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趨勢 - - 谷歌問答

進入2002年以來，我國財政收支狀況突然出現異常波動，主要是財稅收入增長速度在一季度出現大幅回落，僅增長了3.4%，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24.5個百分點，其中稅收同期僅增長4.9%，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23.8個百分點，這不僅是近年財稅收入增速的最低點，而且也明顯低於一季度國民經濟實際增長率，是近年來少有的。這一情況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中央政府及時採取了有效地增收措施，如加大所得稅等的征管力度、調慢出口退稅進度等，到9月財稅收入增長速度分別回升到10.9%和11.2%，增幅雖然分別低於上年同期13.3和11.1個百分點，但已達到年初預計的速度。後兩季度財稅收入增長速度的緩慢回升一方面是由於進一步加大稅收征管力度，使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在連續兩年高速增長的基礎上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前三季度分別增長了23.6%和12.5%；另一方面則是由於進口增長速度的回升、房地產和汽車市場的火爆也帶動海關代徵稅收、土地增值稅、契稅、車輛購置稅等增長速度加快，1-9月分別增長9%、78.1%、43.7%和22%。可見，後兩季度財稅收入的緩慢回升是加強稅收征管和經濟增長共同作用的結果。與此同時，財政收入形勢的嚴峻促使中央政府加大了壓縮財政開支的力度，一季度財政支出增長23.9%，高出上年同期4.7個百分點。到三季度末，財政支出增長速度已下降到17.6%，增幅雖然仍高於同期財政收入6.7個百分點，但比上年同期回落3.8個百分點。財政支出增長速度的放慢主要是依靠中央政府採取了多項壓縮開支的措施，有效地抑制了基本建設支出、科教文衛等事業費的過快增長。根據當前財政收支走勢推算，預計全年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將達到14%左右，財政支出增長將為15%左右，赤字將突破3000億元大關，赤字率將達到2.9%左右。由於當前財稅增收的動力正在逐漸弱化，財政支出的壓縮力度也很難繼續加大，這將對明年乃至今後一段時間財政收支狀況產生較大的影響，使未來財政收支增長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 看看這個，就知道宋朝有多厲害。中國古代經濟最發達人民生活最富庶的年代是被今人稱為「積貧積弱」的宋朝。宋朝因重文輕武導致在軍事上被西夏和遼、金等欺負，但在經濟，文化，科技，政治，藝術等各方面都全面超越前面的多個朝代，如強漢和盛唐，比康乾盛世期間國民生產總值都要高。其時北宋的GDP有一億兩白銀之多，有全世界一半之多。北宋年間無軍事割據，無宦官作亂，無外戚專權，文人社會地位之高遑論文字獄盛行的明清朝代，甚至今時都不如，北宋幾代皇帝皇后也都聰慧仁義，勵精圖治。可惜就可惜在，北宋皇帝均受唐代藩鎮割據禍亂國家影響太深，以至抑武過甚，導致每年都要向西夏和遼上交貢品和金錢，這些都給北宋經濟和社會帶來極大的負擔，也為其被滅埋下了伏筆。再看看看這個：英國特使眼中的「康乾盛世」 作者：佚名 更新時間：2005-2-15 在馬戛爾尼們眼中，什麼盛世，滿清「不過是一個泥足巨人，只要輕輕一抵就可以把他打___倒在地」。馬戛爾尼在出使日記中說：中國「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敗、瘋狂的戰船。如果說已在過去的150年間依舊能夠航行，以一種貌似強大的外表威懾鄰國，那是因為僥倖出了幾位能幹的船長。一旦碰到一個無能之輩掌舵，一切將分崩離析，朝不保夕。即使不會馬上沉沒，也是像殘骸一樣隨流東西，最終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遠不可能在舊船體上修復」。 他們除了在整體上從制度層面對當時中國進行觀___察以外，還深入到生活、技術、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在他們眼中，貧苦的中國人生活質量相當掩蔽，飯食不但粗，而且做飯的地方相當臟；中國人對陳規陋習頂禮膜拜，對機械工藝一無所知。建築雖然遠看富麗堂皇，近看卻做工粗糙，鍍金不勻；製革技術和遠航技術都比西方落後；發明火藥的民族竟一見放空炮就嚇得魂不附體，令人不可置否。中國人生活「在最為卑鄙的暴 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懼之中」。中國社會關係建立在一種愚蠢的形式主義基礎上，所以人們「膽怯、骯髒並殘酷」。 馬戛爾尼們還研究了滿清的法律，認為「一個民族的法律是他們的精神狀態和性格明白無誤的見證」。但滿清的法律如何呢？「天朝的法律只是十分細緻並不斷地干涉個人行為」！所以，它不可能強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因為「一個民族是否強盛和幸福完全要嚴格地取決於它的每人誠實的榮譽感是否強烈」！ 英國使節馬戛爾尼等人記錄下這段話：「滿清初期，他們表現得非常兇殘。建國後的最初幾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殺。強迫留辮子引起了騷亂，結果都被鎮壓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爺的種族坐穩了江山，對一個奴隸的民族實行統治，種族隔離是全面的，嚴禁不同種族間通婚，北京的整個北城都沒有漢人，專供滿人居住。