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晉儒家風格的外交人生

章文晉大使夫婦與里根總統夫婦合影章文晉，浙江三門人，1914年7月出生於一個官宦之家。15歲時，就在留學的德國參加了共青團；因為幹革命，在上海坐過大牢；是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的高才生；周恩來的英語翻譯和秘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一直在外交系統工作，直至1991年2月18日離世。他一生謙虛謹慎，低調做人，既沒有留下長篇回憶錄，也不允許別人為他樹碑立傳。周恩來勸其「安心干外交」1931年，章文晉從德國留學回國後，即投身黨的地下工作，進行抗日鬥爭，並在西南聯大最終完成了在清華大學未完成的學業。1938年入黨，同年參加抗戰救護隊工作。1944年底，中共中央決定把大後方一批學生出身的黨員撤回延安，以便為抗戰勝利後解放區的建設儲備人才。章文晉到重慶後，領導決定把他留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外事組工作。這成為他外交生涯的起點和一生重要轉折點。重慶談判期間，一天晚上，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在紅岩村會見南方局全體工作人員。隨後，毛澤東在接見加拿大駐華大使時，章文晉被選定做翻譯。會見後，毛澤東誇讚彬彬有禮的章文晉說：這位先生翻譯得不錯啊！毛澤東可能誤把他當成加拿大使館僱員了。章文晉趕忙說：主席，我是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毛澤東聽後非常開心。周恩來原來的秘書兼翻譯是龔澎，後因工作繁忙，便推薦章接替了她的工作。此後，章文晉親歷了1945年至1946年周恩來與馬歇爾談判的全過程。在談判初期，國、共、美三方代表都帶自己的翻譯，輪流上場擔任翻譯。但國、美代表很快就發現，他們的翻譯人員難以勝任翻譯工作。最後，整個會談只由章文晉一人擔任翻譯。後來，章文晉在《周恩來——馬歇爾使華》一文中，對這一歷史事件作了分析和總結。其中談到，周恩來與馬歇爾之間的談判是新中國成立前，我黨與美國政府最重要的接觸，也是我黨最重要的外交活動，它有著兩方面的意義：國內鬥爭方面，當時看來中國存在著走向和平民主之路的可能性。儘管這種可能性並不很大，但它符合人民的願望和利益，值得我們黨去爭取……在國際鬥爭方面，我黨與美國的談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一種控制與反控制，干涉與反干涉的鬥爭……最重要的是，我黨通過與美國政府談判，獲得了國際鬥爭的寶貴經驗……弄清了美國沒有直接干涉中國的力量，認識到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都不能左右中國的命運。這就大大增強了我們獨立自主地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最後勝利的信心和勇氣。從1944年一直到周恩來逝世，章文晉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了差不多30年。親歷新中國重大外交事件1954年，章文晉擔任中國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翻譯組負責人。眾所周知，日內瓦會議是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為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為代表。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國際問題的一次重要會議，也是新中國成立後，在國際舞台上第一次亮相。周恩來在會議期間，表現出非凡的才智和崇高的風範，對會議的成功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周恩來的外交思想和風格，對初涉重大國際會議的章文晉影響極大。章文晉用心學，周恩來則對章既親切關懷又嚴格要求。有一次，發往國內的通訊譯稿出了差錯，周恩來曾嚴厲批評過章文晉。章文晉在這些外交實踐中，在周恩來的嚴格要求中不斷成長起來。1954年6月，周恩來應邀先後訪問印度和緬甸，章文晉隨同前往。中印、中緬雙方總理在聯合聲明中，正式提出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際關係的準則。它的內容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後在亞非會議上，周恩來在發言稿中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改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中國同不少鄰國存在著懸而未決的邊界問題。能否公正合理地解決這些問題，不僅關係到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邊境的安寧以及邊境居民的和平生活，而且關係到同鄰國的正常關係。因此，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外交上最迫切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邊界談判。章文晉主管亞洲事務前後長達15年之久，亞洲外交事務對中國既重要又繁雜，其中最為艱巨而又複雜的工作就是邊界問題談判。為此，章文晉主管的亞洲司專門成立了邊界處。請專家、查資料、閱檔案、起草照會、審定地圖、與有關國家官員會晤等，工作十分龐雜。他們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有時連續幾天不能回家，一直在辦公室加班加點。