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新譯：語言連接世界，思想創造未來

——為潘世強教授《道德經》譯本而作

《道德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潘世強教授僅用了五天時間，將《道德經》譯成了英文，（譯文首發價值中國網），這讓我非常吃驚！吃驚之後是由衷的敬佩和尊敬。據我所知，中國近代學貫中西的文化巨匠林語堂師，也用了近三年時間才完成了《道德經》的英譯。潘教授是我的父執輩，本書也是我們兩代人希望開展的一個宏大工程的開端：向世界介紹中國文化；在世界之中創新中國文化......

為這樣一本書寫推薦文章，真是一件很艱難的工作，因為潘世強師譯作的高度，也因為《道德經》的高度。但是，我還是決定遵潘教授囑寫出這篇文章，出於我對於中國文化的熱愛，更出於創新中國文化的歷史使命。——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思想，文化繼承很重要，文化創新同樣重要！21世紀是又一個思想「大軸心時代」的來臨，又一個各民族、各文明之間的思想大融合的時代。中國文化曾經引領世界數千年，自近代五百年開始衰落；21世紀開始大行其道的全球化進程，和中國最近幾十年的經濟起飛，使得中國又擁有了可以參與人類文化創新的大機遇。這一次，我們這代人應當有捨我其誰的信念、勇氣、和歷史使命感。

《道德經》是什麼？

「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經》是一部偉大的著作，已經影響了中國和世界2500年。《道德經》到底是什麼？我想談談一些個人的觀點。

《道德經》首先是方法論。偉大的辯證法思維和悖論思想。很大程度上，「思想是由思想方法決定的」，比如，東方的整體論和直覺領悟為主的思維方式誕生出了東方文化，而西方的還原論和理性分析為主的思維方式誕生出了西方文化。相比較以《論語》為代表的儒家思想，《道德經》有著更強烈和深刻的哲學思辨的意味。《道德經》的思想方法，如能在後世得到進一步發展，中華文明的基因中將更多地包括追求知識、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

「您認為猶太民族最可貴的品格是什麼？」，身為猶太人的愛因斯坦這樣回答：「為知識而追求知識！」；同時，這也是他拒絕出任以色列復國後的首任總統的一大理由。然而，古代中國的情形是，自漢初開始的「罷黜百度，獨尊儒術」的一元論思想專制，讓儒家之外的所有各家幾乎都夭折殆盡！——從觀點上，我並不反對孔子，但我強烈反對後世強加在孔子衣冠上的「獨尊式」的專制思想。更為痛心的是，2000多年前漢朝初年的「罷黜百家」，到了近1000年前的宋儒手中，變得更加變本加厲！什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麼「存天理、滅人慾」，居然都成為了「國家意識形態」[1]的道統和法統。宋儒們更規定了完全以儒家經典為唯一「教條」的「四書五經」[2]，這成為了當時代科舉考試的唯一欽定思想和言論，「讀書做官」也成為了讀書人唯一正確的人生出路！

《道德經》也是世界觀。從政治社會學角度討論，《道德經》蘊涵著中華民族幼年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思想。比如，「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又如，「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再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道德經》強調對長期價值（「道」）的踐行。[3]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這是《道德經》描述的不同人對於「道」的不同態度，強調的是對「道」的實踐；其實，孔子有更強烈的追求，《論語》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甚至說，「朝聞道，夕死可矣」。然而，歷史充滿了偶然性，董仲舒之流為自身利益而獻計的「儒家帝王術」，和帝王們的專制訴求一拍即合，禁錮了中華思想近兩千年！

《道德經》還是什麼？翁君奕教授的新觀點，是從管理學角度看，「多數學者認為《道德經》是一部哲學書，而我認為它還是一部戰略書」 ，筆者和翁老師交流時，記錄了翁教授研究《道德經》的幾個創新觀點：一、《道德經》中有邊際思維（理性思維）。二、中國文化更講「變」；而西方文化更講「不變」。所以，東方思維更強調整體論，西方思維更強調還原論。三、我們都認同，現在是一個東西方文化（人類文化其實是不可分的）重新融合的時代。四、「道是機遇，德是能力」（翁君奕）；「道是目標，德是價值」（林永青）……

對《道德經》的研究文獻，可謂汗牛充棟，有不少人是歷代名家。以上只是筆者個人的一些粗淺認識，不能窮盡各種角度，但我的觀念是，「無論大狗小狗，都有權利發出聲音」；而且每個時代的人，都有責任在前人基礎上貢獻出自己的創新思想。「人既使脆弱如蘆葦，也是一株會思想的蘆葦」[4]，後世之人如果不貢獻和創新自己的獨立思考，如果只能以儒家的思想為思想，那麼這2000多年的後世之人豈不是都白活了？

文化始於語言，文化在語言之中

自先秦以降2500多年，除了唐代創新印度佛學為中國禪宗、及明代王陽明從「心學」出發的「格物致知」之外，中國文化鮮有創新，這和我們的權威迷信大有關係。所有重要典籍都被尊奉為了「經書」，可以註解，不可逾越，創新更無從談起；而且，即使為經書做註解也被少有幾位成為官方權威的人所壟斷，比如被尊為孔子的孔丘、被尊為朱子的朱熹。這些註解作品被稱為「傳」。傳書只是解釋，沒有也不可以有「離經叛道」的討論，更談不上創新性或者批判性爭論。

