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小民"的經濟學江湖

實習生 位宏如 本報記者 崔克亮

他被稱為「大眾經濟學家」，「中國普及經濟學第一人」。

他認為，經濟學是一門經世致用的學科，不能居廟堂之高，只有從學術的象牙塔走出來，為普通人所熟知，才能真正為現實生活服務。

他喜歡讀書，包羅萬象，甚至不放過「談武論俠話經濟」的機會。

他頻頻出入多所高校，給董事長和總裁等企業高管講授經濟學知識。

他就是梁小民。

青睞歷史，服從調劑走上經濟學之路

中國經濟時報：您是如何走上經濟學的求學和研究之路的？

梁小民：1962年我參加高考，是山西省的文科狀元。我一開始報考的是北大歷史系，當年北大在山西省計劃招收三名學生，分別是歷史系、中文系和經濟系各一個，結果最後我被調劑到了經濟系。剛入學時，對大學學習生活完全是懵懂的，因為中學時期我並沒有接觸過政治經濟學，而且入學以後發現自己還是對歷史學情有獨鍾，當時也有調換到歷史系的想法。我讀過的一篇文章中提到，1931年初，吳晗寫成《胡應麟年譜》，受到胡適的賞識，時任教於國立北京大學的胡適因此舉薦吳晗為國立清華大學史學系工讀生，專攻明史。我當時讀了談遷的《國榷》，於是也想通過編寫一本《談遷年譜》來調劑專業。但是最後發現實際上行不通。之後我開始學習經濟學，由一無所知到慢慢接觸，從不了解到了解，在學習過程中逐漸對其產生了興趣。

1968年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黑龍江的林場做了一名林業工人。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開始成為一名中學語文教師，一教就是十年。1978年恢復高考後，我參加研究生考試，重新考入北大經濟系，獲得碩士學位。畢業後留校當助教。北大當年解決教職工基本生活問題的能力不足。為了解決住房問題，1991年我調往北京工商大學（原北京商學院）任教，直到2003年8月退休。退休時，儘管學校一再挽留，領導也一直在做我的工作，可我還是義無反顧地退了，因為我是個喜歡自由的人，早就想過自己想過的那種生活了。退休後，我的生活只剩下了三件事：講課講學，寫專欄，看書。此外，我還要到清華、浙大、廈大等5所院校講課，要給好幾家媒體寫專欄，還要應邀去全國各地講座，可以說比在學校時還忙。

經濟學界的「流行歌手」

中國經濟時報：與學院派經濟學家不同的是，您走的是一條向普通大眾普及經濟學知識的道路。是什麼原因促使您走上這條道路的？

梁小民：1994年，作為一名訪問學者，我去美國康奈爾大學進修。學習過程中，我發現美國的高端經濟學理論用的全是數學。而我數學基礎不是特別好，很多數據模型看不懂。我意識到沒有足夠的數學功底，搞尖端研究這條路肯定行不通。我同時發現，在美國，通俗實用的經濟理論普及讀物特別有市場，一個經濟事件，老百姓看到的只是新聞和現象，但經過大眾經濟學家的旁徵博引，生動細緻地分析，不同的讀者會獲得不同的體會。而且當時有很多大牌經濟學家在寫專欄，發表一些普及經濟學知識的文章。我意識到經濟學也可以這樣寫，加上我學的是文科，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等知識可以幫我解釋很多經濟學問題。

我決定放棄前沿式的研究，轉而從事經濟學普及性工作，1995年回國後我便動手寫了《美國回來不敢談經濟學》，此後相繼出版了 《經濟學是什麼》、《經濟學的開放》以及《經濟學原理》（譯著）等普及型大眾經濟學讀物，同時相繼在《南方周末》等媒體開設了《我讀》、《我說》、《小民說話》等20多個專欄。都受到了讀者的歡迎，得到了很好的反饋。

「不務正業」的雜家

中國經濟時報：您把經濟學家的敏感融入到了武俠和寓言、歷史、身邊故事中，形成了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生動流暢的獨特寫作風格。您的這種寫作風格是如何形成的？

梁小民：我一直認為經濟學的原理存在於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對於一些事情，你可以從多個角度來分析，包括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比如說《紅樓夢》，其中不僅有愛情故事，也有經濟學的故事。在《紅樓夢》中，探春積極尋求改革，但是為什麼卻以失敗告終呢？主要原因在於基本的大框架沒有改變，在原有的框架約束下，做出一些相應的改革，或許在某些方面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但總體上不能取得成功。從探春改革失敗中看出，賈府不過是一個經濟單位，賈府的繁華是以計劃經濟體製為基礎的，賈府的衰落是經濟轉型失敗的結果。因此，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須從整體角度進行全面改革。

