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作品記：《晚霞消失的時候》

禮平《晚霞消失的時候》，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手抄本」說的更正

《晚霞消失的時候》（下文簡稱《晚霞》），中篇小說，刊於《十月》（北京）1981年第1期。中國青年出版社幾乎同時出版單行本。80年代初曾引起轟動的小說，許多已經風光不再，不再被人提起，但《晚霞》在發表後的三十多年裡，仍常受到褒貶不一的關注。這部小說在很長時間裡，被諸多研究論文和當代文學史稱為「文革」後期著名的手抄本小說。但現在證實，所謂「手抄本」的說法是子虛烏有。

我也是傳播這一子虛烏有的信息者之一。80年代末在北大，和90年代初在東京大學講當代文學，都把它說成是成手抄本小說。根據講稿整理出版的《當代文學概說》（1997），說它是「曾以手抄本流傳的三部中篇」[1]的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2]第二十章「歷史創傷的記憶」，也再次把它歸入「『文革』後期以『手抄本』形式流傳」的作品。有文學史著作和搜索網站詞條，也有稱之為「地下小說」的。

「地下小說」和「手抄本小說」說法的錯誤，2009年喬世華的文章已經提出[3]，但那個時候我沒有讀到。艾翔2012年的文章，進一步用翔實材料，指出將《晚霞》說成「地下小說」與「手抄本」的謬誤，他並梳理了多部論著在這個問題上出現的差錯，包括楊鼎川的《1967：狂亂的文學年代》（1998），許子東的《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2000），也特別指出我的《中國當代文學史》（1999）。艾翔說，「大概由於這幾部(篇)研究成果的一致認定，尤其是洪史的廣泛傳播，《晚霞》作為『手抄本』的『地下文學』特質在學界及高校師生的印象中己根深蒂固」 [4]。

從我這方面，顯然是研究工作缺乏嚴謹態度造成。當然，也正如艾翔等指出的，包括我在內的一些研究者，在一個時期存在這樣的一種「文化心理」：秘密流傳的、「地下的」作品具有更值得重視的思想/美學價值；在布滿裂痕的時代里，時間界限，以及特殊的寫作、傳播方式具有更高的等級，也更動人心魄。因此也就樂於去尋找、認定更多的這一類型作品。其實，在完成《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之後，對這種心理我已有覺察，在1999年講課錄音整理的《問題與方法》（2002）中，就有將自己包括在內的反省：「對50-70年代，我們總有尋找『異端』的衝動，來支持我們關於這段文學並不單一、蒼白的想像」。不過，這個覺察，並沒有落實到對《晚霞》的處理上。

去年，針對有關「手抄本」的錯誤，已告知出版社更正《中國當代文學史》兩處地方的表述，這裡感謝艾翔等的批評，也向讀者致歉。修改的文字有兩處。之一是，

在「文革」後期的「手抄本小說」中，還有《波動》、《公開的情書》、《晚霞消失的時候》等作品。

更正為：

在「文革」後期的「手抄本小說」中，還有《波動》、《公開的情書》等作品。[5]

另一處是，

……除此之外，「文革」後期以「手抄本」小說流傳的幾個中、短篇小說，也是最初的反思性講述的重要例證。

修改為——

……除此之外，「文革」後期和「文革」剛結束時的幾個中、短篇小說（有的曾以「手抄本」方式流傳），也是最初的反思性講述的重要例證。[6]

