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觀念就是改變世界

　　周濂: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著有《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等。

　　《中歐商業評論》(以下簡稱CBR)：作為政治哲學的研究者，你提出「觀念可以改變世界」，歷史上不同的哲學觀念對世界都發生過怎樣的作用?

　　周濂：改變觀念等於改變世界，這個「等號」有時會畫得很漫長、曲折，但我們還是能夠在人類歷史上找到一些案例來證明，有時候「等號」也是比較短的。比如法國大革 命，據說路易十六被關在巴士底獄時讀了盧梭和伏爾泰的書，認為是這兩個人打敗了他。啟蒙運動時期，人類觀念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從經濟、社會、政治到科學，都是對舊有世界觀的徹底改造。

　　中國的土改時期也是這樣，發動群眾鬥地主。一旦被改變了觀念，被植入剝削、壓迫的意識，人們會用一種全新眼光去看待自己跟地主之間的關係，激發出心中強大的憤恨心。所以，人類政治思想史中，很多觀念都是通過政治哲學甚至政治宣傳等一系列的意識形態活動而建構起來的。當你建構起一個成體系的、內在一致的世界觀之後，世界也會因此而發生改變。

　　CBR：怎樣看待這種改變?你舉的兩個例子，人們秉持的儘管是自由、平等、權利，但都蘊含了很大的破壞性。

　　周濂：觀念對世界的影響並不是單純的破壞。美國革 命的導火索是認為英國宗主國沒有權力在殖民地徵稅。很多歷史學家研究認為，稅收對當地居民的生活影響其實並不那麼大，但他們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不經我允許就徵稅是對我權利的侵犯。這種觀念對世界的影響非常大，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有著權力監督制衡的憲政國家。

　　CBR：但也有觀點認為，引發英美革 命的是人們從實際利益(如稅收爭論)出發的行為，恰恰是這種利益權衡與計算的商人思維賦予革 命妥協精神，從而保證了革 命成果的鞏固。而你比較強調當時主要爭奪的是一種觀念價值?

　　周濂：兩者都有。在任何一種社會運動中，不可能只追求利益沒有價值，也不可能只追求價值而沒有利益，兩者肯定是始終糾纏在一起的。除了分量的輕重之外，更重要的區別是你在追求什麼樣的價值，這個價值本身可能會影響整個社會變革的質量。比如啟蒙運動的核心價值是自由、平等、博愛，但法國革 命、美國革 命、英國革 命之間存在細微的差別。法國革 命初期是追求自由的，後來平等的概念壓過了自由，以至於羅伯斯庇爾在即將面臨失敗的時候，非常痛心地說 「我們曾經有過以自由立國的機會，但我們喪失了這個機會」。一旦這種掃蕩一切的平等意識被蠱惑，或者是裹挾了大眾運動的時候，就會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

　　相比之下，以追求個人自由為宗旨的美國革 命就更加和風細雨，沒有那麼大的破壞性。英國宗主國也是一個自由法制傳統非常強的國家，對於平等並不是那麼看重，他們有一個由來已久的秩序或等級觀念。等級觀念可能基於一些錯誤的理由，固然是需要去質疑的，但如果以一種暴風驟雨的方式去改造等級觀念，改造社會秩序，也會造成極具破壞性的後果，比如對基本人權的肆意踐踏。

　　「裝睡」沒有好結局

　　「當前制度下，依然還有很多空間讓企業家去逐利，利益的誘惑也使他們裝睡。但這種思維方式一定不會導致好結果。」

　　CBR：你一直認為把哲學思考融入日常生活和公共政治很重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普通人本就沒有一個完整的哲學背景和系統修養，民主政治生活也遠未建立，哪裡有把哲學思維融入生活的好方法呢?

