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特種工藝鏡 文物考古論文 中國期刊資訊網

鳥獸均獃滯無神紋樣獃滯 鏨刻工藝不到位 從這兩點基本上就可以判死刑了 紋飾僵硬，細部處理不自然一. 小 引 　　唐代，特別是從高宗至德宗（650～805年）的一百五十餘年，銅鏡藝術燦爛輝煌。玉成唐鏡的因素自有種種，關於造型的豐富、構圖的自由、題材的紛繁、原料的精純、鑄造的考究{1}，本文不再縷述，以下，要討論的是施之鏡背的特殊裝飾方法，包括螺鈿、寶裝、寶鈿、金銀平脫、金背、銀背等鑲嵌的做法和鎏金。對於唐鏡藝術的燦爛輝煌，它們至關重要。 　　在當代中國業界，習慣將製作精細的工藝美術品類稱為「特種工藝」，故而，本文把以上述方法裝飾的銅鏡稱為「特種工藝鏡」。 　　 　　二. 螺 鈿 　　螺鈿即在裝飾面上，先髹塗大漆，再於漆地上貼嵌蚌片以為圖案，然後打磨平滑。這本是古老的漆器裝飾方法，已見西周的實物。但若根據考古學提供的資料，用螺鈿之法裝飾銅鏡，不僅應當是唐人的創舉，而且恐怕也只見於唐代。在河南與陝西，純嵌蚌片的螺鈿鏡已經屢有出土，如三門峽唐墓（安祿山聖武元年，756年）的盤龍鏡（封二，圖一）{2}、 洛陽澗西唐代合葬墓（乾元二年、興元元年，759年、784年）的人物鏡{3}、 西安郭家灘唐墓（貞元十四年，798年）的人物鏡{4}。其中，名氣最大、也最精美的是洛陽澗西合葬墓里的那面（封二，圖二），其圖案為二高士彈阮、飲酒，他們攜女侍，坐在花樹之下、山石之間，天上有皓月當空，前後有鳥鵲起舞，形象刻劃細膩，意境清幽深遠，顯示出唐代螺鈿工藝的高水平。 　　這幾面螺鈿鏡的年代彷彿，說明純粹的螺鈿鏡的流行應在中葉以來的8世紀。唐代的螺鈿圖案雖會在嵌片上以利器刻劃細部，製作已經相當考究，但所嵌蚌片依然較厚。今見薄螺鈿最早實物為元代作品，而薄螺鈿的出現應當不晚於南宋，可惜，目前這僅是文獻提供的知識，還有待實物的確證{5}。 　　 　　三. 寶 裝 　　「寶裝之鏡」怎樣製作？因有古人記錄的實物今已不存，如果僅靠銅鏡，顯然無法解說。好在考古文物工作提供了寶裝漆器的實例。1987年，在浙江湖州的飛英塔塔壁，發現了一件殘損的螺鈿黑漆經函（封三，圖二），函外布滿鑲嵌的裝飾，嵌物以蚌片為主，還有水晶珠和綠玻璃片{6}。「寶裝」的信息是由函底的朱書題記披露的，據題記，它是廣順元年（951年）吳越國王太后施捨給天台山廣福金文院的四隻「寶裝經函」之一{7}。 如此看來，所謂寶裝就是加嵌了玉石、玻璃之類高貴材料的螺鈿。 　　這樣的唐鏡如今尚多，國內已有出土，海外還有傳世。出土者如偃師杏園王嫮墓（大曆十年，775年）的花鳥鏡，其嵌飾材料除蚌片以外，還有綠松石、瑪瑙{8}。類似裝飾的銅鏡在西安唐墓中也有發現，它仍是花鳥裝飾，在螺鈿裝飾的空隙，「嵌有綠、藍、紅色寶石顆粒」，墓葬的年代相信為玄宗至代宗時期{9}。在國外還有收藏，如不列顛博物館也有嵌紅色琥珀之類的花鳥螺鈿鏡（封二，圖三），其直徑不超過10厘米，從圖案面貌判斷，它也是8世紀的作品。日本神戶白鶴美術館的花鳥螺鈿鏡（封二，圖四），琥珀出現在花心，而花鳥紋樣之外，則以綠松石為地{10}。 　　在這類銅鏡中，已知形體最大、圖案最繁麗的幾面珍藏在日本奈良的正倉院，它們基本為繁滿的花卉圖案（封二，圖五），也會輔以鳥獸（封三，圖一），拼嵌圖案的材料有蚌片，還有紅色的琥珀、黃色的玳瑁、藍綠色的青金石等，珠光寶氣，華美之極。但是，日本學者認為，它們屬於「平螺鈿」，這個名詞記錄在日本天平勝寶八年（756年）的《東大寺獻物帳》里。然而，按湖州飛英塔經函的題記，在那時的中國，這些加嵌琥珀、玳瑁、青金石之類的銅鏡裝飾應屬寶裝，而非單純的螺鈿。這應當又在提示，儘管當時的中國、日本文化聯繫緊密，一旦具體而微，術語還會不同。