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及其現代命運

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及其現代命運

周濂、楊奎松、楊念群、金雁、雷頤、許知遠

　　講座時間：2013年5月11日

　　講座地點：清華大學主樓後廳

　　講座主題：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及其現代命運

　　發言嘉賓：楊奎松 楊念群 金雁 雷頤 許知遠

　　主持嘉賓：周濂

　　周濂：以今日之我去否定昨日之我，這原本是在正常不過的事情，所以在座的年輕的朋友你們一定深有體會，你曾經愛的那個人如痴如醉的那個人渣，你曾經覺得離開他一分一秒你都不能活，但是時過境遷，你回過頭來，你怎麼都過來了，為什麼當時不離開？這個轉變的過程是如何發生的，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有可能是因為你的閱歷的增長，有可能是因為你知識的增長，有可能是因為你的整個的人生的重心發生了轉移，諸如此類。我相信這種轉變他可能會伴隨著非常強烈的碰撞，但是相比之下任何的這種痛苦都比不上政治高壓，強迫你進行轉變所帶來的痛苦。

　　我們知道中國知識分子他有一個非常漫長、久遠的一個批判性的傳統，我們上述到宋代等等，但是我們也知道中國知識分子跟官方的關係始終是處於一種共生共榮的這麼一個皮與毛之間的關係，當然我覺得在49年鼎革之變之前，政府的控制力還沒有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所以對於傳統的中國分子來說，他們還是有一個相當大的周旋空間和餘地，所謂達則接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對吧？

　　奧威爾擔心的是有人將剝奪我們獲取信息的權利。赫胥黎擔心的是有人將給予我們太多的信息，使得我們只會被動的接受，而無法自拔。奧威爾擔心的是真相將會被陰霾，而赫胥黎擔心的是真相將會被無關的信息汪洋而淹沒，奧威爾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將被消失，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因瑣碎而打倒民生。大眾為微不足道的事務所痴迷，所以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的最後一句話是說，在《1984》當中，政府是用製造控制和恐怖來支配大眾，而在《美麗新世界》當中，政府是用製造娛樂來支配大眾。所以波茲曼的結論是，對於人類的而言，是奧威爾而不是赫胥黎正確地預測了人類的未來。但是在我看來波茲曼的結論並沒有COPY整個的人類歷史，也許有些地方它正在實現的是奧威爾和赫胥黎的某種變態結合體，這個變態結合體基本特徵是言論審查與自媒體同時存在，知識分子被官方收編，同時知識分子被普羅大眾所拋棄。如果身處這麼一個變態結合體的時候，知識分子該如何自處，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個問題。答案我不知道，楊老師（楊奎松）這本書（《忍不住的關懷》）當中，一句話我特別喜歡。這句話大概的意思是說：年輕人你還不是問題的一部分，還有可能是問題的解決者。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及其現代命運在我看來是一個開放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今天要有請我們在座的嘉賓去探討，但是我相信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最終要由在座的同學們，年輕們你們給出答案，我就做這麼一個簡單的引言，謝謝大家。

　　楊奎松：通觀歷史的話，其實我們會發現歷史是在逐漸緩慢的，就像人類進化、就像生物進化一樣在緩慢向前走。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整個的人類對人權的重視是在進步當中，我們今天在過去各種各樣的歷史書當中，包括在各種各樣歷史的電影當中，都能看到：在舊時代或者說在一種野蠻時代，或者說在一種所謂的英雄時代經常會出現拿人命不當人命的現象。換句話說我們看好萊塢的片子，到今天為止都非常崇拜那些英雄人物，他們可以隨便的處決別人的生命，製造大規模的殺戮和大規模的死亡。

　　那麼人類社會今天的進步——我個人的感覺——是我們至少到了這樣一個水平：我們會發現我們今天在全世界、在整個國際社會裡面已經有一些規則，那麼這些規則已經進步到不能夠隨意地去剝奪他人的權利，甚至不能隨便剝奪他人的生命的這樣一種程度。換句話來說，我們從最早的有關戰爭各種各樣的限制條款，一直到我們上個世紀開始設立的國家上開始設立的反農業稅等等等等，我們可以看到整個人類的進步，人類觀念的進步，它很大程度上表現在我們對人的權利對人生命的尊重上面。