宮內女眷（包括奴婢在內）無論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滿人，要防止一切種族混雜的情況。而宮內太監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漢人。這多有象徵意義呀！讓韃靼人繁殖，讓漢人絕種。這就絕對保證了沒有任何不純的混雜。」 英人軍官F·A·Lindley的《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中寫道：「為了徹底消滅愛國情緒，滿洲人強迫被征服的中國人剃去他們從古以來就作為珍愛裝飾的長髮，強迫他們垂辨，並採用韃靼服裝，違者處死。據說，寧死不肯忍受這種民族屈辱的人有千千萬萬。變更民族裝束在一切征服手段中是最明顯最能壓制人的；這無疑是粉碎中國人民精神的有效方法。凡不肯忍受的就失去了頭顱。」 「在清王朝的進展和維持時期，慘道屠戮的犧牲者之多，是歐洲人從來所不能思議的，雖然根據清人入侵以來不斷發生的人民反叛和對人民所施行的屠殺的確鑿記載來判斷，這些被毀滅的生命是從亞歷山大到成吉思汗以來歷罕見的。滿洲人的野蠻統治是史無前例的；他們的殘暴的酷刑，尤其施於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們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污點。」 …… 「中國人在滿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優裕階級的住屋舒適而堅固。現在中國人已沒有多少顯著的財產，稍露財產跡象就成為政府官吏的勒索對象．從韃靼人進入中國那天起，中國就不斷地衰落下去，現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著，最墮落的迷信使他們的智慧變得遲鈍愚昧。……」 這些，在《停滯的帝國》一書中說得很詳細。馬戛爾尼們戳穿了滿清的盛世神話，在天朝皇帝和文人們的盛世頌歌震天響的時候，認為滿清是衰敗之世，沒落之世，毫不留情地指出：「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 這句話，不但驗證了當時，而且為以後的中國歷史所證明，且不說了。而應該思考的是國人的盛世觀。什麼是盛世？在馬戛爾尼們看來，一個國家和民族是否處於強盛期，是看其政 治制 度是否進步，是看法律是否背離人性，是看國民精神是否受到壓抑，是看物質生活質量如何。但在後世文人的眼中，只要皇帝的位子穩，越坐越長久，沒有第二者來搶奪就是盛世了，至於制度如何落後腐 敗，如何摧殘人性，人們的精神如何畸形，創造力如何受到傷害，則都不必想了。直到現在，他們還對 「康乾盛世」津津樂道，認為是歷史上偉___大輝煌的一頁，是民族的驕傲，是我華夏之所以能萬古長存以至不滅的明證。 這實在是令人悲哀而又哭笑不得。中華復興網 http://www.1840cn.com 戳穿所謂的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的工業 棉桑等經濟作物只准種在「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2.糧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況工商。滿清皇帝認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開廠……斷不可行」，「礦廠除嚴禁之外，無二議也」 先看古人的記載: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這樣概括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 (根據日本學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時期,從此以後在人口壓力下,中國的人均GDP開始一路下滑)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 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良賈無籌。行於都市，列肆琨耀，冠服華腆，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蜷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 乾隆朝詩人魏來朋的《鬻子行》寫道： 濰北邑當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煙。無麥無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懸。 膝下嬌兒莫能蓄，百許銅錢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飢餓，寧甘下賤為人仆。 交錢交兒說分明，錢交兒不隨人行。翁亦無奈強作色，驅之使去終不能。 望兒揮手頻頻打，旁觀誰是解救者？頻打頻來懷中藏，兒聲長號翁如啞。 再看看西人的回憶 明末西方傳教士還在讚揚中國物產極為豐富,物質生產能力遠勝歐洲,聲稱&quot;大明人&quot;是&quot;衣飾華美,風度翩翩&quot;.而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在乾隆時期的出使日記中卻說： 「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10] 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節。