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黃金十年」 清華大學鑄造中國脊樑

民國「黃金十年」 清華大學鑄造中國脊樑

本文摘自《看歷史》2011年第4期，

作者：博楠，原題：《黃金十年 中國脊樑》

在之後的半個多世紀里，中國儘管經歷了戰爭、動亂，但在一些涉及國防工業的尖端科技領域，始終沒有落下太多，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在那個時代以清華物理系師生為代表的科學家們，支撐著這個民族的大國底氣。

1999年，共和國建立50年之際，23枚「兩彈一星功勛獎章」被授予23位科學家。沒有他們，中國就不會有核彈、導彈、人造衛星。在這23位功勛者中，有6位出自清華老物理系，王淦昌、趙九章、彭桓武、錢三強、王大珩、陳芳允，他們是1929年到1938年從第一級到第八級的清華物理系畢業生（另有鄧稼先、朱光亞畢業於西南聯大時期的物理系、周光召畢業於1951屆清華物理系）。

包括「兩彈一星」元勛在內，從1929第一屆本科畢業生到1938年，清華物理系共培養本科生69人，研究生1人，這其中有21人在建國後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有1人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1人成為美國工程科學院院士，其他學生也都成為各領域的領軍人物，成才率之高，歷史罕見。

在這個名單的背後，映射的是一個「科學救國」的時代，而清華物理系則是這個時代中的一段傳奇。因為這段傳奇，在之後的半個多世紀里，中國儘管經歷了戰爭、困厄、動亂，但在一些涉及國防工業的尖端科技領域，中國始終沒有被落下太多，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在那個時代以清華物理系師生為代表的科學家們，支撐著這個民族的大國底氣。

黃金十年

物理學家、教育家吳有訓曾總結建國前的理科教育發展歷程，分三個時期：階段一為妄讀時期，高等教育處於草創；階段二為空談時期，自以為「中國的大學程度，似較世界任何大學為高……這種高調的課程，對具有談玄傳統的中國人，非常適合口味，結果學生對於實驗常識幾無訓練，唯日談自由研究不知研究為何事」；階段三「可稱為實在工作時期，這時期包括抗戰前十年至十五年的時間，國內才真正有了科學工作……重要的實驗，均可舉行，實驗科學意義，學生得以了解。……英國劍橋大學已可承認國內大學研究部所給的學分，法國巴黎大學已承認由中國的學士學位可直接進行法國國家博士學位的論文工作」。

吳有訓所說的「戰前十年至十五年的時間」對應的正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的「黃金十年」。1926年秋，清華學校大學部建立學系制度，在首批成立的11個學系中，物理系位列其中。創辦之初，物理系僅兩名教授，梅貽琦和葉企孫。

物理系的籌建，映襯的是當時知識精英「科學救國」的願望。而籌辦物理系，梅貽琦需要一個能匯聚和造就人才的人，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在國際物理界已有聲譽，此時正在國立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前身）任物理系副教授的葉企孫。正是這一決定，讓清華物理系以及清華理學院只用幾年時光，便從一個草創班子迅速崛起為中國第一等實力的理科教育高地。

葉企孫本名葉鴻眷，是「游美肄業館」更名為「清華學堂」之後走進清華園的第一批學生。在清華園習讀5年後，1918年8月入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系學習。葉企孫的求學選擇受其家庭影響至深，其祖父葉佳鎮一生飽學，官至國子監典簿廳主事（五品）。1857年，當他在廣州見到兩廣總督葉名琛，這個中國讀書人的成長標杆竟被英法士兵以俘虜的身份遊街示眾時，信念一夜崩塌，直至去世，終日慨嘆「國無利器」。從那時開始，葉家子弟對讀書求仕興趣大減，覺得要想改變國家羸弱情狀，得另闢蹊徑。

深思熟慮之後，葉企孫選擇了出國攻讀物理學。而他的這一選擇，對20世紀的中國影響深遠。

半個多世紀以來，不管中國怎樣貧弱，仍被視為大國，這與中國在一些尖端科技領域的成就有關。如果把這些高科技羅列出來，考察一下它們的起源，就可以發現，它們無不與近代物理學的發展緊密關聯。