在中國與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劃界以及中國與印度邊界談判中，章文晉肩負重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的。從1961年到1963年底，中國與尼泊爾邊界條約、中國與蒙古邊界條約、中國與巴基斯坦關於邊界問題的協定、中國與阿富汗邊界條約等都陸續生效。開拓中美關係的排頭兵1971年至1972年，從基辛格秘密和公開訪華到美國總統尼克松來訪，中美雙方發表聯合公報，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這是中國外交史上極為重要的一頁。時任外交部西歐美大司司長的章文晉，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圓滿地履行了這一歷史使命。基辛格決定於1971年7月9日至11日來華秘密訪問後，因章文晉曾任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與巴官方熟悉，中央遂決定派他去接基辛格。7月5日凌晨，章文晉、王海容、唐龍彬、唐聞生四人匆匆登上了前往巴基斯坦的專機。臨行前，周恩來對大家說，這是中美交往中斷後，首次重要的高級別會晤，說明美國政府敵視中國政策的失敗。為了擺脫被動局面，美國不得不放下一貫傲慢的架子，跑到北京來與我們會談。我們應本著落落大方、以禮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這次接待工作。周恩來又語重心長地對章文晉說：我知道你平時不愛說話，但此行事關重大，他是客，你是主，你一定要採取主動，要多講一點……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章文晉在來華的飛機上，與基辛格等美國客人談得很融洽，消除了他們不少顧慮。這是基辛格遇到的新中國第一位外交官。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描寫章文晉：「他嚴肅而大方，聰明而不外露。他運用英語的能力令人敬佩。」基辛格在同周恩來第一次會談時，從公文包里拿出足足有3英寸（約合7.6厘米）厚的發言稿。周恩來說，談判就是自由交換意見，何必用稿子呢？基辛格笑答，我用稿子都趕不上總理先生，不用稿子就更趕不上了。在短短几天的訪問中，共舉行了六輪會談。中方代表有周恩來、葉劍英、黃華、熊向暉、王海容和章文晉；美方代表有基辛格、霍爾德里奇、斯邁澤和洛德。會談的關鍵是尼克松應邀訪華問題。雙方對即將發表的聲明的措辭存在很大差異。美方提出，中國政府向尼克松總統發出訪華邀請，尼克松表示樂於接受。中方不接受這段行文，欲改成：尼克松總統願意訪華，中方就發出邀請。美方也不接受。於是會談陷入僵局。基辛格第二天中午就要離華，但此問題如達不成一致，他的訪問就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就在這關鍵時刻，周恩來在中方文字前加上「獲悉」兩個字，把此段敘述改為：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邀請尼克松總統訪華。基辛格讀後很高興，馬上同意。基辛格此次秘密訪問，章文晉一直和他在一起。兩人相識相知，從此成了好朋友。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訪華（這次是公開的），為尼克松訪華打前站，重點就聯合公報進行磋商。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並發表了舉世矚目的中美聯合公報。美方代表洛德回憶說：美方爭取寫入公報的有關美從台撤軍的措辭是「在中方承諾或承擔義務以和平方式解決這一問題的基礎上，美國將撤軍」；中國方面則說：「你們無論如何是要走的，我們最多能說以和平方式為希望，美國將撤出其軍隊。」中方用希望，美方用承諾，沒有達成一致。最後是章文晉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提出用「前景」（prospect），「在和平方式的前景下，美國將撤軍」。洛德回憶說：「這一措辭妙不可言，既捍衛了中方的立場，也符合美國的政治胃口。」這是公報談判的一次大突破。當被問及尼克松訪華，在人民大會堂全體合影中為什麼沒有章文晉時，他笑答：「我忙得連睡覺的工夫都沒有，哪有時間等著照相？！」大家都知道，那可是一張見證歷史的照片哪！誰願意放棄這樣的機會？！在外交部副部長任內陪同鄧小平訪美：1978年12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建交公報。按雙方談判約定，鄧小平副總理應美國總統卡特的邀請，於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訪問美國。陪訪人員有方毅副總理、黃華外長、章文晉副外長，以及冀朝鑄、楊潔篪和其他官員，章文晉為代表團秘書長。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國家領導人首次訪美。1月30日，鄧小平應邀前往美國國會，會見參、眾兩院領袖並出席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午宴。談及台灣問題時，他首次表達了「一國兩制」的構想。隨後，在白宮東廳，鄧小平與卡特總統共同簽署了中美政府間科技合作協定和文化交流協定，方毅和黃華同美方相應官員分別簽署了中美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議定書和中美在教育、農業、外層空間合作的諒解備忘錄。1月31日，鄧小平接受了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公共廣播公司、美國廣播公司和全美廣播公司四家記者的聯合採訪。2月1日，鄧小平結束了在華盛頓的訪問，中美發表了聯合新聞公報：「雙方回顧了國際形勢，一致認為，雙方在許多方面有共同的利害關係和相似的觀點。雙方也討論了彼此看法不同的方面。