章學誠，也不過比鄭玄、韓愈等略強些，留有《文心雕龍》、《史通》和《文史通義》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現構建體系營造範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響深遠的《訄書》。

章炳麟生於1869年，卒於1936年，浙江餘杭人，初名學乘，字枚叔，後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學者顧炎武為人，改名絳，號太炎。章氏家族有著幾百年的發展，積累了一定的家業，所以章炳麟的童年過著比較優越的生活，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初有他的外祖父引領他閱讀傳統典籍，後因其患有癲癇而與科舉考試絕緣，得以自由閱讀，較之同時代同齡人整天忙於科舉考試無疑學到了許多不一樣的東西，這對他後來的學術發展意義巨大。

稍後，學有所成的章炳麟遵從乃父遺命拜大學問家俞樾為師，入詁經精舍，在那裡他又潛心攻讀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離開詁經精舍步入社會，章炳麟28歲，已經實打實地下過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帶任何功利目的，這是同時代甚至易代學者都很難具備的條件和機遇。

由於在詁經精舍的日子裡就與東南半壁學術界多有交往，結識一批學術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學問和識見也在業內早有傳聞，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啟超主持的《時務報》作編輯，這是那個時代的「新青年」比較嚮往比較羨慕的。

在《時務報》，章炳麟結識了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等一大批維新志士，他的才華也受到許多維新志士的欣賞與推崇，只是章炳麟性格太孤僻，他實在看不慣康有為擺譜以聖人自居，看不慣康門弟子阿諛奉承低三下四，為此他與康門弟子鬧得不可開交，甚至不惜接著酒勁發生肢體衝突。

《時務報》的編輯生涯很快就結束了，此後幾年，章炳麟輾轉武昌、杭州和上海，先後在一些新式團體或新式報刊中任職，大要都是傳遞新思想新學術，儼然成為維新時代思想家和新派學者。

孤僻的個性和學問上的自負使章炳麟無法與同儕普遍友好相處，除了幾個能夠高度容忍他的獨特個性給予寬容的朋友外，章炳麟在很多時候其實很孤獨，當然由於他的個性和自負的學問，特別是他畢竟得過癲癇病，因而許多人對他的怪異言行見怪不怪，不過冷嘲為「章瘋子」而已，大多時候相安無事。

瘋瘋癲癲的章炳麟只是一種行為上的瘋癲，在思想上在學問上，章炳麟確實不讓人。在那幾年，章炳麟在與各方激烈爭辯爭鬥的同時也潛心寫作，一大批有洞見有學問根基的論文先後在《時務報》、《經世報》、《譯書公會報》等發表，這就是稍後結集為《訄書》的基礎。

《訄書》的結構就是一部論文集，只是這部論文集比較別緻，從結集之初就考慮到結構，考慮到了體系。這個過程相當漫長，如果從1897年章炳麟踏進《時務報》館算起，至1916年前從《訄書》改編成《檢論》，這個過程前後將近二十年。二十年中有1900年時的木刻初刊本，稍後又有手校本；1904年在日本出版鉛字排版的重印本，至《檢論》全面寫定，中間所收篇目，各個篇目的具體內容甚至文字，都有大幅調整或改動。這個過程過去被研究者視為「從《訄書》到《檢論》」一個複雜的結集過程，強調其間隱含著非常複雜的思想演變軌跡。

如果從思想史脈絡說，《訄書》初刊本問世的時候，正是中國政治局面急劇動蕩的一個非常時期，從1895年開始的維新時代到了1898年的政治變革達到頂峰，但是稍後就遇到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謀劃用武力挾持慈禧皇太后向光緒帝讓權的事情。這個計劃不慎敗露，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流亡海外，譚嗣同、康廣仁等六君子被殺。這個故事的真相在當時其實是很清楚的，但由於康梁等人是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現，而清廷因為甲午戰敗而陷入一個道德困境，現在又因權力衝突殺死六君子，因而維新志士自然佔據了道德高地。

對於清廷內幕新聞，章炳麟究竟知道了多少是很值得懷疑的。但經過1898年秋天的政治大逆轉，章炳麟暫時放棄了與康有為、梁啟超的政治分歧，以同情的態度批判清廷，尤其是批判慈禧皇太后，接受康有為的想像，以為那位可憐的小皇帝可能還是不錯的，值得利用，建議將光緒帝視為中國的「客帝」，不要太折騰中國的政治架構，讓中國平穩過渡到一個新的政治形態上。