19世紀末20世紀初，物理學大蛻變，從經典物理（牛頓物理學）跨入近代物理學階段。其標誌是1900年普朗克常數（h）的發現、1905年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提出，以及1913年丹麥物理學家丹尼斯·玻爾對量子論的開拓，這些成果把物理學推進了新紀元。20世紀的「四大發明」（原子能、半導體、計算機、激光）無不立足於近代物理學。

但由於這些學說對當時的科學界來說太過超前，以至於直到20世紀20年代之後，一連串重大試驗的確證，才使這些新學說得到公認並迅猛發展。而葉企孫等中國求學者也正是在此時來到歐美，跟隨國際物理名家對世界科學的最前沿展開了學習和研究。這樣，近代物理學從發軔就進入了中國，並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科學家。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可以在極端困厄條件下、極短時間內，獨立研製出令世界震驚的「兩彈一星」的原因。

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清華物理系的師生們在國外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中國的這些年輕人成長得有多迅速。

葉企孫，清華物理系開創者，1920年9月始，跟隨後來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P。W。布里奇曼攻讀博士學位，1921年用X射線方法測量了普朗克常數（近代物理學中使用最廣泛的常數），被國際科學界公認為當時最精確的h值，時年23歲。

吳有訓，清華物理系教授，在美國跟A。H。康普頓讀博士學位期間，成功驗證了對近代物理學發展具有轉折點作用的「康普頓效應」。1925年11月，在美國召開的物理學會第135屆會議上，吳有訓被安排在大會第一名的位置宣讀了他的論文，至此才使「康普頓效應」為學界所公認，助其老師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趙忠堯，清華物理系教授，1931年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獲博士學位，師從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R。A。密立根。他在1930年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觀測到正電子，在實驗中發現反物質，這足以使他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但陰差陽錯失之交臂。兩年之後，他的同學C。D。安德森公布了關於這一結果的進一步研究，獲得193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安德森在晚年承認，他的獲獎歸功於趙忠堯。

還有師從愛因斯坦研究廣義相對論的周培源，師從居里夫人研究核物理的施士元，用並矢方法解決電路的計算和分析問題，從而為世界電機工程開拓了一個新研究領域的薩本棟……據不完全統計，單只在20年代，中國物理學家就取得了14項居世界領先水平的科研成就。

這些年輕學人，集聚於清華園。

建系

1925年8月，在梅貽琦的舉薦下，葉企孫被清華聘請為物理系教授，負責物理系的籌建。

闊別7年之後，葉重回母校，「科學救國」的少年理想如今真正有了施展的可能。

1926年秋，物理系正式建立，系址為清華大禮堂西南側的科學館，葉企孫任首任系主任。那年9月，清華物理系招來了第一批本科生，共4人，周同慶、施士元、王淦昌、鍾間。

創建初期，物理系全系教師、職工和學生加起來一共10個人，而教授只有葉企孫一人（時任教務長的梅貽琦已無暇在物理系任課）。即便如此，仍開出了21種課目，這些課大多堆積到葉身上。

多年之後，施士元回憶這段歷史，「葉先生親自上課，他擔任的課與學生同步升級。我在一年級，他教一年級的普通物理。我升二年級，他教二年級的電磁學。我升三年級，他教三年級的光學。我升到四年級，他帶我的畢業論文。」

施士元畢業之後，遠赴法國跟隨居里夫人學習，並獲得博士學位。歸國後，25歲的施士元被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前身）聘為物理教授兼系主任，成為中國最年輕的教授，直到1987年才告別講席。

也正是在中央大學期間，施士元教出了後來被譽為「中國居里夫人」的吳健雄，後者曾參與美國「曼哈頓工程」，研製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彈。

從1926年物理系創建，到1938年成立西南聯大，在此期間，清華大學物理系走出10屆畢業生，共69人（另有研究生一人）。他們很多都成長為中國科學史上的大師級人物，核物理學家王淦昌、錢三強、何澤慧、李正武，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王竹溪、胡寧、張宗燧，力學專家林家翹、錢偉長，光學專家王大珩、龔祖同，固體物理學家葛庭燧，氣象學家趙九章，地球物理學家傅承義、翁文波、秦馨菱，物理海洋學家赫崇本等。

