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與生命文化
本文摘自《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2010年講座精選(上冊)》
本文作者鄭曉江,江西師範大學教授,兼任武漢大學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
清明節與中華民族生命文化的精神
清明節至今已經有2500多年的歷史,我認為清明節就是中華民族生命文化集中體現的日子。清明節祭祀的功能包括:減輕人類的恐懼與痛苦;讓生者與逝者有一種心靈的溝通,就是讓生者獲得一種心靈的慰藉和人倫道德的涵養。
清明節所表現的中華民族生命文化的精神究竟是什麼?「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為什麼行人如此「欲斷魂」?為什麼還要借酒消愁?因為行人在外清明節趕不回去,沒有辦法在先人的墓前燒上幾張紙、點上幾炷香,所以鄉愁很深。我覺得千百年來孕育出清明節的內在精神,也是中華民族生命文化的內涵之一。就是「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所謂「慎終」是什麼意思?慎終就是要求人們重視對去世親人的喪葬之事。追遠是要求人們始終不渝地念著去世親人的德行。追遠是慎終的一個結果。我覺得慎終也好追遠也好,實際上都是在喪葬和祭祀的過程當中緬懷先人的德行。追憶先人之德的結果是什麼呢?是涵育自己的道德素養和人倫品格,增強家庭與家族的凝聚力,以更好地面對自我的人生之路。所以,我們祭祀的時候,並不完全是為了追憶過去的人,也是為了涵養自己的德行。
在一個缺乏制度性宗教與信仰情懷的社會裡,個人是難以從容面對死亡問題的。理性與科學對人們如何生活的指導作用非常大,但是對如何面對親人逝世後留下的精神斷裂問題則力不從心。所以,對於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父母就是宗教。孝就是基本的宗教信仰的表達方式,父母去世,就是精神斷奶、靈魂傾覆,怎麼辦?就是靠祭祀。在先輩墓前的虔誠祭祀,實際上就是我們和先人在心靈上獲得一種溝通。
我的一個好友楊雪馳教授,他父親去世以後,第一次去上墳,他寫了一段話:「色蒼茫,寒煙四起,我揣著未完的傾訴,拖著沉甸甸的步履離去。我能感受到,在我的身後,父親的墓正被潮水般的黑夜和寂寞吞沒。從此,清明節有了重量,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是一份牽念,一份哀痛。有時,我會在墓前坐上長長的一段時間,追思父親給我的一切,包括生命、快樂、關愛;追憶父親生前的音容笑貌———慈祥、嚴厲。我也把心中的煩惱向父親訴說,希望父親能像以前那樣給我指點,給我勇氣。想起自己過去對不起父親的往事,請求父親的原諒;說起近來自己的作為,希望得到父親的讚許。這裡,成為我的一個精神的園地。」
中國人在面對先人的時候,他與先人對話,才可以構造出一種超越性。我們所有的人都在滾滾紅塵之中,往往皆關注眼前的事情,為了眼前的利益,忙得不亦樂乎,很難有一種超越性的建構,使其生命難以安頓。大多數中國人這種超越性到哪裡建構呢?那就是墓地。一般來說,當我們在墓前虔誠地傾訴的時候,墓地就成了生者與逝者對話的平台,在這種對話的過程中,我們就可以得到規劃人生的資源,特別是構造人生的超越性。
清明節應該成為中國的感恩節。新浪網有一個調查顯示,61.43%的網民認為,清明節應該成為中國的感恩節。感恩是生命的燦爛陽光,它可以讓我們的內心充實,讓我們的人格完善,讓世界更加美好。
為什麼我們的很多同志對清明的祭祀很不理解,欲除之而後快?因為他們不理解中華民族生命文化的特點,中華民族有一個最重大的特點是什麼呢?在農村,人們不僅祭祀他們的祖先,還祭祀「天地君親師」。為什麼祭祀「天地君親師」呢?因為每個人的生命叫做「小我」的生命,要把我們的生命和我們的先人的生命溝通起來,我們先人的生命又是什麼?是血緣生命。然後我們還要和君(這個君就是我們的社會生命)、師(師就是文化、精神生命)、宇宙(就是宇宙生命,叫天地)相互聯繫。當我們每個人僅僅局限在個人的小生命的時候,我們沒有超越性,我們只有在祭祀「天地君親師」的過程中,才能從一個「小我」變成一個「大我」。只有在「大我」的情況下,我們才能超越生死,因為「小我」是無法超越的,每一個個體的肉體都是要死亡的,但是你把自己的精神和「天地君親師」溝通以後,你就獲得一個「大我」的存在。所以,祭祀看起來好像是迷信活動,但恰恰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建構自己「大我」生命的一種方式和途徑。