自然，這個差異不僅體現於螺鈿、寶裝等名詞，還表現在器形，如被日本專家認定為帳內寶物的平螺鈿鏡（見封二，圖五，直徑27.2厘米），被《獻物帳》記為「八角」形，但在唐代中國的文獻里，尚未見這樣的名稱，現在，這種造型的銅鏡被專家稱為「葵花鏡」。 　　 　　四. 寶 鈿 　　寶鈿採用的也是鑲嵌工藝。寶鈿鏡的確切實物在中國尚未聞發現，不過，在陝西扶風的法門寺寺塔地宮裡，獲得了有被咸通十五年（874年）石刻《衣物帳》登錄的寶鈿舍利函，即「金筐寶鈿真珠裝」的「珷石函」和「真金函」（封三，圖三）{11}。觀察「真金函」可知，若在金屬器物上做寶鈿裝飾，則應為以扁金絲編出紋樣輪廓，而後焊接到器壁，再鑲嵌飾物。至於「金筐」，則指在花紋邊緣一周焊接的細巧金珠。同樣做法的裝飾還有一例，即西安何家村窖藏的那隻金把杯（封三，圖五），據此可以推測，所謂寶鈿應為「金筐寶鈿」的簡稱。唐代文獻中，「寶鈿」被常常說起，但對金筐，記錄較少，不過，唐詩里還有「瑟瑟蹙金匡」的句子{12}。「金匡」顯為「金筐」的異寫。 　　金筐寶鈿的技法早見於紀元前西徐亞人的飾物{13}，隋唐人採用它，大約也是從西方民族學習來的。唐代文獻里，出現較早的寶鈿器物也往往同西域有關，如貞觀十四年（640年）平高昌時，著名番將阿史那社爾因清廉受賜的「高昌寶鈿刀」等{14}，它當是史籍記錄的最早「寶鈿」器物。開元初，已佔據中亞的大食也曾獻來「鈿帶」{15}，而唐代的寶鈿帶也被用來賜番客{16}。 　　與其他寶鈿器物比較，載籍記錄的寶鈿鏡稍晚，已知最早的當推玄宗賜安祿山的寶鈿鏡，那是在天寶九載（750年）的天長節{17}。伴隨盛唐奢風的瀰漫，到8世紀中葉，寶鈿極盛。顯然是由於太奢華、太糜費，且又形成了裝飾風氣，至德二載（757年），肅宗便要禁它{18}，廣德二年（764年）、大曆三年（768年），代宗還要禁它{19}。但是，這種詔令的持久效力實在讓人生疑，禁絕已不可能，就連若干年後的減少也難指望。這不僅因為上述禁令的間隔時間太短，還因為寶曆二年（827年）歲尾，文宗剛剛即位，就下詔停造以金筐瑟瑟寶鈿裝飾的宮禁床榻{20}，寶鈿的濫用已及床榻，這肯定是帝王禁令並無長效的證明。 　　寶鈿裝飾雖然風靡，但考古學提供的寶鈿鏡卻絕少，如今僅知一面。1954年，在西安韓森寨，出土過一枚直徑不及5厘米的「錯金鑲料鏡」{21}，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一枚小鏡，被稱為「鑲綠白料飾鎏金銅鏡」（封二，圖六），應當就是它。從圖像判斷，它以金筐鑲嵌的工藝做出裝飾，雖然嵌物脫落已多，但當年的風采仍不難體會。若從製作工藝的角度，其做法應屬寶鈿。 隋唐五代，佛教盛行，寶裝、寶鈿中的「寶」，或許就語出佛典。佛家常說「七寶」，即令取其與裝飾有關的狹義，認做七種珍寶，但不同的經典對其解說仍不盡相同。假如不局囿於某一經典，佛家的七種珍寶指金、銀、水晶、琉璃、硨磲、瑪瑙、琥珀、珊瑚、真珠之類{22}。這樣，寶裝、寶鈿中的「寶」指的是玉石之類。 　　依據以上分析，假如對螺鈿、寶裝、寶鈿做個區分，那麼，在隋唐五代，純嵌蚌片的應是螺鈿，既嵌蚌片、又加嵌玉石之類的當為寶裝，純嵌玉石之類的或即寶鈿；螺鈿、寶裝的圖案與裝飾面平齊，寶鈿的圖案高於裝飾面。 　　 　　五. 金銀平脫 　　有心人想必已經注意，在上面界定寶裝、寶鈿的裝飾材料時，特地排除了本在「七寶」之內的黃金和白銀。這自有道理：在至德二載（757年）和大曆三年（768年）的帝王禁令中，都有以寶鈿和平脫並稱的實例{23}，而平脫通常就是金銀平脫的簡稱。 　　金銀平脫的做法是，把厚度一般不超過半毫米的金銀箔紋片粘貼在器物上，然後用色漆髹塗數道，再經打磨，使紋片與漆面平齊，以顯示出色漆地上的金銀圖案。紋片上，有時還施鐫刻，這在日本，稱為「毛雕」{24}。金銀平脫漆器的源頭早被博雅的王世襄上溯到西漢{25}，但入8世紀，方始大盛。