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

錢穆（1895—1990年），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江蘇無錫人，歷史學家，國學大師。曾任新亞書院院長。1928年，錢穆的妻子鄒氏、新生嬰兒及兄長錢聲一先後逝世。錢穆在接連失去三位親人後開始關注養生，他說：「人生不壽，乃一大罪惡」，於是於日常生活中注重起居規律和鍛煉，強化生存意識，欲掙脫命運的「劫數」。 錢穆自幼吸煙，後來在小學任教，課本有勸戒煙一節，他自忖：自己嗜煙，何以教學生，遂決然戒之，後數十年不吸。接近錢穆的人說他無論做何事均「能提得起，放得下，灑落自在，不為物累」。　　燕大當年發通知多用英文。有一次錢穆接到一份水電費繳費通知，上面全是英文。當時水電費須按月繳，因他英語不好，接到英文通知很氣憤，乾脆不繳，年底學校來人問他收到通知沒有，他說收到了。來人又問：為何不按月繳費？錢穆憤然回答：吾乃國文教師，不必識英文，何以在中國學校發英文通知？對方一時啞然。　　錢穆堅持己見，從不隱瞞自己觀點。一次講上古史時，錢穆說：「事有可疑，不專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處。比如有人姓錢，此錢姓便屬古，沒有可疑。近來有人卻不姓錢，改姓『疑古』，這是什麼道理！」這是諷刺錢玄同「疑古玄同」的別號。有人告訴他主張疑古的北大名教授錢玄同的公子就在班上，讓他講課時注意一點，別引起麻煩，但他並不迴避，仍當眾聲稱「若言疑古，將無可言」。不久，錢穆和錢玄同在一個宴會上碰面，錢玄同說：「我兒子很相信你的話，不聽我的！」　　1941年夏，錢穆回鄉省親。他的老師呂思勉邀其回母校常州第五中學講演，錢穆恭敬從命,錢穆在昔日老師面前仍句句以學生自居。他諄諄告誡那些年輕的校友：「此為學校四十年前一老師長，帶領其四十年前一老學生，命其在此演講。房屋建築物質方面已大變，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對老師生，則情緒如昨，照樣在諸君之目前。此誠在學校歷史上一稀遘難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學生之講辭，乃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師長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講辭，深望在場四十年後之新學生記取，亦渴望在場四十年之老師長教正。學校百年樹人，其精神即在此。」　　初到香港，錢穆擔任「新亞書院」的院長，積極辦校的錢穆自奉簡樸，創校時棲身在簡陋的新亞校舍中；日後搬到貧民區的鑽石山，賃屋而居，每天搭巴士到學校；後又搬到偏遠鄉村沙田西靈寺旁，仍舊每天搭巴士、火車上課，從未向校方申請公費補助。　　1960年1月，時任新亞書院校長的錢穆，應美國耶魯大學東方學系邀請講學半年，並獲耶魯大學頒贈名譽博士學位。一生未上大學的錢穆，不願浮誇穿戴禮服方帽，在頒贈典禮上依舊穿著普通衣服出席，以強調他是以普通人的身分接受榮譽學位的頭銜而已。　　錢穆的《國史大綱》出版後，遭到國民政府的審查刁難，要求錢穆更改對太平天國的評價後始得付印。錢穆堅持不改，以致拖了半年才出版。　　台灣孔孟學會曾邀錢穆撰寫《孔子傳述》一書。錢穆一改常人寫作生平歷史的習慣，從各項孔子行述學說的疑義著手，成一家之言，並堅持《易經》非孔子所著的史學論點。這讓孔孟學會大為不滿，要求錢穆改稿，否則即拒絕出版。但錢穆堅持不改，把稿件交其它單位出版。　　1985年，江蘇古籍出版社提出出版錢穆全集的構想，卻被打了回票。一是錢穆不贊同以簡體字出版中國學術作品；二是很多他手邊未發表或即將發表的新作未被納入出版計劃；此外，錢穆在兩岸對峙期前後，曾發表部分政治性言論，但他主張負文責，反對修改、刪節，此爭議幾經協調才暫告落幕。

錢穆講課很受學生歡迎，他所擔任的課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中國通史等，從來都是兩個小時連起來講，中間不休息，他講課的地點從來都在二院大講堂，而且從來都是座無虛席。　　　朱海濤先生《北大與北大人》中描寫錢穆：一付金屬細邊眼鏡，和那自然而然的和藹，使人想到「溫文」兩個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長衫，這風度無限雍容瀟洒。向例他總帶著幾本有關的書；走到講桌旁，將書打開，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著頭，對那滿堂的學生一眼也不看，自顧自的用一隻手翻書。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鐘以上，這時全堂的學生都坐定了，聚精會神的等著他，他不翻書了，抬起頭來滔滔不絕地開始講下去，越講越有趣味，聽的人越聽越有趣味。對於一個問題每每反覆申論，引經據典，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這種充實而光輝的講授自然而然地長期吸引了人　　當年在歷史系讀書的何茲全後來回憶道：「錢先生講課，很有聲勢，也很有特點。雖然一口無錫方言，不怎麼好懂，但仍然吸引人。我聽過他的先秦史、秦漢史。他講先秦史，倒著講，先講戰國，再往上講春秋、西周。我聽他一年課，戰國講完，也就到學年結束了。