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袁安碑研究（二、由書法推考袁安碑與袁敞碑的關係）

二、由書法推考袁安碑與袁敞碑的關係

關於袁安、袁敞碑的書法風格，馬衡在《漢司徒袁安碑跋》中說：「書體與敞碑如出一手，而結構寬博，筆勢較瘦。余初見墨本，疑為偽造，後與敞碑對勘，始知二碑實為一人所書，石之高廣亦同式也。」[1]前揭各種袁安、袁敞碑影印本之出版說明一般都採納馬衡的意見，認為兩碑出於一人之手。今仔細比勘兩碑字體，馬衡的結論或有可商榷之處。

1、兩碑相同之字的比勘

袁敞碑因系殘石，存字僅70餘，去重複得45字（包括殘字），而袁安碑存139字，去重複為82字，竟包含了袁敞碑所存45字中的33個字。[2]有意思的是，這33個兩碑相同之字的寫法完全一致，具體言之，可總結如下特點：

（1）共同的書寫習慣

相對於分書或後世的行楷書，篆書的寫法似乎沒有一定之規，因此相同文字，由不同的作者寫來，效果往往千差萬別。二袁碑卻不是這樣，兩碑基本保持有共同的書寫習慣。

兩碑的橫畫習慣向左下方彎折，如「二」、「辛」（圖3）兩字的末橫皆是如此。

兩碑「平」、「申」二字皆將中豎寫成弧線，弧度完全一致。尤其是「平」字（圖4），不僅保持橫畫向左下方折的習慣，其他細節也基本相同。

（2）俗體字具有相同寫法

漢代人變亂六書，許慎譏之為「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此類「向壁虛造，不可知之書」，在漢碑中頗為常見，但書寫者往往人各一體，絕少有完全相同者。二袁碑卻是例外，羅振玉注意到袁敞碑中「薨」（圖5）、「葬」（圖6）二字的特殊寫法，羅說：「葬字上從竹，薨字作（亮-幾+死），與洛陽近年所出甘陵相殘碑同。皆不合六書。然古人作書多不經意，固不如後世之嚴謹也。」[3]無獨有偶，馬衡也專門指出袁安碑中這兩個字寫法之異常：「薨作（亮-幾+死）、葬作（葬-艹+竹），並與六書不合。」[4]

不特如此，袁敞碑「葬」竹字頭下「死」字的寫法尚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5]「死」小篆正寫從「歹」，此字左上不應該有一短豎，而袁敞碑從拓片看（文物本、上海書畫本、西泠本，以及羅振玉當時的神州國光本）這個位置都有一個小白點，既似石花，又似筆跡（圖7）。遺憾的是袁敞碑另一處包含「死」字的字「薨」，恰好左下殘爛，看不分明。

如果此白點是石花而非筆跡，那麼袁敞碑「葬」字雖然是俗體，但其中「死」字仍是正體。而袁安碑模仿袁敞碑，作偽者誤把石花認成筆跡，所以安碑「 薨」、「葬」兩字的「死」都是生造出來的俗體，在「死」字左上多出了一個短豎（圖8）。如此則袁安碑仿照袁敞碑的問題基本上可以蓋棺定論。但如果此白點確實是筆跡，則只說明袁敞碑、袁安碑「葬」、「薨」兩字的寫法完全相同而已。

袁敞碑原石的情況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不過，曾經保有原石的羅振玉的臨本值得注意。羅振玉的臨本（圖9）[6]完全忠實原碑，他書寫的「葬」字中「死」依然使用正體，左上沒有短豎——至少證明羅振玉認為此處原是石花，而非筆跡。

（3）書法高下

儘管兩碑字法相同，但袁敞碑通篇篆書風格統一，筆勢圓轉，線條均勻婉通，轉折處無圭角、無接筆；而袁安碑則不然，多數筆調顯得生硬。舉例如下：

河（圖10）：袁敞碑此字稍殘，但線條停勻，而袁安碑則粗細失衡，其右豎彎帶明顯圭角。

拜（圖11）：袁敞碑二見，袁安碑五見。袁敞碑兩處「拜」字殘泐較多，其中一字幾不能辨，但從殘存筆畫來看，仍與全碑風格一致，而袁安碑的五個「拜」字，皆未能處理好間架關係，且多數未回鋒。

