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雪：中國社會的心理問題

　　「幸福感在科學上有它的物質基礎，也有靈性的意義。你抽大麻也會很開心，但是它沒有意義。有意義的快樂才是真正的幸福。因此，人對幸福的感知植根於我們的文化，來自於我們對人生意義的理解。」

　　6月18日，清華大學心理系主任彭凱平在接受《賽先生》專訪時表示，在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轉型背景下，心理學應該紮根中國社會的現實，回應問題和挑戰。

　　當日，在清華大學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彭凱平向外界宣布，中國將在今年7月3日至6日舉辦第三屆中國國際積極心理學大會。會議的主題將聚焦「積極心理學與中國夢：本土化的探索和貢獻」。

　　積極心理學是當今國際心理學界的新運動，旨在應對21世紀人類面臨的生存挑戰，以及人們日益關注的幸福問題，由此而推行的新研究方向和理念。一向倡導積極心理學在中國落地生根、開枝散葉的彭凱平認為，在一定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社會心態和與之相關的社會管理、文明建設需要有對應的高層次調整。中國的心理轉型關乎國運，不容小覷。

　　心理學的「中國問題」

　　2008年，經歷20多年在美國的工作生活，已成為國際著名心理學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終身教授的彭凱平選擇回到中國，參與清華大學心理系的復建工作，並出任復建後的該系第一任系主任。

　　心理學肇端於19世紀後期的歐洲，涉及哲學、生理學、解剖學、臨床醫學等學科，註定是橫跨人文與自然科學的交叉學科。最初，中國緊跟世界潮流。京師大學堂師範館(今北京師範大學)1901年就將心理學作為學生通習科目。此後，心理學實驗室、研究所、出版機構紛紛在中國建立，機能主義、行為主義、弗洛伊德學派、格式塔學派等心理學學派的主要著作傳入中國。

　　被譽為「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是第一位將心理學介紹到中國的學者。1907年，他翻譯了丹麥學者海甫定(Harold Hofding)的《心理學概論》，1910年又翻譯了美國心理學家祿克爾的《教育心理學》。1922年，清華學子張耀翔創辦了中國第一份心理學專刊《心理》。1926年秋，著名心理學家唐鉞、孫國華、周先庚等創建了清華大學教育心理學系，1928年改稱心理學系。

　　清華大學心理學系受美國近代實驗心理學派的影響，強調用科學的實驗方法研究心理學問題，開設課程側重自然科學，重視相關科學實驗。1952年院系調整時，清華大學心理學系被併入北京大學。

　　此後好景不長，1958年，心理學受到批判，接受馬列主義「改造」，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後又在「文革」中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偽科學」，必須「徹底砸爛」。中科院心理所和各大高校心理學教研室被撤銷，心理學課程全部停止，心理學研究者被下放勞動，有的被迫改行，有的遭受迫害。

　　彭凱平說，心理學在中國先後遭遇的兩次毀滅性打擊，使得相關研究出現嚴重斷層，心理學不被了解，許多人對其印象還停留在個人智慧與個人經驗上。

　　中國的現代心理學由中國哲學和歐美研究方法「嫁接」產生。「中國的心理學教授大都是外國人的學生，基本上一輩子沒有提出自己的學術問題，願意挑戰、願意創新的學者太少。」彭凱平說，學科產生的特殊背景也造成了一些問題。

　　比如，中國學者追隨國外老師的研究，的確會有一些「隱形福利」——容易在國際期刊上發表文章。在「出版或淘汰」的高校晉陞評價體系中，這無疑具有極大的誘惑力。但是在彭凱平看來，西方的心理學研究畢竟有它自己的文化背景，照搬到中國難免會脫離實際。

　　彭凱平認為，中國的心理學家也需要根據中國社會也文化的背景研究心理學問題。他說，當今中國的文化、技術革命、創新轉型和道德心理等四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挖掘與研究。