他講課每講到得意處，像和人爭論問題一樣，高聲辯論，面紅耳赤，在講台上龍行虎步，走來走去。」　　錢穆個子雖小，但十分自信，兩眼炯炯有神。平時雖不苟言笑，說話時卻十分風趣健談。在北大當時穿長袍的教授極少，陳寅恪是個堅定的長袍主義者，錢穆看到陳寅恪穿長袍，他也改穿長袍，這一習慣他後來長期保持著。　　錢穆幾十年如一日練習太極拳。他的弟子回憶錢穆先生打太極拳時曾說：他呼吸深長，全套每次可打30分鐘。在桂林街初期，有一天正當錢先生在上課，突然來了兩個阿飛，在課室門口探頭探腦，一派輕薄。錢先生站著問他們是做什麼的，他們也不理睬，還旁若無人地在課室內左右穿插。錢先生惱怒了，登時把長袍的兩隻闊袖拉起，露出兩隻結實的手臂，一個箭步就搶到那兩個阿飛的面前，擺出個攬雀尾的姿勢，把他們嚇得一溜煙跑了。　　1943年，錢穆在遵義講學期間，每天都要出去散步一個小時。他的學生曾回憶道：先生很喜歡散步。每晨早餐後，由我陪從，沿著湘江西岸順流南行；大約走一小時，再沿著去時的岸邊小道回老城。這樣的散步，除天雨外，沒有一天間斷過。先生總是提著一根棕竹手杖，邊走邊談。先生說，他很愛山水，尤愛流水，因為流水活潑，水聲悅耳，可以清思慮，除煩惱，怡情養性。　　1950年春天，余英時從北京的燕京大學來到新亞書院，他發現「整個學校的辦公室只是一個很小的房間，一張長桌子已佔滿了全部空間」。而錢穆給他的第一印象則是「個子雖小，但神定氣足，尤其是雙目炯炯，好象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在北大，錢穆主要講中國上古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通史和中國政治制度史等課，每堂課上兩小時。錢穆通常準點進教室，上堂就講，沒有廢話，中間也不休息。由於博聞強記，上課時常常旁徵博引，把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借古諷今，時出新見，很快聲名大振，聽課的人越來越多。大約因為在家鄉執教太久，鄉音不改，上課時始終不脫一口無錫腔，開始學生聽了很不習慣，但他的課講得實在精彩，誰也捨不得離開，時間一久，大家也就熟悉了，反而覺得很有味道。他自己從不覺得無錫話有什麼不好，五十年代在新亞學院演講時，香港學生反映聽不太清楚，有人問他要不要提供翻譯，意思是譯成粵語，他很不高興地反問道，要譯成英語嗎，中國人怎麼會聽不懂中國話呢？錢穆的故鄉在江南水鄉無錫的七房橋。父親錢承沛考中秀才後，因體弱多病，無意科名，但對兩個兒子卻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讀書入仕。錢穆7歲入私塾讀書，12歲時，41歲的父親撒手塵世。孤兒寡母，家境貧困不堪。母親卻堅持不讓孩子輟學，她說：「我當遵先夫遺志，為錢家保留幾顆讀書的種子……」於是錢穆得以繼續就讀。1907年，錢穆升入常州府中學堂。錢穆所在的四年級在年終大考前，全年級集體提議，請求校方對明年的課程作些改動，要求減去修身課，增加希臘文課等。學生公推錢穆等五人為代表與校長商談，又以集體退學相要挾，結果均為校方拒絕。錢穆作為學生代表，性格倔強，於是拒考，填退學書，自動退學。在這次學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錢穆外，還有兩位後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創辦《國故》月刊的常州張壽昆；另一位是江陰的劉壽彭，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大名鼎鼎的劉半農；還有兩位分別是校長的三弟以及比錢穆低兩個年級的瞿秋白。錢穆因鬧學潮退學，回到了七房橋老家。由於錢穆國文和歷史的成績為同學之最，年齡又是最小，所以，校長屠元博雖將他除名，但對錢穆依舊欣賞，於是他薦錢穆到南京鐘英中學就讀。錢穆在南京鐘英中學求學不久，辛亥革命爆發。學校停辦，錢穆輟學了。他自知家貧，升學無望，雖「心中常有未能進入大學讀書之憾，但並沒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學，閉門苦讀。年十八，即輾轉鄉村，執教謀生。」十年鄉教，十年苦讀，十年求索，為他以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深厚紮實的基礎。這十年中，他在國學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後來，他又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在無錫、蘇州等地的中學教書著述，在刊物上發表了不少學術論著。1913年，錢穆以沒有上大學讀書為憾，看到北京大學招生廣告，曾準備報考北京大學，不知何故沒有結果。但錢穆為準備考試勤讀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和夏曾佑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前者為必考書目，後者為北京大學教科書），是錢穆自學的開始。他效法古人剛日誦經，柔日讀史之例，定於每天清晨讀經子難讀之書，夜晚後讀史籍，中間下午則讀閑雜書。幾年過去之後，已有博學之名。少時，錢穆就讀於無錫盪口鎮果育學校。當時教體操的老師是21歲的錢伯圭，曾就讀於上海南洋公學，思想激進，系當時的革命黨人。他見錢穆聰敏早慧，就問他：「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師便藉此教誨道：「此等書以後不要再讀。此書一開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之類的話，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當向他們學習。」此番話給年僅十歲的錢穆以極大的震動，日後他在回憶此事時說：「此後讀書，伯圭師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

