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散落於歷史塵埃的辛亥女傑 照片

散落於歷史塵埃的辛亥女傑1920年，時任廣州參議員的鄧惠芳寫下《辛亥革命前廣東參加革命工作之婦女》一文，追問為什麼「精忠愛國、鞠躬盡瘁、盡其一生能力以衛國救群之婦女們工作」，在「國史」、「黨史」之中未見記錄？難道數十年革命工作中，只有男兒努力就可成功？為了讓那些投身革命的姐妹們能被歷史銘記，鄧惠芳將其所知的女志士姓名及事迹一一列出。鄧惠芳1891年出生在廣東一個小村莊。當時，廣東是開風氣之先的所在。清末留美幼童中，廣東子弟約佔30%，而第一批幾乎全是廣東人，他們或生在買辦之家，或家有洋務運動人士，於是率先接受了西方思想的洗禮。14歲時，鄧惠芳曾與兄長一起奔走營救過革命志士夏重民，因此，3年後當她追隨兄長加入同盟會、並被派去暗殺兩廣總督張人駿時，鄧惠芳已成長為一名戰士。在刺殺失敗後、加入廣東北伐軍女子炸彈敢死隊之前，鄧惠芳的一次壯舉被永久地鐫刻在了史冊上。那是1911年4月27日下午，經過一晝夜激戰，百餘英魂就此長眠在了一片曠地。而他們的家屬，望著血泊中的親人卻不敢靠近。20歲的鄧蕙芳和同盟會會友潘達微秘密委託工人在屍體手臂上系了白布編了號碼，同時策動當地九大善堂聯名申請埋葬屍體，他們就是後人所說的「黃花崗」烈士。陳璧君早鄧惠芳一年加入同盟會，時年16歲，是會中最年輕的一員。家境優越的陳璧君因為愛慕汪精衛，在入會次年以留學為名，一路追隨汪精衛到日本，不但在會內經費短缺時慷慨解囊，還堅決要求參加汪精衛組織的暗殺團。汪精衛同意後，陳璧君就四處拜師學習柔道、劍術、槍法及炸藥製作，並協助汪精衛實施1910年初的刺殺活動。炸彈隊中還有一名女隊員叫嚴珊珊。人們只知她是香港及中國電影史上第一位女演員，與丈夫黎民偉(香港電影創始人，TVB花旦黎姿的祖父)共同創辦了影片公司。卻不知，這位性情豪爽的名門之後，不僅做了時人瞧不起的「戲子」，竟還熱衷炸彈和暗殺。女性往往不易被清廷密探注意，便於擔任聯絡和運輸工作，這也是同盟會吸收女性加入的原因之一。祖籍廣東、生於上海買辦家庭的徐慕蘭、徐宗漢姐妹，從小受西方文化熏陶，二人分別嫁給了兩廣總督洋務委員李慶春的長子和次子。姐姐徐慕蘭秘密加入同盟會，以富家少奶奶的身份作掩護負責運輸、聯絡，是廣州女革命黨的核心人物，還是廣東女子北伐隊隊長，並率眾與北伐軍共赴戰場。在她的帶動下，徐、李兩家先後有11人投身革命。妹妹徐宗漢在丈夫病故後脫離家庭，於31歲時加入同盟會。1908年秋，她與高劍父、潘達微等開辦裱畫店，掩護革命活動。1910年廣州起義時，徐宗漢與外甥(徐慕蘭的兒子)及庄漢翹、卓國興、黃悲漢、李晚援等女革命者在香港製造炸彈。她還扮作新娘，明辦嫁妝，暗運武器，最終交到其他女革命者手中送至各地敢死隊。廣州新軍起義前，徐宗漢又與陳淑子(胡漢民妻)、李自屏(馮自由妻)、孫眉(孫中山胞兄)等人在香港縫製了100面青天白日旗，並與炸藥子彈一齊從水路運往廣州。她們將子彈炸藥塞在行囊中，旗子藏在被褥里，把一捆捆手榴彈裝進一隻只馬桶，一路上大談服裝、化妝、姨太太爭風吃醋，涉險過關。當時黃興曾組織「東方暗殺團」，徐宗漢參與了暗殺鎮壓黃花崗起義的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的計劃，只是暗殺未及實施。11月28日，黃興到上海主持和談，而徐宗漢恐和議不成，就組織「北伐炸彈隊」以為策應。黃花崗起義後，她與摯友張竹君護送傷重的黃興轉移；武昌起義爆發後，徐宗漢又陪同黃興離港赴滬，再次由張竹君掩護，送黃興到武漢就任革命軍總司令。