同螺鈿一樣，金銀平脫也較多地應用於漆木器，兼見於銅鏡及等其他製品。但由於漆器通常以木為胎，難以長久保存，故而今日所見的平脫器物卻以材料易於保存的銅鏡為主。 　　 　　應當是因為裝飾材料的高貴，特別是製作的繁難，金銀平脫在至德二載（757年）和大曆三年（768年）分別被肅宗、代宗禁過，但終唐之世，歷久不衰，尤其是以之裝飾漆器。而用於飾鏡，則主要在中葉以來的8世紀。可五代後晉的宮廷里，又有了御用的玉平脫的雙葡萄鏡{26}。玉平脫或許是在金銀平脫中，又添加了玉片，也可能其工藝一如螺鈿，唯所嵌系真玉片而已。 　　金銀平脫鏡海內外發現已多，其中的六面出土在紀年墓，它們是洛陽關林盧夫人墓（天寶九載，750年）的花鳥鏡{27}、濟南項承暉墓（天寶十載）的寶相花鏡{28}、偃師杏園王嫮墓（大曆十年，775年）的三雁花枝鏡、鄭洵墓（大曆十三年）的對鳥鏡與蝶花鏡，韋河墓（大和三年，829年）的蜂花鏡，最後這一面圖案簡化，工藝粗陋{29}。此外，國內的博物館還藏有幾面，如中國國家博物館的羽人雙鳳花鳥鏡{30}、花瓣紋鏡{31}，陝西歷史博物館的天馬鸞鳳鏡{32}、四鸞銜綬鏡（封二，圖七）{33}，上海博物館的花鳥狩獵紋鏡（封二，圖九）{34}，洛陽博物館的花卉鏡{35}。收藏在域外的也有，如正倉院的花鳥鏡、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的鸞獸花鳥鏡、不列顛博物館的四獸花鳥鏡（封三，圖四）、紐約大學的花鳥鏡{36}。 　　8世紀初的中宗時代，金銀平脫鏡似乎已經出現，那時，揚州所造方丈鏡在桂樹上做出金花銀葉{37}，用的大約就是平脫技法。然而，製作的昌盛還要晚到8世紀中葉的幾十年，因為前述的傳世品大都具備那時銅鏡的種種特徵，而出土實物也基本獲得在那時及稍晚的墓葬里。蜂花鏡製作簡率，它所在的韋河墓較晚，儘管墓葬的年代未必與蜂花鏡的製作時間相同，但8世紀中葉以後，金銀平脫鏡藝術的衰微還是能夠據以推斷的。其實，衰微之象早已顯露，出土在代宗時期紀年墓的金銀平脫鏡有三面，其數量雖多，但鏡背顯花的紋片較大，製作稍粗，與盧夫人墓中的收穫和登錄在天平勝寶八歲（756年）《東大寺獻物帳》上的正倉院藏品比較，差距相當明顯。看來，最精美的金銀平脫鏡還是玄宗時代的作品。由於庋藏的嚴格、保護的妥善，正倉院里的一面金銀平脫鏡（封二，圖八）依然完好如初，它裝飾精細華美，連鏡鈕四周都花團錦簇，紋片金銀交輝，富麗華美之極。 　　唐人吟詠過金平脫鏡，說它「黃金縷畫雙鳳背」{38}，在今見的金銀平脫鏡上，也大都飾有禽鳥，這很難視為巧合。金銀平脫鏡可以極小巧，洛陽博物館所藏花卉圖案的那面，直徑僅4.2厘米，但典型的似乎是大型鏡，在今見的實物中，至少有四面直徑在30厘米左右，中國國家博物館的羽人雙鳳花鳥鏡還超過了36厘米。這樣的大鏡自然價格不菲，天寶中，直徑尺余的「漆背金花鏡」，揚州市場售價3000到5000錢{39}，當時，這實在是個大數目，因為，開元時，一匹絹價格才大約200錢{40}。 　　 　　六. 金背、銀背及其他 　　貞觀年間，高季輔做吏部侍郎，他審查官員很公道，於是，太宗便賜金背鏡一面{41}。金背鏡應當就是把整塊金片嵌在背面做出裝飾的銅鏡。有專家指出，金背鏡與背嵌銀片的銀背鏡漢代已見，並認為，其鏡身全無鑄紋，花紋是在金片、銀片上製作的，突起的採用「壓印」，陰線的為鏨刻{42}。這種銅鏡當年應該不少，在洛陽的唐墓里，就至少出土過兩面，鏡紋為鸞獸花卉{43}，不列顛博物館也曾展覽兩面，一為鸞獸紋，一為瑞獸紋（封二，圖一一）。這四面都很小巧，圖示者雖稍大，但直徑也僅7厘米左右。已知最大的一面是2004年出土在西安市長安區的唐墓，為八出菱花形的海獸葡萄鏡（封二，圖一○），直徑大約20厘米，其花紋清晰滿密，金光燦燦，極其華美。