　　「中國文化絕對有它獨特的魅力」，彭凱平說，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多概念，比如「無我」「小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讀來玄奧，卻又讓很多中國人著迷、篤信。「它到底有沒有現實的價值和意義，對於我們的心理健康和心理發展有哪些作用，這跟文化有關，但也應該是科學研究的問題。我覺得，心理學家需要從科學的角度研究中國文化，做出自己專業的獨特貢獻。」彭凱平說。

　　第二個問題，有關當前正在發生的技術革命。彭凱平認為，技術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對大規模人群的認知和身心健康的影響，都是值得中國心理學者研究的問題。

　　創新一直被視為美國這個年輕國家的獨特品質，而創新又在近代被視為古老中國的軟肋。當代中國的創新轉型問題也吸引了彭凱平的關注。「中國人如何培養出創新能力?為什麼我們在創新環境、創新機制方面做得不夠好?」

　　在彭凱平看來，這與中國的集體主義、等級意識、得理不饒人的道德心理非常強大不無關係。他說，21世紀的中國，我們的民族需要發展出一種寬恕精神，寬恕是心理上、道德上的理解，同時需要批評，但不是惡意爭鬥，而是尊重少數人的觀點和思想。這種基本的、民主的態度和氣度，是培養創新精神特別需要的文化環境。

　　「歸結到一點，中國正在崛起為一個大國，傳統文化如何作適應未來的創造性轉換，是當代中國心理學者亟需面對的一個挑戰。」彭凱平說。

　　測量你的「幸福」

　　「你幸福嗎?」

　　「我姓曾。」

　　這段無厘頭對話出現在2014年中央電視台《走基層百姓心聲》特別節目中。一名普通務工人員「神一樣的回復」一時走紅網路。

　　在央視關心公眾幸福問題的同時，各地政府也開始關注居民的「幸福感」，甚至將其作為政績之一，繼「和諧中國」之後，開始從政治高度談論「幸福中國」。

　　「這是一件好事，起碼讓大家覺得這是一個問題。」但幸福不是政府提倡就能獲得，彭凱平說，「幸福從來都不是給予的，幸福都是靠自己創造出來的。」

　　「幸福感是我們對自己狀態的理解，是一種價值判斷。」彭凱平表示，積極心理學研究在國外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對於「什麼是幸福，如何測量幸福」已有學術共識。

　　原美國伊利諾大學心理學家愛德華·迪納教授發明了「主觀幸福感量表」，用以測量人的幸福感。生物技術測量得到的催產素、多巴胺、五羥色胺等神經化學激素值，也可以作為幸福感的指標。美國賓州大學積極學研究中心曾提出，人的幸福狀態可以用700多個關鍵詞進行描述。

　　2013年，清華大學心理系參考賓州大學的語義分析方法，第一次用大數據測算中國城市幸福指數時發現，賓州大學的700多個狀態不足以描述中國人的幸福感。

　　「國人往往用行動來表達(情緒)，而不太習慣於描述自己的內心活動。這是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彭凱平舉例說，《紅樓夢》里賈寶玉與林黛玉之間絕對沒有動輒「我愛你」的話語，而是在一顰一笑之間，用細節和動作描述他們的感情。「所謂『幸福』，除了國際上的認識，我們要有中國的認識。」

　　「別不把心理學當科學」，彭凱平補充說，幸福的測量還有非文本的方法，比如生理的、神經化學的測量手段。現代心理學研究並不是講故事，講概念，而是要做一些實證研究，它的研究方法與自然科學並無本質區別。他說，心理學研究是要講證據，講邏輯，遵循科學方法，並且也採用技術手段進行實驗。比如，採用多種生理測量方法(如眼動、磁共振腦成像、腦電和心率等)，並藉助物理科學和數學方法，甚至藉助可穿戴設備等新科技產品，監測人類心理和認知活動。一些心理學研究院的實驗包括腦與認知科學、心理測量、生物反饋等，距離生物學非常近，幾乎可以算作是自然科學。

　　彭凱平介紹說，有心理學家發現，人的幸福感的形成，一部分取決於遺傳因素，大部分取決於後天因素。也就是說，有的人生下來就充滿「正能量」，有的人天生就容易沮喪，這似乎有點令人失望。但在後天因素中，外部環境和個人生活習性都會對心理起到作用。心理學家能夠做的，就是在生活習性的部分為人們提供幫助。