錢穆讀書常學習古人的治學與為人，及時反省自己。一次讀曾國藩家書，曾說自己每讀一書必認真從頭讀到尾。錢穆從此要求每本書都必須認真閱讀，不遺一字，讀完後再換一本。他從古人身上總結出一條行之有效的經驗，便身體力行，規定自己早上讀經子，晚上讀史，中間讀閑書，充分提高讀書的效率。　　錢穆說：「我把書都寫好放在那裡，將來一定有用。」錢穆一生著書立說，達一千七百萬言之多。　　晚清以來，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深刻變化和大規模的西學東漸，諸子之學的研究逐漸興起。在這一背景下，錢穆從子學入手，研究先秦諸子思想及諸子事迹考辨，最終完成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名作《先秦諸子系年》。這部著作對先秦諸子年代、行事及學術淵源，以及對戰國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深得學術界的好評。　　錢穆雖然自學出身，卻從不迷信權威。當時學術界正流行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觀點，顧頡剛也是康的擁護者。錢穆對康的觀點十分懷疑，他沒有因為顧頡剛於己有恩就放棄己見，而是力排眾議撰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用事實證明康有為的觀點是錯誤的。顧頡剛對此毫不介意，不僅將此文在《燕京學報》發表，還推薦他到燕京任教。錢穆稱，「此等胸懷，萬為余特所欣賞。」錢穆的文章影響極大，一掃劉歆編造群經說，在經學史上另闢了以史治經的新路子，對經學史研究具有劃時代的貢獻，其觀點也逐漸為學術界普遍接受。各大學的課程原來都採用康有為的學說，這年新學年開學，開始停用康的學說，而采錢穆之學說。　　錢穆撰寫《國史大綱》，採取綿延的觀點了解歷史之流，堅持國人必對國史具有溫情和敬意，以激發對本國歷史文化愛惜保護之熱情與摯意，闡揚民族文化史觀，公推為中國通史最佳著作。　　錢穆雖然是治史專家，卻披閱廣泛，發現學生手中有好書就借來一讀。四十年代在西南聯大時，見學生李埏有一本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也頗有興趣，並據此寫了《道家與安那其主義》一文，發表後引起了讀者極大興趣。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聯合、新亞三書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學。錢穆早就打算從行政職務中擺脫出來。錢穆乃向董事會提出辭呈，未獲通過，次年再度請辭，董事會建議休假一年後再卸任。16年來，在繁忙的學校行政事務之餘，他出版了《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庄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孔子與春秋》、《論語新解》等著作。至此，錢穆再潛沉書齋，埋首研讀。　　自1964年開始，錢穆用七年時間完成巨著《朱子新學案》。此書得到哈佛資金協助。在書中，錢穆不僅深入論述了朱熹學術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統疏理了朱子思想資料，夾敘夾議，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個中國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國思想史後半期的重要歷史地位，同時連帶地解決了朱子卒後七百多年來學術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疑而未決的一些重要問題。《學案》是他研究理學的重要著作。國際漢學批評家楊聯升讀《學案》後，讚歎不置，說錢穆治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能出其右者」。

