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傳奇人物盛宣懷的兩重面孔（上）｜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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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乎？商乎？公乎？私乎？愛國乎？賣國乎？成乎？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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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大馬元巷18號前門，一株粉色晚櫻爛漫綻放，映得身後一棟磚紅色老別墅如水墨畫一般美妙。正是江南暮春時分，踏進掛著「盛宣懷故居」牌子的大門口，裡頭是十來戶人家雜居的大雜院。

這裡是盛家老宅。道光二十四年，在安吉做縣令的盛隆做了一個夢。他夢見家中宅院里的一顆老杏樹發花如錦。這一年，盛家果然喜事連連：春天，盛隆次子盛康高中進士；秋末，盛康迎來自己第一個兒子。因為之前得到的夢中吉兆，盛隆給新添的孫子取字「杏蓀」。

盛家是常州官宦世家。到盛康這一代，受常州學風影響，注重「經世致用」之學。他打得一手好算盤，曾做過糧道、鹽道的官職，編有《皇朝經世文續編》一書。對從小聰穎過人的長子盛宣懷，他常常勉勵其從事「有用之學」。

1860年，太平天國攻佔江南地區。17歲的盛宣懷跟著祖父盛隆取道海路，又途經浙江、安徽、江西，輾轉半年投奔在湖北為胡林翼辦糧草的父親盛康。此後，他在湖北居住五六年。

湖北處天京上游，扼東西南北之咽喉，此時正是湘軍屯兵和太平天國對決的戰略要地。在湘軍首領胡林翼和其繼任者嚴樹森治下，湖北以「軍務吏治，嚴明整飭，冠於各行省」。少年盛宣懷耳濡目染，事事研求，「慨然以匡時濟世自期，生平事功，基於此矣。」

此時，李鴻章也來到湖北，在曾國藩幕中輔佐辦營務，和盛康成為同僚。他對長於理財和辦理軍需的盛康頗為欣賞，曾手書「蕭何關中，劉晏河北」以相應和。待平定太平天國後，他以「才具優長」向清廷推薦盛康。盛康因此步步高升。這段「雅故」也為長子未來的機緣埋下了一處伏筆。

因為接連有功於平定太平天國和捻軍之亂，李鴻章成為炙手可熱的朝中重臣。1870年，他奉旨赴陝西防剿回民起義。因為幕下急需人才，追隨李鴻章多年的無錫人士楊宗濂就把老友之子盛宣懷舉薦給他。

在人才濟濟的李府門下，這個25歲的年輕人很快展露了自己的機敏、才識和勤勉。據《行述》記載，他常常為公務騎馬奔走於陝西、山西的山川中，盛夏炎暑，日行百里而不知辛苦。

盛宣懷逐漸得到了李鴻章的賞識，先擔任類似機要秘書的職位，後會辦甘陝後路糧台和淮軍後路營務處工作。這讓他常常因採辦軍需物品，往來於天津和上海等通商口岸，得以見識西方資本主義刺激下出現的種種新事物。

1870年7月，在甘、陝平亂的李鴻章接到朝廷急令，命他率淮軍至天津，接替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成功調解教案後，李鴻章取代他的老師成為直隸總督，後又兼北洋大臣。這標誌著李鴻章進入中央權力的核心，參與晚清內政外交的重大決策。在之後25年間，雖仍受制於滿清權貴，但李鴻章無疑是清廷實際的丞相和第一權臣。

這也給25歲的盛宣懷提供了一個走上歷史舞台的契機。

畢生第一知己

晚清著名詩人、名臣陳寶箴長子、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曾評說：盛宣懷「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鴻章謚號）」。而盛宣懷也將李鴻章「引為畢生第一知己」。

這位近代史上備受爭議的晚清第一權臣，在甲午戰敗後自嘲為大清這一間破屋的「裱糊匠」，被《劍橋中國晚清史》的主編、學者劉廣京稱為「中國近代化的倡導者和領導人」。自1860年代，在上海見識洋人的堅船利炮和先進技術後，李鴻章開始推行洋務，接連創辦江南製造局等三家近代軍工企業。