但近代150年以來，特別是「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這些重大歷史事件中，湧現出一大批對中國文化的創新和近現代化做出重大貢獻的偉人，林則徐、嚴復、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胡適、魯迅……爛若星辰，這是自先秦「百家爭鳴」2500年後，規模最大的一次思想大解放！評價這些偉人，當代著名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學者李澤厚先生曾言，近代中國，思想界第一人當屬魯迅[5]。李先生是從個人思想的深刻程度來評判的；然而，我認為，對近現代中國文化的創新貢獻最大的人，當屬胡適。——因為他提倡、並且成功完成了白話文運動。稱譽有二：其一、多數學者認為白話文的普及，讓全民有了受教育的機會。教育的「平民化」，很好！其二、多數學者沒有意識到的是，白話文為中國文化注入了科學精神！相比較文言，白話文更加的準確、具體、容易傳播。這讓中國文化的「科學化」成為了可能！這樣，資訊理論和知識論所要求的信息和知識的編碼、存儲、傳播，都因為白話文的出現而成為可能。然後，才有了所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在中國的創造和應用……如果說，魯迅啟蒙了部分近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深度，而胡適則在20世紀，為整個中國文化帶來了一個革命性的文化工具和思想工具！

這就是語言的巨大力量和巨大價值！——「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莫能臣。」（《道德經32章》：The Way is always nameless and of simple quality. Though small and invisible, nothing under heaven can make it subservient. ）——這是潘老師精湛、厚朴的譯文，「信、達、雅」（林紓語）是這篇美文的最好讚詞。譯文準確地表達了一種厚重、樸素、和智慧的中華文化精神。對於語言，我堅持說，「語言不只一扇開向世界的窗口，語言本身就是一個世界」。21世紀，人類對人工智慧機器的研究表明：機器產生智能，從哲學上講，需要三個條件：「存儲、連接、計算」[6]，而對於思想的創造來說，語言恰恰承擔了這三項功能，語言本身是一個自組織和自足的思想世界。——今天的例證。互聯網啟蒙人物、MIT媒體實驗室主任尼格羅龐蒂認為：「內容是接受者從模型中演繹出來的東西...建模、發送、然後由接收者來填充細節」；諾貝爾獎得主、生理學家埃德爾曼（G.M. Edelman）也認為「意識是由物質，通過某種結構和傳導機制產生的」……筆者因此堅持認為，語言就是思想的模型；語言也是思想的「物質」……

更多例證。——19世紀政治經濟學家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20世紀管理學家德魯克認為，「沒有欠發達社會，只有欠管理社會」……那麼，政治也罷、經濟也罷、管理也罷，最後的根基其實都是文化；而文化的載體就是語言，文化因此不能脫離語言而獨存。就像「魚只有到了岸上，才感覺到水的存在」，我們甚至可以認為，語言本身就是文化，這也是中國文化對「文史哲」不作區分的一個充分理由。——比如，《道德經》中所說「反者道之動」；中文中一個「反」字，可以有多重內涵：相反-opposite；循環（通「返」）- cyclic；重複- repetitive；相對-relative……等等，涉及到翻譯成另一種語言、另一個文化世界時，就徒然生出了許多的困難和意趣……從解釋學角度看，文化的理解高度依賴於語境(context)的呈現，因此，除了「經文」的翻譯，「傳書」的翻譯，以及各類討論、批評的互譯，就顯得尤為重要。

結語：大幕剛剛拉開……

公元前6世紀，佛陀有云：「今天的思想，就是明天的世界」，而我們在思想創造之前，需要依賴的是語言；20世紀的美國「構造主義」哲學家們也堅稱：「世界是被構造的，而不是被發現的」[7]，那麼，如何構造呢？還是通過思想和語言！……

《道德經》等經典及其當代評述的譯作，對中國、對世界，都意義深遠！——從文化傳播、文化交流，進而文化融合，乃至文化創新；另一方面，「問道德者不計功名，問功名者不計利祿」[8]，這也使我們看到了潘老師以古稀之年而貢獻殊勝的深層情懷！而且潘老師和我們幾位後生有約，還準備翻譯、或主持翻譯更多針對經典的現代評述文章——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所有的文化也都是當代文化——準備將更多當代中國學人對於中國文化、中國哲學的深入思考、辯論、甚至批評，向世界傳播！我們認同新儒家代表人物馮友蘭師的態度，對於中國文化，要「接著講」，而不能只是「照著講」……

[1] 就社會治理而言，「國家意識形態」是否是必須的？或者，政府依法行政就很好？

[2] 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同理，我並不反對「四書五經」，但我極端反對一個泱泱大國的國民，被規定只能以這九本書為正統思想。

[3]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為公共利益而謀，是個複雜問題。既涉及個人道德，也涉及國家制度，不只是本文所談及的原因。另文討論。

[4] 《思想錄》，[法國] 帕斯卡爾，1670年

[5] 《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李澤厚，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

[6] 《失控》，美國《連線》雜誌總編輯，凱文-凱利

[7] 《構造世界的多種方式》，[美國]納爾遜-古德曼，上海譯文出版社

[8] 王守仁（1472-1529），字陽明，明代思想家、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