黃興上了前線，徐宗漢就在醫院救助傷員。黃興被圍困時，她又再次助其脫險。最終，二人結成患難姻緣。安能辨我是雄雌浙江光復會會員尹銳志、尹維峻姐妹主辦銳峻學社，作為起義的聯絡機關，她們一起參加了攻打上海警察局的戰鬥，並參與策划了杭州起義。不足雙十年華的姐妹倆在光復浙江時身先士卒，尹維峻第一個將炸彈擲入城內，欲炸撫衙衛隊，殺桂福，為師(秋瑾)報仇。蔣介石所在先鋒隊的臨時指揮官所記下的這一幕，多年後被載入《中國國民黨史稿》。而尹氏姐妹稍後又參與組織了浙江女子國民軍，蘇浙聯軍進攻南京張勳時，尹維峻率400敢死隊員參戰，其中女子偵探隊一部的卓越表現使她在南京獲得了聯軍總司令的嘉獎。辛亥革命時期，幾乎各地都有女子軍事組織，包括女子北伐隊、女子炸彈隊或敢死隊。而揭開女子從軍序幕的，則是湖北女子北伐隊——一支由吳淑卿招募的數百人隊伍。這位19歲的漢陽黃陂女子上書黎元洪，要求組織女子北伐隊討伐袁世凱。黎元洪最初以軍中皆男子婉言謝絕，無奈吳淑卿據理力爭，只得批准。吳淑卿究竟如何說服黎元洪，後人不得而知，但從她的《從軍文》中或可一窺雄心。成立於1911年11月的女子北伐光復軍，由上海女子先鋒隊隊長陳婉衍擔任管帶。為提高軍事戰鬥力，陳婉衍還開辦軍事學堂，進行軍事課程的教育。後來，併入江浙聯軍、攻打南京的女子北伐隊中，有一支50人組成的「女子敢死隊」，就是全部從北伐光復軍中精挑細選出來的。她們不僅作戰，還參加了戰時的後勤和醫療救護工作。廣東光復後，鄒魯、高劍父也於1911年12月發起組建了廣東女子北伐隊，領隊是徐慕蘭、宋銘黃，隊員40餘人，多為香港實踐女子學校的師生。她們刻苦練習兵操、騎術、射擊，次年2月，與廣東北伐軍同時北上，參加了討伐清軍張勳部的宿固之役，被人們譽為「今之木蘭從軍」。總的說來，武昌起義前後，在一些女權主義者的鼓動下，許多婦女把衝鋒陷陣視為最愛國、最能體現男女平等之舉。而不贊同女子上前線參加軍事行動的聲音也此起彼伏，比如大名鼎鼎的張竹君。洋裝高跟鞋、四人敞篷轎，常常在番禺街頭「招搖過市」的這位妙齡女子，是一位三品京官之女，因為父親膝下無兒，遂視其為男子，沒有讓她纏足。張竹君幼年染病，幸虧西醫治癒，於是皈依基督並跟隨教會醫院的美國醫生學醫，歷時13年而成中國第一位女西醫。學成之後，她在當地創辦了兩家醫院，兼辦女學。之後又赴上海創辦南市醫院。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組織「赤十字會」，多次掩護黃興等人脫險，親赴武漢戰地救助傷員，宣傳和幫助革命黨人，為武漢前線官兵募集醫療物資。張竹君率領的「紅十字會救傷隊」在武漢的槍林彈雨中工作了一個月零三天，回到上海時，各界人士舉行了如歡迎英雄凱旋一般的盛會。辦學辦報，提倡女權好客的張竹君，平時門前車水馬龍，每到夏秋之際，她常常雇一艘大花船泛舟避暑，邀胡漢民等人煎茗敘談。每逢禮拜，張竹君就設講堂發表演說。那時女人公開演說已是奇聞，更奇的是別人做禮拜傳福音，她反而批駁基督教關於「女子不可施教」的謬論，並批評時政，宣講眾生平等、男女平權，無怪乎時人稱其為「女界梁啟超」。「趕緊求學，爭回人權」，也是唐群英的願望，不僅是對女同胞，她還倡議二萬萬男同胞繼續革命，「使人人盡得平等，共和真義就是這兒，一旦達到目的，豈不是全社會的大幸福么！」為此，唐群英創設多所學校，還和張漢英等人在長沙創辦了《女權日報》。1912年，張默君被推舉為中國女界協贊會總幹事。遍歷歐美考察社會和婦女教育回來後，她發起「中國平民教育」，在各地設立平民學校千餘所，成為近代著名的婦女活動家、教育家。