所謂「三部手抄本中篇」，還包括趙振開（北島）的《波動》，和靳凡（劉青峰）的《公開的情書》。《波動》說是1974年初稿，以手抄本形式流傳，但具體情形仍有晦暗不明的地方。倒是《公開的情書》的作者提供了這方面的具體材料。靳凡60年代初在北大中文繫上學時，本名劉莉莉，應該是「文革」期間改名劉青峰。除了這部中篇之外，在八九十年代影響最大的是她和金觀濤的「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的論述[7]。2009年，劉青峰訪談中說到這部小說的寫作經過[8]。她並非嚴格意義的紅衛兵，「文革」開始已經是大學生。1968年分配到貴州的中學教書，丈夫金觀濤（北大化學系畢業）則在杭州的塑料廠當工人。她說，1971年林彪事件後，許多人感到迷茫、壓抑，「在公開場合，人的內心真實世界，思想，隱藏起來，而交流採取的特殊方式：讀書交流、信件往還，來建構一種精神生活」。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相信不少都有這樣難以磨滅的精神記憶。劉青峰說，小說寫成後以手抄本形式在清華、北大同學中流傳，也通過她妹妹傳到在內蒙插隊的知青。「文革」結束後有油印本，曾刊於杭州師範學院的學生刊物《我們》上，然後才登載於《十月》1080年第1期。不過，這已經是1979年9月修改完成的第二稿，和「文革」間流傳的手抄本肯定不同。因此，即使《公開的情書》曾是手抄本，「文革」後正式發表（即我們現在讀到的版本）的已經過修改，難以再是嚴格意義的手抄本了。在文學史敘述層面上，要將文學史出版、傳播方式的「手抄本現象」，和文本意義上的「手抄本」加以區分。現在正式出版的，在文學史上被稱為「手抄本」的那些作品，如《第二次握手》、《波動》、《公開的情書》等，在正式發表（出版）時都有情況不很清楚的修改，便不再屬於文本意義的手抄本。這個區分，相信不是咬文嚼字。

這些小說中，《晚霞》在80年代初影響最大。由四十三封信構成的《公開的情書》也一度有很多讀者，在知識青年中反響熱烈，但持續時間不是很長，主要是「新啟蒙」思潮湧動的階段。雖說是「情書」，但難以發現通常意義上的情愛內容。它延續的是「當代」，特別是「文革」寫作上的那種「藐視」日常生活的精神崇拜的「傳統」，以至《十月》的編輯曾有在結尾安排愛情中的主人公見面的建議，但沒有被接受。

相比而言，《晚霞》在關注度，和關注的持續時間上，都要強於《情書》。程光煒教授2005年在人民大學課堂上，講到他二十多年後重讀《班主任》和《晚霞》的情景。重讀《班主任》感到枯燥無味，而「其實非常粗糙，技術也不好」的《晚霞》，他卻控制不住情感：「我是不斷擦著流到臉上的眼淚把《晚霞》讀完的，心裡的真實感受是『震撼』、『震驚』，還有『難受』。那天我坐在自家的陽台上，讀完小說已是黃昏，樓下道路上已陸陸續續有住戶的汽車從城裡返回，是下班回家，給人非常生活化的感受。但我還是陷入在小說的情緒里，拔不出來……」[9] 程光煒不是那種見花落淚，望月傷心的性格，也早已不是輕易掉淚的年齡。我們當然不好揣測有多少讀者像他那樣，事實上重讀的讀者中也有嚴厲批評的。但是，感動、批評都是基於作品能觸發強烈情緒反應的前提。這個情況，除了小說思想的某種複雜性和深度而外，程光煒歸結的原因是，《班主任》寫的是「問題」，而《晚霞》寫到人；後者不是「傷痕」、「揭露」小說，而是「救贖小說」。

《晚霞》發表當時，就有爭議，受到批評。並為政治、思想文化界高層人物注意，如胡喬木、王元化、馮牧等。90年代之後，「高層人物」對具體作品再也不會那麼關心，主要是文學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據說，中國作協副主席、黨組書記馮牧有「才華橫溢，思想混亂」八字評語。當年對它的尖銳批評主要是兩點，一是「美化罪惡累累的國民黨戰犯」，二是宣揚了宗教。不過，有宗教界人士和信仰者並不認可裡面寫的是「宗教」，無論是基督教還是佛教。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就說它「寫的不是宗教」；大概信仰不能是那樣理性的條分縷析，況且南珊在是否信仰基督教問題上猶豫不決：這大概是那個時候，公開正面寫到宗教信仰，還是禁忌吧。