著名經濟學家、在抗戰前曾任清華法學院院長的陳岱孫在多年後，談及葉企孫擔任院長和主任的理學院和物理系時，如此品評：「在短短的幾年的時間內，清華從一所頗有名氣而無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變而為名實相符的大學。在這一突變的過程中，應該說，理學院是走在前列的，而物理學系是這前列中的排頭兵。」

從1926年建系後，葉企孫千方百計延攬名師，到抗戰爆發前，他先後聘請到吳有訓、薩本棟、周培源、趙忠堯、任之恭、霍秉權等教授，這些人皆是當時中國物理界一時之選。

留洋歸國的教授們給這所學校帶來了不同於國內其它高校的氣息。

「中國原子能科學之父」錢三強是清華物理系第八級畢業生。在入清華之前，他已在北大預科和本科讀了三年，當時清華物理系教授常來北大兼課，他聽了幾次之後，覺得北大物理系教授教得比清華遜色，於是不顧好友勸阻，轉讀清華。

入清華物理系之後，他覺得清華確實跟北大有許多不同，一是政治運動少，學生能專心於學業；二是清華物理系的教授多是從美國留學歸來，一色的美國教育方式，這讓他頗為受用。

在當時，清華物理系有諸多風氣引領國內高校之先。以科研來說，很多留洋教授回國之後，因國內不具有研究條件，除授課之外，很少再進行科學研究，這令他們在國外的導師頗感惋惜。

1931年，清華教授趙忠堯訪問英國卡文迪許實驗室，回國前，著名物理學家E。盧瑟福對他說：「從前你們中國人在我們這兒念書的很多，成績不錯，但是一回去就聽不到聲音了，希望你回去繼續搞科研。」

趙忠堯不負期望，回清華後只一年，便在英國《自然》雜誌上發表了其最新的研究論文。盧瑟福看到後，撰文嘉許。

在清華，物理系的教授們多能做到既授課又做科學研究。錢三強回憶，「我在學校期間，吳有訓進行X射線對金屬結構的研究；趙忠堯和霍秉權研究原子核物理，開始建立威爾遜雲室；薩本棟與任之恭進行電路與電子學方面的研究，並準備試製真空管；周培源進行理論物理方面的研究；葉企孫進行光譜學研究。」

據物理學家嚴濟慈統計，從1930年至1933年間，中國在國際上發表的重要論文共有16篇，其中清華物理系獨佔9篇。這種氛圍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在物理系就讀的學生。儘管此時還未走出國門，但他們所接觸的學問都是物理學的最前沿。物理學家、教育家錢偉長是清華物理系第七級畢業生，在西南聯大時期曾代過葉企孫的熱力學課程，就是這件小事，卻給他很大觸動。

「我在1933年聽過葉老師的熱力學的課，自以為學得不錯，滿口應承下來。」葉企孫離開前，把已經準備好的前五堂課的講義交給他，錢偉長翻看時，發現「講的基本原理雖然還是熟知的熱力學的第一第二定律，但所引實例完全是有關金屬學的熱力學性質」。這讓他有些始料不及，當初他上此課時，葉所引實例都是氣體學方面，這也是30年代前期，世界工業中的熱點問題，但在30年代後期，由於二戰爆發，金屬學開始受到重視，發展極快，「他（葉企孫）把金屬學學術期刊上的最新發展中利用熱力學定律的富有成效的部分，吸收入了講課。……這份不到十頁的講稿，對我教育很深……」

正是在這些教授的引導下，清華物理系成為當時中國高校中少有的在教學中重視物理實驗的所在，先後建立了普通物理實驗室、熱學實驗室、光學實驗室、電學實驗室、近代物理實驗室以及自製實驗儀器設備的金木工廠。

1929年初，在清華科學會15周年紀念大會上，歸國教授吳有訓發言時說：「中國現在有物理實驗室可以講述者唯中央大學、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然此三校則以清華大學為第一，此排非特吹，乃系事實。蓋葉先生（葉企孫）素來不好宣傳，但求實際。以後我們希望在本校得幾位大物理學家，同時還希望出無數其他大科學家。」

