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做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正直者

在今天，與其做一個古典式的「君子」，不如做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正直者，因為後者的標準更加清晰，也更容易掌握。朱大可認為中國人的問題，是先要解決基本的做人問題，也就是確立人類價值的共同底線，而後再來談論本土傳統道德文化的繼承，否則，就只能陷入沙上建屋的困境。「比如說，在沒有建立博愛和人人平等、彼此尊重對方自由和人格尊嚴的前提下，大搞所謂孝道，甚至進行集體磕頭的公開表演，結果只能淪為道德笑話。在今天，與其做一個古典式的「君子」，不如做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正直者，因為後者的標準更加清晰，也更容易掌握。」每個時代需要有一個屬於自身的稱謂，來命名那個受到世人尊重的人群。朱大可曾研究過甲骨文中「君」的形象：「是器皿上有一隻手握著杵棒，其原始語義不詳，可能是用糧食加工的過程，來喻指精神的營造。」朱大可說，在中國話語史上，君子最初是對王者的政治稱謂。而在孔子那裡變成了道德稱謂，《論語》里，「君子」變成了「成德之人」。「在儒生的眼中，君子是其理想化人格的代表，應當符合『五常』、也就是『仁義禮智信』的標準。在現代人眼裡，孔夫子無疑是『君子』的代表，從《論語》的訓誡里可以推測，他可能擁有世界上最完美的道德。其他著名的儒家君子，比較容易聯想的，還應當包括孔子的得意門徒顏回和亞聖孟子。」總之，在漫長的中國古代史上，「君子」是一個由儒家壟斷並授予的桂冠。中古時期，君子的含義又一次擴大到對所有成年男性的社會稱謂。新文化運動鄙視儒家，也不屑於擁抱傳統的君子，所以在這場運動之後，「君子」或「君」的叫法，就被「先生」代替了。而到了1949年之後，「先生」又被「同志」代替。這就是關於「君子」語詞和語義變化的基本線索。無論如何，每個時代需要有一個屬於自身的稱謂，來命名那個受到世人尊重的人群。「君子風度」是指一種謙卑忍讓的個人風格。這與其說是一種美德，不如說是一種教養。朱大可不太喜歡使用「君子」這個語詞，這不僅是因為它為儒生專用，其他人無權冒領這項榮譽。而且是因為，我們被太多的偽君子所欺騙，以致談論它會心有餘悸。他在《流氓的盛宴》一書中的觀點就是，中國是居民社會和流氓社會的疊加，而流氓是最喜歡盜用君子名號的。當然，我們不妨可以把正直的人翻譯成「君子」，以此來稱呼那些品行端正的現代公民。朱大可所指的「流氓」，只是指身份喪失者，而不是道德喪失者，所以它無法跟「君子」構成對位。在現代語境下，跟「君子」相對的應該是「小人」。它們才是真正的「原配」。道德一旦高尚，人的形象就高大起來，所以君子成了「大人」或「貴人」，而人格卑下或見識淺陋的，則淪為「小人」。至於「君子風度」，好像跟「君子」還不太一樣，它是指一種謙卑忍讓的個人風格。這與其說是一種美德，不如說是一種教養。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教養也是美德馬車上的一個輪子。作為一個現代的普通公民，首先要符合人類共同價值的標準。在做到這個之後，某些熱愛傳統文化的人群，完全可以用儒家的「君子之德」來展開進一步的自我道德塑造，把普通公民打造成「模範公民」。普通公民人格是基礎，而君子人格是升華，他們在本質上並不對立，但需要做必要的闡釋和對接。只要說明「君子」是「模範公民」的一種古典稱謂，我們就可以毫無障礙地接受它，讓它成為新文化新道德的一部。不妨把「君子」作為組織部選擇幹部的主要尺度。朱大可在《孤獨的大多數》一書中，寫過一篇《中國人的禮貌》。那篇舊文在今看來仍然有意義。文中，他對新儒家對禮教的復興，並不樂觀。且對「教養」——種族文明的個人表達，提出自己的價值觀要求，也看出帶有憤怒的無力感。「西方人用了300年才養成的事物，我們要耗費更多的時間去重構。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事實。時間，也許是擺脫這場文明噩夢的唯一道路。」教養不是政治規訓和德育美育課程的結果。如今，由於互聯網的匿名效應，粗鄙化正在變本加厲。近年以來，第三代儒家崇尚恢復禮教，民俗學家號召保衛民俗，企圖用磕頭之類的禮儀來改造國民，提升國民的文明禮貌程度，卻是緣木求魚、捨本逐末之舉。政治灌輸方式易於引發民眾的逆反心理，而恢復磕頭禮節，則只能滋養新的奴性。此外，舉止談吐固然是靈魂的顯現，但終究是教養的表皮，猶如那些華麗的衣物，可以脫卸和偽飾。只有教養本身才能直達靈魂，從內部解決文明的危機。儒家是華夏農業文明的一種文化產物。舊文明衰敗之後，中國全盤接受和克隆了西方工業文明。而在這樣的情形下，傳統文化的意義就變得重要起來。如果沒有傳統文化，那麼這種克隆的文明就變得毫無特色。傳統文化的功能，就是為千篇一律的工業文明，抹上一層獨特的本土色彩，並為那些懷舊者提供一個記憶的家園。另一方面，既然如此倡導儒學和傳統文化，就不妨把「君子」作為組織部選擇幹部的主要尺度。我們需要「君子黨」。如果黨的幹部能夠率先成為「君子」，成為百姓的道德榜樣，那麼中國社會的倫理修復，就有了六七分的希望。否則，任何關於「君子」的談論，就只能是一堆無效的巷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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