再比如，我比較愛好武俠小說，武俠小說中就包含著許多經濟學的道理。各個武俠門派和高手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和發展，頗像無數大大小小的企業和個人在市場上競爭。那令人眼花繚亂的各派武功，分明是武林中各家「企業」的特色產品，自然也有壟斷、創新、核心技術乃至產權保護等諸多問題。

我個人比較喜歡通俗的文風，希望用簡單準確的語言去闡釋經濟學的相關原理，通過這種寫作方式可以讓普通大眾更好地接受經濟學知識。

經濟學家的任務不在於當 「喜鵲」，而是當「烏鴉」

中國經濟時報：經濟危機引發過經濟學家的危機，您也曾指責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真正的危機在於沒有獨立人格。在您看來如何做一個稱職的或有獨立人格的經濟學家？

梁小民：在我看來，不僅是經濟學家，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有自己獨立的人格。經濟學家信任危機的出現有其歷史和現實淵源：孔子倡導「學而優則仕」，許多經濟學家積極地謀求仕途，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有不少主流經濟學家用自己的經濟學知識來換取個人名利，為一些特定利益服務。此外，這與當前的大環境也有關。在國外，經濟學和社會學、哲學、歷史學一樣，是一種普通學問，經濟學家也不過是一種普通的職業。但在中國，經濟學則被放到了顯學的地位，經濟學家充當了為人指點迷津的角色，其言論、預測當然廣受重視。再加上國外經濟學家對未來的預測完全出於自己的判斷，幾乎沒有個人功利色彩，而國內一些經濟學家則被公眾稱為 「抬轎派」，種種抬轎當然有回報，而且還不低。

我這裡強調的獨立人格，並不是要求你始終站在政府的對立面，反對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措施。作為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對政府政策中有進步作用的要大力提倡，對於你認為不恰當的要予以批評。中國近現代史上，胡適先生就是一位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胡適不是作為政府的反對派出現的，但是又會對政府的一些行為提出批評，時刻堅持不加入國民黨，不當政府官員，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經濟學家的任務不在於當「喜鵲」，而是當「烏鴉」。經濟學家的社會責任更應該是對政府不對的地方進行批評，批評對社會來說是有一種必要的警示。保持獨立人格不是無原則地為政府做宣傳，而是從自己的獨立判斷出發，以批評的眼光來看待經濟現象，提出具建設性的意見，以俾中國經濟健康發展，並造福於普羅大眾。

「中國經濟學」和「經濟學中國學派」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有些經濟學者主張建立中國經濟學派，而一些學者對此持反對態度，認為經濟學是無國界的、普適的，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規律。對此您怎麼看？

梁小民：其實，建立中國經濟學和經濟學中國學派兩者是有點區別的。首先，關於有無中國經濟學，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是通用的，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其實很簡單，關鍵在於你怎麼去應用這些原理去指導經濟實踐。其次，可不可以有中國經濟學派呢？這個是有必要的。因為，雖然經濟學原理是相同的，但其在各國的應用則是不盡相同的。也就是說，各國必須從自己的實際情況和基本國情出發，來應用這些原理解決具體的經濟問題。比如說市場經濟，是一個普遍的經濟學原理，但是在中國現有條件下它的有些原理就是不適用的。我認為，如果要建立中國經濟學派，其主要任務就是將西方的經濟學原理引進到中國來，運用這些經濟學原理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如果單純說建立中國經濟學，形成一套新的中國經濟學的理論，那是毫無意義的，也是不可能的。

「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經典經濟學專著」

中國經濟時報：您翻譯了美國經濟學家曼昆的《經濟學原理》、帕金的《經濟學》等50餘種專著，贏得眾多讀者的熱捧。我國現在比較流行的經濟學教材還有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斯蒂格利茨《經濟學》等，能否簡要比較和評價一下這幾本經濟學名著？

梁小民：我最開始參與翻譯的是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之後才到曼昆的《經濟學原理》，並且參與了斯蒂格利茨《經濟學》（第二版）宏觀經濟學部分的翻譯。我參與翻譯的專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奧多·舒爾茨的《改造傳統農業》，現在該書已被收錄在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里了。

