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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文人的禪悅風尚

宋明文人的禪悅風尚 隨著禪宗的興起及其影響的擴大,早在唐代就已出現官僚文人的參禪之風。據記載,王維、李翱、張說、白居易、柳宗元、劉禹錫、裴休等著名人物都曾受禪學的熏陶,加入參禪者的行列。 大詩人王維曾與大薦福寺道光禪師為友,「十年座下,俯從受教」;又受慧能弟子神會之請,作《六祖能禪師碑銘》。張說長於文辭,他與禪僧頻繁交往,撰寫過許多有關佛教的像贊、經贊和碑銘。白居易既信道教,又對佛教頗感興趣,與禪僧也有交往。柳宗元在柳州期間,常與禪僧往來,南方諸大德的碑銘多出自其手。劉禹錫與衡山、牛頭山、楊岐山等處禪僧有廣泛的交往。裴休曾官至宰相,他既是銳意改革的政治家,又是虔誠的禪宗信徒;他不僅是希運最得意的在家弟子,而且與宗密有著深厚的友誼。李翱為朗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市)刺史時,曾謁見禪僧惟儼,並由此得悟。後來又遇到紫玉禪翁,從他那兒「增明道趣」(指對禪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他曾作偈頌云:「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景德傳燈錄》卷一四)雲在青天飄浮,水在瓶中靜止,一動一靜,天真自然,不用著心,這就是他所領悟的禪。 唐代文人參禪之風很大程度上受安史之亂的刺激而起。安史之亂前,唐王朝處於鼎盛時期,整個社會洋溢著一種恢宏自豪、開朗奔放的氣氛,官僚文人大都充滿事業上的信心,懷抱建功立業的熱情。對於他們來說,佛教主要是點綴風雅的玩物,炫耀財富的形式。然而,安史之亂使他們受到極大震動,促使他們帶著無限的失望和苦惱轉向禪宗,「禪悅」風尚由此而起。「禪悅」,原意指在禪定中獲得心神愉悅。怡樂于山水之間,耳聽潺潺流水,目送悠悠白雲,吟風頌月,無拘無束,本是封建文人夢寐以求的境界,而寺院的自然環境和宗教氣氛又提供了與此相應的禪悅條件。現實生活中失去的,有可能從禪悅的虛幻中取得補償。在封建文人眼裡,上層禪僧的恬淡宗教生活與老莊自然無為、退隱適意的高雅世俗生活沒有矛盾。所以,史載天寶(公元742—756年)後詩人多「寄興於江湖僧寺」,而禪僧也往往「以詩禮接儒俗」,這就不足為奇了。 當禪宗勃興之時,佛教其他各宗卻相繼走向衰落。宋以後,由於中央集權專制統治的加強以及理學思想的出現,禪宗轉而熱衷於儒、釋、道「三教」的調和,也開始失去原先的特色。儘管如此,禪宗仍然具有較強的生命力,並為眾多官僚士大夫所嚮往。 據記載,宋代上層官僚如富弼、楊億、李遵勖〔xu序〕、楊傑、張商英、張九成、李邴〔bing餅〕、呂本中等人都曾熱衷於參禪學佛。他們與禪僧相互激揚酬唱,書信、偈頌頻頻往返,成為「方外道友」。如,富弼曾問道於雲門宗禪僧投子義青,往來書信偈頌甚多;楊億、李遵勖兩人與臨濟宗禪僧廣慧元璉、谷隱蘊聰關係頗為密切,又與石霜楚圓激揚酬唱;楊傑與楊岐派禪僧白雲守端交往頻繁,獲得證悟;張商英參學於黃龍派禪僧兜率從悅門下,扣關擊節,徹證源底;張九成、李邴、呂本中三人均在大慧宗杲[gao 槁]處「登堂入室」。此外,黃庭堅住於江西黃龍山時,與禪僧晦堂祖心等交往極為密切;歐陽修曾力主排佛,但在見到禪僧契嵩所著《輔教編》(內容以提倡忠孝為主)後,改變立場,轉而對禪學發生興趣,並與禪僧多人交誼甚篤。蘇軾更是熱衷於參禪生活,經常出入禪院,深得禪悅之趣。 在這一歷史潮流衝擊下,即使主張排佛的理學家也無不受禪宗影響,染禪悅之風尚。程頤與禪僧靈源惟清長期友好相處,至今還保存著兩人往來的書信多封,而他的坐禪入定功夫更為世人所共知。朱熹自述年十五六時,對禪學已有相當了解,他在18歲應舉考試前,木箱內只有大慧宗杲的《語錄》一部。他認為,如果一個人禪學功夫深了,就會自然地投入它的懷抱。 宋代禪悅風尚盛行的主要原因,是官僚士大夫政治上的失意。宋王朝300年間內憂外患不斷,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銳。這種政治條件和社會環境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佛教所說「四大皆空」、「諸行無常」,感受到人生變幻莫測,世事難以逆料。