湯國梨幼年時在鄰居的書齋中讀了《天演論》及康梁文章，漸萌服務社會報效國家的宏願。23歲時，她謝絕媒妁，隻身來到上海，隨後考入上海務本女校並結識了同學張默君。兩個常在一起縱論天下大事的好朋友，之後在滬組織了「女子北伐隊」，以開遊園會、義賣等方式籌募款項，支持革命。錢款還沒送去，革命軍已攻下南京。孫中山對她們說：「革命尚未成功，宣傳教育的責任更重，你們在這方面努力吧！」於是，湯國梨等人用這筆錢在上海創辦了神州女校和《神州女報》。湯國梨最早發出「女界參政」的呼聲，更被上海婦女界推選為「婦女參政會」和「女權同盟會」的臨時主席，成為中國近代婦女運動中主要領導成員之一。當時，女子參政運動的激烈程度是不難想像的。激進如沈佩貞者，竟然鼓吹參政目的一日不達，未結婚的女子，十年內不得與男子結婚；已結婚的女子，十年不得與男子說話。女傑唐群英唐群英是湘軍提督、振威將軍唐星照的第四個孩子，唐星照因自悔年少時讀書少，多年征戰殺戮太重，33歲時告別官場，專心在家孝親課子。10歲時，唐群英就央求父親教她劍法，勤學苦練之餘，她還常常組織周邊的孩童扮作宋軍、遼軍「打仗」，並自稱「穆桂英」挂帥出征，迎戰「遼軍」。當時，女子都要纏足，名門千金更得有一雙「三寸金蓮」。一開始，唐群英以為纏足不分男女，就忍痛接受了。沒想到哥哥居然不纏，而且健步如飛，於是唐群英自己動手拆掉了裹腳布，要求跟哥哥一樣。之後，她開始攻讀中國典籍，以及《木蘭詞》、《烈女傳》、《精忠岳傳》之類的作品，既能寫一手好詩文，又能騎馬擊劍。20歲那年，唐群英遵母命嫁到鄰縣湘鄉荷葉塘，之後有了一個女兒。在夫家，她遇到了一個對她一生影響極大的人——秋瑾。唐群英的丈夫曾傳綱，是曾國藩的堂弟；而秋瑾的丈夫王廷鈞，是曾國藩的表侄，家也在荷葉塘。唐群英和秋瑾，可謂一見如故，她們常一起吟詩比武，探討國事家事。之後，她又與秋瑾數度重逢，雖時間不長，但從秋瑾那裡，唐群英了解了時局。在她看來，國家受辱，女子豈能坐視不理？天下興亡，應該人皆有責！應秋瑾之約，1904年秋，33歲的唐群英辭別故土，飄洋過海前往東京，並於第二年考入了東京青山實踐女校。秋瑾就義的次年，唐群英回國。此行目的，一為探望生病的母親，同時也是受同盟會委派，回國宣傳同盟會主張並聯絡各地革命者發動武裝起義。臨別時，孫中山贈詩一首：此去浪滔天，應知身在船。若返瀟湘日，為我問陳癲。前兩句表達的是孫中山的關切之情，而後兩句則暗藏了革命指示。果然，唐群英回國後迅速與正在長沙秘密活動的同盟會成員陳荊(即陳癲，字樹人)取得聯繫，並奔走於長江中下游一帶聯絡革命黨人。她與陳荊等人聯合花石哥老會，共同策劃和領導了花石起義。可惜，起義失敗。由於國內環境惡劣，活動困難，唐群英在黃興的安排下再次回到東京，並就讀於東京音樂專科學校作掩護。1911年秋，唐群英回國向同盟會中部總會宋教仁報到，並隨即在上海發起並領導了多個女子團體。她先是與張漢英創建了「女子後援會」，募集糧餉軍資送往前線。隨後，又挑選青壯女子組成「北伐軍救濟隊」，奔赴戰地，救護傷兵。1911年11月，江浙聯軍準備攻取南京，以緩解首義之區武漢的壓力，並鞏固東南地區的革命成果。但聯軍子彈太少，再加上南京據長江天塹，又工事堅固，始終未能奏效。此行之前，唐群英找到時任江浙聯軍總司令的李燮和，請求將她組建的女子北伐隊編入聯軍。獲得批准後，她又在另外幾位女同志的幫助下，用三天時間組織了一支兩百餘人的女子隊伍，請聯軍司令部負責短期集訓。同時，李燮和又將半個月前組建並經訓練的女子敢死隊隊員50人，撥歸女子北伐隊管轄指揮，並委任唐群英為隊長。