1967年10月，錢穆應蔣介石之邀，以歸國學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築素書樓於台北市士林區外雙溪，1968年膺選中研院院士。晚年專致於講學與著述，雖目力日弱仍隨時提出新觀點，賴夫人誦讀整理出版，謙稱為《晚學盲言》。　　錢穆的夫人胡美琦回憶：他（錢穆）73歲大病後，身體尚未完全復原，兩眼也患目疾，醫生不讓他過長時間看書，尤禁晚上看書，所以生活較前輕鬆，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這樣直到他《朱子新學案》一書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願所寄。他自己說：以後我要減少工作時間了。但也仍保持著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裡喜歡的題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幾年來，有時他對我說這幾天我真開心，寫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寫完，他總會有一場病。親戚朋友都勸我要限制他的用功時間，他們關切地說，賓四寫作了一輩子，過八十的人，也該休息休息了。　　錢穆晚年目盲，展紙落筆，亦僅偶有疊字。賴夫人查閱舊籍，引述成語。稿成後，請夫人誦讀，口授訂正。他的最後一部著作《晚學盲言》就是這樣誕生的。夫人對先生悉心照料，體貼入微。伉儷情濃，老而彌篤。錢穆先生晚年的最後一篇文章，是臨終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記錄整理而成的，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的最終信念。他對儒家「天人合一」這一最高命題「專一玩味」並因自己最終「徹悟」而感到「快慰」。這是他的晚年定論和臨終遺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與自然合一則是中國文化的終極理想。」　　錢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讀而在學術界確立地位的一個學者，其治學頗受清儒章學誠「六經皆史」思想的影響。對中國歷史尤其是對中國歷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提出，先秦時期，儒、墨二家是後來諸子各派的發端，由此分源別派，旁通四達，互相中國古代文化的源流。此外，錢穆對宋明理學尤其是朱熹之學、對清代學術尤其是乾嘉學派等，都有很深的研究。　　錢穆認為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真偽混雜，次序顛倒，後世傳說亦不可輕信，遂詳細考辨孔子的生平事迹，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學、初仕、設教、適齊、適衛、過匡、過宋、仕魯、至陳、至蔡、及晚年居魯等，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動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錢穆重視探求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在精華，並給予其以高度評價，他認為「我民族國家之前途，仍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其生機」。　　在錢穆逝世一周年之際，其得意門生余英時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一書，系統闡述乃師畢生之學問風骨、道德文章以及對於中國學術的巨大貢獻，亦算是對其畢生繁華的蓋棺論定。錢穆高中未畢業，但一直致力於史學研究，學界眾人均對其推崇備至。　　從一九一二年起，在十年半時間內，錢穆輾轉四所小學，讀書之餘完成了第一部學術著作《論語文解》，並陸續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漸漸嶄露頭角。時為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的錢基博（錢鍾書的父親）讀到錢穆的一篇文章，大加賞識。一九二三年，在錢基博推薦下，錢穆轉入他兼職的無錫省立第三師範任教，從此兩人結下厚誼。錢穆對錢基博的友情一直念念不忘，晚年回憶說：「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學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在無錫三師時，錢穆已經完成《國學概論》，並開始撰寫其代表作《先秦諸子系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著名學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來造訪，打開「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車上迫不及待地讀了起來，認為該書「體大精深，乾嘉以來，少有匹矣」。　　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陳寅恪不止一次加以稱讚。陳寅恪稱《先秦諸子系年》「極精湛」，「自王靜安（國維）後未見此等著作」。陳寅恪將錢穆之著作與自己最尊崇的王國維著作相提並論，可見陳對此書的讚賞。　　陳寅恪曾在多種場合表示對《先秦諸子系年》一書的稱道。如朱自清日記載，陳寅恪於1933年4月在葉公超晚宴上「談錢賓四《諸子系年》稿」，「謂作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諸說皆經提要收入，而新見亦多。