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三種國家敘事（下）｜泰德·麥卡利斯特

07-15

按：作者泰德·麥卡利斯特（Ted McAllister），美國保守主義學者，現執教於佩珀代因大學。本文譯自保守主義網站柯克中心，英文原文見文末下方的「閱讀原文」。上文（美國的三種國家敘事（上）｜泰德·麥卡利斯特）講述了美國的兩種敘事，分別是自由主義敘事和激進主義敘事，麥卡利斯特在本文講述了美國的第三種敘事，即保守主義敘事，並對三種敘事做了點評。小編以為，他的分析很有深度，也頗有啟發性，值得鄭重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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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守主義敘事

儘管自由主義敘事和激進主義敘事都把平等當做好東西（雖然定義不同），保守主義敘事講述的則是平等的危險。其他兩種敘事都關注抽象的普世理念，與它們不同，保守主義敘事著眼於情境化的善（contextualized goods）。具體來說，保守主義敘事設法保護兩種相互關聯的事物：地方性自由（local liberties）和憲法秩序（Constitutional order）。保守主義敘事所講述的是，（美國）不同的族裔（a patchwork of peoples）藉著共有的歷史、世代互惠所結下感情紐帶聯繫起來。因此，這種敘事並不強調抽象個體的權利，它也不承認抽象個人的自由。

保守主義者反對基於對「自然狀態」的思辨來建構任何的人類認同。相反，他們認識到，個人是被文化、家庭、經驗塑造成為一個獨特卻又負有義務的個人。他在擁有權利的同時也負有義務；她之所以有自由，為的是行善。本著對人性的這種理解，保守主義的敘事始於，英國人將一種文化（或者說是眾多亞文化）帶到一個新環境。隨後發展出的社會與文化秩序，意味著舊形式對新環境的適應。在各個殖民地，這些英國人以不同的方式適應新環境，但是他們每個群體都擁有大量自由，他們自己所在的社會不受任何中央權威的管制。他們所保留的主要是英國人的權利——他們認為這些權利源於他們民族悠久的歷史，他們的文化讓他們有資格行使這些權利。英王和議會試圖挑戰他們繼承而來的權利，這迫使他們適時地發起「革命」，以維護他們的各項權利與社會秩序。弔詭的是，美國人不得不訴諸於一場革命以維護他們的現有秩序，使其免遭富有革新精神（innovative）的中央權威的荼毒。（注釋：在保守主義政治話語中，革新精神向來不是一個好詞）

在這種敘事中，《獨立宣言》的主旨並不體現在傑斐遜在開篇處的洛克式抽象概念，而是體現在傑斐遜在文件主體部分列出的各項濫權行為。它們證明了這次革命實則是一場回應——回應那個富有革新精神的英王和議會的濫權。雖然革命的理由很保守，但是美國人發覺，他們的任務是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安排以保留他們現有的社會秩序和文化秩序。隨後產生的美國憲法是一個有益的平衡，它既建立了維持秩序的政治手段，又保護了諸州和各地方的自由。美國憲法不僅僅建立了一套嚴格限制美國政府許可權的聯邦制度，還提供了一系列限制民眾權力的制衡手段。

注釋：馮克利的《傳統與權利：<獨立宣言>再解讀》，從英國普通法（而非自然權利）的角度對《獨立宣言》做了保守主義解讀，和本文有異曲同工之妙。

從一開始，（憲法）最大的挑戰便是保護「自由」免受民眾「平等」訴求的侵害。法國大革命觸目驚心地證明，隨著人民這個君王（King Demos）掌權，隨著它嫉妒各種特權、各種傳統、各種習俗，結果是什麼？結果是暴政與平等攜手並進。美國人在維持自由和秩序的微妙平衡方面，在世界史上是最成功的。

在歐洲扭曲自己的偉大文化傳統後，是美國挽救了西方文明。不過，事態依然朝糟糕的方向發展。第一個可見的衰敗跡象源自民主西方的興起，以及缺乏教養粗俗無比的安德魯·傑克遜當選總統。此外，美國最嚴重的道德難題——奴隸制——讓美國經歷了最黑暗的時刻。然而，切除政治機體上的奴隸制毒瘤，也重創了（毒瘤）周圍的良性組織。北方的勝利也意味著南方文化的毀滅——恰恰是南方（文化）提供了對貪婪的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通常是民主文化的一部分）的重要制衡。隨之而來的工業家的重大勝利，對美國秩序的文化衝擊非常巨大，它將個人權利提升到公共責任之上，將貪婪這種人類的激情從文化束縛中釋放出來。