〕在馬戛爾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這樣的...&quot;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quot;,&quot;人們衣善襤褸甚至裸體&quot;,&quot;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quot;.&quot;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quot; 下面是一些有良知的歷史學家的記載 山西產好鐵，滿清就向山西的冶鐵戶征鐵，所征之數不斷增加。雍正時征2.5萬斤，乾隆時增加到5萬斤，嘉慶時又增加到20萬斤。征鐵給的鐵價、腳費不到市價的1/6，近於掠奪！潞安府是當時北方最大的絲織業中心，潞綢精美，被滿清列為貢品，每年派造的數量，大大超過機戶的承受力。明朝盛時，潞安府有機織 1.3萬多張，明朝派造3000匹。經過明末戰亂，清代僅剩織機300張，居然還是派造3000匹，致使「機戶支價賠累，蕩產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滿清朝廷並不因此放棄派造，直到機戶完全逃光，潞綢在歷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紡織業的發展，使松江成為明朝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地，「蘇松財賦半天下」，蘇州、松江兩府的田賦位居全國榜首，其上繳中央的錢糧總額超過了浙江全省。當時松江的面積是蘇州的十分之三，而賦稅額卻是蘇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賦稅額為全國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紡織業到清代開始退步，葉夢珠在《閱世編》中說：明朝「標布盛行，富商巨賈操重資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計，少亦以萬計」，而到了清朝，「標客鉅賈罕至，近來多者所挾不過萬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令：&quot;聞開礦之事，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悉不準行&quot;。對於不能封閉的冶鐵廠，則抽十分之二的重稅。到乾隆時，全國合法的鐵礦廠只有九十三處了。 BTW1:第一個對康乾盛世提出質疑的人大概是魯訊,他看了外國人的一些記載,懷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獄吹出來的.康乾盛世的工業總產量其實不及明末萬曆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業極為發達,而明朝則有進一步發展,鐵產量為北宋的兩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為紡織品的主流產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築等重工業,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輕工業,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工業產量佔全世界的2/3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於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的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結束不久,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康乾盛世」都遠遜明代，具有歷史上罕見的全面頹廢崩潰之勢。 所謂的「康乾盛世」，起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止於嘉慶元年(1796年)川陝楚白蓮教起義爆發，持續時間長達115年。很多的歷史學家們將「康乾盛世」稱為輝煌，是因為他們覺得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將中國傳統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創造了中國歷史的奇蹟。他們認為國家統一的最終完成，社會經濟的高度繁榮，學術文化的集大成趨勢是「康乾盛世」最顯著的歷史特徵。 然而事實如何呢？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號稱盛世的其他各個時期相比較，就會發現，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它都遠遜前代，具有歷史上罕見的全面頹廢崩潰之勢。 國家統一的不穩固 國家統一，在中國歷史上是至高無上的基本原則。然而與唐、元幾代不同，在清代，統一問題，尤其是邊疆少數民族地方政權和中原地區中央政府的關係問題長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准格爾葛爾丹一統漠西，即在中亞一帶建立相對統一的政權組織，與中原地區相抗衡。