「中國氫彈之父」、物理系第一級畢業生王淦昌回憶，物理系起步極艱辛，「系裡的儀器設備很缺，由教師帶領學生自己動手製作，這種理論聯繫實際的教學，學理論與動手實踐緊密結合的辦學作風，對我們青年學生產生很重要的影響，我們在日後擔任教學工作和系主任時，也沿用了這一套作風。」

科學救國

後來歷史驗證，吳有訓的期望都實現了。在五六十年代，尤其是當中蘇關係破裂之後，中國科學家能夠白手起家，研製出眾多的科研設備，歸功於之前打下的實驗和動手的基礎。

在葉企孫、吳有訓等中國物理先驅苦心孤詣的經營下，清華科學館成為了全國有志於科學報國的青年心目中的聖殿。尤其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青年們興起了一個學習理工科的熱潮。

物理系第七級畢業生錢偉長是國學大師錢穆的侄子，自小國學功底深厚。1931年入清華園時便被陳寅恪（歷史系）、朱自清（中文系）爭搶，校內亦傳，說是學校來了個國學根基可與英文系錢鍾書比肩的新生。就在錢偉長選定中文系之後，日本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東三省迅速淪陷。這讓錢偉長很受衝擊：學文救不了國，要想不挨打，就得學理。於是，物理考試只得5分（百分制）的他天天追著吳有訓教授要轉系，死纏之下，終於有條件試讀（一年內，普通化學、普通物理、高等數學三門課均過70分），並於一年後成功「轉正」。於是，中國少了一個國學大家，出了一個「力學之父」。

科學救國，是那時清華物理系學子求學以及出國深造的隱秘動機，並不掛在嘴邊，但都心照不宣。

當初葉企孫學成歸國時，布里奇曼一再挽留，被謝絕。葉企孫特意在歸國前，用平時節儉下來的費用到歐洲參觀英法德荷比五國物理研究機構，以作為國內拓展物理研究的借鑒。

吳有訓歸國時，康普頓幾次勸說他留在美國，並親自為吳有訓安排工作，均被婉拒。康普頓極為欽佩這位心懷祖國的天才學生。三十餘年後，70歲的康普頓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說：你的老師吳有訓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學生。

趙忠堯，唯一被邀請現場觀看世界第一枚原子彈試爆的中國科學家，時任堂堂中央大學物理系主任，在觀看之後，偷偷留在美國，隱姓埋名五年，每日打工十六小時以上，三餐只吃麵包、鹹菜，終於用打工湊足的錢，買來研製原子彈設備的核心零部件。就是這些零部件，在1955年被組裝成我國第一台質子靜電加速器。

在這些老師們的熏陶之下，從清華物理系畢業的學子們都秉持了這一傳統，王淦昌、趙九章、彭桓武、錢偉長、王大珩、錢三強、何澤慧、錢學森……這些30年代的年輕學子，紛紛在後來成為共和國的科學脊樑。

物理系的「革命家」

除了科學報國外，30年代的清華物理系，學生們也以其他方式參與到救國運動中去。

當時，物理系教授、理學院院長葉企孫居住的清華北院七號是一個師生聚會之所。北院七號建築完全西式，朝南一側是一排漂亮的落地窗，窗沿上擺滿了綠蘿、蘭草，外廊上還纏著葡萄紫藤，是個很讓人討喜的所在。從1925年起一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葉企孫一直是這裡的主人。陳岱孫、陳寅恪、吳宓、趙元任、葉公超、金岳霖、張奚若這些清華教授是此院常客，因為總在此處享用葉企孫私人廚師的手藝，被人稱為「北院七號飯糰」，實際上是清華「少壯派」的核心。

而對於學生來說，這裡也是他們喜歡借住、拜訪的地方。尤其在日本侵華之後，這裡更是成為年輕人議論國是的場所。每次運動之後，學生們總是躲在葉企孫家裡，以躲避軍警搜捕。

在主觀上，葉企孫並不鼓勵學生們冒著生命危險參加政治運動，在他的心目中，救國有不同的道路，而學生最緊要的是要學好功課。

王淦昌記得1926年因日軍進犯大沽口而導致的三一八慘案，當時，他和幾個清華學生就站在軍警向學生開槍的現場，當他們晚上跑到北院七號，向葉企孫講述自己白天所經歷的慘劇時，葉大發雷霆：