而且，在憲法層面，這個國家也受到侵害。《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通過，有效地摧毀了聯邦制，它將各州綁定在聯邦政府上，此後，對集權政府所代表的人民的至尊權力已無任何有效制衡。隨後的修憲，更不必說對憲法的種種解讀，進一步提高了聯邦政府的地位，催生了對更普遍平等的狂熱，在強調個人的同時損害了共同體。實際上，建國之初所確立的平衡遭受重大挑戰，這種挑戰日益升級為對所有中間性機構的攻擊——這類攻擊在20世紀愈演愈烈。家庭、教會、聯盟、志願協會、地方共同體，都受到了聯邦政府的衝擊。到20世紀行將結束之時，個人或多或少地開始直面聯邦政府，找不到任何可以抵擋中央政府權力的庇護機構。

在保守主義的敘事中，20世紀的歷次戰爭佔有「重要地位」。「一戰」表明了運用聯邦政府解決重大問題的效力。羅斯福將「新政」當作一種新形的戰爭，他向國會懇求那種權力——即可以像在真正戰爭期間調動國家資源的權力。「二戰」進一步將美國人的生活中央集權化，它教導公民把聯邦政府看作在世界上行善的主要力量。「冷戰」則讓美國在和平時期維持了戰爭狀態，同時也保留了聯邦政府的權力與許可權。從那時起，我們發起了對貧困、對犯罪、對暴力、對幾乎所有困擾我們國家的社會與經濟問題的戰爭。總得來說，戰爭與戰爭的比喻進一步強化了政府集權，並削弱了地方自由和社區的完整。

參見：美國政府的「向貧困宣戰」為何會失敗？｜詹姆斯·潘恩

不過，美國秩序的問題並不僅僅是民主的人民（a democratic people）通過中央集權政府行使權力的結果。資本主義日益增長的權力，和隨之而來的消費主義逐漸促成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是極端進步主義的、個人主義的、權利本位的，並且仇視任何約束性的傳統。個人戰勝了具體的人（The individual has triumphed over the person）。個人迷失在大眾文化里，成為一個無根的、抽象的原子。相反，與眾不同的人（The distinctive person）則是制度、習慣和風俗等複雜背景共同作用的產物。對權利的病態迷戀消除了對義務的關切，對舒適和享樂的鐘愛，消除了獲得真正幸福的方法。

保守主義敘事強調根基的重要性、強調義務的重要性、強調從特定情境之中產生的自由的重要性，而這指向了某些更大的善（some larger good）。如果你信奉這個敘事，你可能會看重「回歸」（上帝）的召喚（the call to Return），你可能會強調從個人局限的生活當中脫身，以及有必要承認個人虧欠那些已經逝去的和還未出生之人。（注釋：至少從柏克起，保守主義便強調一種有機體的社會觀，即社會是活著的人、死去的人和尚未出生的人的夥伴關係，而非原子化個體的聚合物）這個敘事會讓人擔心這個如此沉迷於行政許可的社會秩序。這個人可能會試圖復活那些既可以制約聯邦政府又可以為人的健全發展提供豐富的文化情境的制度機構。保守主義敘事呼籲人感恩而非反叛——呼籲人保持虔敬而非追求賦權。

嗯，以上便是這三種敘事——每一種都是我所聽到和讀到的敘事的簡本。現在，讓我簡略地陳述它們的重要性。一種溫和版本的激進主義敘事主導了美國高校的教科書市場，它反映了最多產和最富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的觀點。這些史學家做了很有價值的工作，揭示了之前為人忽視的歷史，並提醒我們權力與財富時常會誘發不良動機。但是，這種敘事至少存在兩方面問題。首先，它對人類和歷史的的解讀是簡單化的。它想當然地認為剝削是所有形式的不平等的必要組成部分，同時它似乎忽略了其他關係與動機。其次，這種敘事教導我們質疑所有的權威，並認為不時的變革與騷亂是必要的。它沒有給信任乃至友愛留下空間，而且往往驅使人相互對立——團體對抗團體，階級對抗階級。（注釋：美國當前的「Black Lives Matter」是一種典型的激進主義敘事）。