鑒於唐群英的卓越功績，黃興、宋教仁雙雙為其請功，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南京接見了唐群英，並親自授予其「二等嘉禾」勳章，稱她是「創立民國的巾幗英雄」。男女平權之無可奈何革命中播下的民主思想，種子一般地萌發出來。孫中山的表彰與嘉獎，更使唐群英倍受鼓舞，受勛當月她就主持起草了《女子參政同盟簡章草案》，卻不料該草案遭到臨時參議院的否決。唐群英並不氣餒，反而聯絡幾名女界精英將五個婦女團體合併為「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在南京宣告成立，大有與男性控制的臨時參議院分庭抗禮之勢。這些聰明的女性，還聘請孫中山夫人、伍廷芳夫人擔任女子團體的名譽職位。可是，分歧並沒有得到調和，女子的權益並沒有如願得到體現。1912年3月公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之中，不但有關男女平等的說法含糊其辭，還取消了之前同盟會政綱中對於男女平權的規定。幾個月後，矛盾再次激化。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不僅沒有通知女會員們參加改組的籌備工作，還在新黨章中刪除了原同盟會政綱中關於男女平權的條文。唐群英十分失望、憤懣，之後，唐群英大鬧參議院。打了人的唐群英仍不肯善罷甘休，她起草《駁詰同盟會傳單》抨擊宋教仁等人，一邊號召女界切勿動搖，「必達到男女平權，女子參政而後已」；一邊致信孫中山，請他出面糾正新黨章。黨內男性也把官司打到了孫中山那裡，等他表態。而孫中山卻很無奈。辦報興學，被袁世凱通緝參政受阻之後，唐群英變賣個人家產，大力辦報興學，甚至走到哪裡，辦到哪裡。先後辦了五種女子刊物，而她辦報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11年春天，當時，不惑之年的唐群英恢復了解散的「留日女學生會」，併當選為會長，同時創辦會刊《留日女學會雜誌》。而且，她還創建了十所女子學校和一個女子工藝廠。另一方面，她也繼續組織創建女子團體，宣傳男女平等，堅持不懈地領導女界鬥爭。1912年4月8日，她在南京成立「女子參政同盟會」，並擔任會長，該會發表了告全國宣言，曆數中國婦女在社會、教育、財產、法律等方面的不平等地位，以實現男女平等、實行參政為宗旨，通過了11條政綱。包括男女權利平等，普及女子教育，改良家庭習慣，禁止買賣奴婢，禁止強迫賣娼，實行一夫一妻制，強迫放腳等等。這些內容涉及財產權、(被)選舉權、受教育權、職業對等權、婚姻自主權，女子一旦擁有這些權利，經濟上將不受壓迫，生活中也可以減少對男性的依賴。同時，該會還致電各省都督，通告女界對南京臨時參議院所頒布的「約法」不予承認。隨後在全國多個省市如上海、北京建立分會，將女子參政運動推向全國。效果最顯著的是廣東，其臨時參議院誕生了中國最早的十名女議員。之後，「女子參政同盟會」在北京成立本部，唐群英當選總理。此時，在參議院擬定的《國會選舉法》中，只規定男子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而女子全然沒有。於是，唐群英與張壽松以「女子聯合會」名義上書，要求補訂《女子選舉法》。而唯袁世凱命是從的參議院， 竟以「無成立之價值」為由，否決了這一提案。唐群英一不做二不休，將捍衛女權的要求與全國上下正在興起的「討袁」運動結合起來，在聯合沈佩貞等人與參議院議長吳景鐮激辯時，唐群英宣稱，袁大總統不贊成女子有參政權，我們也決不承認他為大總統。