出任直隸總督後，李鴻章的視野越發弘闊。在1872年的一份奏摺里，他提出了中國處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說法。考察西方強國的發展現狀，他痛感中國之積弱不振原因在於「患貧」，得出「必先富而後能強」的認識，把洋務運動的重心轉向了「求富」——創辦民用型近代企業，和西方列強爭奪利權。

為了實現「自強求富」大計，李鴻章在督直的25年間鋪開了一張由幕僚、同年、同僚組成的網路：同樣具有開明思想的各省督撫如沈葆楨、張之洞、劉坤一、丁日昌等人，是他推行洋務運動的聯盟者，而盛宣懷就是李氏洋務事業中得力的執行人——人稱「合肥相國之左右臂膀」。

對李鴻章，盛宣懷每每以「恩師」、「傅相」相稱呼；若是私底下發牢騷，則稱之為「合肥」。他曾對李表明心跡：除努力辦好輪船、電報之外，「竭我生之精力，必當助我中堂辦成鐵礦、銀行、郵政、織布數事，百年之後，或可以姓名附列於中堂傳策之後，吾願足矣。中堂得無笑我言大而夸乎？職道每念督撫姓名得傳後世者幾人哉？遑論其下。是故做官不及做事多矣。」

這一腔表白如今都已成為歷史事實——談到近代史，繞不開李鴻章，談及李鴻章極具爭議的一生、他的功過成敗，繞不開盛宣懷。在中國近代史上，兩人均以「行做大事」和譽毀參半而留名於史籍。

李鴻章對盛宣懷一直進行悉心栽培和磨礪，交給他創辦一系列近代工商業企業的機會，也為他打通官場升遷的途徑。在李鴻章的提攜下，盛宣懷「行大事」兼「做高官」，十餘年間從一個小小的幕僚一路晉陞至天津海關道的要職。

這種恩師對門生的關照是全方位的。1875年，盛宣懷獨當一面在湖北辦煤鐵礦。在李鴻章寫給他的指導信函中，還附有這麼一筆留言：「聞金陵豪將花賭頗盛，而執事亦跌宕其中，毋亦少年積習歟！」——全然一副長輩諄諄教誨之姿：告誡他莫再犯年少荒唐時的老毛病了！

在盛宣懷的事業生涯中，他和張之洞、沈葆楨、劉坤一等一干晚清重臣都保持著密切往來。招商局買下旗昌洋行的船隻，就是盛宣懷從沈葆楨那裡借來的銀子。他也接辦了張之洞失敗的漢陽鐵廠。義和團運動中，他聯合幾位大吏，導演了一出抗旨的「東南互保」大戲。

張之洞對盛宣懷的幹才與見識極為欣賞，從不吝惜溢美之詞。漢陽鐵廠初建時，他曾有意由盛宣懷出面任經理。在致李鴻章的信中，他也大加讚譽：「方今有才思、有魄力、深通西法商務者，惟津海關盛道為最。」

1886年5月20日，李鴻章麾下的洋務幹將盛宣懷（前排左）等九人

1886年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上時，曾邀盛宣懷南下辦洋務。盛則向李鴻章表示，「誰肯以醜惡無益之干求，商諸愛憎無常之大吏」，以示不應張之招而一心追隨李鴻章的忠心。

在隨侍李鴻章的三十多年裡，兩人也有摩擦。1870年代，盛宣懷奉李鴻章命到湖北開礦，失敗。李鴻章責令盛宣懷自己賠上虧空，前後共計十萬串錢。盛對此事耿耿於懷十餘年。

1896年，當張之洞、王文韶聯合推薦盛宣懷督辦中國鐵路總公司。他回想往年所受之「虧待」，向好友發牢騷，說自己「事合肥（李鴻章）三十年，從不爭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進。同患難而不能效指臂之力」。