自由主義敘事的根基較為深厚，我們可以從早期信奉友愛的史學家（phileo-pietistic historians）那裡看到這種敘事的某些版本。但是，這種歷史版本最熱忱的辯護者要數那些所謂的「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ves）」。自由主義敘事確實有重要價值，因為它將我們的國家理解為一系列理念——他們認為，在這些理念的引領下，形形色色的人群組成了我們這個多元文化國家，這個表述是正確的。在它看來，我們雖然有差異，但我們一直信奉一些共同的原則。這些原則被稱作「美國夢」或是「美國方式」，但其實它們只是一系列關乎自然權利與平等觀念的簡單原則。我認為，這個敘事的問題在於它強化了民主最危險的元素——個人主義與異化的傾向。自由主義者的敘事不太強調人類的需求。換句話說，這種美國認同的敘事不能將人從他們自身的關切中轉移開來，參與到共同體與各類組織當中，而這些後者賦予了人們歸屬感和意義。這種史觀歸根結底還是太非歷史化了（ahistorical）。它過分關注現在，斬斷了我們與先輩和後人之間的紐帶。

如你所想的那樣，本人贊同保守主義敘事。在我看來，這種敘事不僅更好地解釋了我們國家的歷史，同時還運用了更為豐富、更現實的人類學觀點。人類並非抽象個人的總和，而是情境中的人民（contextualized people），而且當生活在豐富的間隙（interstices of rich）和半自治的機構中時，他們會生活得更好。我們的生命不僅僅是我們自己的——同時也屬於他人。我們應該理解，我們不僅屬於一個根基深厚、豐富且複雜的文化，同時也應該明白我們屬於一個我們並沒有講述的故事——這個故事既有世俗的也有上帝的意義。

不是說，保守主義敘事沒有重大缺陷或張力。事實上，它缺少資源以便構建完美且特色鮮明的理想或道德原則，這個故事的敘事者還發現為了使它具有連貫性，他們必須為各種近乎無法辯護的生活方式與道德習慣做辯護。而且，保守主義敘事的複雜性，使得保守主義者所希望傳達的原則，很難被這些世代接受，他們已經習慣了二元論或另類的基本道德（basic moral alternatives）。此外，比起其他兩種敘事，保守主義敘事更需要創造神話（myth-making）——即運用史料去神化某些深層信息，如果一個人膚淺地看待歷史證據，他將無法發現這些深層信息。如果想要講述美國的保守主義敘事，就必須用一種更為神話詩意（mythopoetic）的生活觀，並且試著與那些想像力不足的人（他們的想像力尚未被文學、詩歌和神話形塑）溝通。

在我看來，以上三種敘事的受歡迎程度是依次遞減的。我相信一個國家對自身歷史的理解，將會決定它對未來的選擇，所以，美國對歷史解釋方式的爭奪意義重大。至於保守主義敘事，我希望它能對其他兩種敘事構成有力的且有益的制衡，但是，我並不認為它能成為主流敘事。（注釋：保守主義的複雜性，使其很難歸結為一套動聽的口號或簡明的教義，所以，它不具備大規模傳播的可能。這也是作者雖然贊同保守主義敘事，卻認為它不大可能成為主流敘事的原因）如果激進主義敘事——它的各種版本正在學校里傳授——成為主流，那麼，美國將成為一個截然不同的國家，我們一覺醒來會發現一個全新的過去。自由主義敘事目前是最強勢的，也最能引起美國人的共鳴。儘管它有諸多缺陷，但是我們有理由希望它仍然是主流史觀。然而，如果自由主義敘事的支持者不能從其他兩種敘事中汲取營養，如果不能培育出一系列強勁的證實種種美國形象和理想（這些理想暗示了經濟和政治權力的危險，以及一個強健的共同體的必要）真實性的方式，那麼，自由主義敘事將不再會是主流。

（終）

附：麥卡利斯特的這篇文字出自2014年的一場演講。事實上，從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極化」政治中，我們可以看出不同敘事的爭戰，希拉里所打的「族群」牌、「性別政治」牌，顯然是一種偏激進主義的敘事，特朗普所主張的「美國優先」則帶有明顯的保守主義色彩。當時，知名主編、政論家奧沙利文也看出了兩種敘事之間的衝突（他稱為新美國vs老美國）。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出，麥卡利斯特還是很有預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