最重要者說明《史記?六國表》但據《秦記》，不可信。《竹書紀年》系魏史，與秦之不通於上國者不同。諸子與《紀年》合，而《史記》年代多誤。謂縱橫之說，以為當較晚於《史記》所載，此一大發明。寅恪雲更可以據楚文楚二主名及《過秦論》中秦孝公之事證之」。　　1934年5月16日，楊樹達出席清華歷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試會。會後，陳寅恪對楊「言錢賓四（穆）《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　　陳寅恪對錢穆的《國史大綱?引論》也給予肯定。錢穆的《師友雜憶》記載，1939年3月，參加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張曉峰於會後探訪其時卜居宜良的錢穆，轉告陳寅恪對《國史大綱?引論》的稱道：張其峋曉峰來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晤及陳寅恪。寅恪告彼近日此間報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讀。曉峰問，何題。乃曰，錢某《國史大綱》引論。曉峰遂於會後來宜良，宿山中一宵，告余寅恪所言。　　顧頡剛則稱讚《先秦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鍊，民國以來戰國史之第一部著作也」。當時年長錢穆一歲的顧頡剛，已是中國學術界大名鼎鼎的人物，雖與錢穆素昧平生，但讀《系年》稿後，對他的史學功底和才華大加讚賞，並說：「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　　當時的錢穆與顧頡剛兩人，在學術地位上相去甚遠，其研究方法、學術觀點等也不盡一致，但是顧對錢仍是關愛備至。錢穆從燕京大學辭職後，顧頡剛於1931年3月18日，給胡適去信，極力推薦錢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說：「……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我們雖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他所作《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萬言，實近年一大著作，過數日當請他奉覽。」胡適一向好提攜後進，也賞識錢穆的學識，於是錢穆便到嚮往已久的北大任教了。　　胡適相當賞識錢穆，稱錢的《劉向歆父子年譜》乃「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錢穆在北大史學系講中國上古史（先秦史），有人問胡適關於先秦諸子事，胡適總說：有關先秦諸子事，可向賓四（錢穆）先生請教，不必再問他。胡適將私藏「孤本」《求仁錄》借給錢研覽。　　錢穆初到北平，胡適的弟子傅斯年對他優禮有加，邀至史語所，奉為上賓。　　　在胡適有生之年，錢穆未能當成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後李敖認為這是不公道的，他說：「錢穆的理學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更該先入選成院士。」錢穆一生以教育為業，五代弟子，冠蓋雲集，余英時、嚴耕望等人皆出門下。　　錢穆做小學教師10年，中學教師8年，任大學教師時間更長。但他對小學教師生活卻情有獨鍾。他說，在小學任教時，每校學生都在百人左右，師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師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學校，吃在學校，工作在學校，團體如家庭，職業即人生。學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學任教，總覺心安。而中學、大學規模比小學大，人員比小學雜，師生之間、同事之間來往也比較煩瑣。由此才知中學教師、大學教師更是個職業。　　晚年錢穆曾多次對人說，教大學不如教中學，教中學不如教小學

　 1930年，錢穆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錢穆最高的文憑僅為高中（尚未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錢穆居北平八年，授課於燕京、北大等名校，並在清華、北師大兼課，與學術界友人時相切磋。抗戰軍興，輾轉任教於西南聯大、武漢、華西、齊魯、四川各大學。　　　燕京是一所教會大學，在北平各大學中，非常有名氣。當時校務主要由監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來教師，問大家到校印象。錢穆在會上直抒己意：「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此何義？所謂中國文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事後，燕大特開校務會議，討論此一意見。