承主持發掘的西安考古研究所專家見告，經檢測，此鏡的金背上的花紋為實心。 　　與金背鏡相比，嵌銀片的銅鏡數量更多，有些是純銀背的（封二，圖一二）{44}，有些是鎏金銀背的{45}，甚至會在主要紋樣上鎏金，一如金花銀器{46}。它們中的兩面出土在偃師杏園的紀年墓里（神龍二年，706年；開元二十六年，738年）{47}，另有一面刻了「長壽元年」（692年）的紀年銘{48}。嵌銀片的銅鏡雖然常常較小，但也有些形制頗大，直徑在20厘米上下的不在少數，於日本有傳世，在中國有出土{49}。現存最大的一面在正倉院（封三，圖六），直徑超過了44厘米，所嵌為金花銀片，但圖案（封三，圖七）無明顯凸凹，故鏡身應無鑄紋，紋樣靠銀背上的鏨刻形成。其裝飾分為三區，內區有海上仙山、高士撫琴、吹笙引鳳、輔以雲龍翔鳥等，外區為纏枝花鳥，邊緣飾八卦等，還由坤卦開始，鏨刻雙鉤楷體五言律詩一首：「隻影嗟為客，孤鳴復幾春。初成照瞻鏡，遙憶畫眉人。舞鳳歸林近，盤龍渡海新。緘封待還日，披拂鑒相親」。此鏡圖案布局繁滿而有章法，刻紋精細而又流暢，十分精彩。 　　關於嵌銀片銅鏡的流行期，專家認為，主要在武后至玄宗開元時期{50}，這是可以信賴的。如今，嵌金片、銀片的銅鏡或被稱為貼金鏡、金殼鏡、貼銀鏡、銀殼鏡等，假如嵌金片的銅鏡確系唐人所謂的金背鏡，那麼，稱嵌銀片者為「銀背鏡」顯然更加妥當。 在作者的聞見里，金背鏡均做菱花形，銀背鏡大多為菱花形及葵花形（僅知清華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一面鸞獸紋金花銀背鏡為圓形）。除圓鏡以外，金背鏡、銀背鏡無論取菱花形抑或葵花形，形體較小者皆六齣，形體在14厘米以上者則均為八出。它們基本不取造型合規中矩的圓形、方形，究其原因，二維空間變化較大的鏡形宜於固定嵌片直接聯繫。而之所以小鏡六齣、大鏡八出，當因製作的難易。 　　唐代社會喜新尚奇，奢侈相誇，因此，特種工藝鏡不僅上述幾種，如鉛花鏡，它出土在洛陽邙山，其紋樣以鉛絲鑲嵌而成{51}，其年代不該晚到8世紀中葉。鉛花鏡發現極少，鎏金鏡比它多，在偃師杏園會昌三年墓（843年）出土過{52}，西安緯十八街出土過{53}，不列顛博物館還有收藏（封三，圖八），這後兩面應當都是唐前期的作品。 　　唐玄宗降誕在八月五日，開元十七年（729年），定這一天為千秋節。千秋節里，勛親貴戚等要進「金鏡」{54}，玄宗又向四品以上的達官賜「金鏡」{55}。有專家推測「金鏡」是貼金鏡、金背鏡、或純金鏡{56}，但這裡的「金」應當取的是古義，「金」即銅，所謂金鏡就是銅鏡。 　　 　　七. 余 論 　　1. 特種工藝鏡的繁榮期。在上文揭舉的資料里，唐代特種工藝鏡大多出現在8世紀，而於玄宗時代（712~756年）或其稍後尤其集中，8世紀以後的例證雖然也有，但製作水平已經遜色（顯例為金銀平脫鏡）。這應表明，8世紀，特別在玄宗時代，是特種工藝鏡的繁榮期。其實，不僅特種工藝鏡，其他銅鏡乃至其他工藝美術門類的繁榮期也大都在這個時間段。究其原因，應當不僅是國家富足、奢風鼓盪，還應有國家的強盛引出了蓬勃的藝術創造力。 　　2. 特種工藝鏡的意義。在中國歷史上，唐是特種工藝鏡種類最多的時代，且其種類之多遠非其他時代可以比擬。特種工藝鏡不僅製作考究，除螺鈿一種外，其他都使用了貴金屬或玉石等高貴材料。不過，使用高貴材料體現的世風不僅有對侈靡的追逐，還應注意其色彩的意義，因為，高貴的材料本身已有華美的色彩，而如寶裝、寶鈿、金銀平脫、金花銀背由於兩種以上的高貴材料同時並用，又令裝飾色彩格外斑斕華美。唐人對色彩格外迷戀，唐代工藝美術提供的是一個彩色炳煥的世界{57}。不過，在今見的其他工藝美術品類，或因易腐難存（如絲綢、漆木器），或因數量甚少（如玉器、象牙器），或因技術未甄完善（如瓷器），對色彩的體現不及銅鏡突出。因此，若後世了解唐人的色彩觀念 　　3. 