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珍珠：在諾貝爾獎的譜系中 | 段懷清

一

1938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全面爆發之前一年，抗日戰爭在中國全面爆發之後一年——美國女作家賽珍珠（PearlS. Buck，1892-1973）以其《大地》等系列作品獲得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這距離《大地》獲得美國普利策文學獎已過去六年。諾貝爾獎所給予的獲獎理由是「她對中國農民生活的豐富和真正史詩氣概的描述，以及她自傳性的傑作」。這裡所謂「自傳性傑作」，指的是賽珍珠為其父母分別撰寫的《戰鬥的天使》和《異邦客》這兩部人物傳記。考慮到二戰時期的歐洲大陸深陷種族、國家之間的衝突戰火之中，賽珍珠及其文學中所承載表達的超出文學世界之外的悲憫、仁慈、對話、理解以及同情、扶助等主題，無論是對戰爭中的歐洲、亞洲抑或戰後的歐洲、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秩序的重建，都不無啟示意義。而在賽珍珠心目之中，中國之於她的意義與價值，毫不誇張地說足以啟示全人類。

在賽珍珠獲獎之前，有另外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的獲獎理由與她較為接近，一位是1924年的獲獎者、波蘭小說家萊蒙特，其獲獎理由是「我們頒獎給他，是因為他的民族史詩《農夫們》寫得很出色」；另一位是1920年的獲獎者、挪威作家漢姆生，他的獲獎理由是「為了他劃時代的巨著《土地的成長》」。儘管三位小說家的個人背景以及文學理念差異甚大，但就小說題材、主題而言，他們又都對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勞動者，包括勞動的艱難以及土地上的勞動人生的異化等，表現出超乎一般的關注與表達熱情。僅就此言，賽珍珠在漢姆生和萊蒙特之後獲獎，不應該被簡單地理解成一種「意外」，其中應該還潛隱著諾貝爾獎在單純的文學因素之外的其他相關考量。

其實，如果從文體以及文類角度來對賽珍珠之前近四十年諾貝爾獎的歷史略作觀察，會發現在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個十年，獲獎者的文學及文化身份，涵蓋詩人、戲劇家、動物小說家、兒童文學家甚至學者（1902年，德國史學家特奧多爾·蒙森以其史學著作《羅馬風雲》獲當年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並沒有迴避蒙森的史學家身份以及獲獎作品的文類性質：「今世最偉大的纂史巨匠，這一點在其巨著《羅馬風雲》中表露無遺」；另有德國哲學家魯道夫·歐肯於1908年以其《精神生活漫筆》獲獎）。當然也有像顯克微支（1905年以《第三個女人》獲獎）以及拉格洛夫（1909年以《騎鵝旅行記》獲獎）。總體來看，第一個十年從獲獎作品文類而言，詩歌、戲劇乃至學術文、哲思文的數量要超出小說。儘管不能說在第一個十年中小說及小說家獲獎就處於弱勢，但也絕對不能說處於強勢。

就文體而言，抒情類、戲劇類文體的著作，似乎要比敘事類文體更受到青睞，至少不會比敘事類文體弱。這大概也反映出對於諾貝爾遺囑中獲獎文學的標準，在認識上仍處於一個嘗試探索以及逐漸明晰穩定的過程當中，其中就包括對於「文學作品」的澄清，即不僅包括純文學類的作品，還包括具有文學價值的歷史及哲學著作。

就獲獎者性別以及國別而言，亦有一些耐人尋味的「現象」，其一是在第一個十年中，僅有一位女作家獲獎，即瑞典女作家西爾瑪·拉格洛夫。其二是此間所有獲獎者都是歐洲人，具體而言，獲獎者分別來自法國、德國、西班牙、義大利、挪威、瑞典、波蘭等歐洲國家。這似乎反映出諾貝爾獎在啟動初期，逐漸從北歐國家向整個歐洲延伸的歷史過程，但也尚未真正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文學獎項的客觀事實。