著名的學者葛兆光先生講:一個傳統的中國人看到自己的祖先、自己和自己的子孫的血脈在流動,就有生命之流永恆不息之感。他一想到自己是這個生命之流中的一環,就不再是孤獨的,是有「家」的,他就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在擴展、生命的意義在擴展,擴展到整個宇宙。而墓葬、宗廟、祠堂和祭祀就是加強這種生命意義感的場所。
如果正確地認識到清明節的重要性,認識到中華民族生命文化的特徵,我們就能夠很好地強化清明節的意義。但是我們一定要貫徹「民德歸厚」的主旨,不能夠用一種低俗的祭祀形式把民德不是「歸厚」,而是「歸薄」,所以,在這裡面就需要管理和引導。明確什麼叫做清明節的精神,大家帶著這種精神去祭祀自己的先人,就能獲得一種面對自我人生自由的資源。
但是,因為清明節中斷了很長時間,要想真正使清明節恢復成感恩節、道德涵養節、中國人的生命文化盛宴,還差很遠。比如說,古代清明節有十二項活動,分為五大板塊:祭祀紀念、除舊迎新、踏青旅遊、娛樂文化、農事蠶桑。我們現在要達到這些還差很遠。七天的清明節在唐代就開始了,而我們現在只不過有三天假期而已。
中國社會缺乏正確的生死教育
清明節所蘊含的生命文化意義如此深厚,讓我們從清明節的生命文化意義中更加深入地去思考現代中國人的生死問題。幾千年的歷史為什麼會產生這個問題呢?為什麼這個問題還愈演愈烈呢?怎麼過一個有意義、有價值的清明節呢?這裡面所隱藏的問題就是,在現代社會崇尚年輕、崇尚活力、崇尚健康、崇尚享樂的時代,整個社會的核心是什麼?生命的死亡方面往往有意和無意間被我們忽略掉或者根本不在我們面前談這個問題。可是大家想一想,當你的家庭出現一個人員死亡的時候,這個問題立即成為全家人關注的中心,可是我們從來就沒有受到一種關於生死問題的教育和引導,我們究竟怎麼來處理這個問題?所以經常束手無策,更不用說將對死亡問題的處理轉變為人生髮展的基礎了。所以,要從清明節的生命文化中去更加深入地思考現代中國人的生死問題究竟有哪些,以及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怎麼建構合理的生死觀,怎樣醞釀成一種高妙的生死智慧,讓我們的生命更加輝煌,社會更加和諧。
生死問題是普遍性最廣的問題,這其中的一方面是所有的人都要面對死亡。一個大體的計算,2008年我們國家公布的死亡人口是935萬人,相當於歐洲一個國家的人口,如果每一個逝者有6個直系親屬,我認為就有5610萬人涉及生死哀傷的問題;如果以每個人有10個左右的次親和朋友來計算,就有9350萬人有生死之痛的問題;如果說我們再加上清明祭祀、參加追悼會的人,那麼中國人至少有一半的人口會碰到生死問題,但是我們卻沒有基本的這方面教育。
按照死亡對人們產生的衝擊,可以把死亡分為三個類型來理解。第一個叫做自然而死,第二個叫做突然亡故,第三個叫做預期而死。自然而死就是活到了自然的壽命盡頭;因為體質不行,患了惡病或者突然遭遇到水火、刀兵、地震而死,這個叫做突然死亡;因為有了醫學科學,現在可以預測死亡,比如說得了癌症,醫生告訴你可能只能活半年,這叫預期死亡。這三種死亡方式實際上造成的痛苦是不一樣的,比如說自然而死的人他自己的死亡痛苦比較小,家人也比較小,因為他活足了他的自然壽命;突然死亡,雖然自身是沒有痛苦的,幾秒鐘就走了,但是它引起家屬的痛苦是特別巨大的;預期死亡,患者本人是很痛苦的,因為就像判了死刑了,而且家屬也非常痛苦。
「9·11」事件後,美國人就在原址建立紀念館來悼念他們的親人,舒緩他們的哀傷情緒。從科學上來講,這無非就是一個安全帶的殘骸,但是在喪親者看來,這還蘊含著親人的生命內在意義,這就是祭祀文化帶給人們的一種心理的撫慰。
我們講的生死觀都是為活著的人,總體來看,我們中國有如此龐大的需要處理正常及不正常死亡問題的人群,我們確實需要生死的智慧,而最高的生死智慧就是達到超越死亡之境。超越死亡其實就是為我們的人生確定方向和原則,使我們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好,這才是最重要的一點。