然而，這些小小的齟齬，並不能真正動搖兩人間的同盟關係。盛宣懷也說，兩人「親之至」，所以「責之嚴」。1901年，李鴻章決定同意和俄羅斯籤條約，盛宣懷竭力阻撓，甚至以語言衝撞，說李「庇俄」，有如「另有波折」則不能「搪塞」之言。

辦洋務實業，是千年未有之事。自始至終，李鴻章都遭遇了頑固守舊派的阻撓、同僚們的妒忌、「清議派」的攻擊。身為李氏洋務事業的主持人，盛宣懷則是這些政治對手攻擊李鴻章的一個要穴。

兩人都勇於任事。在種種非議中，有勇往直前的魄力與決心，以及為達目的有時不惜採用有違儒家正統倫理的手段。

甲午戰敗後，李鴻章開始失勢。此時，盛宣懷開始大發跡，進入中樞機構。接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職的王文韶對他也讚賞、提攜有加。但盛宣懷和身處廣東一隅的李鴻章保持著頻繁的電報、書信往來，互通消息、聯絡商議要事。他始終被視作李鴻章集團的核心成員，是李在中央的「眼線」。

1900年，年近八旬、重病纏身的李鴻章再次被清廷召用，北上「全權」處理義和團運動引發的政治危機。停留上海時，他和盛宣懷密談兩日，以「和局定，我必死」那樣只有極親厚的靈魂知己間才能相托告的心腹話。

鐵板模樣的「官督商辦」

1872年12月函咨總理衙門時，李鴻章概括了「官督商辦」的準則：「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而聽候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即企業不為政府所有，所有權屬於股份企業，「官督商辦」後來成為1870年代洋務派創辦民用工業的主要模式，輪船招商局、湖北礦務局、開平礦務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都採取了這一方式。

李鴻章首倡的中國近代工業化「官督商辦」模式，最初來自盛宣懷的構想。

當時，李鴻章等洋務派官員們一心想發展中國近代工業企業，卻苦於清廷國庫不足，因而想調動、吸納民間資金來實現富強大計。另一方面，在缺乏商業傳統和制度保障的社會裡，通商口岸的商人們卻寧願把資金投向外國商行。

曾在招商局做過會辦的鄭觀應在他的《救時揭要》中指出：1871年到1872年，上海長江輪船多至十七八隻，計其本已在一二百萬，「皆華商之資，附洋行而貿易者十居其九。」鄭觀應說，中國商人其實不願意「以資附洋」，但外國人似乎比中國官吏更值得信任，「夫商之不願者，畏官之威，與畏官之無信而已。」

1872年，「每欲有所陳說」的盛宣懷向李鴻章遞交了一份如何組建運營輪船公司的《輪船章程》。在這份後來被視作中國一個集商資商辦的章程里，盛宣懷試圖打通官商之間彼此隔閡、「久不聯絡」的局面。

盛宣懷認為，中國自辦輪運業能否成功，關鍵在於國家是否「重商情」，以及如何為商人設身處地打算。他共擬定了六條章程，涉及輪船的組織、管理、經費、船隻、如何應對洋商的競爭，以及政府給予怎樣的優惠扶植政策。譬如，為了保證能和洋行競爭，政府給予漕運的業務扶植；政府不能隨意侵佔公司利益，「官場來往搭客、搭貨亦照例收取水腳」等等。

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企業不為政府所有，所有權歸合股組織。這使得調動大量商人資本成為可能。

這份周密、漂亮的《章程》完全不像出自一個初涉商場的年輕小官僚之手。可惜沒有得到政府派來的舊式商人、浙江海運委員朱其昂的認可。朱堅持領官項、設官局，他後來領官款20萬串後在上海辦「輪船招商公局」，只靠運漕糧為營生。幾個月後，「公局」就陷入停滯狀態。

在朱的「官辦」思路下，招股也很不順利。到1873年4月，只收到一名商人一萬兩現款的股金。上海商界兩位和官場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人物——「紅頂」商人胡雪岩和茶商李振玉都婉言拒絕入股。