康熙有過不徹底的短暫的大統一，但不久即被分裂，繼之而起的雍正，又對新疆出現的分裂苗頭不加重視。只是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以統？新疆為標誌，才勉強恢復了前幾代的疆域，所謂的「康乾盛世」從此達到了繁榮的頂峰，即所謂「鼎盛」、「全盛」時期。學者王鳴盛在《平定準噶爾賦》讚揚清廷：「天祚神聖，六合雍和；中外？福，寰宇一家。文軌齊於要荒，聲教訖於幽遐」，即是對這種表面繁榮景象的歌頌。然而為了這所謂的「鼎盛」，康雍乾三代卻付出了極高的代價，甚至弄到康熙駕崩時整個國庫只剩下50萬兩白銀的尷尬境地。這就是康熙時代龐大而又低效的軍隊和頻繁的愚蠢的戰爭帶來的後果。而號稱「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後期更是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財政黑洞。 康乾時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在很大程度據說是因為這個時期的人口創造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奇蹟：然而事實上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在盛世時期，中國人口從1億增至3億)這就給後來的工業化埋下了禍根，使得中國後來的工業化時期人口失去了增長的空間，從而嚴重製約了工業化進程。（傳統的早期工業化必然導致人口增加。） 文化氛圍 學術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時期中國文化的顯著趨勢。學術在任何時候都是客觀社會生活在精神領域的集中體現。與表面「繁榮」的社會形勢不同的是，康乾時期的學術文化表現出與盛世不協調的凋敝氣象。明末發達的哲學一夜之間似乎消失了，傳統儒學的人文關懷也消失得無影無蹤。而以考經證史為重要特色的考據學興起，推動著學術向著無聊的方向發展。考據學對清代學術的敗壞，不但表現為它徹底斷送了古代哲學的發展，也表現為它促使知識界徹底地進入了「考古期」。滿清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製造了幾百起的文字獄，（連「清風明月」四字都可以導致文字獄，想像力倒是很豐富）還將百萬以上的知識分子流徙到窮山惡水的滿洲。康乾對文人的極端摧殘焉能不導致文化的凋敝？於是乎八股與考據得以茁壯成長。 悲劇之源：「盛世」表象下的危機 所謂康乾盛世其實是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時代。這種悲劇色彩從兩個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從18世紀末年以後，社會危機不斷爆發，昔日表面上繁榮一時的清朝社會很快陷入蕭條冷落的「中衰」之中：民眾反抗不斷，自然災害頻仍，官僚腐敗盛行，政府府庫空虛，財政困難，「國與民皆患貧，奸偽日滋，禍亂相繼，士習益漓，民心益競，其由來也甚漸，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隨之成為泡影；二是在中國傳統社會繁榮表象中，中國落後於西文世界發展水平成為定局，控落後挨打的悲慘命運實際上是在康乾盛世時期最終鑄定的。導致清朝盛衰之變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卻只有一個，那就是清朝統治者未能，也不可能處理好關係到清代社會發展前途與命運的三個關鍵問題：一是政治腐敗，二是制度落後，三是對外關係。 腐敗愈演愈烈 政風好壞，從來都關係到朝代興亡，盛衰隆替。清朝統治者對政風一直不大重視，很少真心想法保持官僚隊伍的廉潔與勤政。康熙時代企圖通過皇帝親作表率，宣傳理學說教提高政治隊伍的道德素質。雍正則以務虛的態度，一方面妄圖通過養廉銀減輕腐敗，另一方面採取嚴刑酷法，懲治貪官污吏。這些措施在當時都收到了極差的效果。 康熙時代，宰相明珠，索額圖所貪污錢財遠超號稱明朝最大貪官的宰相嚴嵩數十倍，而康熙卻幾十年來對他們的行為視而不見。雍正時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壓下，由貪污導致的考場舞弊事件依然層出不窮。到乾隆中葉以後，局勢更加混亂，官僚隊伍的腐敗一發不可收拾，「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不但中下級官員紛紛貪污受賄，而且像大學士和申這樣位至「宰輔」，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級官僚，也營私舞弊，貪贓枉法，且貪污之巨大可謂空前絕後。儘管乾隆有時也厲行懲處，誅殺不少貪官（其中包括不少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僚），但收效甚微，「誅殛愈眾而貪風愈甚，或且惴惴懼罹法網，惟益圖攘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為自全之計「。乾隆時期政治腐敗愈演愈烈，除了專制獨裁政體自身的局限外，還和皇帝本人縱情享樂，以及朝廷不能根據形勢需要及時調整政府與官僚利益分配關係有關。此外，清廷懲貪寬嚴脫節，司法部門不能秉公執法也大大加重了腐敗的程度。 腐敗必然導致滅亡。在中國歷史上，引發盛衰之變，導致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政治腐敗，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異己的煽動和策劃，或嚴重的自然災害。