　　那麼這種尊重，這種權利的體現，很大程度上跟社會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發展，方方面面的進步是聯繫在一起的。我為什麼說落後國家非常容易出現這種群眾性傷害的這種情況，很大的原因就在於他的落後本身。我其實作為歷史研究的學者，我應該說，我是對很多事情是悲觀的，換句話來說我不認為我們能夠馬上改變很多的現狀，那麼我也不主張我們要過急地通過各種激進的方式去改變很多東西，因為我們會發現過去歷史發展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我們前面的很多的這些激進的、試圖根本改造整個社會的這樣一種方式——所帶來的是很多負面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為什麼在19世紀上半期特別是中期以後形成那麼大的批判力，那麼大的影響力，實際上很大程度上就是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太腐朽，太野蠻了，階級分化的差距，像《悲慘世界》貧富的差距太大太大，你要想爭取那樣社會的改造必須要通過革命的方式，沒有其他的方式幾乎可以實現。所以像法國那樣的地方，那樣的一種文化背景下，革命是很難避免的，但是問題在於那樣的情況，那麼我很容易的就會聯想到其實我們今天的社會當中的很多道德的現象，很多社會的不公平的現象，很多各種各樣的貧富的這種差距的現象，等等等等，包括我們今天講的無法改變的各種污染的問題，毒食品的問題，各種各樣的問題，其實都是貪慾造成的，而這種貪慾為什麼又會發生？其實我們可以說，在中國的20世紀上半期，或者在早一點，中國已經經歷了一段所謂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階段，也就是那個相當殘酷的階段。如果有同學讀過《包身工》你就會知道那個時候在那個年代哪怕到30年代的時候，上海的工廠裡面的工人整個上海的那個街頭的那些情況，其實跟恩格斯在1849年寫的英國落後的狀況一模一樣，換句話來說中國已經經過一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階段。可是我們的原始積累的階段一次並沒有完成，如果不算上1949年以後50年代集體化國有化整個的過程的話，那麼改革開放以後一直到今天其實我們發現我們今天還在走資本原始積累的那個過程，社會道德淪喪的這種現象，整個社會的這種混亂的現象，信仰喪失的這種現象，以及各種各樣犯罪或者各種各樣的群體性事件頻發的事件，對人的權利，對人的生命，對人各種各樣的財產的這種隨意剝奪的現象，我們會發覺跟《悲慘世界》裡面所反映時代的現象非常多。可是我們經過了一次革命，我們已經曾經準備邁向一個遠遠超出資本主義世界發展水平的一個更高的人類理想的這麼一個社會階段，為什麼我們會又重複要走那樣的一條道路，那這個是到今天為止，說實話，我只能概括為歷史發展的這種漸進性，和人的主觀的這種幻想，或人的主觀強制性的推動，它之間所形成的一個反差。按照我們的意志，無論是誰的意志去改造這個社會其實都是做不到的，一定會帶來大量負面的後果，如果你不尊重前面的一切舊的過去那種類文化，以及過去發展的基礎那麼回過頭來他就可能給我們自身帶來各種各樣的傷害，我們社會整個的秩序就會被打亂，我們的價值觀也會完全失去目標。

　　所以我還是強調這樣的一種觀點，就是歷史本身是漸進的，歷史有非常大的局限性，沒有人真的能夠預測未來。那麼同樣的情況下，哪怕我們說中國的知識分子，相當一代的知識分子，在這個運動當中受到了嚴重的挫折。我希望所有的我們今天在座的包括我們今後所有能夠讀到這些歷史的年輕人，能夠多一份反省，能夠多一份自覺，能夠通過過去人的那些故事，提醒自己當那樣的一個時代到來的時候，當別人告訴你說，那個東西、那個集體的所有的東西是最重要的時候，一切都應該服從那個東西的時候，你要不要去，我不是說你要不要去跟隨那樣的一個潮流，而是你要不要去傷害別人。我覺得最大的悲劇寫這本書我感覺最痛苦的一點，就是那些在有意無意的自覺不自覺的在做著傷害他人的尊嚴，傷害他人的權益事情的那些人，他們也許不是刻意的，他們也許沒有感覺到自己良心的這些問題，但是問題在於他們客觀上確實助長了這樣的傷害，今天我在這裡我想說的就是這一點，我希望我們所有的今天來聽講座的同學都能夠提醒自己，不要做傷害別人的人，我們應該重人性、講人道，護衛我們的人權謝謝大家。