「誰叫你們去的？你們明白自己的使命嗎？如果我們的國家有大唐帝國那般的強盛，這個世界上有誰敢欺侮我們？一個國家與一個人一樣，弱肉強食是亘古不變的法則，要想我們國家不遭到外國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學！科學，只有科學才能拯救我們的民族……」說罷淚下如雨。

——王淦昌

葉企孫這些教授們不希望自己的學生白白犧牲生命。但真當學生們投入到愛國運動中，他們又總是盡各種辦法支持，以至於北院七號實際上成為當時進步學生的一個秘密聯絡點和庇護所。後來擔任共和國副總理的姚依林（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名叫姚克廣），在讀書時就已經進行地下工作，曾多次在葉企孫的幫助下利用北院七號進行活動。

美國國家工程科學院院士、清華物理系第九級畢業生戴振鐸曾在1936年底，曠課參加了抗敵前線服務團，慰勞傅作義將軍領導的抗日將士，團里還有物理系第十級學生王天眷、陳芳允、李正武。葉知道後，也並未責罵，只說補課不能免。

物理系也善於發現「革命家」。胡喬木是1930年考入清華物理系的，當時名為胡鼎新，吳有訓發現胡文史功底深厚，頗有這方面的培養潛力，就力促其轉讀歷史系。

布局未來

從1929年到1938年，物理系全部畢業生也不過69人，教授們以雕金刻玉的心血培養著這些中國未來的科學砥柱。為保證教育質量，他們嚴格控制招錄人數和淘汰率，第一級學生4人，第二級學生3人，第三級學生1人。

中國科學院院士翁文波記得，1930年考入物理系時有同學13人，畢業時只6人；核物理學家、第八級畢業生何澤慧記得入學時有28人，畢業只10人……

正因如此，每一個學生都被清華物理系的教授們珍視著，尤其不能在年輕時就過早地隕落。葉企孫、吳有訓等教授們利用自己的資源與關係，幫助學生謀劃畢業後的發展。而這種謀劃不只從學生個人出發，也從中國科學發展需要出發。

從清華物理系學生出國留學所去方向和所學專業，可以看出他們實際上是在對中國未來科學發展規劃藍圖、排兵布陣。

錢學森去美國前原本是學習鐵道機械工程的，在葉企孫的引導安排下，他成為一代宗師馮·卡門的博士生，從事火箭研究。

清華大學第五級畢業生趙九章被葉企孫安排去美國專修高空氣象學，回國後立刻為中國空軍訓練出五批氣象員，並為中國衛星上天建立功勛；同為物理系第五級畢業生的熊鸞翥到德國學習彈道學，從而成為中國第一位兵工彈道專家；「光學之父」、第八級畢業生王大珩到英國學習應用光子學，後來成為中國現代光學及光學工程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錢偉長回憶：「葉企孫……為了物理系，為了國家，他動員了許多念物理的學生畢業後去搞國家需要的學科，如氣象、地質等……不是為了物理而搞物理，而是為國家搞物理。」

這種布局和多方向發展的眼光對學生影響深遠，並在他們身上得以延續。

上世紀80年代，當了解美國「星球大戰計劃」後，清華物理系的那些老畢業生著急了，王淦昌、陳芳允、王大珩、楊嘉墀（交通大學畢業）聯合起草了一封名為《關於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的信給鄧小平。正是這封寫於1986年3月3日的建議信，開啟了中國著名的「863計劃」，從那時開始，極大地改變了世界高科技領域的格局。

這些物理系學子們從畢業之後就已經開始用自己所學的知識回報祖國。

1936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兵工署設立彈道研究所，以方俊奎、王大珩、陳亞倫、楊振邦等清華學生組成的研究人員佔三分之二。

中國第一個地震台--北京西山鷲峰地震台的建立同樣與清華物理系關係密切。中國是一個地震多發的國家，但直到1930年才有了自己的地震監測機構，發起者是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翁文灝（曾被葉企孫聘為清華理學院地學系教授兼主任）。

