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胡厚宣先生自述

胡厚宣先生自述

胡厚宣先生，1911年12月生於河北省望都縣。193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院，甲骨學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早年參加安陽殷墟發掘，整理出土的甲骨，著有《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至四集；曾主持《甲骨文合集》的編纂工作，任總編輯。該書獲得首屆吳玉章獎金歷史學特等獎、全國首屆古籍整理出版圖書特別獎。

我於1911年12月生河北省望都縣農村一個半耕半讀的家庭。父為前清秀才，在天津教家館，所生子女七人，我是行六。家中土地不多，生活還是比較困難，能供我讀書非常不易，所以我就倍加發憤，因而成績一直優秀。中學時每期發榜，均名列第一，極受國文老師繆鉞先生讚許，並贈有詩詞，寄與厚望。1928年中學畢業，校方特獎助學金，助我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及史學系攻讀。

大學期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專家們都在北大兼課，像傅斯年、李濟、梁思永、徐中舒、董作賓等，我均予選修併產生濃厚的興趣。這樣，大學畢業後，我即被選入史語所的考古組，是為從事古史研究的開端。

那時中央研究院的殷墟發掘團正在安陽發掘，我與考古組的同仁一道發掘商代的王陵。那是殷墟發掘以來規模最大的幾次，也是中國考古工作在國內外最煊赫的時期，成績輝煌，轟動世界。後來我又參加整理殷墟第一至第九次發掘所獲得甲骨，並對第十三次發掘出的127坑出土的一萬七千多片甲骨做室內發掘工作，對其作了釋文、考釋並寫有論文，從此即與甲骨文字結下了不解之緣。

抗戰期間，我來到後方成都，在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任研究員，並在大學部教課。這期間，我主要是編寫《甲骨學商史論叢》一書，自1944年至1946年共出四集，收論文三十三篇。結果這書經馬衡教授推薦，得了教育部全國學術審議委員會的科學發明獎，獎金大洋八千元。以後這書在香港、台灣都有翻印本問世，在國內上海書店也收入了《民國叢書》。

1947年至1956年，我在復旦大學任教授。十年間在上課忙迫之中，還出了八本書。除了《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殷墟發掘》之外，還把抗戰勝利後在京津寧滬搜集的材料編為《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和《甲骨續存》四書。

1956年國務院成立科學規劃委員會，起草科學研究十二年遠景規劃，我在會上提出的一項《甲骨文合集》被採納，列為歷史科學資料整理重點項目之一。同年由周恩來總理親筆寫條子，我奉調來北京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我們組織了編輯組，由我任組長，帶領十幾位剛從大學畢業的青年參加這一工作。在我們國家的暫時困難時期，我帶著同事們南征北戰，幾乎跑遍了全國的大城市，調查甲骨文材料的情況。在交通食住方面，吃了不少苦頭。經過搜集材料，對重、拼合、復拓、換片、選用、聚群、分期、分類等一系列的科學整理，最後編輯成書。但由於不斷的政治運動，工作只能做做停停、斷斷續續地加以開展，最後「農村四清」，「文化革命」，就把工作停了下來。

「文革」後期，我與郭老（郭沫若）聯繫，經過多層批示，《甲骨文合集》的工作才又成了國家的重要任務，終於在1982年底1983年初，十三大本才勝利地全部印完出版，收甲骨41956片。

歷時二十寒暑，經過各種磨難的這一部集八十多年來甲骨文之大成的《甲骨文合集》編成，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即加以獎勵和表彰，認為「這是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學術成就」。李一氓組長反覆強調，這部書「對古文字的研究，殷代社會史的研究，作出了相當完備的學術貢獻」。又說「這是自清末發現殷墟甲骨文以來劃時代的一部甲骨文彙編」。隨著這部書的出版，編輯組內的年輕同志逐漸成長起來，著書立說，成了甲骨學界的新生力量，青年專家。緊跟《甲骨文合集》編製的各種工具書亦應運而生，將甲骨學、商代歷史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1987年當我第二次訪問日本時，立命館大學著名的漢學家白川靜教授特別贈我舊詩兩首，其中一首曰：

合集書成蔚似林，遺珠十萬彩華新。

四堂漸沒金聲已，猶聽丁當是玉振。

對我們的工作提出了讚揚。

1991年在我八十周歲時，歷史所還為我開了一個擴大會議，幾十個人每人都有一番熱情洋溢的發言，《甲骨文與殷商史》還由王宇信主編，出了紀念專輯。尤其宇信寫的《甲骨學研究的發展與胡厚宣教授的貢獻》和他的編後記，枉承過譽，殊不敢當，只有銘感而已。

尤其使我感動的是我的老師、著名教授繆鉞先生寄自成都賀詩，並加序言，其詩曰：

師弟情親六十年，江山相望各華顛。

舟航已歷風波險，論著真如日月懸。

錦里秋光宜隱逸，神京靈物正清研。

一觴遙祝期頤壽，更喜高名萬古傳。

我十四歲開始，即從繆先生受業，於今七十年矣，何止「六十」？白頭「師弟」，千里相思，「師弟情親」，讀之不覺淚下。

我雖耄老，今後將以有生之年，奮其餘力，把要做的工作，爭取完成，以期不負國家及吾師對我的厚望。

（選自《中國社會科學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12-8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