佛教講,人的一生有四大課題———生、老、病、死,我們對生有教育、對老有教育、對病有教育,唯獨對死亡的教育太少了。要學習生死,就是對生死問題來進行認識,然後在學習生死的基礎上學會生死,學會生死就是在學習生死的基礎上建構人生智慧和死亡智慧。當面對複雜的生死問題時,學會來解決人生問題,超越死亡。
根據一個問卷調查發現,有97.5%的學生從來沒有在家庭裡面進行過生死觀點的交流。還有一個調查,對高校1100多名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發現有69.3%的大學生認為,人死了,生命就結束了,不會再活過來;有25.1%的大學生認為,死亡是人在這個世界上消失,去了另一個世界;還有5.6%的大學生認為,人能夠死而復生。
我認為這三種看法都是錯的,這就是造成我們現在困境的一個根本原因。人死了絕不是生命意義就結束了,而人的生命意義可以在死後存在,並不是說去了另一個世界,也不是能夠死而復生,關鍵在於我們原有的生死教育沒有讓我們形成對生死的正確態度。
我們受過的生死教育,通過詳細資料的檢索,可以歸結為三點。第一點,「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輕如鴻毛」。這出自1944年的《為人民服務》。第二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這是1947年提出的。第三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是1962年中印戰爭後張國華將軍從前線回到北京,和毛澤東說我們前線指戰員喊出的一個口號,毛主席非常高興,拿起筆來寫下:「我贊成這個口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不怕死」的生死觀,從生死哲學這個專業來講,恰恰是屬於生死抉擇觀,我認為在戰爭年代是非常重要的。我小時候讀《紅岩》,對這首詩印象尤其深刻,「死亡也無法叫我開口,對著死亡我放聲大笑,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面對死亡還能放聲大笑,當時年輕人都是熱血沸騰,我就是這種生死觀培養出來的人。
但是在和平時期,在一般情況下,我們普通人的生死觀是生死抉擇觀代替不了的。所以,趨利避害是我們的人生本性,求生懼死是我們的人性本能。孔子講:「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什麼意思?暴虎就是赤手空拳和老虎搏鬥,馮河就是打著赤腳過深河,孔子說這種人你千萬不要和他打交道。大家都是有工作單位的,在公司也好,在學校也好,想想你的背後坐著兩個不怕死的人,你的背脊上會發麻,一個人連死都不怕了,他什麼不敢幹啊?老子的《道德經》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所以,我認為,在和平時期,在一般情況下,這種不怕死的生死觀是非常不成熟的觀念。
第一點,它遮蔽了我們對生死問題的深思。我們很多老年人不敢和孩子們談死亡,我們沒有辦法去思考死亡的問題,遮蔽了死亡的問題,可是最終我們每個人都要碰上死亡問題,所以我們就更痛苦。
第二點,我們不能珍惜生命的時光,很多人浪費時間。為什麼他沒有死亡觀呢?他不知道人生是有限的,他沒有思考死亡問題,才會不珍惜時間。
第三點,有一些是思想意識有問題,又特別孤僻,行為特別怪異者,具有不怕死的觀念。你看這個人殺了12個人,傷了10個人,這個人是典型的不怕死。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就一定不珍惜別人的生命,當一個人連死都不怕的時候,恰恰就是對自己生命的不尊重,所以就會幹出對別人生命不尊重的事情來。
從根本上來講,生死抉擇觀確實是很正確的生死觀,也是我們青少年需要的一種生死觀教育,但是在進行這種教育的時候一定要有兩個前提。第一,特定的時代背景。戰爭時期兩軍對壘,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確實要英勇殺敵,甚至獻身。第二,特定的狀態。在千鈞一髮之際,我們確實要不怕犧牲挽救他人的生命。可是我們的教育不論何時都是不怕死的生死教育,很多青少年自覺不自覺地把這種不怕死的觀念泛化,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怕死,輕賤生死,對死亡毫不在乎,對死亡毫無根據地不怕,所以,這種兇殺、自殺、對他人生命毫不尊重的現象就會大量發生。但願上述悲劇不會重演。