　　周濂：我對理論指導生活的說法特別不認可，這麼說好像是理論跟生活是脫節的，需要找到兩者之間的橋樑。我覺得原初的哲學思考是從生活出發，慢慢地抽延出理論。而理論的正確與否，又不斷受到生活的反作用、反制約，然後去校正和平衡。

　　即使是探討非常私密性的話題，比如你喜歡上一個女孩。雖然旁人覺得她並不適合你，但你可以反駁說我覺得很幸福啊，也許你理解的幸福跟我理解的幸福是不一樣的，這很容易從一階的日常生活上升到二階的哲學反思。幸福的定義不是書本上的抽象概念，它跟我們的具體生活處境和經驗掛鉤。也許我們無法就幸福達成一致的意見，但可以對幸福的理解進行溝通和交流，並且達成某一程度的共識。

　　在這個意義上，哲學思考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世界、理解自我、理解我和他人之間的差異。哲學並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我們面臨的各種問題，但換一個角度我又會說，這種思想上的解套其實是很有幫助的，因為我們始終是反思性的動物，只有當我們知其所以然的時候，才真正地理解了這個世界。

　　比如說現在普遍的仇富、仇官心理，表現為不分青紅皂白地進行錯誤的歸因。只要哪個人開著寶馬車，就說他是貪污腐 敗來的，就說他是官二代或富二代。但凡看到他人的狀態比自己好就很不爽，並且會把對方處在更優狀態的原因歸結於制度本身，而這種歸因缺乏細緻的分析與理性的判斷。這種不爽的背後，有哪些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的根基和原由?普通人不會非常仔細地去釐清。如果每個人都能做那麼一點點的哲學反思，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去定位自我和定位這個社會，找到問題的解決途徑——當然不能保證完全能解決這些問題。

　　按照托克維爾的說法，現代社會一個最基本的特點是因為民主和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極大程度地激發了每個人的嫉妒心理。在一個綿延了幾千年的等級社會中，我們會把一些不平等視為理所當然。而一旦平等深入人心，嫉妒心會無限地放大，而且因為這種嫉妒心受到了社會觀念的塑造和合法化，人們變得更加理直氣壯。

　　CBR：有沒有好的解決辦法?

　　周濂：這是一個整體性的問題，有文化心理的問題，有社會制度的問題。中國的問題從來都是這樣的，你不可能從某一個角度就一勞永逸地解決它。我現在能做的，只是從一個哲學學者的立場給出我的診斷，提倡一種理性的思維方式。作為政治哲學研究者，我還會強調說，一個更為理想的、也更具可行性的政治制度是什麼，它可能會對公民美德造成什麼樣的積極影響。但與此同時，社會中的其他角色，例如商業領域的成功人士，其實更應該有這樣的眼光和視野，承擔起自己該承擔的責任，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一些。

　　CBR：你對目前企業家承擔的社會責任方面，有怎樣的評價?

　　周濂：不好用評價的說法。在一個商業社會中，企業家對於社會的走向和人心走向的作用越來越大，只是他們有時候並不自知。因為現在整個社會的組織結構、運行的基本規律，都是以商業為核心法則展開的，從教育到福利，再到各種文化、藝術，都被商業化大潮所裹挾，背後都是商業規律在起作用。在這樣的時刻，企業家和商人團體其實應該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應該有一個更高的視野，去考慮社會和國家的問題，承擔起一些比如促進位度完善、培養國民風範等責任。雖然在中國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政治環境當中，企業家始終受到限制，但社會活動提升的空間仍很大。這個空間並不是由執政者賜予的，而要由他們主動去爭取，就看主動性有多大，責任感有多大。

　　現在知識分子越來越邊緣化了，而民眾的力量始終是有限的、非組織化的，企業家完全有可能成為一股重要的社會力量。每個人都有形而上學的衝動和訴求，尤其是企業家們，在現世社會已經滿足了他們的物質需求之後，一定會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已有的文化心理積澱，使這個群體很自然地去唐詩宋詞或者老莊哲學中尋找心靈的歸宿。但他們對歷史的反思、對社會的關懷還很缺失，這種缺失既有企業家視野上的狹隘，也有外在的政治、歷史的原因。

　　CBR：你的新書中講到裝睡的人是無法叫醒的，不妨結合中國企業家的實際情況，解釋一下裝睡的原因以及這種思維的危害?