「官辦」失敗後，李鴻章又回到盛宣懷最初提出的「商辦」思路。這次，他委任了有著豐富經驗的買辦商人唐廷樞為總辦，徐潤為會辦。唐、徐二人皆任洋行買辦達十年之久。憑藉他們在華洋商界、輪船航運方面擁有的廣泛人脈資源，50萬兩的股本很順利地就招齊。

當時，代表商人股東的總辦唐、徐二人主管攬載、招股等輪運，代表官方的朱其昂主管漕運。盛宣懷則被李鴻章任命為兼管漕運和攬載事宜，既代表官，又代表商，成為聯絡、調和官商的關鍵人物。終其一生，他都在「官」與「商」的兩重角色之間徘徊。

雖然未能如願坐上招商局的頭把交椅，之後又奉李鴻章之命到湖北勘礦，盛宣懷在招商局的經營和發展中還是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中尤以以小吃大、收購美國昌旗輪船公司這一令國人揚眉吐氣的一戰為重要一筆。

盛家小姐的日常生活

當時，旗昌、太古、怡和三家洋行壟斷了中國沿海和長江內河的貨運，旗昌是其中歷史久、實力強的一家。隨著輪船招商局的加入，洋行的壟斷被打破。為打壓招商局，洋商們一度把水腳（水路運輸費用）壓至一半。惡戰三年下來，幾無利潤可言，旗昌更是出現了嚴重的虧損。旗昌新老闆上任後，有把旗下輪運業資產出售的念頭。

1876年年底，徐潤獲知消息後親自跑到湖北武穴，找正在勘礦的盛宣懷商量。盛宣懷認為籌款不難，擔心的是吃下以後「船多貨少、洋商爭衡」的問題。聽完徐、唐的解說後，他特地從湖北趕回和有關人員商談此事。

據其子盛同頤回憶，盛宣懷先找李鴻章商議，並提出籌款方案：由清政府飭令鹽商搭購招商局股份792000兩，並通飭各藩司、海關道勸諭富商們認股。當時華北持續大旱，饑荒蔓延數省，賑災是頭等大事。李鴻章以「費巨難籌」拒絕了盛宣懷的計劃。

沈葆楨

盛宣懷不是一個輕易會讓機會溜掉的人。他跑到南京，面見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楨。沈先拒絕。經過盛一番「此局關係國防大計、江海利源」的陳說，這位極為關心海防的封疆大吏終被說服。最後，沈葆楨同意從他的藩庫里籌銀50萬兩，再由他和李鴻章會同奏請朝廷，由江蘇、浙江、江西和湖北各省撥款，把共計100萬兩的官款存入招商局的賬戶作為貸款。

待到以220萬兩銀子吃下旗昌後，原本只有11艘輪船、資本額僅有75萬兩的輪船招商局擁有了29艘輪船，成為中國水域上最重要的一家航運公司。這一年冬天，太古、怡和兩家外資巨頭不得不和招商局簽訂了第一次「齊價合同」。

憑藉官的身份和人脈，盛宣懷為招商局籌集到巨額政府貸款。之後數年，招商局因為背負巨大的債務包袱，又遭遇洋行的削價競爭，經營面臨壓力。盛宣懷又通過李鴻章，為招商局爭取到5年內緩繳官款利息等特殊待遇。

在招商局創辦的頭十年里，官方予以漕運和貸款方面的扶植，商人們進行精明有效的經營、管理。在官商協力下，歷經洋商發動的價格惡戰、雲南馬嘉理事件引發的股東抽資風潮等等艱難，招商局成功實現「分洋商利權」的目的。

隨後幾年，中國內河航運費用穩步下降。這對整個中國商界、貨物流動都是利好。在政府扶植、商本商辦的理念下，招商局的創辦和經營，實現了商人、國家、社會多方共贏的局面。

到1880年，已有歷練的盛宣懷很順利地辦了另一家重要的洋務企業——中國電報局。一年後，待津滬陸線竣工，他奏請改「官本官辦」為「官督商辦」。理由是「非官為維持，無以創始，若非商為經營，無以持久」，「商受其利而官操其心，實為顛撲不破之道。」