中國傳統的生死智慧和當今社會影響較大的兩種生死觀
基於前面分析的一些理由,我認為必須重構現代中國人生死觀的核心價值,我們以前並不是沒有生死觀教育,只是是一種錯位的教育,「錯位」的「錯」不是「錯誤」的「錯」,而是「錯開」了,因為它是用生死抉擇觀替代生命價值論,這給我們造成了嚴重的生死問題,所以,有必要讓生命價值論成為現代中國人生死觀構成的主要要素。生命價值論的根本意義就在於讓我們懂得生命的神聖性和最為寶貴性,培養高尚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人格,去珍愛自己的生命。這種教育一定首先是珍愛自己的生命,然後尊重別人的生命,承擔自我的公民責任、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這就是生命價值論的教育。我們缺的就是生命價值論教育。
中央電視台曾經有一個調查,死亡教育是不是應該有呢?有65.42%的人贊成,反對的佔27.08%。死亡教育肯定是需要的,但是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我們究竟用什麼樣的生死觀來教育孩子、教育我們的公民?如果還是以前那種不怕死的生死觀,這種教育造成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所以,我們首先要了解現代的中國人,尤其是我們普通人有什麼樣的生死問題。我認為至少有五個方面的生死問題。
第一個,我們可能在上班的途中、可能在教育的過程中碰到一個送葬的隊伍,這個時候我們對生死問題感觸不深,頂多心裡有一些惆悵,發現人還是要死的。
第二個是喪親之痛。每一個人都有正常的壽命,必然會碰上親人去世,和自己越親的親人去世,產生的痛苦就越大,離自己比較遠一點的親人去世,產生的痛苦就要小一點。
第三個就是自我之死。無論你是什麼皮膚,也無論你的地位是怎樣的,你總有一天要面對死亡,這個問題是我們所有人必然遇到的問題,可是我們很少去思考,也沒有得到面對自我之死的教育。
第四個問題就是死後世界和死後生命的問題。我認為死後世界和死後生命的問題絕不僅僅是宗教的問題,因為我們中國人大多數都是相信科學的,都是受唯物主義教育,我們很難建構死後生命,其實死後生命完全可以建構,而且一定要建構。
第五個,我們還可能遇到諸如死刑問題、墮胎問題以及器官移植、克隆、自然災害、核戰爭、安樂死等問題,這些是生命倫理學的問題,比如說安樂死的問題,正在討論,也是生死的問題。
普通人碰上的無非就是這五類生死問題,作為普通人,我們怎麼去解決?我們的教育有沒有告訴我們答案?差不多是沒有的。怎麼面對親人之死?怎麼面對自我之死?怎麼面對生命倫理學的問題?沒有哪個人來教我們,那麼我們中國人能不能求之於傳統的生死智慧?大家想一想傳統的生死智慧是什麼?根據我的研究,中國傳統的生死智慧大概有五種類型,但是影響最大的是四種:第一種叫做「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第二種叫做「生死齊一」的生死智慧,第三種就是佛家的「往生」,第四種就是民間的陰間和陽間。
我覺得生死智慧在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裡面有非常深厚的基礎。因為儒家是理性主義者,很早就發現人的肉體能夠永生是不可能的。那麼人們要想永生怎麼辦?通過崇高的品德修養可以讓人世世代代傳頌,建功立業可以讓民眾長久受益,精闢的言論具有永恆的價值。所以,這三者叫做「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都是一種精神超越。為什麼「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歷史書,用一種崇高的品格載入史書他就永恆了,所以,文天祥勇敢地走向刑場。這就是儒家的超越生死的智慧。
佛教中「往生」的生死智慧,大家注意,佛教講,生是本有,臨終的時候是死有,死後叫做中有,回復到出生是生有,所以,死不是人的全部毀滅,是「往生」。對於普通人來講是六道輪迴,對於佛教的人來講是往生西方極樂,所以死不叫死,是叫「往生」。「往生」這個概念非常重要。