特種工藝鏡的用途。理妝鑒容固然是銅鏡的主要用途，但這又是各時代人們的共同需求，因而，無法用以解說緣何唯獨唐代特種工藝鏡尤其發達。特種工藝鏡在唐代尤其發達還另有重要原因：大量用以裝飾建築。典型是長安的清思殿，寶曆元年（825年），敬宗為清思殿院新殿等耗費銅鏡三千片（或作「鏡銅三千餘斤」）、金銀薄十萬番{58}。如今，在西安的清思殿遺址中，也確實出土了不少銅鏡殘片和鎏金銅飾殘片{59}。那時的寺院也要張掛銅鏡，這既用於供養，又是裝飾，如開成五年（840年）五月，在五台山大華嚴寺的菩薩堂院，日本求法僧人就看到了逐年敕送和官私布施的大小「寶裝之鏡」無數{60}。這些「寶裝之鏡」顯然是鏡背朝外，掛在牆上的，因為，觀禮的外國和尚絕不致唐突到翻轉銅鏡，以驗看裝飾的地步。以銅鏡裝飾建築，唐即便不是唯一的時代，也是表現最突出的時代。若以銅鏡做裝飾，色彩華美的特種工藝鏡自然效果最好。 　　

　　

　　 　　注釋： 　　{1} 尚剛：《隋唐五代工藝美術史》，第196～205頁，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年。 　　{2} 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一九五七年河南陝縣發掘簡報》，《考古通訊》1958年第11期。 　　{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洛陽16工區76號唐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5期。 　　{4}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省出土銅鏡》圖版126，北京，文物出版社，1955年。 　　{5} 尚剛：《中國工藝美術史新編》，第265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6} 陳晶：《三國至元代漆器概述》，《中國漆器全集·三國——元》，第11~12頁，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1998年。 　　{7} 湖州市飛英塔文物保管所：《湖州飛英塔發現一批壁藏五代文物》，《文物》1994年第2期。函外底的朱書題記為：「吳越國順德王太后吳氏謹拾（施）寶裝經函肆只入天台山廣福金文院轉輪經藏永充供養時辛亥廣順元年十月日題紀。」 　　{8} 徐殿魁：《唐鏡分期的考古學探討》，《考古學報》1994年第3期。 　　{9} 王九剛：《西安東郊紅旗電機廠唐墓》，《文物》1992年第9期。 　　{10} 《中國青銅器全集·銅鏡》圖版116，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11} 《應從重真寺隨真身供養道具及恩賜金銀器物寶函等並新恩賜到金銀寶器衣物帳》，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文物之美·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95~97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12} 白居易：《裴常侍以題薔薇架十八韻見示，因廣為三十韻以和之》，彭定球等：《全唐詩》卷454，第51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13} 《蘇聯各民族藝術史》第9卷第2冊，第347~348頁，莫斯科，造型藝術出版社，1976年。1971年烏克蘭奧爾尼忠啟則大墓出土公元前4世紀西徐亞人金項圈。 　　