盛宣懷始終認為，要使企業長久經營下去，必須要由將盈利視為身家性命的商人來投資，按商業原則經營，政府不得干涉。但創業之初，須有政府的保護和扶植。當時，架電線有破壞風水之說，來自官民的阻力非常大，拔電杆、斷電線的事常有發生。打著「官為督理」的旗號，就可以讓沿線地方官員一體照料保護。

在「厚利商民」的思想指導下，原本定為為軍事服務的電報業很快地發展起來，電報商線縱橫數萬里，設局百數十處，均屬商款商辦。

與輪船招商局一樣，電報局也要和洋商英國大東公司、丹麥大北公司爭奪利權。在李鴻章的支持下，盛宣懷和兩家洋商進行交涉、談判，最後得以拆除兩家公司設立在岸上的陸線，而且不準其將海線牽引上岸。

這個機敏練達、雄心勃勃的年輕官員，正迅速成長為中國第一代官僚資本家。

「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

1883年上海爆發金融危機，倒賬風潮隨之而來。徐潤等人因為做了大量的投機生意，拖欠下招商局巨款，致使招商局處於瀕臨倒閉的邊緣。

徐潤的瀆職事件，讓李鴻章對商人產生不信任感。他派盛宣懷到招商局進行查處、整頓。這給盛宣懷一個捲土重來的機會。一年前，他因為一起彈劾被迫離開招商局。

徐潤懇求盛宣懷「代為陳情，暫准寬展限期」。他拖欠招商局共16.2萬餘兩，本來打算拿著自己名下的產契向親友處求抵借，設法張羅，以期照數清結。結果，盛宣懷絲毫不給寬限，立馬把查核結果交李鴻章，李上奏朝廷，以「假公營私」給予徐革職處分，並用他借款所抵押的股票和房產等財產賠償。

關於欠款和所抵資產的價格，盛、徐各有一本賬，互相指責被對方「佔了便宜」。

這並非一起簡單的經濟糾紛。在整個處理過程中，代表著官方的盛宣懷步步緊逼，殺氣騰騰，身為商人的徐潤毫無為自己辯護的餘地。所以，徐潤後來指責盛宣懷「以泰山壓卵」，是仗官勢使「知者不敢言」的欺壓商民者，「其居心尤不可解」，自己是有冤莫伸。

搞垮徐潤之後，盛宣懷聯合會辦馬建忠，擠走另一位商人經理唐廷樞；接著抓住了馬建中的小辮子，又搞垮了馬建中。而後盛拉攏對他最無害的謝家福當上了招商局會辦，起用他的親信沈能虎。

經過一番組織整頓和清洗後，盛宣懷完全控制了招商局。在人事制度上：他用「官督辦」取代原本商人經理「商總辦」；後來又設「幫辦」，但也只是「官督辦」的幫手。這位過去堅持「商本商辦」和反對政府干涉企業的官員，如今聲稱「非商辦不能謀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

1886年，在李鴻章的舉薦下，盛宣懷被清廷任命為山東登萊青道兼煙台海關監督。六七年間，他「以官督官」，在煙台芝罘遠距離遙控招商局的大小事務。按他立下的規定，局中各會辦採取「互相勾稽」的工作方式，財務上任何大小事，都要由他來定奪。這造成管理決策過程混亂，機構官僚習氣日重。後來，連李鴻章也認為這樣的設置「始而和同，繼而疑忌，各存意見」，覺得有另設商辦一職的必要。結果被盛宣懷強硬地頂撞過去了。

《劍橋晚清史》批評了盛宣懷這一類的官僚企業家——說盛宣懷是「重官輕商」的。創辦工業企業是次要的，主要關心的是要在官場上飛黃騰達，「他喜歡搞官場的權術而不惜犧牲健全合理的商業經營方式。」

之後，盛宣懷所創辦、掌控的一系列洋務企業日益龐大，擴大到輪船、電報、紡織、鐵路、銀行、鋼鐵行業。為解決資金和經營問題，他常常抽調手中經營狀況良好的企業，譬如招商局、電報局兩家的資金，去支持他手裡那些不那麼盈利的企業。