2、袁敞碑所無之字，袁安碑良莠不齊

我們注意到，凡袁敞碑存在之字，袁安碑雖有如上異同，但尚能保持基本筆畫的一致性，而遇袁敞碑所缺者，則變得舉止失措，或方或圓，或參隸意，或用篆筆，頗不統一，極似拼湊而成者。

如謁、長兩字（圖12），結構嚴謹，而楚、郡二 字（圖13）筆畫散漫，很難讓人相信出於同一塊碑。

最值得注意的是碑中的「為」字。此字的書法在碑中並不顯得特別，而寫法卻有些另類。「為」，《說文》訓為母猴，石鼓文、泰山刻石皆有此字，而袁安碑的篆法卻與李陽冰三墳記中的「為」結構近似（圖14），這實在令人疑惑。

3、由書法比較所能得出的結論

二袁碑書法風格基本一致，應該是一家眷屬。通過圖例3、4的比較，已能看出袁安、袁敞碑的相關性；尤其是圖例5、6「薨」「葬」兩俗體字的特殊篆法，更可以獲得這樣的印象，二碑似乎出於同一人之手；但綜合圖例10、11，則又表明袁安碑的書寫水平弱於袁敞碑。

比勘袁安、袁敞碑書法，可以得出三項不同的推論：

推論之一。儘管兩碑書法水平有高下之分，如果考慮到同一書家早年與晚年對技法掌握的熟練程度有所不同，馬衡「二碑實為一人所書」的結論似乎能夠接受。但由於袁安碑的書法水平明顯劣於袁敞碑，故馬衡說袁安碑系「（袁）敞葬時追立」，無法成立。按照前引馬子云的記載，碑側明萬曆二十六年題字稱「永元四年囗月造」，似乎也指向袁安碑早於袁敞碑的結論。儘管如此，袁安碑是否如碑側文字所宣稱的，樹立於「永元四年」，卻大有疑問。

袁安碑沒有標明立碑年月，但碑文云：「永元四年三月癸丑薨閏月庚午葬。」一般來說，立碑的時間與下葬的時間相同，所謂萬曆二十六年題字稱「永元四年囗月造」，也希望將讀碑者引入這一思路。可是碑文又說：「孝和皇帝加元服，詔公為賓。」孝和皇帝即是漢和帝劉肇，永元正是和帝的年號，而「孝和皇帝」卻是劉肇的謚號，死後才有的，因此袁安碑絕無可能樹立於和帝永元四年（92），其最早也應該在安帝即位以後。那麼馬衡說：「（袁）安卒於和帝永元四年，碑稱孝和皇帝，則非當時所立可知，或（袁）敞葬時追立此碑，未可知也。」[7]便沒有錯誤。這樣一來，此推論將不能成立。兩碑既不可能同一人先後所書（先寫袁安碑，後寫袁敞碑）；更不可能同一人，同時所書。

推論之二。鑒於袁安碑在書法上存在模擬袁敞碑的傾向，因此袁安碑或許晚於袁敞碑，甚至是袁敞碑出土以後，民國人士仿袁敞碑偽造。但僅以書法為證據，顯然缺乏說服力。

推論之三。還存在一種可能性較小的情況，即兩碑同時所立，但出於不同的書手。袁敞碑是老師的手筆，袁安碑則由徒弟書寫——這也能解釋兩碑書法同中有異的現象。但這也是一種無法證實的推測，姑且存疑。下面進一步從碑例和史實來分析袁安、袁敞碑的關係。

[1] 馬衡著：凡將齋金石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82頁。

[2] 這些字為：司、徒、公、平、年、二、月、庚、以、除、郎、中、十、東、辛、丙、拜、七、八、申、徵、河、南、尹、初、太、仆、元、五、子、丑、薨、葬。

[3] 見劉承幹撰：希古樓金石萃編，卷6，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編，第5冊，1982年，第2版，3873頁。羅振玉說袁敞碑「薨」字寫法與甘陵相殘碑相同，固然不錯，但袁敞碑為篆書，甘陵相殘碑是隸書。

[4] 馬衡著：凡將齋金石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82頁。

[5] 關於「死」字的討論，由九喜兄提示，此致感謝。

[6] 羅振玉臨本見於日本《書品》第110號，1961年7月。圖片由姚宇亮兄提供，此致感謝。

[7] 馬衡著：凡將齋金石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