影響很大，現在仍被經常引述的批評文章，是王若水的《南珊的哲學》[10] 。王若水當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參與起草引起激烈爭議的周揚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會的報告，在人道主義論爭中發表《為人道主義辯護》[11]的論著，被認為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推動者之一。按照「當代」思想文化界劃界分派的邏輯，他似乎應該支持同樣被看作屬於「思想解放」潮流的《晚霞》，事實卻不是這樣。不過這也有助於我們了解80年代思想主流的錯綜複雜一面。在異化、人道主義問題上，當年對周揚、王若水的批評，從方法論層面，是指責他們將「人道主義」剝離具體歷史情境的抽象化；這有點像60年代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批評當時以反思「斯大林主義」為主要動力而出現的「新馬」將人道主義當作「意識形態火焰」。但令人深思的是，身陷「抽象化」指責的王若水，也同樣以「抽象化」的理由批評《晚霞》，依據的也是相似的思想邏輯。他認為，《晚霞》作者沒有很好學習馬克思主義，在思考、處理文明與暴力、階級性與個性、愛和恨（情與理）、人與神關係上，用固定不變、抽象的道德、人性尺子去衡量、判斷[12]。從這看似矛盾的現象裡面，可以看到80年代前期，「思想解放派」的思想主軸雖說是新啟蒙的人道主義，但其內部的不同構成，在歷史反思上也各有其不同出發點，也有不同的尺度。說起來，對周揚、王若水，還有《晚霞》的歷史抽象化的批評，確實於理有據，不過，批評者也有同樣的問題，也是將王若水的人道主義、將《晚霞》中的人性論述，從具體情境中剝離，而無視這些論述所由發生的「文革」的歷史背景，無視點燃「意識形態火焰」的某種歷史合理性。

《晚霞》的影響，除了「嚴肅」一面，還有「有趣」的另一面。小說虛構的楚軒吾這一人物，以及虛構的楚軒吾兒子被黃伯韜下令槍決，還有黃伯韜自殺「以身殉國」的悲壯場景，後來在諸多網站的歷史網頁中，以至在若干紀實性的歷史書籍[13]中，被作為史實徵引。如果在某一著名搜索網站輸入「楚軒吾」的人物詞條，可以看到這樣的顯示：「原為國民黨國防部高級專員，後任國民黨第25軍代理軍長。其父楚元，原系軍閥馮玉祥舊部。1944年洛陽陷落時陣亡」——這段話完全抄自《晚霞》。這個詞條人物沒有生卒年，沒有籍貫，要是代為添加，那便是：「生於1981年，籍貫北京《十月》雜誌，卒年永遠不詳」了。歷史為文學提供題材，文學轉而參與歷史的敘述，這在中外都不稀罕。不過，時間如此靠近，文學虛構就被作為史料徵引，確實相當少見。

《晚霞》再次被一些人關注，是21世紀這十幾年，並成為思想文化界有關歷史記憶，有關當代史和「文革」評價的爭論的組成部分。當然，關注《晚霞》本身，也由一些暢銷的出版物——若干部知名人士回憶他們七、八十年代經歷的圖書——引起。它們是：《八十年代訪談錄》（查建英主編，北京三聯2006），《七十年代》（北島、李陀主編香港牛津2008，北京三聯2009），《暴風雨的回憶：1965—1970北京四中》（北島、曹一凡、維一編，香港牛津2011，北京三聯2013）。其中，《暴風雨的回憶》也收如劉輝宣（禮平）回憶「文革」紅衛兵運動的文章；他和北島當年都是北京四中的學生。這些圖書的撰寫者，曾以不同身份、（「正面」或「反面」）角色參與當年的政治/文化運動，也是後來思想文化領域的有影響的「成功者」。他們的追憶，涉及如何重現、評價「文革」和思想解放的80年代這一有爭議的問題。由於《晚霞》既寫到紅衛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動，又寫到對這一歷史事件的反思，也就很自然被納入「新世紀」這一當代史爭議的潮流之中再次受到注意。

