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收受禮金罪」的發展歷程

來源於「中國青年網」

近日，有媒體報道相關部門正在調研，準備修改受賄罪中的相關條款。目前對於條款的修改還沒有定論，且存在爭議。

　　多位法律專家認為，1997年刑法中關於受賄罪的規定已經滯後，其中「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受賄罪的構成要件實際上給很多腐敗行為開了「綠燈」，因此專家建議修改法律，設立「非法收受禮金罪」，加強預防和打擊腐敗的力度。

　　兩張皮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2012年12月6日至2014年4月11日公布的65起案件中，超過7成的落馬官員有受賄行為。

　　受賄罪成為了落馬官員涉及最多的罪名，也是多年來刑法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現行的1997年《刑法》規定，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

　　這意味著，除了「索賄」之外，其他的必須要有「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條件才構成受賄罪。

　　有學者認為，此規定不但嚴重滯後，而且往往成為部分官員為己辯護的「免死金牌」。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在受賄罪的認定上都沒把「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構成要件。

　　1979年《刑法》對賄賂犯罪的規定是比較嚴格。其中第185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賄賂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贓款、贓物沒收，公款、公物追還。並未將「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犯罪構成要件。

　　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補充規定》規定：「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將「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收受他人財物構成受賄罪的必要條件。

　　「為他人謀取利益」到底是受賄罪的主觀要件還是客觀要件，則一直是刑法理論界、司法界爭論不休的問題。

　　但是，司法實踐中早已突破了此規定。在實踐中，只要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了他人財物，就以受賄罪處理。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正當，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實現，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

　　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發了「《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以下簡稱《紀要》）（法[2003]167號），其中對「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認定標準做出了規定。

　　為他人謀取利益包括承諾、實施和實現三個階段的行為。只要具有其中一個階段的行為，如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時，根據他人提出的具體請託事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體請託事項而收受其財物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

　　設立「非法收受禮金罪」？

　　主張取消的觀點認為，根據我國已加入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並未包括「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件，這一規定給我國預防和打擊腐敗帶來不利影響。

　　對此問題，劉仁文認為，可以對受賄罪的構成要件中的「為他人謀取利益」做一些修改，但是，不宜完全取消，否則可能將一些正常人情往來也變成犯罪行為。

　　目前我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和司法解釋都對賄賂犯罪中的「財物」做了擴大解釋，即「財物」不僅限於財物，還包括財產、物品以外的可以直接用貨幣計算的財產性利益。

　　如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聯合發布的《關於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將收受「乾股」作為受賄行為的一種。

　　即便將「財物」擴大解釋至財產性利益，仍然難以應對新的賄賂方式，如索取或者收受性賄賂、安排升學就業、提升職務等，這一類賄賂方式側重於滿足人的需求和慾望，如果將此類非財產性利益也擴大解釋為「財物」的一種，則顯然超出了「財物」的通常含義。

　　為此，劉仁文建議，借鑒《公約》中「不正當好處」的規定，將我國《刑法》第385條的受賄罪相應修改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不正當好處，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

　　將第389條的行賄罪規定修改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不正當好處的，是行賄罪。」通過上述立法完善，將性賄賂、安排升學就業、提升職務等作為受賄犯罪的犯罪對象，由法官在司法實踐中依照具體情節認定是否構成「不正當好處」。

　　刑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教授介紹，在司法實踐中，官員收取大額禮金，送禮者雖然沒有明確請託事項的情況下，只要送禮者和收禮者存在職務上的管理關係，就可以認定為是受賄罪。比如，下級過年時給上級送慰問金，煤老闆給安監局的領導送禮。

　　也有學者擔心，將所有收取禮金的行為都視為受賄，可能造成打擊範圍擴大，將一些正常「禮尚往來」的行為入罪，過於苛刻。

　　對此問題，劉仁文建議，可以在刑法中新設非法收受禮金罪，對於官員單純收受大額禮金的行為進行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