原因很簡單，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樂業，那麼少數人的煽動不可能使他們輕率地拋棄家產，鋌而走險；如果統治者仍具有清醒的頭腦，官僚隊伍仍保持著嚴密的組織性和行政效力，那麼，它更不會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消極救災，以致自然災害「趨饑民為盜賊」。因而，繁榮能維持多久，統治能否長期保持穩定，關鍵取決於政權自身的狀況。 落後的制度 合理的上層建築是社會協調發展的保障。而滿清入主中原實際上是一種制度上的倒退。農奴制的殘餘隨處可見，「圈地運動」更是嚴重破壞了生產力。軍機處的設立使得帝王獨裁統治更具操作性，嚴重地加強了君權。民族歧視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無德無能得滿蒙官僚長期竊居高位。「攤丁入畝」的稅制改革牢牢地將農民固定在貧瘠的土地上，無疑等於扼殺了任何工業革命的苗頭。科舉本來是文明的一大產物，可是到了康乾時代，科舉卻只剩下八股文這麼一個空殼。（雖然八股文並非源自康乾，但是在康乾時代變得空洞化卻是無疑的。）不合理的科舉制度導致了更加不合理的官僚體系。滿清的軍制更是可憐，雖然吃過高科技武器的大虧，（太祖皇帝死於大明的紅夷大炮）卻還是不開竅，盲目堅持「騎射為本」。拋棄火器而抱著冷兵器不放，以至於200年後火器水平還趕不上200年前的明軍。（太平軍破武昌後挖出200年前明朝所造大炮竟然打得清軍大敗。）由此可見，所謂的康乾盛世，其實頂多不過封建社會的最後一次回光反照。 拒絕開放閉關自守 康乾時期中國社會所處國際環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變：在西方世界，產業革命爆發，啟蒙運動風行，資產階級革命風起雲湧，歐洲列強憑藉自己強大的綜合力量，力圖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國際地位正日漸衰落。 儘管康熙曾經以濃厚的興趣積極向傳教士學習天文、數學、醫學等方面的知識，乾隆及其皇子也對外國的科學發明產生過相當的興趣，對西洋的軍艦尤其印象深刻，而清遷「欽天監用西洋人，累進為監正、監副，相繼不絕」，但是，面對西方列強侵略的嚴重危險，沙俄對中國領土的侵略，對分裂勢力的支持，清朝統治者卻不知道採取措施加強對陸疆的防禦。而對海上殖民勢力的威脅，清朝也缺乏準備。面對海上殖民勢力的不斷進逼，乾隆卻不知道好好整軍備戰，而忙於修圓明園，安於享樂。 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清朝統治者的處理是十分簡單而又愚蠢的，那就是盡量減少和西方的往來，康熙曾說：「通海口子甚多，此時無礙，若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害矣」。於是在厲禁天主教傳播以後，又實行嚴格的限關政策，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利之所在，瑕釁易滋」，於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計將洋船限制在廣州。隨之而來，中西交流減少了，大清帝國雖然憑藉其統一的雄姿，表面繁榮的形勢，遼闊的領土，眾多的人口，在短期內保持住了作為東方大國的虛假形象，但她和發達國家的距離已經越拉越大。雖說中國的落後不始於清朝，但說清朝統治者所推行的閉關政策加快了落後進程，加深了落後程度無論如何是不過分的。故當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來華時，他就敏銳地察覺到了清朝的衰落，將之視為「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預言它遲早會「不再有紀律和安全」，「英國從這一變化中將比任何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好處」。果然，「康乾盛世」結束後不到半個世紀，鴉片戰爭就爆發了，中國隨之陷於喪權辱國的苦難深淵。 「康乾盛世」的結束，在事實上告訴人們：封閉的傳統、文化形態、經濟模式雖然可以造就出表面繁榮的景象，但卻無法克服自身固有的歷史局限，無法擺脫盛衰之變的惡性循環，更無法應付充滿競爭的世界一體化浪潮。中華民族要走向復興，必須在批判封建傳統的基礎上，尋求新的發展道路。 在百度、貓眼看人 【凱迪網路】 http://www.kdnet.net 上搜以下文章就明白了： 英國特使眼中的「康乾盛世」 所謂的「康乾盛世」幾乎無年不飢 如何正確看待康雍乾之世 明朝的工業產量戳破了康乾盛世的神話 戳穿所謂的康乾盛世 崇禎時期的賦稅同滿清初期對比<br/><br/><font color=#0556A3>參考文獻：</font>百度知道 兩倍？這個只是說得太少了……其實是八到十倍也不過份……看看從康熙到嘉慶的國庫，都不及北宋的幾年年貢的價值，而且，就算是納貢，但還有如《清明上河圖》的那種光景，如果是兩倍多的話，那是根本上不可能的……再者，宋代是以五代十國的亂世站出來的，所以深深明白生產的重要，在內政上面，完全是中國到現時為止的歷世之冠，如果說得可怕些，其實當時比現在還要富有…… 因為宋朝是在唐朝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為什麼80年代人民幣持續的貶值？過去幾年勞動生產率增長這麼快，但為什麼實際匯率還沒有持續升值呢？盧鋒教授認為，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匯率實際上是高估的，在80年代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消化匯率高估的這個壓力。