重評《晚霞》的 文章、論著，我讀到的主要有徐友漁的《人道主義支撐在哪裡——對五種文學文本的解讀》[14]、《晚霞消失之後的道義》[15]，陶東風的《一部發育不全的哲理小說——重評〈晚霞消失的時候〉》[16]，艾翔的《被話語綁架的歷史反思——重讀〈晚霞消失的時候〉》[17]。這個時間，禮平也發表了長篇訪談《只是當時已惘然——〈晚霞消失的時候〉與紅衛兵往事》[18]。另外，一些研究「文革」題材文學的著作，也涉及到《晚霞》這部作品，如許子東的《為了忘卻的歷史記憶——解讀50篇文革小說》（北京三聯2000）、《重讀「文革」》（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張景蘭《行走的歷史——新時期以來「文革」題材小說研究》（台北秀威2008）等。還有大量的論文這裡不一一列舉。

上面的論著，對《晚霞》評述的角度、方法互異，或側重思想觀念的提取，或藉助敘事學、癥候分析等方法揭示其中的矛盾、裂痕，它們對這個中篇的思想藝術評價也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一致的，這就是都聚焦於小說如何處理「文革」的歷史記憶，如何看待這一「精神債務」的問題。這正如徐友漁所言，「雖然時間已經過去了30年，但小說提出的問題，爭論反映的問題，至今還沒有解決，而且與今日中國充滿矛盾的社會密切相關。」

因為職業（上課和編寫教材）的關係，我讀這個中篇不只一次，也就積累了一些印象。《晚霞》在80年代雖然很有名，但一般讀者，包括不少研究者對作者的情況所知不多；這是文學史上作品大於作家，或是「一本書（一篇作品）作家」的那種情形。「新時期文學」中，《公開的情書》、《傷痕》、《神聖的使命》等都有相似之處。當然，產生的原因不盡相同。靳凡是很快將注意力轉到理論、歷史研究方面，不再涉足文學創作，盧新華、禮平此後雖說仍有作品發表，卻沒有產生處女作那樣的轟動效應，而被忽略不計。對於禮平，許多人是過了好多年才知道他劉輝宣的本名，知道「文革」發生時他就讀北京四中，和北島同學，是早期紅衛兵的積极參加者，是流行一時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歌曲的譜曲者，知道他80年代還發表有中篇《無風的山谷》、電影文學劇本《含風殿》，並一直在文學相關部門任職……。這些傳記材料，相當一部分來自他2012年接受訪談的披露。《只是當時已惘然》的訪談長文，可以為我們解讀《晚霞》打開更大的空間，但並非《晚霞》的注釋；事實上，在「文革」歷史記憶的講述上，兩者存在值得辨析的，有趣的差異。

在80年代，批評家一般都被《晚霞》裡面表達的觀念吸引，藝術方面談論不多。近十幾二十年來的重評文章，對藝術方面就有較多涉及，總的說是評價一般偏低，不會出現馮牧那樣的「才華橫溢」的評語。陶東風說，「毋庸諱言，在今天看來，《晚霞》在藝術上講乏善可陳」[19]——「乏善可陳」的評語顯然過於苛刻嚴厲。《晚霞》藝術上確有粗糙、明顯缺陷之處，有些紕漏不是只有「經驗讀者」才能發現。譬如說，節奏緩慢、拖沓；較善於敘述，而場景、對話描寫上顯得稚嫩，有唯恐讀者弄不明白的急促和冗繁；還有就是情節上的過分構造性。雖是典型的「寫實小說」模式，有的安排和細節描寫，並不合乎「寫實小說」的情理。第一人稱敘事有助於觀念表達和情感抒發，但限制性敘事在涉及敘事者未曾經歷的事態的時候，就會帶來阻礙。在這個矛盾上，《晚霞》採用的方法是讓當事人出面做完整講述（如抄家和插隊出發火車上的長篇敘述），而這顯然難以吻合具體情境。舉個很小的例子吧，第二章寫紅衛兵晚上抄家，開始寫借著門縫，「裡面黑洞洞的，什麼也看不清楚」，但進入院子，卻描寫了院子長寬各二十步，鋪著平整方磚，中央擺著盆松和夾竹桃的精確狀況。當然，這是小小的瑕疵，但有經驗的作家大概不會出這樣的差錯。