　　楊念群：我們老是在談道統的問題，那麼實際上我們知道知識分子是一個道統的承載者的角色，或者是具有實現道統的使命感的這麼一個角色，由此我們生髮出了一種無比的自豪感。我們可以用道統守住真理性的良知，去對抗皇權，對待社會上一切的不公。這裡有一個問題，我們這個道統本身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具備有一種超越宗教性，我們是在一個非常世俗的狀態之下，用我們所持守著的一種道德的標準去對抗一個非常複雜的外在的世界。這個外在世界當然非常的複雜，比如說可能有皇帝，有官僚制度，有整體的社會所給我們帶來的更多的壓力，所以這裡面就涉及到了一個非常非常的讓人苦惱的這麼一個狀態，也就是說知識分子道統的本身的持守往往跟帝王對你的態度有一定的關係。我們老舉一個例子，那個時候宋代是一個所謂「知識分子與皇帝共同管理天下」的這麼一個美好的時代。但是這個美好時代我們發現是往往是由帝王本身的態度所決定的，如果帝王不跟你何在，不跟你共治天下的話，那麼「知識分子」永遠是帝王的附庸。這裡面這種狀態如何來解決，如何來使我們的道統具備一種超越性，以至是宗教性，一直是我們討論的非常多的一個問題。這也是所謂中西比較的一個非常大的差異性的問題。有人說儒教就是宗教，儒家本身就是一個非常世俗的東西，如果要看成宗教的東西，據你所說的內在的超越性，怎麼能跟外在上帝對你賦予的規範性相比呢？人不可能把住自己的頭髮使自己脫離地球，所以怎麼可能用內在的東西來實現所謂的你的這個反省和批判的目標，

　　我發現中國沒有真正的隱士，只有假隱士——「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隱士」最希望獲得的是皇帝的一紙詔書。「江湖」所指的只是一個姿態，這也是知識分子最大的問題。

　　不管是我們是不是知識分子，還是士，還是士本身的繼承者，還是我們自己認為「我就是知識分子」，我們都應該建立起我們自己評價這個世界真正的一個反思的系統。那麼我曾經在一次演講裡面特彆強調就是說，中國的新民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道路，梁啟超曾經就說過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我們要重建我們的群體界限，我們的太多的東西是為這個群而服務的，我們的己在哪？我們要建立這個界限之間的關係，我們要建立起我們自主的主體性，跟你服務的群體之間重建我們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僅僅為群體的一個目標。當然反過來講，也不是僅僅為自己個人的一種自私那樣——一個僅僅從個人的角度來理解這樣的一個整體的世界以及如何與之相處的關係。我的結論就是說，如果要理解知識分子與中國現代的話題，如何建立我們的群體界限是我們「任重而道遠」的一個非常艱難的任務，謝謝大家！

　　金雁：我在法大開的一門課是蘇聯和俄羅斯的知識分子。有的學生問我，書生為什麼會在政治中敗下陣來？這類國家對個人的改造和馴服，是它的一個重要的內容，所以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原理裡面個人、自由、個性的發展不以為然。斯大林曾經這樣認為，「馬克思主義原理當中的東西有很多是自由主義的東西，我喜歡的是能夠貫徹我的意識，而自己沒有想法的人。」而實際上，我們發現的是不服從者不得勢，在政府是唯一雇者的國家裡，反叛就等於餓死。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到，當初理想主義越強烈的人，那麼他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希望規劃他人人生替民做主的這種願望就越加的迫切，對權力的渴望也就越大。

也有不少學生問我，說為什麼在沙俄時代知識分子敢於挑戰沙皇，而在蘇聯時代知識分子卻不敢反對斯大林的專治，以前對這個問題有個回答：沙皇的專治和斯大林的專治真的是小巫見大巫了，他們有社會空間的存在，那麼本來很多知識分子都是從軍隊退伍，所以他們有一塊自己的領地。我給舉一個例子，像托爾斯泰，他完全可以不靠他自己的稿費來生活，他有6300畝的土地。另一方面希望冬季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因為俄國土地非常廣袤，一個農莊距離一個農莊是非常遙遠的，所以他們願意冬季在一個城市系呆在一起。當時俄國有一種罪就是流放農莊，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算的了什麼，這能算是懲罰嗎？