對此我國改革大致採取了兩步驟進程。首先利用雙重匯率、出口補貼等形式，使計劃時期體制設計所暗含的匯率高估問題明顯化和外在化，然後在推進和配合貿易自由化和經濟開放進程中，改變這些扭曲形態影響，這一改革過程客觀上導致實際匯率的持續貶值。 當時受國外經濟制裁,而且當時國有企業改革也沒有開始,經濟並不是很好. 2005年10月29日下午，「CCER中國經濟觀察」第三次報告會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萬眾樓舉行。我們分三期簡報報道會議內容，本期報道張曙光、盧鋒兩位教授發言內容。張曙光：拓展內需 提升消費張曙光教授的演講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兩個問題以及原因、調整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的關係、調整政府支出結構、調整內外經濟的關係。目前中國經濟面臨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國內經濟增長面臨著外需過旺、內需不足；投資強勁、消費不足的結構性矛盾；二是經濟增長過於依賴高投資，高消耗。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應該從調整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來著手。這幾年政府財政收入年均增長速度在20%以上，超過居民人均收入和GDP的增長速度；從政府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看，1995和1996年所佔比例最低，這兩年財政收入佔GDP的10.2%，財政支出佔GDP的11.7%；到2004年財政收入提高到GDP的19.3%，財政支出提高到GDP的20.7%，所佔比重幾乎增加了一倍。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主要是依靠稅收的增長，稅收來源於居民和企業，這對經濟是一個緊縮性的因素。如果把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與經濟建設聯繫起來，財政支出來自財政收入，而國家經濟建設的支出又主要投入到國有企業，所以這個緊縮實際上是對非國有企業的緊縮，而有利於國有企業的擴張。調整政府和居民收入的主要方嚮應該是減稅。內外資企業所得稅並軌和增值稅轉型應該儘快在全國推開。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提高也是一個好事，但是社會各界對這個問題討論過多，而忽略了個人所得稅中的扣除問題。現在的個人所得稅是以個人而不是家庭為單位徵稅。例如，對於一個雙職工沒有人口需要撫養的家庭，和另一個是雙職工但要撫養兩三個人的家庭，這兩個家庭的人均稅收負擔有很大的差距，為什麼不考慮這種情況，而只在起征點是1500還是1600的問題上吵了個不亦樂乎？因為按家庭人均稅收負擔徵稅會大大增加政府的工作量，所以才出現當前的問題。其次要調整政府的支出結構。現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都把經濟增長而不是社會發展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政府遠遠沒有承擔起自己在基礎教育、公共衛生、就業、廉租屋建設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的責任。以最近討論的「醫療改革失敗」為例，有人把失敗的原因歸咎於市場化，我不這樣認為。醫療改革之所以失敗，最重要的一點是政府放棄了自己在公共醫療方面該承擔的責任，把不該市場化的東西推給了市場，這才是問題的原因所在。又如，儘管這幾年教育經費可能增長的很快，但是教育經費主要增長在高等教育方面，而基礎教育的投入過低。基礎教育中由中央財政支出的比例僅佔總支出的2%，地方省市佔11%，其它全部是縣鄉兩級支出，而百分之六七十地方的縣鄉兩級財政是赤字，所以所謂的「義務教育」的經費實際上還是由老百姓自己承擔，政府並沒有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如果政府能解決這些問題，居民的收入和支出的預期都會穩定，消費就會增長起來。為什麼80年代人民幣持續的貶值？過去幾年勞動生產率增長這麼快，但為什麼實際匯率還沒有持續升值呢？盧鋒教授認為，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匯率實際上是高估的，在80年代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消化匯率高估的這個壓力。對此我國改革大致採取了兩步驟進程。首先利用雙重匯率、出口補貼等形式，使計劃時期體制設計所暗含的匯率高估問題明顯化和外在化，然後在推進和配合貿易自由化和經濟開放進程中，改變這些扭曲形態影響，這一改革過程客觀上導致實際匯率的持續貶值。 為什麼80年代人民幣持續的貶值？過去幾年勞動生產率增長這麼快，但為什麼實際匯率還沒有持續升值呢？盧鋒教授認為，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匯率實際上是高估的，在80年代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消化匯率高估的這個壓力。對此我國改革大致採取了兩步驟進程。