陶東風的「在今天看來」的說法值得分析。這裡提示的是，不僅思想認知，而且藝術感受，都會有時間的內涵和刻度。作品的有些特徵，在發表的時候曾經激動人心，或者裡面存在的問題沒有被意識到，但時過境遷，看法可能會改變，一些當年未被意識到的問題會成為凸顯出來，甚至成為敗筆。當然，並不是說事情都以這樣對立的方式轉化，不是否認存在比較恆定的標準，把藝術標準的「歷史化」推向極端。

《晚霞》藝術的時期特徵，可以舉兩個方面來討論。一是作品處理「知識」的態度，另一是在人物描寫和敘述上的方式。小說藉助李淮平、楚軒吾、泰山長老，觸及眾多重大話題，歷史的，哲學的，宗教的……而提到的書籍、學派，歷史和文學人物，也可以開列頗長的清單：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杜威、羅素，魏晉玄學，宋明理學，印度婆羅門，日本禪宗，清代考據；普希金（《漁夫和金魚的故事》），莎士比亞（《李爾王》），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奧德賽》中的特洛伊戰爭，希臘傳說，《自然辯證法》、《資治通鑒》、《清史稿》、莊子、淮南子、《呂氏春秋》、《章氏叢書》、《胡適文存》、《大藏經》……面對這樣的有點大雜燴的，帶有炫耀色彩的描述，無怪乎「今天」的批評家會有這樣的感慨：「不少地方像是販賣閱讀『灰皮書』時獲得的思想碎片，知識碎片，似是而非生吞活剝。這些『民間思想家』知識資源相當混雜，信仰宗教，又崇尚科學，可能相信不可知論，又懂點馬克思主義」，「高談闊論，自命不凡，不可一世，談的都是驚人大題目，與日常生活隔著十萬八千里。」[20]這是有道理的。不過，放在80年代初，這種高談闊論「驚人大題目」，是城鎮讀書熱的構成部分，是當年激動人心的潮流，也是對「知識無用論」時代的背離和批判；因而，相信當年不少讀者對此有激情的呼應。《晚霞》羅列的是確是思想碎片，知識碎片，飽讀詩書者如王元化、王若水一眼看到其中的「錯謬」（「只能怪他讀書不多」），卻足以嚇到我這樣的讀書不多者，讓他們體味到書籍、知識的擁有在獲得認知、言說 、情感超越的權力，感知由此獲得的精神富足，以及在面對「文革」債務上可能展開思考的思想、人生問題。

另一個印象，是存在一個強勢的敘述者。「強勢」不僅指擁有某種「全知」的視角，而且敘述者與作者，與人物經常重疊，對人物的干預顯得「露骨」。《晚霞》的這一藝術徵象，也普遍存在於「新時期」的小說中，因而也可以看作是藝術的時期風尚。那個時候，閘門剛剛開啟，對壓抑已久的寫作者來說，自我控制是一件痛苦的事，也就很難，就出現「感傷」（情感的，思想觀念的，價值判斷的）的藝術傾向。這樣說只是印象，有研究者的分析就深入，也專業。譬如上面提到的艾翔的論文（《被話語綁架的歷史反思》），和張景蘭的著作（《行走的歷史》）。如果從小說敘事學的角度分析，綜合他們的觀點並做一點延伸，那麼，「強勢敘述」的體現有二：一個是敘述者的自我介入，另一是對其他人物的干預。