　　周濂：企業家群體假使有類似思維，在某種意義上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很多人的第一桶金都帶有原罪，而這個原罪其實是捏在當權者手中的。在這個意義上，很多企業家當然要選擇裝睡。另外，當前制度下依然還有很多空間讓企業家去逐利，利益的誘惑也使他們裝睡。但這種思維方式一定不會導致好結果。例如「擊鼓傳炸彈」這個遊戲，大家裝作定時炸彈不存在，但事實上心裡又隱隱地擔憂。

　　現在我身邊的很多朋友，不僅是企業家，還包括那些有所成就的知識分子紛紛出國。精英階層出走，社會中堅力量就可能被抽空。未來歸根到底要依賴於觀念的改變。

　　理性是激情的奴隸嗎

　　「我不否認利益博弈的重要性，但利益博弈依然是在利益的邏輯當中，它是不夠的。」

　　CBR：當前很多人對公平正義的道德追求讓位於實際利益，這種情況下，道德觀念能發生什麼作用呢?

　　周濂：改變當然會很艱難，通過道德的說教去改變他們是非常困難的。勸說是權宜之計。只要他們認為自己還能夠控制秩序，就不會真正地關心公平正義。我不知道是通過道德的、宗教的，還是文化習俗的方式，去慢慢培養他們的責任意識。這一定不是純粹基於利益的考慮，而是基於人和人之間相互的尊重、關懷的考慮。其實資本主義有自身的邏輯，但這個邏輯如果不受約束，比如馬克斯·韋伯說的那種新教倫 理的約束，它也會成為一個非常恐 怖的力量。我們今天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剎車機制。

　　CBR：對待社會變革的問題，有這樣兩種思考方式的對立：有人覺得利益的博弈更重要，而你認為依賴觀念的改變更重要?

　　周濂：我不否認利益博弈的重要性，但利益博弈依然是在利益的邏輯當中，這是不夠的。觀念的培養和引入，雖然是一個見效緩慢的過程，但這也是一個最根本的過程。天地改變了，如果人心還是那樣的人心，我覺得沒有太大意思。人類世界其實是一個綜合體，不僅有經濟的、市場的東西，也有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各種層級的東西。只有當各種層級的東西以一種和諧、平衡的方式互相制約時才是一個好的狀態。

　　CBR：在歷史發展中起關鍵作用的因素，究竟是知識分子製造出來的理論和觀念，還是人類的自利動機和原始情感?有的學者認為人類歷史產生重大飛躍，都是源自非理性的東西，當然也包括宗教，你怎麼看?

　　周濂：說知識分子製造理論和觀念不是很恰當，很難想像一個哲學家能夠憑空製造出一個觀念。觀念一定是對社會經驗的總結和歸納。說到非理性的推動，休謨有一個比較典型的觀點：理性其實是激情的奴隸，激情才是真正的人類行動的推動者。慾望也好、偏好也罷，也都會對理性構成負面影響，尤其是在思考人類制度的時候，要儘可能摒棄這些因素對於理性的干擾和影響。羅爾斯在構想正義論的時候也是這麼考慮的。

　　聚焦到企業管理上也是如此。西方的管理理念強調規則的設計，但真正卓越的企業，文化中一定有能夠凝聚員工的感情性因素，一定能給員工提供某種認同感、歸屬感。當企業發展得比較平穩、規模比較大的時候，追求一種理性的規範化，而一旦需要決定性的突破，比如創業階段的企業，或者像蘋果公司的創新，則需要有很多激情的調動才會促使突破性的東西誕生。理性可能解決的是平穩長遠發展的議題，但重大的飛躍，也可能超越了人類理智控制的範疇。

　　哲學裡有一種說法叫理性的直觀，強調直觀和洞察力的作用。一些偉大的科學重大發現，似乎都是基於很任意的一種機緣，但機緣本身要依靠長期修鍊或磨鍊才能獲得的洞察力。理性和激情，我更希望達到一種平衡。一種充沛的激情，對於經驗的複雜性的把握和關懷，輔以一種冷靜的、客觀的理性。任何因素一旦獨大，一定會造成破壞性的後果，無論這個因素本身多麼好，不受約束的任何東西都是可怕的，國家、市場、個人，包括權利、自由、平等，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