道家是自然主義者,認為生和死是一個自然過程,對這個必然的過程,我們叫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生死就是一個命,我們沒法迴避。大家都知道莊子妻死,莊子「鼓盆而歌」的故事。莊子的妻子死了,莊子的好朋友惠子就去弔唁,一進門,發現莊子坐在地上盤著腿在那敲鑼打鼓唱著歌,惠子說,你這個人真是夠戧,妻子跟你一輩子是一種恩遇,現在她死了,你不哭也就算了,你還敲鑼打鼓唱歌,這是不是太過分了?莊子講,我一開始心裡也很痛苦,可是我仔細想一想,我的妻子沒有出生的時候是什麼?是一團氣,氣之前是無,現在我妻子死了是什麼?妻子死了又恢復到無,從無中來到無中去,就像春夏秋冬一樣,我們不會為春天變成夏天而號啕大哭,我們為什麼要為人死而號啕大哭呢?這是一種高妙的生死智慧。
影響最大的就是民間的陰間和陽間,如此多的人去上墳,其實背後的觀念支撐就是陽間和陰間的理論。中國人認為,人有魂魄,人死了以後,魄就是屍身,魂可以脫殼而出。
千百年來,陰間和陽間的觀念、靈魂的觀念讓我們中國人意識到死亡並不是毀滅。我們為什麼要燒紙?「紙」是指「紙錢」,讓去世的人在陰間里有錢用。
我認為,傳統的生死智慧高、中、低三種境界齊全,千百年來它為中國人提供了面對生死的智慧選擇。一個文化素養不高的人,可以選擇陰間和陽間,一個有極高道德境界的人可以選擇立德立功立言,一個有高超人生藝術者可以選擇道家的「生死一體」,一個有宗教情操的可以從佛家了生死。高、中、低齊全,為各種人提供面對生死的關鍵性資產。
這種傳統的生死智慧,我認為1840年鴉片戰爭時,受到了武器的批判,1919年受到了思想文化的批判,1949年以後又受到了破四舊、破封建迷信的實務操作層面的批判;何況還有十年「文化大革命」,從文化觀念到實際操作的全面拋棄。所以,為什麼現在的中國人過不好清明節?因為我們的血脈都中斷了,我們不知道清明節的歷史和內涵,這些全部被破壞掉了,血脈被斬斷了。現代人更加「個我化」了,什麼叫「個我化」呢?個人縮入個體的堅殼,認為生命是個我的、生活是個我的、人生也是個我的。這種個我化的人生觀唯個人之利是求,唯個人之欲是求,完全凸顯個人的人生觀。雖然這種人生觀能關注當下的生活或者說有了現實享受,但是在面對死亡的時候,越個我化的生命,越是一無依傍的生命,他的死越成了無可挽回的死,個體生命的喪失就沒有辦法成為人類生命延續中的死,最個我化的生活與最個我化的人生就導致了最個我化的死亡,最個我化的死亡引發的生死恐懼就是最大的。
一個傳統的中國人,在一個地方失敗的時候,他想以後自己就在這裡佔一個牌位。在這個地方佔一個牌位意味著什麼?就是和傳統的祖宗接續了血脈,我的死亡成為家族延續中的死亡,叫做內我化的死亡。而現在的人往往是個我化的死亡,他不能成為家庭、家族以及人類延續中的死亡,所以他的痛苦就是最大的。
從生活的品質、生活的快樂來講,我們現代的人要遠遠高於傳統的人,但是從死亡的平台來講,現在的中國人要低於傳統的人。一個人如果你一生都很幸福、很快樂、很順利,但是當你面對死亡的時候,怕得要命、恐懼得要命,那麼你把你的一生幸福都一筆勾銷了。所以,一個人的幸福和快樂不只是當下存在的,一直到你面對死亡的時候才能最終下定論你是不是幸福,你能不能把你一生的幸福一筆勾銷。這就是生死問題的重要性。
因為我們沒有有關生死觀的資源,也沒有正常的生死教育,因此就產生了兩種影響深遠的生死觀。
第一種叫做「人死如燈滅」。「人死如燈滅」是什麼意思?再過幾十年,我們來相會,送到火葬場,全部燒成灰,你一堆我一堆,誰也不認識誰,全部送到農村作化肥。這種生死觀是非常糟糕的,這種生死觀告訴我們死有什麼可怕?人死了一了百了,什麼都沒有了,什麼都不知道了,有什麼可怕?一死燒之,一燒灑之,如此而已。這種死亡觀導致的人生模式是什麼?它可能導致兩種結果。一種就是產生死後的虛無———讓人生也完全虛無的觀念。他們的想法是什麼呢?反正都是要死的,死了什麼都沒有,還有什麼不能幹呢?老子幹了又怎麼樣?沉迷肉慾、無所顧忌、胡作非為。第二種結果就是導致心如死灰,因為人死了什麼都沒有了,我為什麼要奮鬥啊?兩種結果都是非常糟糕的,這種死亡觀在現在的中國人里占很大的比例。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如此發展,社會的道德水準卻下滑?社會的不安全感越來越嚴重,為什麼?