《晚霞》的特點和問題在於，作家、敘述者與對象、與素材缺乏距離，導致常常失去纖細透視的能力。它是第一人稱敘事，敘述者又是作品的主要人物。這裡就存在敘述者的李淮平與被敘述的李淮平之間的關係，這在張景蘭的著作中採用了「敘述自我」與「經驗自我」的概念。毫無疑問，「敘述自我」對「經驗自我」的不同程度的介入、滲透，是這一敘事類型的寫作普遍存在的，但《晚霞》這樣的情況，也還是特例。敘述者成為「不安分力量」，常常自覺、不自覺化身為其他人物，借他們之口講述自己的觀點。而敘述者的自我介入，也自然產生對當年事態情狀「修改」的結果。這種「修改」，既存在有的批評家指出的反思的削弱（許子東分析了抄家場景的對暴力的某種省略、掩飾），但也有可能增強反思的深度（火車上楚軒吾與南珊談話的一幕）。

至於對其他人物，《晚霞》的干預就更明顯。在一些地方，楚軒吾、泰山長老是李淮平（也是作者）的代言人。艾翔指出，楚軒吾對淮海戰役的敘述，在心態、語調上具有雙重性，一方面是失敗者的，另方面則是勝利的歷史書寫者的；是「革命勝利者豪情萬丈的大戰略的表述方式，而不像一名被俘的國民黨軍人的記憶」，「正面人物的敘事功能被成功注入反面角色」[21]。這就是掌握「革命」、「正面」的敘事話語的李淮平，與楚軒吾本應是「反動」、「反面」的敘述的置換、混淆。當然，比較起處理楚軒吾來，對其他人物的「干預」、投射的方式有所區別，特別是對南珊態度遠較複雜，李淮平與南珊之間，這種重疊也同樣存在，但同時也保護著距離。這個問題，下面還會談到。

禮平說，寫這篇小說是為了反省當年紅衛兵行為，因此，作品在這一問題處理上的深度和局限，在不同時間就被一再提出。較早（2000）時候，徐友漁在一篇文章中說到，「文革的積極分子」真實懺悔的也有，但稀少，不懺悔成為主流。他將《晚霞》與其他四個作品放在一起作為例證[22]。其實，無論是「文革積極分子」，還是列舉的這些文本情況都很複雜，之間差異也頗大。2011年，在另一篇文章中，他進一步以《晚霞》為例討論懺悔[23]。他說，雖然已經過去30年，但小說提出的問題還沒有解決，而且，「與今日中國充滿矛盾的社會密切相關」。文章引述小說結尾的那個有名段落：李淮平問南珊：「你從前受過我那樣的對待，難道你連一個歉意的表示都不想看到嗎？……（抄家）對於我一直都是一個不小的折磨，你應該給我一個解脫的機會。」南珊回答是：「真想不到，你把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看得那麼沉重。……畢竟，你是拋棄了自己的一切在為理想而奮鬥，雖然它並不正確」；她表示「並不需要任何的抱歉和悔恨的表示」。針對這個情節，徐友漁的批評是：「這是一個施虐者編造出來安慰自己良心的故事」；雖然小說要表達一種懺悔意識，但認識的局限和缺乏足夠反思，使懺悔像在做表面文章，宗教形而上學的層面，減輕受虐者仇恨痛苦，也讓善惡界限模糊，淡化惡行本身。——這個批評過於簡單粗糙，也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實際情況。

陶東風2013年對《晚霞》的重評，是重要文章[24]；他的分析深入，富啟發性。重評是雙向的，既面對《晚霞》，也面對《南珊的哲學》。他以作品中的幾個人物的言論作為分析對象，從文明與野蠻、歷史與道德、寬恕與仇恨、理性與宗教等方面，指出作品在這些方面存在的缺陷，更指出王若水圍繞這些問題對《晚霞》的批評的失誤。文章表達了這樣的一層意思：《晚霞》的思想探索「儘管發育未成熟，卻不乏深刻的思想因子」；而王若水的批評，反倒抑制了這些「思想因子」的「成熟」。這個判斷值得重視，揭示了80年代「思想解放」思潮內部的差異。陶東風指出，其實在某些問題上，《晚霞》的反思、批判，要比王若水深刻。這個看法很有道理。

