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文學革命的社會功能與社會反響 (3)

　　從銷售的數量言，二三十年代文言小說恐怕不在白話小說之下。美國學者林培瑞已作了很大努力去證實讀文言小說的那些人，就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鴛鴦蝴蝶派」早已生出交涉的「一般人」。[38] 不過，文言小說在相當時期里的風行雖然可用統計數字證明，文學革命許多人自己的確沒有認識到，恐怕也不會承認，他們在「與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竟然成功有限。很簡單，他們自己的文學作品也確實很能賣，同樣是不斷地再版。這就提出一個新的問題，文學革命者們到底與什麼樣的「一般人」生出了交涉呢？或者說，究竟是誰在讀文學革命者的作品呢？　　三、新文學作品的實際讀者　　後來的事實表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接受白話小說者只是特定的一部分人。他們中許多是從林譯文言小說的讀者群中轉過來的，有的更成了後來的作者（如巴金）。另一些大約也基本是嚮往新潮流或走向「上層社會」的知識青年，如魯迅所曾見的以帶著體溫的銅元來買新小說的學生。[39]　　新文學作品的實際讀者群，就是處於大眾與菁英之間的邊緣讀書人，主要是年輕人。前引陳獨秀所說「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一段話，余師英時已用來對新文化運動的社會基礎進行了簡明的考察分析。[40] 若仔細觀察，陳獨秀所說白話文的社會背景，實際上就是指謂那些嚮往變成菁英的城鎮邊緣知識青年。[41] 以白話文運動為核心的文學革命，無疑適應了這些介於上層讀書人和不識字者之間、但又想上升到菁英層次的邊緣讀書人的需要。　　像孔子一樣，胡適希望能夠向學的人都有走進上等社會的機會，所以他特別注重教育與社會需求的關聯。他剛從美國回來時就注意到：「如今中學堂畢業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遊民。這都由於學校里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42] 且不管胡適所說的原因是否對，他的確抓住了城市社會對此類中學生的需要有限這個關鍵。而高低都不合適，正是邊緣知識人兩難窘境的鮮明寫照。　　自己也從基層奮鬥到上層的胡適，非常理解那種希望得到社會承認的心態。他後來說：「小孩子學一種文字，是為他們長大時用的；他們若知道社會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種文字，全不用那種文字來著書立說，也不用那種文字來求功名富貴，他們決不肯去學，他們學了就永遠走不進『上等』社會了！」[43]　　所以他有意識地「告訴青年朋友們，說他們早已掌握了國語。這國語簡單到不用教就可學會的程度」。因為「白話文是有文法的，但是這文法卻簡單、有理智而合乎邏輯，根本不受一般文法轉彎抹角的限制」，完全「可以無師自通」。簡言之，「學習白話文就根本不需要什麼進學校拜老師的」。實際上，「我們只要有勇氣，我們就可以使用它了」。[44]　　這等於就是說，一個人只要會寫字並且膽子大，就能作文。這些邊緣讀書人在窮愁潦倒之際，忽聞有人提倡上流人也要做那白話文，恰是他們有能力與新舊上層菁英在同一起跑線競爭者。一夜之間，不降絲毫自尊就可躍居「上流」，得來全不費工夫，怎麼會不歡欣鼓舞而全力支持擁護！到五四學生運動後，小報小刊陡增，其作者和讀者大致都是這一社會階層的人。從社會層面看，新報刊也是就業機會，他們實際上是自己給自己創造出了「社會的需要」。白話文運動對這些人有多麼要緊，而他們的支持擁護會有多麼積極，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據鄧廣銘先生回憶，1923-1927年間他在濟南的山東第一師範念書時，參加了「書報介紹社」。該團體「主要是售書，但出售的都是新文化方面的書，如北邊的新潮社、北新書局、未名社，南方的創造社、光華書局出的書，我們都賣。我自己每天或隔一天利用業餘時間在校門口賣書兩點鐘」。這就是「新文學」的讀者群。鄧先生自己因此「對北大特別崇拜，特別嚮往」，最後終於輾轉考入北大念書。[45] 但這些趨新邊緣知識青年中未能考上大學的，當大有人在，他們當然支持白話文運動。　　胡適曾指出，外界對文學革命的一個誤解，是他本人「發明了一種簡單化的中國語」（a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不過這誤解其實只在「發明」二字。使中國語言「簡單化」，正是文學革命的主要力量之所在。如胡適自己所說：文學革命之所以能很容易取得成功，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白話文本身的簡捷和易於教授」。[46]　　胡適自己寫文章，素來「抱定一個宗旨，做文字必須要叫人懂得」；[47] 為此而改了又改，就是「要為讀者著想」。胡適關懷的不止是我自己是否懂，而且是「要讀者跟我的思慮走」。這樣努力使自己的文章「明白清楚」的結果是「淺顯」，而淺顯又適應了邊緣知識青年的需要。同時，與一般作者不同，他作文不是「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寫」，而是「處處為讀者著想」。[48] 這樣一心一意從讀者角度出發的苦心，在民初思想接收者漸居主動地位時，也給胡適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正面回饋。　　前已引述，胡適曾明確指出，文學革命就是要提高「大眾所酷好的小說」的地位；而看小說者的地位，當然也隨之升高。如今不僅讀者的地位提高，作者的門檻又大幅降低，能寫字者幾乎人人都可以成為「作家」。這樣的主張既然適應了近代社會變動產生出的這一大批邊緣知識人的需要，更因為反對支持的兩邊都熱烈參與投入，其能夠一呼百應（反對也是應）、不脛而走，就不足為奇了。　　但邊緣知識人雖常常代大眾立言，卻並不是「大眾」本身。從接收者一面整體看，可以說，原有意麵向「引車賣漿者流」的白話小說，只在上層菁英知識人和追隨他們的邊緣知識青年中流傳；而原被認為是為上層菁英分子說法的「文言」，卻在更低層但有閱讀能力的大眾中風行。　　這個極具詭論意味的社會現象說明，胡適提出的「白話是活文學而文言是死文學」的思想觀念，其實不十分站得住腳。孔子說，我欲仁而斯仁至。那些關心「皇帝太妃」也歡迎梅蘭芳的「一般人」，因其本不嚮往新潮流，也就不怎麼感受到文學革命的「衝擊」，自然也就談不上什麼「反應」了。　　這就揭示出，關於文學革命「成功」的認知，從新文化運動的當事人開始，就已有些迷思（myth）的成分。胡適等人在意識的一面雖然想的是大眾，在無意識的一面卻充滿菁英的關懷。文學革命實際是一場菁英氣十足的上層革命，故其效應也正在菁英分子和想上升到菁英的知識青年中間。新文化運動領路人在向著「與一般人生出交涉」這個取向發展的同時，已伏下與許多「一般人」疏離的趨向。這個現象在當時或尚隱伏，然其蛛絲螞跡也已開始顯露了。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