另外一種生死觀認為,「20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人的肉體生命是可以輪迴的。因此產生了一種消極入世的思想,消解了遵循社會規範的必要性和自覺性,終至滑向無惡不作的任意性。我曾經問刑警隊長即將被槍斃的人有什麼表現,他說有兩種情況:一種就是屁滾尿流,就是大小便失禁;另外一種就是,昂首挺胸,走向刑場,老子死了20年後又是一條好漢,腦袋掉了無非是碗口大的疤。這件事情確實令人心痛,因為我們中國那些重刑犯的想法都是「我殺人的刀沒有好好保存起來被你們找到了」,「我貪污的巨款沒有好好保存起來被你們查到了」。我們那些重刑犯從來就沒有懺悔,正因為如此,所以才昂首挺胸走向刑場。
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是五千年以來最高的。比如,深圳一年比一年繁榮。全國都一樣,我最近到內蒙古,發現我們對內蒙古的理解全錯了,鄂爾多斯人均產值比深圳還高,到處都是豪華轎車。可是,雖然我們的經濟水平如此之高,但我們道德的總體水平不盡如人意,貪污腐敗現象越來越多,社會上總有一些年紀輕輕的亡命之徒。大家想一想亡命之徒的產生原因,除了很多社會的原因、家庭的原因、教育的原因、個人的原因,原因很複雜,但是我認為「人死如燈滅」「20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的生死觀廣為流行,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建構健康合理的生死觀
要樹立健康的生死觀,合理和健康的生死觀主要表現為三點。
第一點,人死不會如燈滅。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人死如燈滅」是造成我們生死困擾最大的根源性的問題。人死不會如燈滅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人的生命和動物的生命是不同的,動物死了就是如燈滅,但是人的生命除了我們的實體性生理生命之外,還有三重生命。第一重叫做血緣性親緣生命。血緣性親緣生命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從父母那裡來的。父母哪裡來?父母是從父母的父母那裡來的。其實我們從父母那裡秉承血緣的同時,我們就秉承了親緣關係,親緣關係是千百年來的人類文化和文明凝聚而成的。第二重叫做人際性社會生命,就是說每個人必然在社會中生活。我們知道,印度有一個狼孩的故事,狼叼走一個孩子,這隻狼死掉了狼崽子,這個孩子又恰好碰上了狼的乳房,狼就把這個嬰兒當成小狼崽子來養,結果過了七八年把他弄回來,他是人的生理結構,可是他確實像狼。什麼意思?他沒有在社會中生活,他沒有建構社會人際關係生命。第三重叫做超越性精神生命。超越性精神生命我們好理解,我們有思想、觀念、思維,但是精神生命為什麼有超越性?因為我們可以「思」,可以追溯過去,比如秦始皇是多久以前的,還可以預測以後的事情,這就叫超越性。所以精神生命是可以超越時空的,這是它的特點。
第二點,健康的生死觀是什麼呢?我們當然要有物質享受,否則我們的感情生活就了無生趣,但是我們更要努力去創造世間之情。世間之情的釀造是更加重要的,所以我們在生活中、在與人相處的過程中,不要斤斤計較,不要執著不放,名利心淡泊一點,生命從容一點,交往純潔一點,生活也要簡單一點。這個時候當人死了之後,可以把血緣的、人際的、社會的生命留在世上,也就是說把情留在世上、把思想留在世上,就是把精神產品留在世上。有了這樣的建構,我們就把死亡變成了規劃人生的資源。那我們的人生怎麼整合資源?尋找到了生的動力和內容,尋找到了生死的意義和價值。人要由死觀生,人由死觀生的結果是什麼呢?最大的價值是創造親情、友情、人情和愛情。因為任何物質的東西都是會朽壞的,都是會喪失的。死亡的路上沒有行李包,什麼意思?你不能帶著行李去死,物質的東西是會損壞的,我們留下來的就是情。所以一個人的一生固然要物質生活,但是更要去獲取情,這個情是親情、友情、人情、愛情。