雙方重申反對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謀求霸權和支配別國，決心為維護國際和平、安全和民族獨立作出貢獻。雙方認為兩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不應妨礙彼此加強友好關係和合作。」作為主管美國事務的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在中美建交和鄧小平訪美這些重大外交事件中，夜以繼日地與同事們研究磋商，制訂各種對策，寫講話稿，細心梳理每個細小環節，做了大量繁雜細緻的工作，傾注了他大量心血。參與《八一七公報》的起草：儘管中美已建交，但美國並沒有完全放棄它干涉中國內政的打算。1979年1月26日，卡特總統向美國國會提出了立法調整的《綜合法案》，將在非官方基礎上同台灣繼續保持商務、文化及其他關係，通過「美國在台灣協會」實施。但美國國會審議該法案後，將其改成了所謂的《與台灣關係法》，其基本精神和許多具體規定都違反中美建交公報和公認的國際法基本原則。特別是所謂「保證台灣安全」問題和美國與中國台灣關係性質問題上「非官方」一詞被刪除。還規定美國與中國台灣之間以「國家」名義簽訂的59個條約和協定，除所謂的《共同防禦條約》及其有關的協定外，都一字不改地保留下來，繼續有效。對此，中方堅決不答應。從此，中方與美方展開了長達三年半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和談判。章文晉作為主管副部長，研究對策，起草文件，反覆交涉，這些工作幾乎貫穿了他做副部長的五年時光。從1981年12月4日起，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韓敘同美駐華大使恆安石在北京開始了馬拉松式的會談。會談異常艱難，1982年春陷入僵局。同年5月，美國副總統布希訪華。鄧小平強調，美國領導人必須承諾，在一定時期內，逐步減少直到完全停止向台灣出售武器，至於承諾方式和措辭可以商量。又經過3個月的拉鋸式談判，1982年8月17日，雙方終於達成正式協議，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即著名的《八一七公報》。《八一七公報》並非僅管售台武器，它的意義遠大於此。公報說，美國政府無意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內政，也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這三個「無意」較之上海公報和建交公報都有更明確的承諾。當然，中美較量是長期的、複雜的。對於這一點，章文晉心知肚明。他從來沒有抱過幻想，而是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前走，從不懈怠。主持香港前途問題談判：1982年9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應邀訪問中國。鄧小平與她會談時明確指出：中國政府不能不在1997年收回對整個香港的主權。我們的基本方針就是收回主權並保持香港繁榮，兩者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在保持香港繁榮方面，希望得到英國的合作。香港能否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於中國收回主權恢復管轄後，實行適合於香港情況的政策。為此，中英雙方於1982年10月成立了專門小組。中方談判小組的負責人為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此時，英國在香港的主權問題上，仍持「香港割讓」有效的立場和「以主權換治權」的夢想。經過多個回合的鬥爭，1983年3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終於同意「在香港主權屬於中國」的框架下進行談判。章文晉在主持談判兩個月後，被調任中國駐美國大使，不再負責談判事務。但章在前期所作的大量調查研究和準備的方案，顯示了他忠於祖國、作風嚴謹、顧全大局的外交才幹。作為中國駐美大使，章文晉為穩定和發展中美關係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也是他外交生涯中閃光的一頁。1985年4月，章文晉從駐美使館離任回國。1986年1月被任命為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此時他已72歲，但又登上了民間外交的舞台。在民間外交的舞台上，章文晉主持協調了國際和平年活動，召開第一次友協全國理事會，積極促使工合國際恢復活動，負責操辦了對外友協成立35周年紀念會等，還被巴基斯坦總統授予新月勳章。從官方外交到民間外交，章文晉就像一隻勤奮的大蜘蛛，不停地結網、結網，為國家，為人民，也為了世界 。1990年底，美國第二任駐華大使恆安石重訪北京時，曾對章文晉說：像你這樣儒雅的外交家最能贏得美國人民的信任。洛德回憶說：「他堅定地捍衛其國家的利益，但他採用的是能使兩國關係取得進展的方式。他到美國人民中去，與美國的精英、國會和政府接觸，有力地闡述中國立場，並且能更好地了解和向北京轉達我們這個社會是怎樣的一個社會，為什麼它不同於中國以及兩個社會應該怎樣相處。我認為，在過去幾年裡中美關係的極大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和章大使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美國學者盛讚章文晉：「充滿東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談吐儒雅，機智幽默」。一位旅居美國多年的華裔老報人說：「章先生了不起呀！他是儒家外交。」 （摘自《黨史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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