對我們來說最好笑，對我父親在文革抄家的時候，抄出我父親的情書，40年寫的，他自己都忘了那個文采寫的非常好，用我們當時的話說就是很酸，我父親可能是當時不好意思寄出去壓在了日記當中，抄家的時候把它抄出來，我跟我哥哥兩個人跑到們外大笑了一通，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父親的這一面。另外我就感覺到有一個就是父親一直在調整自己的心態，在積極的向潮流向組織靠攏，因為政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人無法說服自己的情況下，必須要給自己塑造出一個權威的目標，沒有選擇性，沒有必須緯度的情況下，再無助也要說服自己。開報告會不能參加，全體幹部開會我被排除在外，心理壓力很大。當我把父親的日記念給我女兒聽的時候，心想這算什麼，你現在要我去聽無聊的報告，我才會腦子缺氧，才會腦子爆炸呢？在那個年代其實就已經意味著你被划到敵人的那一邊去了。

雷頤：從大體而言，如果做一個概括的時候，中國知識分子，剛才大家也講到過了在幾個矛盾之中很難擺脫，第一個在國家和個人，國家的民族的富強，國家的利益和個性之間有一種複雜的階級矛盾。第二點在學術要不要講純學術，國家要都面臨被人侵略的時候，我不要堅持我的學術，還是我也參加救亡，參加政治救助，在政治和學問之間也是徘徊不定，有的反覆糾結有的時候，人有時候為了給自己找安慰，我就在學術和政治之間。

大家都認為胡適和丁文江這兩個人是作為現代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兩個代表人物，這兩個人但是你看他們的文章中在30年代，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的時候，就從生物學，從螞蟻，從蜜蜂來論證為了集體，為了大家，從生物學來論證，為了國家放棄自己。那麼我們知道這些在原點的西方自由主義個人的權利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者中國自由主義作為最重要的兩個領導人都是覺得為了大我可以犧牲小我。所以當丁文江甚至胡適有一度他們對30年代斯大林的工業化非常的羨慕，雖覺得他很殘酷，但是迅速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實現了工業化。所以當九·一八事件發生後，有一場爭論——自由主義內部爭論，他們批評國民黨政治，批評國民黨專治，中國面臨亡國的局面，中國不是有一個好政府，和壞政府的問題，而是中國有沒有政府的問題，這個時候我們怎麼辦？丁文江設了一個問題，是知識分子自我試問和困境，到了歐洲各個國家看了很多：是當一個白俄在西方享受自由，還是在斯大林殘酷統治下，當一個工程師，雖然很殘酷，但是促成了蘇聯的迅速工業化。最後丁文江的結論是：我寧願在斯大林統治下當一個工程師，也不願意流亡當白俄。到1949年中國人就會面臨類似的選擇：你是到海外當白俄，還是留在國內當工程師。為了國家建設，為了這個民族的富強，多數人選擇了後者。

我的研究一直是在糾結之中，如果非要下一個結論的話，可以用百年孤獨來形容，就是說知識分子既得不到民眾的支持，後來一整知識分子，國家政權也不信任你了。而知識分子又想關心一下政治批評，又想搞學問，又想保留自己的一些個性……這些都是矛盾，所以這就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命運！

許知遠：不知道如何開始了，因為五位老師基本上把我想說的話說完了，作為一個揭發者總是很痛苦的。剛才我坐著的時候看著窗外初夏的樹在動，我突然想起兩個月前的一個旅行，我去了仰光大學。那裡有很多很多這樣的樹。他們熱得比較早，那是一個初夏的下午，我在學校亂逛，看到到處都是燒烤散發的炊煙。我就去問一些在賣燒烤的人，怎麼回事，一問才知道：這個大學已經被關了20年了，等於我行走在一個非常美麗的廢墟之上。當1988年仰光革命之後，軍政府就強迫關了仰光大學，我關了這個大學就沒有人跟我作對了。而現在仰光又充滿了新的生命力了，很多造反的大學生都坐牢，現在都已經回來了。這些學生大部分在一個小樓裡面，我在那裡碰到很多那時的年輕人，他們三十六七歲，甚至更年輕，他們坐了4年牢，5年牢，這讓我非常的感慨。之所以提到仰光大學，就是因為此刻在北大，清華，我們也走在自己的精神廢墟之上。楊奎松書裡面提到包括潘光旦等清華大學校友們想建立一個具有真正的自由教育精神的清華的時候，潘光旦非常心痛的說，如果大家喪失了自由教育，那就只能變成一個殘疾的人，不健全的人。這樣的人當然很可能被改造成各種需要的工具，被工具化。我覺得此刻可能清華也好，北大也好，都是仍然處於這樣一個巨大的精神危機之中，只不過在上學的時間太長了，以至於忘記了這種精神廢墟，