王若水、徐友漁、陶東風等對《晚霞》評論，基本上都聚焦於人物言論這一層面。這是自然的，因為這些議論是作品的核心，很大程度也是作家所要表達的觀點。但既然是文學作品（如果不是很概念化），即使僅就歷史反思的問題，人物的言論也不能全部說明一切。也就是說，還可以從文本構成的藝術角度，來觀察這個作品被忽略的複雜、有時也矛盾的方面。譬如：

情感基調。作為敘述者的李淮平，因為重視觀念，且描述聚焦上過於渙散，人物顯得單薄，缺乏層次感。在涉及「文革」行為的反省（徐友漁使用「懺悔」）上，可能也沒有達到人們期待的程度。但是，其敘述的基調，有著自省的誠懇，貫穿思考歷史和人生的專註和激情；這一點有著同期許多作品未曾達到的深度。1981年，嚴文井寫道：「我們現在各種年紀的好心人，不正苦於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思想在人們的內心深處作為推動歷史迅速前進的動力嗎？因此我們查閱經典，回溯過去，捕捉那些已失去的歲月……企圖掌握那即將到來的每分每秒，重新布置自己的命運。」[25]這種精神特徵和焦慮探求的基調，在當年的「青年文學」中有最突出表現。除《晚霞》之外，也體現在《波動》、《公開的情書》，以及《南方的岸》、《大林莽》、《北方的河》中。這是一種「不知所終的旅行」（其實，「行走」也是《大林莽》、《北方的河》的情節/主題模式）。相對於關注所給出的「答案」，這樣的敘述、情感基調同樣值得重視。

人物關係。前面已有涉及，作為敘述者的李淮平與其他人物的距離過近，不少時候重疊，常常代替他們說話，導致將「革命回憶錄」式的敘述方式、話語，移植在設定為「反面」角色的人物身上。不過，和批評者的感受有點不同，這既可以看作藝術上的缺失，思想上的錯謬，也可以看作是無意中對當代僵硬、需要反省的政治、意識形態尺度的超越。

在人物關係上，李淮平與南珊的部分有點例外。沒有疑問，也存在重疊的情況，冰清玉潔式的理想化描寫，讀者、批評家也會有微詞。但是，人物塑造上的這種干預性在南珊身上有很大減弱，敘述者出於「畏怯」而保護著距離，一定程度增強了人物的獨立性（雖說仍是有限的）。優越的強勢者意識到與曾經的社會地位卑微者之間的精神差距。這就是清醒的反思。它的深度，不比直接發言譴責當年的暴力行動差。人物這一精神位置的轉換，南珊在人物價值位置上的「勝利」，意味著對獨斷教條，對「動輒以改革社會為已任，自命可以操縱他人」，以至實施暴力的理念和方案的拒絕。

結構。《晚霞》這方面顯得很「古典」。四個「樂章」分別以季節的春、夏、冬、秋勻稱安排。「夏」意味著暴烈，事實上「文革」的暴力也集中在這個季節（多多的詩句：「八月是一張殘忍的弓」）。禮平把明凈的秋放在最後，看起來好像就要落入「有情人終成眷屬」的俗套。所幸的是沒有這樣做。情愛固然落空，也未得到寬恕表示的期待。南珊的回答，以及敘述者的「她並不需要任何抱歉和悔恨的表示，因為她的心從來就不曾在那件事情上徘徊過」議論，常被看作是宣揚虛無主義，是對歷史責任、對「文革」批判的迴避。但我感動的則是，從這裡見到當時文學較難一見的自尊，而作者也在保護這種尊嚴。沒有疑問，尊嚴需要他人承認，給予，但同樣要強調的是，也必須把輕蔑和侮辱交還給他人。她拒絕被哀憐、被同情，她不需要憐憫。她幫助李淮平認識到應超越那種膚淺、廉價的「贖罪」表達。南珊的態度，也在提示歷史經歷者的反思（不論是當年處於何種位置），首先要回到個人，回到自我，經過滲透於自身血肉的自我辨識、否定，以建立歷史的主體。否則，只能是外在觀念、姿態的戲法般的翻轉。