首先利用雙重匯率、出口補貼等形式，使計劃時期體制設計所暗含的匯率高估問題明顯化和外在化，然後在推進和配合貿易自由化和經濟開放進程中，改變這些扭曲形態影響，這一改革過程客觀上導致實際匯率的持續貶值。 當時受國外經濟制裁,而且當時國有企業改革也沒有開始,經濟並不是很好. 當時受國外經濟制裁,而且當時國有企業改革也沒有開始,經濟並不是很好. 新中國成立以來， 中國財政體制一直處於不斷變動中，尤其是改革開放30 年來，以放權讓利為核心的體制變革使得財政體制的變動更為劇烈。財政收入和支出佔GDP 比重的變化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有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財力的這種變化已經出現太大的負面影響，應該採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有人則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財力的變化尚屬正常，國家財力下放和集中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還有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家財力就沒有發生明顯變化，所以不存在一些人擔心的問題。一、改革開放財政收支規模的變化1978 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從此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伴隨市場化改革進程的是政府財政收支規模的不斷變化，顯示了在這30年中財政收支規模的變化： 財政收入絕對數除1979 年和1980 年略有下降外都有增加，財政支出絕對數也除了1980年和1981 年略有減少外都以不同速度增長。與1978 年相比，2007 年的財政收入和支出分別增加了45.76 倍和44.62倍。從財政收支增長率來看，有的年份增長快，有的年份增長慢，而且在1994 年前後幾年波動較大， 沒有明顯的變化規律。如果與GDP 增長率變化結合起來看，可以發現在1994年以後財政收入和支出增長率基本大於GDP 增長率， 而在1994 年之前是有的年份GDP 增長率大於財政規模變化率，有的年份小於財政規模的變化率。作為衡量財政規模的另一種更好的指標——財政收支佔GDP 的比重的變化則是另一種情形。改革開放30 年國家財力的變動情況,以改革開放的第17 年（ 1994 年） 為轉折點, 在1994 年以前有下降趨勢, 而在1994 年後又有上升傾向。1978 年以來全國財政預算收入佔GDP 百分比表示的國家財力呈明顯下降趨勢，1978 年為10.18%， 而在1995 年下降到10.18%的最低點，在以後幾年又有回升趨勢,2007 年達到了20.80%。與此相對應的全國財政預算支出佔GDP 百分比在1987 年為30.50%，在1996 年達到最低點11.11%，2007年又回升到20.09%。二、我國財政收支規模變化的原因分析1.對財政收支絕對數增長的解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首先得益於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在這30 年中GDP 年均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1987 年GDP 為3 642.2 億元，而2007 年是246 619.0 億元，是改革第一年的67.7 倍。在財源擴大的基礎上，財政收入迅速增加。其次，價格變動也是引起財政收入增加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一方面，隨著價格總水平的上升財政收入會同比例地增長，表現為財政收入的虛增；另一方面，我國採用了累進稅制，「 檔次爬升」效應使得財政收入有所增加。此外，分配政策和分配製度也會對財政收入有一定的影響。財政支出規模變化趨勢方面的研究，以「 瓦格納法則」最為著名，之後，又有皮考克和懷斯曼的梯度漸進增長論和馬斯格雷夫與羅斯托則的經濟發展階段。此外，還有從政治制度角度來分析的，如尼斯坎南的官僚預算最大化模型、普維亞尼的財政幻覺假說和選舉權擴大增長論等。以上各種理論對我國財政支出不斷增長都有一定的解釋力, 但不能解釋全部原因。2.財政預算收支佔GDP 比重U 型變化的解釋從1978 年開始，在財政體制方面進行了「 讓利—放權—分權—非對稱性分權」的改革路徑。改革開放之前，國民收入分配實行統收統支體制，根據當時實踐總結出的「 2、3、4」比例關係，財政收入佔GDP 比重普遍較高。在改革開局之年，傳統的國民收入分配體制仍未改變，1978 年財政收入佔GDP 比重高達30.78%。為改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模式, 我國政府加快了市場化的改革步伐， 多次對企業放權讓利，在處理國家與企業之間的利潤分配關係時向企業傾斜。當時國有企業運行狀況不佳，微觀效益不理想，政府逐年加大放權讓利的力度，以激勵企業行為。這使得財政預算內收入佔GDP 的比重不可避免地呈直線下降的趨勢。同時，為擴大部門財務自主權，把一些本應納入國家預算內管理的財政收入和支出交給各個部門，實行自收自支，形成了大量的預算外管理資金，雖調動了各部門發展經濟和增加收入的積極性，但造成了預算外資金擠占預算內收入，肢解了財政預算，也使得財政預算收入佔GDP 比下滑。因此，儘管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預算內財政收入的絕對規模雖逐年遞增，但其增行速度顯然不及GDP 的增長速度。