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國的生存戰略（23）

07-15

（曹恩碩∣文）

1897年11月德國強佔膠州灣，其它帝國主義列強競相效仿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這種形勢為變法派的再度活躍提供了契機，這一次康有為到北京後直接向清帝上書並受到清帝的器重，維新派提出開制度局以總領和主持變法活動，而且這種制度局將代替舊有的決策機構而享有真正的決策權力，而這卻恰恰是整個洋務運動過程中所缺乏的最為關鍵的步驟。

儘管維新派的人物猛然抨擊洋務派「舍本求末」，後者被指責為僅僅學習外國技術之類淺層次的東西而招致甲午戰爭的慘敗，而事實上，洋務派在前後三十多年的運動中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說是整個晚清帝國最為奪目的地方。

接著，維新人士便掀起變法運動，這是以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於日本並被迫簽訂《馬關條約》為直接導火索的。變法維新的思想最早產生於70年代末，受啟於日本明治維新的自強運動，而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推動下則達到了一種高潮，他們竭力主張變革傳統愚昧的君主專制制度而以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製為藍本，但是，維新派卻忽視了一個重要方面即權力問題，變法者是否掌握最高權力或獲取最高權力的支持將是決定改革是否成功的一個基本前提條件，而這卻是帝國數千年歷史中眾多改革失敗的通病。一群激昂奮進的先進知識分子企圖依賴於一個並無實權、近乎於傀儡的皇帝來推行變法，這正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居於幕後實際操縱政權的慈禧太后絕對不會容許任何有損於其最高權勢地位的任何舉動，而維新的失敗並不在於太后本身是否喜歡變法卻恰恰是因為他們將光緒皇帝視為最高權威或用一種近乎於蔑視的態度來對待太后。

為了後權免受新興帝黨的「侵蝕」，太后決意要干涉乃至廢除新政，那些在變法中受到打擊的官僚集團則堅定了維護後權與本身地位及傳統秩序的立場，最後，變法以皇帝的被囚禁與變法派主要人物的逃亡或被捕殺而告失敗。

「光緒帝對慈禧太后負責，而整個國家機器則對光緒帝負責，儘管慈禧太后也不時通過各種方式干預國家機器的運作。」慈禧太后起先是默認變法的，至少沒有表示出公開的反對，當她確定將任命三品以上官員的大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後，事實上卻極不利於新政的推行，因為那些守舊但握有實權的官員根本無法容忍變法派對於大權的染指。

作出這樣的推測即光緒帝想利用變法改變其與太后之間的政治權力配置甚至完全掌握大權又難以避免有太多的主觀臆想，然而變法派的核心人物康有為一心想建立「由其控制的議政機構」④的做法顯然是要以奪取政治權力為要旨的，而康有為的這一意圖如果不是直接指向太后本人的話也至少會使太后意識到自身的權位勢必會受到侵損，因此，當1898年9月14日光緒帝前往頤和園請求太后批准開設新議政機構時慈禧太后甚至以脅迫他退位來作為警告。

從此前9月4日光緒帝罷黜抵觸變法的禮部六黨官的做法可以從反面反映出變法派的權力基礎是多麼脆弱，事實上，當太后決定再次走到前提「訓政」的時候，變法派幾乎是束手無策，他們對於聶士成、袁世凱等直隸軍事將領的策動要麼流產要麼歸於失敗。

在晚清帝國發起的兩場變革與自強的聲勢浩大的運動中，維新派沒有獲得甚至是洋務派官員們所掌握的那種有限的大權，儘管洋務派官員們所掌握的有限權力還遠不足以將一個徹底的近代化綱領上升為現代國家戰略的國策高度。當慈禧太后在抵制頑固守舊派而支持洋務運動的同時，她也安排頑固派官員進入洋務機構中來牽制洋務官員以避免他們的勢力坐大，而頑固派不是認為從事洋務運動無利可圖，而只是感覺到這樣做只是一種恥辱。

政變的結果對於維新派而言具有反諷性意味，因為除了維新派所提出的設立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的政策條令被保留下來之外，所有法令都被廢置，這似乎從某種角度使維新派活動的意義返回到文化教育與思想啟蒙的軌道上來了。

翁同龢本來對於維新派有著情感上的同情與認同，然而他卻不是一個主張進行激進變革的人，而且他堅持他只應當是皇帝和太后之間的調解者而非摩擦的製造者，因而翁同龢幾乎同時受到來自於兩方面的不滿與壓力，維新派將他視為阻礙進一步變革的保守力量而慈禧太后則怨恨他將維新派引薦給光緒皇帝的行為。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想念光緒皇帝進行維新的決心，然而翁同龢的去職卻無疑使得變革派與光緒之間原本就很脆弱的聯繫與權力條件變得更加脆弱不堪。6月15日翁同龢被罷黜了所有職務，自此以後，維新派與光緒皇帝之間聯繫的有力中間人再也沒有出現過，而光緒帝下旨維新派可以直接上書言事的做法則顯然進一步刺激了慈禧太后敏感的權力神經。政變前的情況是維新派將慈禧太后當作是阻礙變法與進步的根本障礙并力求促使光緒帝發揮乾綱獨斷式的作用，然而光緒帝在心理上與實際行為上卻顯露出對於慈禧太后的懼怕。

梁啟超建議湖南士紳官員在必要時仿效日本的長州、薩摩等藩首先脫離北京政府的控制而進行試驗性的變革嘗試，然後將變革由省份自治推向全國。但是，梁啟超忽略了日本長州、薩摩之所以能夠成功是由於自身具備更大的獨立權力，而當時湖南省包括中國境內的任何一個省份都不具備那樣的獨立權力，結束清王朝命運的辛亥革命也只是在南方及東南沿海大部分省份被革命所感染的背景下才首先發生在湖南並迅速波及全國的。在湖南總督張之洞有意接觸變法運動時，他邀請維新派人士到湖南進行活動，而在張之洞有感到變法派過激的言論其矛頭直指清朝帝制並可能造成顛覆活動時，便又立即將維新派人士趕出湖南省。

變法派自身的缺陷在於，他們妄想與君主專制政體的最大受益者合作來結束君主專制政體本身。

變法派缺乏一種強有力的組織體系來有效地支持和貫徹他們所提倡的政治綱領，然而這只是就內部而言的，或者能夠稱得上變法扔組織體系的是他們在巨大阻力中所作創建的學會和報紙機關。康有為1895年8月在北京建立的強學會是變法派每一個具有政黨性質的組織團體，它的創立不僅吸引了同情變法的眾多高級官員，而且很快在其他省份引起響應，但是，強學會不到五個月就被御史彈奏而強制解散了，這時變法運動在它的兩個中心活動地區北京和上海同時受到了清廷的打壓。就外部而言主，在變法運動遭到打壓的時候，變法派幾乎難以尋求可以支持他們應對打壓政策的強有力的支持力量。在1898年那場宮廷政變中，變法派絕望地寄希望於一個編練新軍的袁世凱來幫助他們解除危局而終於遭到失敗。

就連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由變法派起草、光緒皇帝下詔實行的那些變革的具體綱領與措施本身也很難說會是切實可行的，在此之前康、梁從未遊歷過西歐進行實地考察而更多地是受到中國沿海西方影響的耳濡目染，另外變法派也沒有或者說根本不懂得如何有效的方式促使法令得以執行。

（曹恩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