經歷過「文革」的巴金先生應該早於我們許多年就深切認識到這一點。這也許是這位早年巴枯寧崇拜者，在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卻把大量精力都付與《往事與隨想》（赫爾岑）翻譯的原因？

2016年1月

注釋：

[1]《中國當代文學概說》香港青文書店1997版第107頁；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15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版2010年版第104頁。

[2]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初版，2006修訂版。

[3] 喬世華：《關於〈晚霞消失的時候〉》，《粵海風》2009年第3期。

[4] 艾翔《被話語綁架的歷史反思——重讀〈晚霞消失的時候〉》，《上海文化》2012年第2期。

[5]《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第18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

[6]《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第260頁。

[7] 這些論述，結集為《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1984長沙、1992香港）、《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1993、香港）、《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2000、香港）等著作。

[8]《〈公開的情書〉與七十年代》，《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

[9] 程光煒《文學講稿：「八十年代作為方法》第294-29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10] 上海《文匯報》1983年9月27、28日連載，署名若水。

[11] 王若水（(1926 - 2002 )，《為人道主義辯護》刊於1983年1月17日上海《文匯報》，1986年北京三聯書店版。

[12] 陶東風在《一部發育不全的哲理小說》中指出了這一點：「被批判的人道主義思潮的代表之一（這點很諷刺），王若水在駁斥南珊的抽象人性論和抽象人道主義的同時，不經意間也會滑進自己所否定的那個主義。」陶東風認為王若水在批評《晚霞》時只有歷史視野而欠缺道德視野，其實，王若水在隨後為人道主義辯護的時候，堅持的則主要是針對歷史情境的道德視野。

[13] 陳冠任的《國民黨十大王牌軍》（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第四章《攻守雙料軍——第25軍》，梅世雄、黃慶華的《開國英雄的紅色往事》（新華出版社2009）的「黃百韜自殺——老戰士追憶淮海戰役中殲滅黃百韜兵團」，都原封不動照搬《晚霞》中楚軒吾的繪聲繪色的講述，且都不註明材料的出處。事實是，1948年黃伯韜升任國民黨擴編第七集團軍司令之後，由陳士章擔任25軍軍長。黃伯韜是自殺還是被擊斃，也一直沒有定論。

[14]《南方周末》2000年7月27日。

[15]《信睿》2011年第7、8期。

[16]《文藝理論研究》2013年第4期。

[17]《上海文化》2012年第2期。

[18]《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2010

年第1期連載。

[19] 陶東風：《一部發育不全的哲理小說——重評〈晚霞消失的時候〉》。

[20]《一部發育不全的哲理小說——重評〈晚霞消失的時候〉》。

[21]《被話語綁架的歷史反思——重讀〈晚霞消失的時候〉》。

[22]《人的道義的支撐在哪裡——對五種文學文本的解讀》。除《晚霞》外，另外的文本是《我不懺悔》（張抗抗），《一個紅衛兵的自白》（梁曉聲）、《金牧場》（張承志）、《人啊，人》（戴厚英）。

[23]《晚霞消失之後的正義》。

[24]《一部發育不全的哲理小說——重評〈晚霞消失的時候〉》。

[25] 嚴文井《給孔捷生的信》，《當代》1981年第3期。這段話，我1991年的《作家姿態與自我意識》中曾徵引過。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