談到這些經濟學名著，可以說每個時代都有屬於各自時代的不同經典。中國經濟學人最早了解、也最為熟悉的恐怕就是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它是第一次將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結合起來，1948年首次出版，對西方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到現在已經出版到第19版了。這本書曾經對中國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現在看來，儘管其每年都會修正一些舊的內容，增加新的內容，但總體上全書的體系已經過時了。帕金不是薩繆爾森那樣的大腕級人物，他是一名優秀的經濟學教師，他的 《經濟學》，內容更為全面和深入。帕金在編寫《經濟學》時，採訪了當代許多經濟學大師，與他們縱論經濟大事。他的《經濟學》被許多名牌大學作為經濟學首選教科書。斯蒂格利茨《經濟學》擺脫傳統模式，它推翻了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並且形成了自己的框架，實現了微觀和宏觀經濟學的完美統一。但是這本書反對市場化、全球化，整體上來說偏左，在美國並沒有特別流行。曼昆的《經濟學》已經翻譯到第六版，每一版都會做一些調整，比如去年出版的第六版，在宏觀經濟板塊，增加了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貨幣政策調整的相關內容。該書有很多具有時代特點的案例、新聞摘錄，可以讓讀者在學習中加深理解，並且保證該書內容與時俱進。

每個人都需要了解一點經濟學

中國經濟時報：能否給我們分享一下您的經濟學治學心得？請給經濟學愛好者推薦幾本入門讀物。

梁小民：國外每個大學生都要學經濟學，中國也應該是這樣。經濟學有三個方向，第一是跟蹤當前世界經濟學的最新進展，國內應該對國外研究動態有所了解；第二是用經濟理論分析和解決當前中國的經濟問題；第三就是把經濟學普及給老百姓，讓更多人能夠接受和了解經濟學。這三塊任務應該說都是很重要的，不同的人側重於不同的任務。現在側重於追蹤經濟學前沿的人其實並不多，做普及的人也不多。

經濟學入門可以選擇曼昆的 《經濟學原理》，或者是我寫的《經濟學是什麼》。在了解經濟學基礎知識的前提下，你可以進一步根據自己的興趣來選擇書籍。比如說對改革感興趣，我給你推薦周其仁《改革的邏輯》。

凱恩斯主義：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中國經濟時報：您曾主張要埋葬凱恩斯主義，但凱恩斯主義在發展經濟、擺脫經濟危機上也曾起到過顯著的作用。也有學者指出凱恩斯主義的脈搏依然強勁，對此您怎麼看？

梁小民：我個人並不認為凱恩斯主義對擺脫經濟危機起到了很顯著的作用。拿美國30年代的經濟危機來說，很多人認為是羅斯福新政使美國走出衰退。實際上，羅斯福新政對美國的經濟危機並沒有起到正面作用，主要是因為二戰的爆發改變了美國的經濟狀況。凱恩斯主義主張政府干預經濟，在一段時間內有一定的積極影響，但是其負面作用遠遠大於正面作用。20世紀60年代肯尼迪政府刺激經濟的政策，引起了美國70年代的滯脹，20世紀90年代格林斯潘刺激經濟的政策正是這一次全球性經濟危機的起源。市場經濟需要有政府，但凱恩斯主義神化了政府，給予政府干預經濟的權力。凱恩斯本人也許只把這種干預作為應急之策，但歷屆政府卻把這種干預無限擴大了。

我之所以主張埋葬凱恩斯主義，主要是針對中國政府對於經濟的干預太多這一具體情況提出來的。政府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

凱恩斯主義實際上是埋葬不了的。一方面，這是政治上的需要。有些經濟問題不用政府調節也可以解決，但時間會很長。這就好比感冒，不吃藥會好，但是康復過程可能會久點。政府為了短期取得效果，主張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論，採取刺激經濟的方式來擺脫危機。另一方面，凱恩斯主義之所以受歡迎，之所以不僅埋葬不了，而且蔚為大觀，就在於它迎合了某些政治家或者說官員的需要。凱恩斯本人也是官員。政府官員需要凱恩斯主義提供用權力來干預經濟的理論依據。從現實政治來看，任何官員的任期都是有限的，無論在哪一種政治體制下，官員都在追求業績，希望在自己當政時期有良好的政績，留下好的官聲。能否獲得好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經濟狀況的好壞。所以，政府官員平時都希望用各種手段刺激經濟，在經濟危機時期，就更要不惜動用一切手段搶救經濟，而不管長期的後果如何。