章炳麟的「客帝」說只是一種說法，也是他那時還沒有走上革命走上排滿的象徵，只是他所期待的「客帝」即那個小皇帝在經過1898年秋天那場未遂政變一驚一吒之後真的病倒了，此後一年，中國政治進入一個非常麻煩的動蕩期。就在這個動蕩期，章炳麟整理出版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訄書》。所謂「訄」，就是不得不說的意思。可見章炳麟對這本小冊子是怎樣自負。

《訄書》初版本是有梁啟超題寫書名的，由此可知章炳麟先前雖然與康門弟子有衝突，但可能與梁啟超還沒有鬧翻，或者因1898年中國故事而再度成為朋友。這個初版本列目50，最早的《明獨》寫於1894年，最遲的寫在出版前。50篇作品中的《儒墨》、《儒道》、《儒法》、《儒俠》、《民數》、《平等難》、《喻侈靡》、《東方盛衰》、《蒙古盛衰》《客帝》等11篇曾經在《實學報》、《譯書公會報》、《經世報》、《昌言報》、《清議報》上發表，只是在輯入《訄書》時又作了一些修改，大致為文字潤飾、譯名改寫，增補新資料等。

初版本的印數不會太多，但出版不久卻又出了一個增補本。這個增補本對於原有50篇並沒有刪改，只是在書末以《訄書補佚》的形式增加了《辨士》和《學隱》兩篇文章。這兩篇不見於目錄，其頁碼也與全書不連貫。

從思想脈絡看，《訄書》初版本表明章炳麟的思想還處在與「尊清著游」的狀態，儘管發生了1898年政治逆轉，章炳麟的思想好像還停留在那個維新時代，他在初版本中保留《客帝》等作品，表明他這個時候還沒有生髮排滿革命的思想。

思想家的思想有時走在時代前列，更多時候其實就是時代的反應，幾個被反應的事件真相併不一定準確並一定對，但思想的變化在很多時候都在政治變動社會變化的後面。章炳麟在1898年及其之後很長一段時間，絕對相信康有為、梁啟超對政治逆轉的一般判斷，以為這場逆轉的根本原因就是清廷內部慈禧太后不滿意於光緒帝的獨斷專行，於是在1898年之後，皇太后總想著廢黜光緒帝，重立新帝。1899年的大阿哥事件，其實就是慈禧太后這個想法轉為政治實踐。

其實，這些想像是不對。一百年後重新翻檢當年的記錄，小皇帝在那一年確實病了，在此後一年間清廷高層鑒於光緒帝的病情，鑒於光緒帝已經不能生育的事實，開始為他尋找繼承人，至少可以在光緒帝病重的時候替代一些禮儀性的活動。這就是「己亥立儲」，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大阿哥事件」。

從善意去理解，為光緒帝尋找一個繼承人慢慢培養，即便這個大阿哥將來接班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這不僅因為光緒帝總會生病總會老去，而且即便從光緒帝不能生育，必須培養接班人的立場說，也是一種正常行動。然而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朝野之間缺乏起碼信任，外國人也不明底里，再加上皇族內部權力分配不均衡，比如主管外交事務的皇族慶親王奕劻似乎對於皇族會議選擇了端王的後人心有不滿。於是乎，內部紛爭鬧成了外部衝突，原本只是民間活動的義和拳、大刀會等被利用，中國政府與外國之間的僵持也在升級在惡化，終於演化成1900年的義和團戰爭。

在這場因內政而引發的外部衝突中，章炳麟並沒有閑著。他先是與孫中山等人一樣，想到策動兩廣總督、漢人高官李鴻章反正，重建漢族人的國家。當這個希望近乎破滅之後，章炳麟又和容閎、嚴復、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會」，繼而剪取象徵著清朝順民的辮子，由與「尊清者游」走上排滿革命，正式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建立聯繫。至此，章炳麟的思想發生了劇烈變動，並很快《訄書》修訂本上有所反應。

《訄書》修訂本的整理出版時間還有爭論，但在與鄒容結為兄弟之後應該沒有問題，因為這個新版本不僅在篇目上有很大調整，而且其封面題字也由梁啟超而換成了鄒容。

這個新版本有「前錄」兩篇，一篇是《客帝匡謬》，另一篇為《分鎮匡謬》，表明章炳麟已經正式放棄「客帝」思想，不再認清廷為合法政府，也同時放棄了對漢族高官特別是地方督撫大員走上地方自治的期待，不再對清廷抱有任何幻想。

除兩篇《匡謬》外，修訂本收錄作品63篇，初版本的篇目有保留有調整，也有增補。大致上說，《訄書》修訂本更多地強調了學術性和經典性，呈現出作品構建獨特學術體系的努力和嘗試，這對中國傳統學術特別是史學轉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著重要啟示。