蘇軾、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等名人大都有過政治上失意的經歷,他們面對大千世界的滄桑之變,內心充滿人生如夢、朝夕異世的傷感。王安石罷相後,寫下《讀〈維摩經〉有感》一詩,云:「身如泡沫亦如風,刀割香塗共一空;宴坐世間觀此理,維摩雖病有神通。」(《王文公文集》卷七四)這裡不僅大有看破紅塵之感,而且把維摩詰居士視為理想的人物。蘇軾「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忠規讜〔dang黨〕論,挺挺大節,但為小人擠排,不得安於朝廷,郁憏〔chi翅〕無聊之甚,轉而逃入於禪。」(《宋元學案·蘇氏蜀學略》)黃庭堅謫居黔南時,戒酒絕欲,讀《大藏經》三年,後來晝卧道中時豁然開悟。 宋代部分禪僧受時代思潮影響,注意對儒家思想的吸收,文化素養較高。既通禪理又具文採的禪僧脫穎而出,成為與文人士大夫直接交往的代表。如禪僧佛印了元很有文才,縉紳之輩都樂意與之交往,他與蘇軾兩人常「酬酢妙句,與煙雲爭麗。」(《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九)覺范慧洪更是才氣橫溢,據說他「落筆萬言,了無停思」(《僧寶正續傳》卷二)。琴棋詩畫,自是文人士大夫的愛物,以此顯示風雅脫俗。但當他們失意之時,風雅已不足彌補心靈的空虛,便要借禪悅襯托高潔,在幻覺中獲得精神慰藉。  禪宗在明代萬曆(公元1573—1620年)以前,可以說是處境維艱,前景暗淡。明代禪宗的轉機,應以萬曆為標誌。明人王元翰記述當時佛教界的狀況說:「其時京師學道人如林。善知識則有達觀、朗目、憨山、月川、雪浪、隱庵、清虛、虞庵諸公;宰官則有黃慎軒、李卓吾、袁中郎、袁小修、王性海、段幻然、陶石簣、蔡五嶽、陶不退、蔡承植諸君。聲氣相求,函蓋相合。」(《凝翠集·與野愚和尚書》)所謂「聲氣相求,函蓋相合」,如實地反映了僧侶與士大夫之間的密切關係。高僧袾[zhu 朱]宏的弟子不下數千人,其中居士多於僧侶,士大夫如宋應昌、陸光祖、張元、馮夢禎、陶望齡、趙貞吉、唐宜之、王性海等都曾受他影響。禪僧真可走南闖北,廣交社會人士,與湯顯祖、焦竑[hong 洪]、袁宏道、董其昌、陶望齡等都友好相處,陸光祖、馮夢禎、瞿如稷、王肯堂等也都向他問道。禪僧德清門下士大夫則有汪德玉、吳應賓、錢謙益、董其昌、屠赤水等人。智旭門下有程季清、嚴敏卿、陶望齡等人。此外,禪僧法藏、元來、元賢門下也分別有一批士大夫學佛者。 晚明士大夫參禪的典型是袁宏道(字中郎)。袁宏道生活的時代,是明末「四大高僧」試圖中興佛教的時代,也是泰州學派傳人李贄、管志道、潘士藻、陶望齡、焦竑諸學者活躍的時代。李贄與佛教關係甚深,曾住寺院20年,專心參禪學佛,袁宏道一生以弟子之禮事他,受他影響最深。 袁宏道曾科舉及第,做過縣令,因見人世污濁,官場黑暗,不屑與一般俗吏為伍,乃捨去官位,在禪學上狠下功夫。此舉受到李贄的高度讚許,稱他為「真英靈男子」。袁宏道於城中置地300畝,中間築長堤數條,四周植垂柳萬株,取名「柳浪」。從此潛心禪悅,不問世事。 據袁宏道自己宣稱:「仆自知詩文一字不通,唯禪宗一事,不敢多讓。當今勁敵,唯李宏甫(李贄)先生一人。其他精鍊衲子、久參禪伯,敗於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與張幼於書》)其自負得意之情躍然紙上。但是究極說來,他的禪也並不純粹,且處處透露出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和思想感情。其兄袁宗道對此看得十分真切,說:「石頭居士(中郎)少志參禪,根性猛烈;十年之內,洞有所入;機鋒迅利,語言圓轉;自謂了悟,無所事事。雖世情減少,不入塵勞,然嘲風弄月,登山玩水,流連文酒之場,沉酣騷雅之業,懶慢疏狂,未免縱意。如前之病,未能全脫。」(序《西方合論》)可見在中郎內心深處,充滿著深刻矛盾。對於時事的日非,雖深懷憂憤,卻也無可奈何;雖一意參禪學佛,卻又不願放棄世俗的生活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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