最終採納了錢穆的建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築也一律賦以中國名稱。校園一湖，所有提名都未得到認可，因為一時無名，遂根據錢穆的提議取名「未名湖」。事後有人和錢穆開玩笑說，你提個意見，得了一樓，與胡適分佔一樓，誠君之大榮也。　　錢穆做事特立獨行。剛到燕大時，他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批學生試卷時給分十分吝嗇，八十五分以上極少，通常只批八十分，大部分在八十分以下，一個班總有幾個六十分以下的。他原以為那幾個學生可以通過補考過關，不料燕大規定一次不及格就開除，不許補考，從無例外。聽說幾個學生因為他批的分數過低將要失學，錢穆立刻找到學校當局，申說理由，要求重批試卷，學校一開始以向無先例加以拒絕，經他力爭，終於破例讓他重判了試卷，讓那幾個學生留了下來。此後閱卷，給分也就大方多了。　　錢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國文。他以紮實的國學功底和妙趣橫生的演講，贏得了學生們的肯定和歡迎。但是執教一年後，錢穆終因不適應教會大學的環境，辭職南歸了。　　錢穆從燕大辭職後，顧頡剛向自己的老師、北大文學院院長鬍適推薦錢穆，於是錢穆到北大任教。錢穆在北大講授通史課，事實性強，不騁空論，有據有識，簡要精到，並能深入淺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較中西文化，喻秦漢文化猶如此室的四周遍懸萬盞明燈，打碎一盞，其餘猶亮；羅馬文化為一盞巨燈，熄滅了就一片黑暗。當時錢穆將通史課的教室設在北大梯形禮堂，面積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課堂之大，聽眾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襯得下面講台上穿著長衫的錢穆似乎更矮小了。但這位小個兒導師，卻支配著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學生的心。他對問題往往反覆引申，廣徵博引，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王玉哲也在《我和中國上古史》中回憶說：「在北大歷史系講中國上古史課的，是當時古史名家錢穆先生。錢先生講上古史與別人不同，不是從遠古講起，而是先講戰國，再逆向講春秋。並且也不是一章一節、面面俱到地講，而是以學術問題為中心，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層層剖析，講得娓娓動聽，很能啟發人深入思考。」　　錢穆在北京大學講授上古史的同時，又主講秦漢史，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兼課時，也講授這門課程，深得各校學生的歡迎。據他的學生李埏回憶，1936年下半年，錢穆在北平師範大學歷史系講授秦漢史。當時聽者雲集，座無虛席，偌大的教室被擠得水泄不通。整個學期，錢穆「從未請過一次假，也沒有過遲到、早退。每上課，鈴聲猶未落，便開始講，沒有一句題外話。他以熾熱的情感和令人心折的評議，把聽講者帶入所講述的歷史環境中，如見其人，如聞其語」。　　錢穆最受學生歡迎的是中國通史，這堂課先後上了八年之久。中國通史課每周兩堂，每堂兩小時。多安排在下午一點到三點，這時通常是學生最疲倦的時候，他卻能把枯燥的歷史課講得生動迷人，成了最吸引人的課，除了北大學生，其他高校學生也慕名前來旁聽。人一多不得不從小教室換到大教室，「每一堂將近三百人，坐立皆滿。」（《師友雜憶》）有的人一聽就是四年。其中有一個姓張的學生從北大一直聽到西南聯大，總共聽了六年之久，可見其吸引人的程度。錢穆也被學生評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

當年在北大有三個教授在學生中十分有名，被人稱為「歲寒三友」。「所謂三友，就是指錢穆、湯用彤和蒙文通三位先生。錢先生的高明，湯先生的沉潛，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學問家。」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全面侵華。八九月間，日軍進佔北大校舍。北方各高校紛紛南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併，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錢穆將歷年講授中國通史增刪積成的五六厚冊筆記裝入衣箱底層夾縫，在十月與湯用彤、陳寅恪等人南下長沙，開始了抗戰時期流轉西南八年的學術生涯。與在北大時期一樣，錢穆在西南聯大主講中國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學生。他的《國史大綱》新義迭出，創見尤多，被定為全國大學用書而一紙風行。所以內遷西南的各個高校都紛紛請他講學。錢穆對顧頡剛一直抱有知遇之恩。在抗戰時期，顧頡剛在成都借齊魯大學設立國學研究所，希望錢穆任主任，錢遂離開西南聯大，於1940年到成都協助顧。雖然研究所所處的成都賴家園僻處鄉野田間，但錢穆認真講授，培養了嚴耕望、方詩銘等歷史學家。錢穆之離開西南聯大，自然是由於顧頡剛的邀約，但也與那時校園的激進空氣有關。