從上述意義上來說，凱恩斯主義不可能被完全埋葬。但是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凱恩斯主義式政府干預的弊端。凱恩斯對經濟學的貢獻是功，但主張國家干預是過。不過罪不在他。黑格爾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裡「合理的」不是說存在的東西一定正確，而是說它有存在的理由，有必然性。凱恩斯主義就是在這種意義上「存在的」。

減稅是一場制度性革命

中國經濟時報：近期，在中國開徵遺產稅被重新提上議事日程，您怎麼看待中國人的稅負狀況？應不應該增加房產稅、遺產稅？您對稅費改革有何建議？

梁小民：我個人認為中國的稅負是非常重的，之前網上有這種說法，中國的稅負僅次於法國，排名全球第二。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應該說並不高，低於發達國家的稅收。但是有兩類稅收比較高，一種是間接稅，居民承受的更大稅負是包括在商品價格中的各種隱形稅，居民感覺不到，但每時每刻都在繳納。另一種是企業稅，也很重。中國還有無法統計的各種合法 （多由地方政府制定的法）和不合法的非稅收費。全世界收費公路14萬公里，其中10萬公里在中國，佔70％以上。

我個人反對徵收房產稅，在國外叫財產稅。因為，在中國，房產本就不是個人財產，只有70年使用期，對只有使用權的東西怎麼可以徵稅？真要征也行，你先把房產所有權給人家。對於遺產稅，我的觀點是高稅率，稅率應該在50％以上。開徵遺產稅，不但可以鼓勵富人的孩子奮鬥，也可以調節收入分配。遺產稅實際操作比較困難。開徵消費品稅是個趨勢，國家把稅含在商品里，納稅人消費的時候徵收，這樣不僅徵收起來簡單，徵收成本也低。

稅收改革，根本在於減稅。國民收入增加的根本途徑還是技術進步，生產率提高。不過在短短几年間要從根本上改變低工資、低成本、低價格的出口狀況，並不容易，現實的有效方法還是減稅。而減稅的關鍵在於減少政府支出。我們的政府要辦各種顯示大國風範的豪華國際賽事，要撥巨資修建或有效益或無效益的高鐵、機場，各地政府還要興辦種種有益或無益的政績工程，政府的「三公」支出難以大幅度減少，甚至還要高速增加，作為為政府財政籌資的稅務總局，不增加稅收，又有什麼辦法呢？減少稅收要以控制政府支出為基礎。沒有支出的減少，減稅仍然只能是一張「空頭支票」。減稅並不難，難的是控制政府支出。讓習慣了大手大腳花錢的各級政府變得勤儉節約，這也是一場革命。這不僅需要制度上的改變，而且要加強人大與媒體的監督。這些都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在於突破制度瓶頸

中國經濟時報：除剛才談及的財稅改革外，中國其他領域的改革應如何取得新突破？

梁小民：國企改革牽扯麵廣，利益糾纏特別複雜，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它和政府結合在一起，靠政府的權力賺錢，而且依靠特權控制了國民經濟的最關鍵行業。國企改革最重要的是改革公司治理結構，國有企業一定要有自己的董事會，對企業運營進行決策，而現在國有企業的一切都是國資委管著，董事會就是國資委任命的，這怎麼能獨立運營呢？要減少政府干預，政府要從企業管理中徹底退出，使國企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企業，而不是一個行政單位。

收入分配改革旨在實現收入分配公正。分配平等包括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機會平等就是給所有人平等競爭的權利，讓每個人都有充分發揮自己才能的機會。結果平等就是收入平等。認識這兩種平等之間的關係是解決分配問題的關鍵。收入差距應取決於個體對經濟的貢獻，而不是其他因素，比如受賄等隱形收入。正是貪污受賄等權力尋租活動導致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平等絕不是均貧富的絕對平均主義，其含義有二：一是讓有能力的人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靠自己對社會的貢獻獲得高收入。對這種高收入可以通過個人所得稅進行調節。同時，能力差的人的基本生活應該得到保證。二是縮小收入差距，使之保持在社會可接受的程度內，這就要擴大中產階級。

土地制度改革，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實現所有權明晰。

戶籍制度改革，北京、上海、廣州等特大城市可以適當控制人口數量，其他地區都應該放開，允許公民自由流動。

金融和資本市場改革，在國內，鼓勵發展各類銀行，積極推動利率市場化；國際上，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和資本自由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