想起多年前讀過的一本波蘭詩人寫的一本書叫《被靜止的心靈》。為什麼我們開始那麼熱衷於斯大林的模式，為什麼輕易地放棄掉自己？這本裡面用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比喻來解釋這個問題，詩人覺得似乎整個30年代、40年代的思潮，像麻醉劑一樣、像一種藥丸，讓人們所有的困擾和憂慮都消失了。這種現象的背後，其實是人對於尋找對世界的簡單的解決方案的強烈的渴望。這個渴望讓我想起當年在19世紀末，一位學者寫希臘文明的時候裡面提到一句讓我印象深刻的話：基督教必然會征服全世界，因為基督教把對人類的生活提供更簡單的解決方案交給了上帝。所有關於政治、社會、現實的困擾，將會由信仰而獲得了一種解決。這種簡單化的優勢始終在21世紀、在全世界範圍內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中國面臨著所謂各種運動的劇烈摧殘，所以這種「簡單化的渴望」就變得更強烈。因此我想可能提到1949年的這一代知識分子他們面臨的變化，我們很難理解在20年代開始的那一場所謂「簡單化的運動」中，為什麼當時各種主義會佔據了巨大的上風。因為中國當時面臨這麼多的困擾，突然有一種學說可以給你提供解決方案，它既戰勝了欺壓者，同時又給你提供一種凝聚力，所以它的這種誘惑是強烈的。當時在20年代，很多知識分子內心已經產生了巨大的掙扎，有的人投身國民黨，有的人投身共產黨，有的人在文章里說：我很難確信某一樣東西，我必須相信我自己。

關於大眾，我覺得人內心都是追求強烈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可能屬於某種群體。當你獲得了歸屬之後，坦白說可以迴避自己帶來的壓力，和困境的可能性，因為逃避自由是永恆的主題。

在過去的十年裡面，我們看到市場給我們帶來的改變。而市場少許的擴大，自由度的稍微增強，也讓我看到在新的精神上的國有化也開始了。現在這麼多人去湧入去考公務員，希望成為龐大系統的一部分，害怕逃離系統，這就是一個非常大的精神危機。如何去尋找所有這些事情內在的連續性，包括我們獨特的經驗，和我們提到的俄國的經驗，以及關於當年緬甸知識分子他們的經歷，包括剛才談到的東歐的經驗，所有這些經驗都是有很多類似的地方的。我們怎麼去探討中國的經驗在世界範圍中所扮演的角色或差異是什麼？都變成我們此刻非常重要的難題，這個難題會給我們提供一個巨大的挑戰，和滿足的東西。我相信只有在這種對精神世界探討之中我們才能夠真正地獲得自我精神生活的意義，謝謝！

【觀眾提問】：

問題一：造成當今「專家」成為了「磚家」，「教授」成為了「叫獸」的知識分子污名化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雷頤：我覺得由於現在自媒體，或者是說它的發達，使得各種各樣的人無論你的身份是什麼、教授或者副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都可以對各種各樣的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對公共事務表示你的關懷——這在從前是不可想像的。同樣地我們應該更謹慎對待自己有把握的情況下進行這種發言。以前公共分子沒有一個表達的空間，現在突然之間有一個表達的空間。在表達的過程中，有的人水平高，有的人水平低，有的人很荒誕，有的人很精闢，這個是教授，有的是專家……現在整個輿論環境就是這樣。尤其是我再多說一句，為什麼在很多地方推特在其他的環節中往往是社交的平台，而在中國的環境中的微博則往往聚焦於公共事務的。這是因為你的那些所謂的傳統媒體，主流媒體，報紙，紙質媒體，不具備這種功能。原來在其他的封閉的環境中微博的功能是以社交為主的，社交嘛當然了也會帶來什麼「搖一搖」啊之類的，這是另外一碼事了。現在是不是說這個功能純粹變成「搖一搖」呢？關於「搖一搖」人民日報說這個也有問題，很多嫖妓都是在這裡面。可是如果我們的電視台，報紙能夠呈現各種不同的觀念，各種不同的觀點得以在這些媒體上公開討論，進行理性地辯論，那麼在那個上面大家會的發言會理性得多。當那種條件不具備的時候，微博就成為公共討論的特殊載體。在中國已經得到論證的是：如果想要真正的論戰越來越理性、越來越多，我覺得應該讓那些媒體，傳統的媒體，自媒體、電視台有不同的觀點，讓理性的探討擁有足夠的空間。在這中理性討論的過程中，大家學會了怎麼樣討論，怎麼樣尊重不同觀點，當你沒有這個社交微博，動不動就罵你一句，這樣子在某種程度是無話的環境。最近我就覺得這是個事情。我們經歷過「文革」，在「文革」里兩派武鬥是怎麼形成的？開始都是兩個單位的辯論，後來就有一個單位上去，不許你發言，開始拳打腳踢，就開始拿棍棒。最近有一些人對與自己不同觀點採取抨擊，或者現場隨便打斷、不許你說話，這個要好好斷定的。只有營造一個合理公平的公共交流空間，才能使大家更理性，使得專家成為真正的專家，使得教授不成為野獸的教授。