我們不僅要追求生活中的物質性所獲,更應該追求生命中的精神與關係性所獲,這就是一個健康、合理的生死觀。實事求是來講,人生在世,不能不去賺錢,不能不去享受,也不能不去獲得權力,這是我們人生活中的重要所求和重要所獲。但是關鍵在哪裡?不是說感情的生活不要,如果只有感情生活就出問題了。人生中最最重要的東西不在金錢、享受和權力,因為在生活中的所求所獲外,我們要從生活走向生命。生命在於創造,在於你為這個豐富的世界增添了什麼。我們為這個社會和民眾造了多少福,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你擁有多少親情、友情、人情和愛情,這些東西叫做生命之事,前面叫做生活之事,我們既要有感情生活之求,更要有生命之求,這才是合理的生死觀。但是一個人要真正建構生命之求的重要性,必須要通過死亡觀才能建構,這就叫做由死觀生。
第三點,我們必須區分生死抉擇觀與生命價值論。生死抉擇觀就是人面對生死選擇的時候,按照什麼樣的價值標準來選擇。生命的價值論是講人的生命是本、是體,其餘的一切都是末,都是用。首先,因為人的實體生命是會死的,是不可讓渡的、不可重複的;其次,關於人的生命在中國古代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現在被我們都拋棄了,認為人的生命是萬物之靈,是天地之心,是宇宙的精華,所以它是神聖的。所以這兩點揭示出我們人類的生命是彌足珍貴的,在任何外物面前,生命的價值最高最大,在任何情況下保護人的生命都是第一位的,所以我們一定要區別生死抉擇和生命價值。
據一位陸教授統計,2009年有40餘名大學生不怕犧牲,見義勇為,其中有10多名獻出了生命。長江大學的三位大學生去世了,是為救人去世的:救兩個孩子,死了三個大學生。我們在這些捨己救人的大學生、英雄面前感動,我們崇敬,我們也應牢記他們的英雄事迹,但是我們活著的人要反思,我們這些大學生有沒有救人的能力?他們手拉手去救人說明肯定就不會游泳,這種救人方法一定要身上捆著繩子,這個水一衝,你拉得住嗎?拉不住。所以我們一定要反省,我們是不是有救人的本領?從生命價值論的角度來看,不能盲目地提倡青少年奮不顧身去救人,如果有這種救人的能力就去,如果沒有這種救人的能力就不應該去,要叫消防隊員來施救。
我曾經和部隊的官兵討論過這個問題,部隊官兵要有生死抉擇觀,要是打仗的話一定要衝鋒陷陣,但是建立這種生死抉擇觀的目的是什麼?董存瑞為什麼要炸碉堡?黃繼光為什麼要堵槍眼?是為了他的戰友少犧牲,是為了人民群眾不受戰火的蹂躪,還是為了生命價值論?所以生死抉擇觀是在生命價值論之內的一個範疇,不能夠脫離出來,變成一個獨立的範疇,並且高於生命價值觀。其實我們在和平時期,救人都是為了救別人的生命,在救不了別人生命的情況下你還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是不對的。就像恐怖主義襲擊和恐怖犯罪,它們有一個重大的性質上的區別,恐怖主義襲擊是有明確的政治目的,而恐怖犯罪是為了泄私憤、報復社會。
保護人民生命安全是社會和政府的第一要務,呵護自我生命的健康成長應該是我們每個人最優先考慮的事情,尤其要建構一個合理的生死價值觀:第一,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走放棄生命的自絕之路;第二,在災難降臨時,我們要儘可能地保全自己的寶貴生命;第三,既要意識到我們自己的生命是寶貴的,也要看到別人的生命也是彌足珍貴的,對任何他人的殘殺行為都是不能允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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