這些「騰挪移拿」，顯然常常沒和商股股東商量。1890年左右，盛宣懷不顧會辦鄭觀應的反對，把大約30萬兩銀的資金從輪船招商局轉給上海機器織布局。1896年，他又命令把另外兩筆巨款——輪船招商局的80萬兩和天津電報局的20萬兩——轉給他新辦的中國通商銀行。這兩筆款項各占當時兩家企業資本總額的30%或40%。

根據《徐愚齋自敘年譜》記載，商人股東們對這些不公平待遇非常不滿。盛宣懷的老對手徐潤指責盛宣懷接手煙台繅絲局之後，「（官方經理）有強權而無公理，何以服人……餘明知不合公理，但以卵石之勢，無可如何，只可隨眾而已。」

到19世紀末，商人們越來越不願意投資這些官辦的洋務企業了。

當時，如果一家官辦企業倒閉，政府常常要求企業優先以剩餘資產償還官債，這樣留給商股股東的利益就不多了。1893年，煙台繅絲局在經營十多年後倒閉。官方經理們只給了投資者每股10兩，而他們原先每股支付了200兩。如果第二次認股又每股付出200兩，則可得20兩。

兼為官方經理和商人股東，盛宣懷深知商人們的不滿。他也一直試圖在官與商之間做好利益平衡。1893年，他接手焚毀後的上海機器織布局。在取得李鴻章首肯後，他拒絕了政府關於收回官方貸款265390兩的要求。然後，他提出從織布局剩餘的資產里以現金方式付給商人股東，同時用後續企業華盛紡織總廠的股票償還。

他的周旋與努力，部分贏回了商人們對官辦企業的信任。隨後他為新廠向寧波、上海一帶的富商募股，不到兩月，百萬兩資本已籌集到位。想入股華盛的人還是接踵而來。時任台灣巡撫的卲友濂也想認購，盛宣懷告之：「一二萬尚可代留，多則無額。」

華盛紡織總廠於1894年開工投產。一開始顯得頗有希望，之後多年持續虧損。到1901年，盛宣懷得到清廷的許可，宣布所有華盛的股票一律無效後，就把華盛紡織總廠私有化了。

華盛的資產後來幾經轉手。到1930年代，機器到了民族資本家、「棉紗大王」榮氏兄弟的手中，成為申新九廠的資產。

日本學者中村義評價盛宣懷在清末政治和官僚資本中所起的作用：「他在那些明顯地享受著壟斷或者大量官方津貼的企業中無往而不利；而在有競爭的企業中常常地敗北。」

中國官場罕有與其匹敵之人

歷史學者夏東元曾以「十一個第一」來概括盛宣懷一生的成就： 參與創辦中國第一家民用洋務企業輪船招商局；創建中國第一個電報局天津電報局；創辦中國第一家內河小火輪公司；建成中國第一條鐵路幹線盧漢鐵路；創建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辦成中國第一所正規大學北洋大學堂；創辦中國第一所正規高等師範學堂南洋公學師範班；創辦中國勘礦總公司……

當時上海灘有人譏諷盛宣懷，說他是「一隻手撈十六顆夜明珠」，意指他獨攬輪船、電報、郵政鐵路、銀行、煤礦、紡織諸國民經濟大政，財勢、權勢傾一時。

1895年，李鴻章因為甲午戰敗和隨後代表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成為慈禧和清政府的替罪羊，黯然離開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職。

此時的盛宣懷卻因創辦、主持輪運、電報、礦業、紡織等一系列洋務企業，聲名如日中天，成為清廷越來越倚重和各方勢力拉攏的對象。接任李鴻章之職的王文韶、恭親王奕訢、封疆大吏張之洞、劉坤一等人都越發器重他。

1896年4月，湖廣總督張之洞約他到湖北商討鐵路和鐵廠的事。緊接著，張之洞就向朝廷奏請讓他來接辦漢陽鐵廠之事。之前，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劉坤一也邀他到江寧商議新政條陳。