此言此舉激怒了袁世凱。在下令解散國民黨之後，1913年11月13日袁世凱又下令解散女子參政同盟會，查封幾家女報，禁止在京發行，並懸賞一萬元通緝唐群英。不得已，唐群英離開北京，輾轉回到湖南繼續辦學、辦報，宣傳男女平權。在她生前最後一次造訪南京時，唐群英見到了不少當年的女同盟會會員，她們有的在國民黨內得了一官半職，趾高氣揚；有的當了闊太太，珠光寶氣；有的沉湎於賭場牌局，醉生夢死……昔日的革命精神蕩然無存。唐群英感觸頗深，欣然寫下了《金陵訪舊有感》，詩曰：紛紛姊妹盡華裙，顧我何憂徹骨貧，不見梅花亭外立，西風嶺上好精神。這朵傲雪賽霜的梅花，1937年3月病逝於家鄉。女傑的晚景辛亥以革命始，以妥協終，未能真正改變封建專制統治基礎，自然也沒能帶給女性真正的解放和幸福。除英年早逝者如張漢英、尹銳志等，辛亥女傑們的晚景可謂天壤之別。有些女性在革命中遇到志同道合的伴侶，甚至還成了革命元勛的夫人。比如張默君41歲時與孫中山私人機要秘書、國民黨立法委員邵元沖結婚，而上海女子敢死隊隊長沈警音(加入江浙聯軍開赴南京戰場時任北伐女子隊副隊長)也成了蔣介石的結拜兄弟、國民黨要員黃郛的夫人。湯國梨則在孫中山、黃興、蔡元培等人的見證下，與名士章太炎結為百年之好。黃興在世時，徐、黃二人在南京創立貧兒教養院，負責收養、教育烈土遺孤和戰時難童。而黃興早逝後，徐宗漢又在張竹君的幫助下，創設了上海貧兒教養院，將畢生精力獻給了兒童教養事業。鄧惠芳於1912年1月當選為廣東省組織臨時議會的議員，隨後被選送赴日公費留學，進入東京女子音樂學校專攻音樂，之後兩次回國參加了討伐龍濟光的戰鬥。26歲那年，孫中山在上海環龍路44號中央黨部親自為她和夏重民(1922年遇害)主持婚禮。抗戰爆發後，鄧蕙芳秘密遣回東莞組織游擊戰，多次打退日軍，被當地人尊為「鄧三姑」。之後，她一直從事教育、新聞及婦女工作，直至1976年在台灣去世。孑然一身的唐群英，則變賣全部家產，先後辦了五種女子刊物，創建了十所女子學校和一個女子工藝廠。張竹君則終身未嫁，一生致力於救死濟危，以及女性教育、女權鬥爭。令人唏噓的是，辛亥革命之後，現實的人們對於這些女傑的關注，亦從新聞轉向緋聞。其中，唐群英的「《長沙日報》風波」，沈佩貞的風流案，張竹君的韻事，最是一片喧嘩。與那些出身名門的女子不同，當時許多逃出家庭的女子，之後可以說是無家可歸的。其對於「革命成功」所抱期待和幻想，是不難想像的。她們之前沒有受過太多的教育，因而希望能出國留學，也盼著能在社會上獲得一份職業，以自食其力。但時間一天天過去，除了領到一張同盟會證書和一枚黃銅質的證章(圓形、三條凸線邊圍著一個篆體的「民」字，比人民幣五分錢略小)外，鼓動她們參加革命、為她們描繪美好世界的人們大多已成國民黨要員，各忙各的，似乎已經忘了她們的存在。於是，很多人晚景凄涼。張淡如遁入空門，從此青燈古佛，好歹也算是有了個歸處。而廣東女子北伐隊隊員梁荃芳，當年逃脫家庭壓迫，投身革命，革命之後無家可歸，淪為妓女。她的隊友許劍魂則在嫁給鄒魯後，不幸在港遭人暗殺。至於黃撫庸、鄧慕芬，原本被安置在女子教育院工作，但討袁軍事行動失敗，龍濟光入粵大肆捕殺同盟會員，二人避走港、澳，從此失業，更兼無家可歸。絕望中，二人相約至肇慶鼎湖山上，在1914年12月間攜手同沉于飛水潭。革命的終曲，唱到最後，竟是這樣收場。據《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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