我們現在已經不太清楚章炳麟的外語能力，儘管他在那個時代也曾與他人合作翻譯過一些東西學作品，比如《社會學》。但他的外語工具肯定沒有辦法與留學西洋的嚴複比，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對東西學的理解似乎不在嚴復之下，他和嚴復、梁啟超等人在這方面大約不相上下。但是如果將他們放在中國學術傳統轉型這個學術脈絡中進行考察，我們不難發現章炳麟的貢獻遠在康有為、嚴復及梁啟超之上。

章炳麟將他所理解的東西學具體運用到了中國學術的整理上，並由此建構了中國現代學術的新體系，他既是傳統中國學術的終結者，又是現代中國學術成立的開啟者，他不是像嚴復那樣將西方思想文化一般性的傳入中國進行鼓吹，而是將這些西方的理論運用到對中國學術的具體分析重新解讀上。《訄書》中的許多篇章比如《原變》、《原人》、《族制》、《公言》、《顏學》、《王學》、《訂實知》等雖然討論的問題還是傳統中國學術的舊問題，但由於章炳麟將達爾文的進化論、生存競爭等理論不動聲色地運用到了裡面，因而他在這些篇章中得出了與傳統解讀很不一樣的結論，對新史學的發生具有重要啟導意義。

按照章炳麟的解讀，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生物都是由微生物進化而來的，進化的動力就是生存競爭，這種競爭既有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競爭，也有物種與物種之間的競爭。人與其他物種的差別在於人能群，即能夠組成社會，因而人類能夠在各種生物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萬物之靈。章炳麟的這些解讀除了達爾文的影響外，很明顯也具有荀子、韓非等中國古典思想的印痕，所以比較容易被新知識分子所接受。這對於重建中國歷史解釋體系至關重要。

章炳麟對中國史學轉型的另一個貢獻就是為重新評價中國歷史與人物樹立了一個新的標準，這個標準既不是中國史學的正統與異端，也不是簡單照搬西方現代價值理念，而是一種更加實在的情理分析的層面。這是《訄書》對後來新史學的深刻影響之一。比如在對儒家以及孔子等人思想價值的分析方面，章炳麟在《訂孔》、《原學》、《學變》等篇中，將孔子視為古代中國的一個大歷史學家，以為孔子對中國文明的巨大貢獻不是什麼先聖什麼至聖，而是整理了《春秋》，啟發了諸子，既保存傳播了古代文化，也為後世思想的開啟準備了一定的條件。由此，章炳麟又對儒家之外的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遊俠等進行系統研究和闡釋，重新建構了一個具有現代特徵的中國思想史脈絡，胡適後來的《中國名學史》、《中國哲學史》以及等而下之的各種思想史、哲學史，其實都帶有很明顯的章炳麟思想印痕，都或多或少與《訄書》中的諸多篇章有著直接間接的關聯。所以如果說胡適等人的中國哲學、思想研究具有現代史學典範意義的話，那麼這個典範的起點其實應該從《訄書》中去尋找。

在現代中國新史學構建方面，《訄書》還有一個重要示範，就是將西方剛剛興起不久的文化人類學理念運用到中國史學研究上，從體制、方法等方面徹底改變了傳統史學敘事、資政的簡單功能。在《訄書》中的許多篇中，比如《序種姓》、《族制》、《方言》、《訂文》等，作者運用文化人類學方法詳盡考察了各個種族之間的差異及其各自的歷史脈絡，明確提出了「歷史民族」的範疇，這不僅對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起到了積極影響，而且極大豐富了中國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和表達方法，歷史不再只是帝王將相家譜和英雄事迹，同時也是一個民族共同體逐漸成長的過程，從那裡可以看到民風民俗社會教化的演化，可以體會一個種族或者一個民族智慧甚至是體能、體制方面的變化。章炳麟在《訄書》中的這些研究或許還非常幼稚或淺薄，但無疑為後來的中國史學開啟了新通途。

《訄書》在現代中國學術特別是新史學建立方面貢獻巨大，其及門弟子黃侃、朱希祖、錢玄同、吳承仕，以及三代弟子范文瀾、周予同等，其實都是參照章炳麟的《訄書》構建各自的學術體系，只是由於《訄書》文字太過古奧，晦澀難懂，除了章門弟子口耳相傳深得要旨外，別人很難弄清《訄書》的價值和意義，更沒有辦法像胡適等新派學者那樣聰明地利用這筆學術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