南洋公學1896年初創時僅有師範院（上院），爾後又設外院、中院

當時，有人彈劾盛宣懷，指控他的罪名包括「招權納賄，任意妄為」，「總辦電報，害則歸公，利則歸己，剋扣軍餉，搜羅股票」，「平日居官，亦多攀援依附」等等。清廷責令直隸總督王文韶進行查證，並讓他舉薦可替代盛宣懷督辦一職的人選。在給朝廷的奏摺里，王文韶為盛宣懷一一洗脫「罪名」，然後肯定盛創辦、經營電報之勞苦功高，最後給出了「謂盛之外，竟無一人堪以勝任者」的評價。

甲午戰爭後，清廷最終把修建中國第一條鐵路幹線的事提到日程上來。張之洞、王文韶聯合保舉盛宣懷做督辦。1896年10月，盛宣懷遵旨入京，受光緒帝召見，隨後被任命為中國鐵路總公司的總督辦，10日後又授太常寺少卿。同時被授予專摺奏事的特權——這意味著他成為可以直接和皇帝對話的人物。

在僅有清廷一千萬兩撥款的條件下，盛宣懷採用了「先盡官款開辦，然後擇借洋債，再集華股」的原則：每建好一段鐵路就以之作抵押，再借洋款繼續造；造好一段再抵押，再借款再建下一段。1906年，歷時7年的盧漢鐵路全線通車，全程1300公里，共有6條支線和一座鐵路大橋（黃河大橋）。

在清末財政困窘、政治亂象頻生的最後十餘年間，盧漢鐵路的修築完工不失為一個奇蹟。

在盛宣懷掌控的一系列近代工業企業中，他傾注心血、乃至投上大部分身家的，是他所打造的漢冶萍鋼鐵聯合公司。

漢陽鐵廠創辦於1890年，原本是張之洞洋務事業的重中之重。至1896年，鐵廠已用去官款五百多萬兩，仍無起色。心力交瘁的張之洞於是決定把漢陽鐵廠交由盛宣懷來「商辦」。

漢陽鐵廠舊影，創辦於1890年，盛宣懷接辦後發展成為中國第一家真正的鋼鐵聯合企業

操辦鋼鐵煤炭業，是盛宣懷的經年夙願。接手鐵廠後，他認為漢陽鐵廠不振的首要問題是煤炭短缺，隨後帶人在江西、湖南等地反覆尋覓煤礦；為解決鐵廠的市場銷路問題，他運用個人能量，聯合張之洞、王文韶等權臣，推動清廷出台「軌歸廠造」的民族工業保護政策，即鐵廠必須生產鐵軌，中國自造的鐵路必須敷用漢陽鐵廠的鐵軌，在重工業基礎幾近為零的現實中為中國鋼鐵業的發展謀到了一條生路。

1908年，在盛宣懷奏請下，清政府批准合併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成立漢冶萍公司，同時由官督商辦轉為完全商辦。

盛宣懷接辦後的10年里，漢陽鐵廠真正做到了從原料、燃料、生產、市場等生產到流通過程的全運作，發展成為中國第一家真正的鋼鐵聯合企業。到辛亥革命前夕，該公司員工七千多人，年產鋼近7萬噸、鐵礦50萬噸、煤60萬噸，占清政府全年鋼產量90%以上。由於漢冶萍公司是清政府惟一的新式鋼鐵聯合企業，盛宣懷控實際上等於控制了清政府的重工業。

自1896年起，盛宣懷奉旨接辦了漢陽鐵廠、督辦中國鐵路總公司、招商組建中國通商銀行，掌握了大清國民經濟命脈的鋼鐵、礦務、銀行。他真正成為張之洞所說的「承上注下，可聯南北，可聯中外，可聯官商」，中國官場罕有與其匹敵之人。

本刊記者|徐琳玲發自常州、蘇州、上海

編輯|鄭廷鑫rwzkwenhu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