錢穆自述：「自余離開聯大以後，左傾思想日益囂張，師生互為唱和。聞一多尤為跋扈，公開在報紙罵余為冥頑不靈。……凡聯大左傾諸教授，幾無不視余為公敵。」錢穆教作文的方法很有趣。他認為，作文就是說話，口中如何說，筆下就如何寫。出口為言，下筆為文。他要求學生想說什麼如實寫下即可，遇到不認識的字，可以隨時提問。一天下午，錢穆要求學生做作文，作文題目為《今天的午飯》。學生的作文交上來以後，錢穆選擇一篇寫得好的抄在黑板上。這篇作文結尾是這樣寫的：「今天的午飯，吃紅燒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通過這篇作文，錢穆告訴學生，說話、作文要有曲折，要有回味的餘地，就像這篇作文的最後一句：「可惜咸了些。」抗戰勝利後，北大復校。傅斯年代理校長之職，負責北大接收、複員和北遷事宜。但錢穆卻沒有得到返回北平的邀請。30年代，錢穆任教北大時，即與傅斯年相識。錢穆早年作為考據名家，被傅斯年視為史料考證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來問學，保持著不錯的關係。但是錢穆與他在學術觀點上又是同不勝異的。在錢穆看來，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將古代典籍拋之腦後，這做法與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樣有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西南聯大時期，隨著錢穆自己史學理論體系的日漸成熟，對史料考據派進行了全面批判。為此，作為學派領袖的傅斯年對錢穆的攻擊自然不會高興。北大復校，錢穆不在被邀之列，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至此，錢穆告別了北大。錢穆到達香港後，即創辦新亞書院（今並於香港中文大學），收留戰亂流離的學生。錢穆秉承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經世救國的抱負，他坦言：「我創辦新亞的動機，是因為當初從大陸出來，見到許多流亡青年，到處彷徨，走投無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到台灣來；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1952年，18歲的李敖初次拜訪錢穆。錢穆對李敖態度誠懇，循循善誘，慰勉有加；對於自己不知道的東西，錢穆還虛心向李敖求教。日後，錢穆和李敖書信來往多年，錢穆曾在信中殷殷規勸：「昨奉來書，知君努力學問，與日俱進，著能持之以恆，繼續不懈，將來必有成就，可喜可賀。」「學問之事，首貴有恆心，其次則防驕氣，小有所成，志得意滿，中道而止，雖有脫秀之質，犯此二病，終不能有遠到之望，唯立志高遠，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學伊始，故特以此相勉。」又說：「當知學問與德性實為一事，學問之造詣，必以德性之修養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養為限度，苟忽於德性，則學問終難深入，此層務盼注意。」錢穆去世後，李敖回憶說：「信中對一個18歲的青年如此鼓勵，固因我的好學引起他的注意，也實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風度。」李敖初時對錢穆甚是佩服，但此後，因錢對蔣的態度，李敖對錢發起了猛烈攻擊。但李敖卻始終記得錢穆對他的殷殷教誨。錢穆去世後，他回憶說：「在錢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宮博物院』，遠遠地望見了他，他已老態龍鍾、步履維艱。我沒有趨前問候，但心裡一直感念他，畢竟在我少年時代，他曾經被我心儀，曾經熱心指導過我、幫助過我，這種老輩風範的人物，對於『現代史』的來說，真是『上古史』了……」錢穆曾先後在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講課和講演。在耶魯大學講課結束時被授予該校名譽博士學位。後又去哥倫比亞大學為「丁龍講座」作演講。在美國停留七個月後，他應邀去英國訪問，參觀了牛津、劍橋大學。從英國到法國、義大利，最後回到香港。錢穆完成《朱子新學案》以後，應張其昀之約，任中國文化學院（現中國文學大學）歷史系教授，每周兩小時，學生到他家聽課。又應蔣復璁之約，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院在素書樓對面。院為錢辟一研究室，錢在此讀《四庫全書》中宋、元、明理學諸集，並撰寫專論。錢穆居雙溪時，曾先後兩次去日本、韓國訪問，又數度去香港作講演。1977年，錢穆83歲，冬天胃痛甚劇，次春患黃斑變性症，雙目失明。時新亞書院創設錢穆講座，金耀基院長懇請他作首次主講人。錢先生的講演題為《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1986年，錢穆92歲生辰，在素書樓講最後一課，告別杏壇，最後對學生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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