{14}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110《阿史那社爾傳》，第4115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15}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971《外臣部·朝貢四》，第11405頁下，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60年。 　　{16} 《新唐書》卷48《百官志三·少府》，第1268頁。 　　{17} 姚汝能：《安祿山事迹》卷上，第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8} 肅宗：《收復兩京大赦文》，董誥等：《全唐文》卷44，第212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9} 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80《條流葬祭敕》，第463頁；卷69《廣德二年南郊赦》，第38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 {20} 劉昫：《舊唐書》卷17上《文宗紀上》，第524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21} 《陝西省出土銅鏡》圖版125。其裝飾被描述為「用金銀錯工藝制出花卉圖案，葉脈間鑲嵌綠松石」，見《唐鏡分期的考古學探討》，《考古學報》1994年第3期。 　　{22} 《漢語大詞典》第1冊，第168頁，成都、武漢，四川辭書出版社、湖北辭書出版社，1993年。 　　{23} 肅宗：《收復兩京大赦文》，《全唐文》卷44，第212頁上；《唐大詔令集》卷80《條流葬祭敕》，第463頁。 　　{24} a.傅芸子：《正倉院考古記》，第16頁，東京，文求堂，1941年；b.張廣立、徐庭云：《漫話唐代金銀平脫》，《文物》1991年第2期。 　　{25} 王世襄：《髹飾錄解說》，第107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26} 陶穀：《清異錄》卷下《器具門·玉平脫雙葡萄鏡》，第903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91年。 　　{27} 洛陽博物館：《洛陽關林唐墓》，《考古》1980年第4期。 　　{28} 楊東梅、桑魯剛：《漫話唐代金銀平脫銅鏡》，《收藏家》2001年第9期。 　　{2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杏園唐墓》，第137、216頁，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 　　{30} 沈令昕：《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所藏的幾面古鏡介紹》，《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8期。傳此鏡1951年出土在鄭州。 　　{31} 中國歷史博物館：《華夏之路》第3冊圖版123，北京，朝華出版社，1997年。 　　{32} 劉向群：《唐金銀平脫天馬鸞鳳鏡》，《文物》1966年第1期。