楊奎松：我稍微補充一下這個說法，因為我聽他這個問題，這個「磚」家，教授這個問題，當然這個污名化的原因是什麼，這個我不是太明白，但是我想，我們現在整個的言論空間，特別是只有140個字的小小的微博的空間，你要想通過它把道理講清楚是很難的。這裡面特別注意的是，我們是一個革命國家，或者說我們是一個革命後國家，革命國家和革命後的國家會有一個相當強大的後遺症，這個後遺症就是敵過觀念，把一切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意見當成敵人的聲音，當成敵人的意見。那麼這個可能是為什麼我們所謂的專家居然就成了拍板磚的磚家，教授就成了吼叫的「叫獸」。大家乾脆直接粗口就上來了。所以在我們整個的交流當中，我們在各種各樣意見分歧當中，我覺得應該提醒我們自己，我們不要成為那樣的一個革命者，謝謝！

問題二：既然我們開始了解了歷史局限性中知識分子在49年之後的境遇和困惑，當下的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做出既保持自律性又相對合理的選擇，同時不為保證政治和市場的強權所淹沒，我們的底線到底在哪裡？

楊念群：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自己的看法是：如果你要扮演知識分子你要保持多樣的選擇和多樣的狀態。其實我自己的感覺就是說在現在這個社會裡，包括我剛才分析的狀態裡面，知識分子保持一種絕對意義上的那種獨立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你的選擇過程中可能有不同的這樣一種取向，你可以去當「國師」，很多人做學問在某種意義上並不是什麼丟臉的事情，當你在當「國師」或者進入政府部門的時候，應該採取一個基本的態度：就是你自己在心裏面，你自己有一個保持你自己對國家或者說對文化對傳統一個基本的認識。那麼以這個為基礎的話，你進入到一個所謂的政府部門的時候，那你可能在某種意義上保持一種底線，這是一種選擇。

還有一種選擇，是以學術本身為職業。這樣的選擇其實也是很多人在做的選擇。其實我覺得在歷史上很多的類似的例子，有時候學術這個東西，其實本身這個是無用至用，很多人覺得學術是一定要轉化成一種非常實用的東西，好像只有這樣的一種層面的東西才能發生作用。其實在我看來，很多（學術）的東西其實是你作為一種本身的姿態，一種身份，一種立場，它影響到你本人整個的氣質和狀態。比如說歷史，我在上課的時候，很多人問歷史有什麼用。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難以回答的。歷史有什麼用，我的回答就是，歷史最大的用處就是他的無用之用。他是沒有用的，但是如果很多人去讀史，去從中國的歷史中得到一些智慧和啟發的話，大多數人在這樣的環境裡面就會使整體的素質達到一種水準，整體的氣質就會有所提高。

第三種人是出入於所謂政界和知識分子之間的。這種是非常難以把握的，自己具備相當的主見和主體性，把他的思想通過某種方式或渠道來滲透到整個的政治中，去改造這個政治結構。那麼在歷史上有這種人，包括民國以來這種人也非常的多，在晚清我們也可以看的到。但是現在的人物在現在的狀態下是非常難以做到的，他具備這樣一種非常超強的定力，和他本身的一種能力，同時他又會在跟政治周旋的過程中保持一種基本的界限。第三種是最難達到的境界，我想這個恐怕也是我們大多數人希望達到的一種境界。所以簡單的說，我覺得這三種都是一種選擇，可以根據你自己的能力，根據你自己的立場，根據你自己本身的修養的程度來選擇。我覺得這都是一種多元選擇中的一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