　　個人在後天可做的努力(也就是培養自己的幸福能力)有四個方面：積極認識自己的情緒(能夠敏銳地知曉自己情緒的體驗);發現不同情緒體驗的應對措施和方法(開心的時候怎麼做，不開心的時候怎麼做);解釋自己的情緒;調整情緒(主動創造積極情緒)。

　　從外部環境來看，一個社會如何使人們更有幸福感呢?這需要改善經濟條件、政治參與、社會保障、生態環境、社會公正、收入分配、公共安全等各個方面。從這個角度，彭凱平說，科學是一個合作的、大規模的事業，絕對不是某一個學科能夠完成的事情。「幸福是一個跨學科的領域，需要心理學家、生物學家、經濟學家等等做好各自的工作。」

　　「中國夢」的心理學挑戰

　　1931年，歷史學家詹姆斯·亞當斯(James Adams)在其著作《美國史詩》(The Epic of America)中寫道：「『美國夢』就是夢想中的這樣一片土地，在那上面每個人都可以活得更好，更富足，更圓滿，並且那些有能力或者成就的人總是充滿機會……這不僅僅是擁有汽車和高薪水的夢想，而是一個社會秩序，無論其出生時的情況或地點帶來怎樣的條件，都能使男人和婦女獲得充分的地位，他們每個人的潛力都能得到充分發揮，為他人所認可。」

　　與此同一年，美國的城市化水平超過50%，但整個社會被經濟大蕭條的陰霾所籠罩，「美國夢」適時出現，對應了一次更高的社會心態調整過程。

　　彭凱平表示，發生在美國社會的這一調整過程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60年代仍然表現出焦躁不安的特徵，而到了80年代，則被道德、人權、尊嚴所代替，社會心態趨於穩定。此時，美國已經迅速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經濟發展的同時，必然對應社會心理的調整。當前中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彭凱平說，2013年，中國城市化達到52%，「中國夢」開始提出，這與大半個世紀前美國的選擇相似。

　　彭凱平認為，夢想是人類心理發展的最高需求。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們對安全、和諧、尊嚴、知識、美麗、理想等更高層次的心理需求就需要得到滿足，整個社會需要在更高層面調整心態，需要有更高的理念召喚。

　　然而，與經濟高速發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相對滯後，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社會心理轉型面臨的挑戰不容忽視。

　　「中國的主流文化是崇尚平等的」，彭凱平說，從這樣的社會文化心理出發，就可以理解當前社會上因貧富差距較大而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現有的仇富心理的產生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這些富人發財的路徑不公開、不透明、不平等;二是他們富裕了以後不回饋社會，不帶動後富。」彭凱平解釋道。

　　除了建議在制度上創造公平的機會之外，彭凱平特別談到了中國慈善文化建設的必要性。「很多富豪並沒有受過慈善的教育，不知曉慈善的意義是什麼，價值是什麼，而往往認為做慈善是一種犧牲。慈善從來不是犧牲，其實是追求一種心靈的解放和更高尚的個人價值，這種心理學意義上的價值過去談得不多。」

　　與此同時，彭凱平還呼籲，社會也需要對公開做慈善的富人持一種寬容、積極、欣賞的態度，把富人作為社會的中堅力量來看待。「如果這個觀念和認識沒有形成，這個社會便不會追求成功、進步、善良和道德。」彭凱平說。

　　經濟崛起的同時，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日益複雜，而國民中表現出來的「受害者心態」「弱者心態」「陰謀心態」也讓彭凱平感到擔憂。

　　彭凱平表示，真正的自信來自內心的強大，相信自己的文化、人民和政府。在一個平等對話的心態中談論國家競爭、利益衝突、領土爭端等問題，才能創造性地解決問題。

　　而從社會管理的角度，彭凱平也希望能發展更加大氣、包容，與經濟水平相適應的管理文化和心理。他說，只有不以一己之私、一黨之私為目的，真正以人民的幸福為目標，允許人們有不同的態度、持有不同的意見，中國才能成為一個強國，真正走向世界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