或以為此鏡系仿製，見王世襄：《中國美術全集·漆器·前言》，第54頁注180，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33} 珠葆：《唐鸞鳥綬帶紋金銀平脫銅鏡》，《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3期。 　　{34} 孔祥星、劉一曼：《中國銅鏡圖典》圖65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 　　{35} 洛陽博物館：《洛陽出土銅鏡》圖117，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36}、{48}、{50}、{52} 《唐鏡分期的考古學探討》，《考古學報》1994年第3期。 　　{37} 張鷟：《朝野僉載》卷3，第69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38} 王建：《老婦嘆鏡》，《全唐詩》卷298，第3377頁。 　　{39} 李昉等：《太平廣記》卷334《鬼十九·韋栗》，第2651頁，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40} 杜佑：《通典》卷7《食貨典七·歷代盛衰戶口》，第15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41} 《舊唐書》卷78《高季輔傳》，第2703頁。 　　{42} 《中國青銅器全集·銅鏡》，第28頁。 　　{43} 《洛陽出土銅鏡》圖115、116。 　　{44} 又如《中國銅鏡圖典》圖660、661。 　　{4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等：《河南偃師市杏園村的六座紀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 　　{46} 如《洛陽出土銅鏡》圖116。 　　{47} 《河南偃師市杏園村的六座紀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432~433頁、445~446頁。 　　{49} 日本傳世者見《中國青銅器全集·銅鏡》圖版118~120、123、124，中國出土者見上書圖版121、122、125～128。 　　{51} 《洛陽出土銅鏡》圖118。 　　{53} 《陝西省出土銅鏡》圖版157。 　　{54} 王溥：《唐會要》卷29《節日》，542~543頁，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 　　{55} 《舊唐書》卷8《玄宗紀上》，195頁。 　　{56} 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代銅鏡》，172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57} 尚剛：《隋唐五代工藝美術史》，236~237頁。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年。 　　{58} 《冊府元龜》卷14《帝王部·都邑二》，160頁下。 　　{59} 馬得志：《唐長安城發掘新收穫》，《考古》1987年第4期。 　　{60}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3，281~282頁，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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