而在第二個十年中，小說及小說家獲獎的比例有所上升；在第三個十年中，小說及小說家獲獎的比例相較而言明顯上升，且此間有兩位女作家獲獎；而在第四個十年中，敘事類及戲劇類作品的獲獎比例進一步上升，並且出現了諾貝爾獎頒行以來的第四位獲獎女作家，即美國女作家賽珍珠。而賽珍珠也是第三位美國獲獎作家，之前還有1930年獲獎的小說家辛克萊·劉易斯，以及1936年獲獎的戲劇家尤金·奧尼爾。

在此間獲獎作家及其作品中，賽珍珠的《大地》系列在文學上，具體而言在敘事方式、語言風格、故事結構以及人物塑造等方面，儘管並非是同時代歐洲語言文學中最具有開拓意識、創新精神以及探索意義者，但也絕非平庸保守之流。即便是今天看來，《大地》的小說敘事藝術仍不失其文學史應有之地位。

二

除了1913年獲獎的印度詩人泰戈爾，賽珍珠的獲獎，意味著諾貝爾文學獎在前四十年間，首次出現用西方語言文學的形式，來敘述展現一個西方之外的東方社會的獲獎作家及作品。而這種跨語際、跨文化的書寫，無疑進一步擴展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世界性」，同時也貼近其所追求的「理想精神」。這種理想精神，表現在對於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價值的人與人之間開展接觸、對話與交流的追求，表現在對於文化多樣性乃至不同文明之間開展對話交流的追求，同時也表現在對於不同社會階層、不同教育背景的人與人之間開展對話、交流的追求，以實現平等、博愛以及人與社會的解放與開放。

有不少研究者關注《大地》這部作品中的宗教視角與宗教意識，甚至認為《大地》其實是以基督精神以及基督教視角來完成其對於種族、文化以及文明的超越。但無論如何，《大地》首先是一部小說，它是因為其文學性與藝術性而獲獎的——諾貝爾文學獎不是因為其宗教性或西方性而將此獎項授予賽珍珠的，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又往往容易被忽略。諾貝爾獎就其設立初衷而言，也是希望設立一種能夠獨立於或超越於宗教、意識形態以及種族、地域的文學藝術獎項的。

而在具體批評實踐中，傳教士差會組織曾批評賽珍珠及其《大地》沒能表現出「傳教士視角」，而在中國本土作家那裡——譬如魯迅——又認為賽珍珠的中國敘事，所表現的就是「一個女教士的視角」。如此對立的兩種觀點、意見，與其說揭示了賽珍珠中國敘事中的立場缺乏或偏頗，還不如說凸顯出了賽珍珠在此方面的糾結與尷尬，即無論其作品中凸顯出來的是一種傳教士視角還是非傳教士視角，其實在西方社會——最主要是在教會內部——以及中國本土作家那裡，恐怕都不一定會兩面討好。儘管如此，凡是認真閱讀過《大地》等系列作品者，大概都不會忽略或否定其中深刻厚重的人道精神與人文關懷——這也應該是其超越了所謂的「傳教士視角」或「非傳教士視角」之爭的一種客觀而真實的存在，也可以理解為對於諾貝爾獎「理想精神」的一種文學實現吧。

大概不會有文學史家堅持將賽珍珠及《大地》納入到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敘事體系之中予以論述，但即便是在「五四」新文學語境中，《大地》也是一部值得關注乃至重視的作品。在此之前，「五四」新文學還沒有一部長篇小說正面涉及到中國農民與土地這一題材。更關鍵的是，《大地》以及《兄弟們》《分家》這三部曲，幾乎是一部上世紀20-40年代中國農村——都市社會的長篇史詩，它將王龍、阿蘭一代農民的發家命運，與兒子們的個人奮鬥以及孫子輩的命運，結構成為一個家族與一個時代之間交織互動的史詩性敘述。這種敘事結構及書寫方式，在之後近百年中國本土作家們的文學實踐中並不鮮見。

謹以此文，紀念賽珍珠《大地》系列作品獲諾貝爾文學獎八十周年。

2017年9月9日於滬上東北角

本文即將刊於《文匯報 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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