1994年，中國進行了根本性的稅收制度改革， 初步建立了較為規範的財政預算收入體系， 有效地阻止了財政預算收入佔GDP 比重持續下滑的勢頭。1996 年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開始出現止跌回升的態勢。稅收作為預算收入的主體，要解釋財政收入的持續增長必須從稅收體制和預算體制兩方面入手：（ 1） 我國當前的稅制結構是以增值稅為主體，而增值稅與工業增加值有密切聯繫，由於工業增長速度高於經濟增長速度，稅收收入也顯著高於GDP 的速度增長， 從而財政收入也開始快於GDP 增速；（ 2）通過預算體制進行分析。從預算編製階段來看，在安排稅收收入計劃指標時往往低估，從而在一開始就預留了一定的「 超收」空間；從預算執行階段來看，由於1994年稅制設計時的基本思路是「 寬打窄用」，名義稅負設置過高，因此隨著近年來稅收實際徵收率的不斷提高，實際稅負持續接近名義稅負，導致稅收收入的高增長；從預算審批階段看，現行預演算法對「 超收」的規定比較模糊，「 超收」收入的決策與動用基本上在行政體系內完成，未納入人大的審批範圍。因此從預算收支擴張來看，預算內收入持續高增長，產生大量「 超收」收入的根本原因是以增值稅為主體的稅收結構和不健全的預算管理體制。結合我國財稅體制改革的具體歷程來看，1995 年國家逐步實行「 費改稅」試點工作和清理整頓各種基金和收費項目；1996 年又進一步強化了對預算外資金的管理，將一批具有稅收性質的收費和基金轉化稅收徵收，納入預算內管理；1997 年政府將13 項基金和附迦納入預算內管理，減緩了預算外資金對規模的增長；1998 年以後，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特別是分配製度的完善，經濟秩序逐漸好轉，同時加強稅收征管，財政收入增速比GDP 增速快，造成了財政預算收入佔GDP 比重的U 型變化。同樣在經濟體制改革前,由於「 低工資、高就業」等政策，需要對國有企業和工人進行大量財政補貼，財政預算支出佔GDP 比重相當高，在1978 年仍為30.5%。為改變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包得過多、統得過死的局面，調整政府職能和分配格局，激發經濟活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府減少了對經濟的干預，財政支出規模也逐年下降。1984 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明確了發展商品經濟的改革目標， 真正啟動了改革的歷程。1994 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改革,尤其是分稅制改革對財政收支的變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1997 年的十五次代表大會規定了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是不斷減少對經濟干預的過程，同時又是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所以在這一階段財政支出佔GDP 比重持續下降。在經濟體制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運行軌道之後，隨著改革的逐步到位和GDP 的增長，逐年下降的趨勢得到了扭轉。一方面，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大力發展科教文衛事業、擴大就業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推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保護生態環境，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來滿足公共需要；另一方面，政治決策對我國財政支出規模有決定性作用，不合理的決策機制擴大了財政預算支出規模，存在著政府預算中的「 公地悲劇」。因此，財政支出佔GDP 的比重又逐漸回升。三、結論改革開放30 來，我國財政預算規模經歷了比較大的變化。財政收支絕對規模逐年增長，而佔GDP 比重則大致呈U變化。我國財政預算收支規模的變化深刻地體現出了改革的過程和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徵。經濟體制的改革直接導致了我國財政收支規模的變化，同時其他因素對財政預算收支規模的變化也有一定的影響，但最重要的還是源於改革實踐。因此，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家財力就沒有發生明顯變化是不現實的；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財力的這種變化已經出現太大的負面影響而要加以控制也是不太合理的；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財力的變化尚屬正常，國家財力下放和集中都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是個重要推動力量是片面的，應該注意到改革開放同時也導致了國家財力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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