地震台建成，翁文灝找不到合適的研究人員，求助於葉企孫。在葉企孫推薦下，他曾經的學生、中國地震科學事業的開創者之一李善邦從此浮出水面。

為充實地震台的力量，葉企孫從物理系實驗室調來賈連亨擔任李善邦的助手。並在後來又相繼調來物理系第六級畢業生翁文波（翁文灝堂弟）、第九級畢業生秦馨菱。

1930年9月20日13時2分2秒，是鷲峰地震台第一次接收到地震的紀錄。從這一天起，由它編成的觀測信息發送至世界各地和國際地震中心，填補了歐亞大陸廣大地區的空白。

地處偏遠，又時逢戰亂，地震台的研究人員們極其艱苦，設備是自己製作的、電是自己發的、東西都是螞蟻搬家似的一點點親手搬運的，生活更是簡陋不堪。

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曾在葉企孫陪同下參觀過鷲峰地震台，「當這幾位衣衫襤褸，形容枯槁，背靠茅屋竹林，口中卻自然流瀉出熟練的英語和地震學的專業術語的地震學者出現在眼前時，李約瑟被深深震撼了。……這些都是你的學生，李約瑟問葉企孫。葉企孫頷首答道：是的。」（引自《最後的大師--葉企孫和他的時代》）

二十餘年後，李約瑟在自己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扉頁上，寫道：獻給葉企孫教授。

他獻給的其實是一個群體。

餘韻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清華老物理系告一段落。清華師生轉戰長沙，後又至昆明，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集三校精華，人才濟濟，中國四大近代物理先驅中，有三位在此任教（饒毓泰、葉企孫、吳有訓，另有胡剛復時在浙江大學），培養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兩彈一星元勛」鄧稼先、朱光亞等一批本科生。

在本科之外，研究生培養三校仍然分開。聯大期間共有7名物理學研究生畢業，其中畢業於清華研究院的有謝毓章、黃授書、楊振寧、張守廉、應崇福和楊約翰。

1946年10月，清華大學在北平復校。按各人志願，聯大物理系學生10人選擇到北大物理系繼續學習，53人到清華物理系繼續學習。清華大學物理系師生，在葉企孫帶領下，重新回到魂牽夢繞的科學館，在圖書資料、實驗設備被日本侵略軍破壞殆盡的情形下，齊心協力，重建物理系。

6年之後，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清華變成一所純工科大學。清華物理系絕大部分教師和全部學生，被歸併成北京大學物理系，清華老物理系宣告終結。

葉企孫搬離了他居住多年的清華北院七號公寓，一段中國理科教育傳奇也就此告一段落。

本文參考資料：邢軍紀著《最後的大師--葉企孫和他的時代》，虞昊黃延復著《中國科技的基石--葉企孫和科學大師們》，葛能全著《錢三強》，祁淑英著《錢偉長傳》

清華物理系

第一級到第十級畢業生

第一級（1929年）

周同慶 施士元 王淦昌

鍾 間

第二級（1930年）

馮秉銓 龔祖同 施國鈞

第三級（1931年）

楊逢挺

第四級（1932年）

鄭一善 赫崇本

第五級（1933年）

殷大鈞 趙九章 傅承義

何汝楫 胡乾善 潘耀

王竹溪 熊鸞翥

第六級（1934年）

薛培貞 周長寧 高 梓

寧有瀾 翁文波 張宗燧

第七級（1935年）

徐昌權 許南明 順漢章

王遵明 錢偉長 赫貴忱

熊大縝 李鼎初 彭桓武

孫德銓

第八級（1936年）

陳亞倫 錢三強 何澤慧

謝毓章 許孝慰 戴 中

王大珩 楊振邦 楊龍生

于光遠（郁鍾正）

第九級（1937年）

葛庭燧 池鍾瀛 秦馨菱

方俊奎 黃香珠 林家翹

劉慶齡 劉紹唐 戴振鐸

第十級（1938年）

張恩虯 趙芳瑛 陳芳允

何成鈞 何家麟 夏繩武

徐驏寶 胡寧顧 柏岩

李正武 沈洪濤 斯允一

孫湘曹 家齊王 天 眷

張韻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