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檸：構築中日關係的「底層結構」

　　今年7月末，日本《朝日新聞》上海支局的一名資深特派員記者，因採訪啟東事件遭到當地警察的毆打，記者證和照相機被沒收。因時間上剛好處於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前夕，事件顯得格外敏感，相關微博很快被刪除。該事態帶來雙重遺憾：首先，記者在第一時間便向警察說明了自己的身份，但仍未能逃脫暴力；其次，啟東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日資企業王子製紙，這是一家在日本國內也有相當實力的老牌上市公司。隨著記者調查採訪的深入，很可能會發現某些有價值的線索。一旦發表，以《朝日新聞》對日本主流社會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在日本國內所引發的輿論效應也許會對中國的報道阻力形成某種「牽制」，有利於問題的解決。暴力不但打掉了中國的自信，很可能也打掉了通過兩國輿論互動，推動中國民生問題解決的一線良機。

　　該事件並非孤例。事實上，近年來，由中國內地警察實施的針對日本新聞工作者的暴力呈明顯的上升態勢：2008年8月，兩名日本媒體（《東京新聞》和日本電視台）駐北京特派員在新疆喀什地區採訪時，遭中國武警毆打、拘留；2009年60周年大慶閱兵前夕，共同社等3名日本記者因從北京飯店一室隔窗拍攝閱兵綵排，遭公安突入室內毆打，筆記本電腦等器材被破壞……而且，筆者曾親耳聽一位受害當事人的記者朋友說過，暴力發生後，甭管日方如何抗議，中方都不可能向日方「道歉」，「表示遺憾」——是日方所能得到的中方最「低姿態」的表示。

　　戰後中日兩國互派記者制度肇始於1964年9月，至今已有近半個世紀的歷史。日本駐華記者的話語權及其影響力，基本與中日關係的歷史成反比——越往後，越不濟。從兩國復交前到80年代的「蜜月期」，日本各大媒體的駐華特派員是享受跟廖公（承志） 定期在京城的割烹料理開「吹風會」待遇的，隨便一位《朝日新聞》或共同社的特派員，都掌握「通天」的情報管道……開始走下坡路，是在90年代中後期；而實質性的式微，則是在進入21世紀以後，特別是在中日世界「老二」的經濟大國地位易位之後，開始加速。可耐人尋味的是，同樣是在中國內地各種事件現場「非法」採訪，美國及那些經濟實力遠遜於日本的歐盟國家記者，卻不見被無禮應對，唯獨日本記者，屢屢成為施暴的目標。日本媒體從曾幾何時，與中方領導人觥籌交錯、獨享「通風會」的躊躇滿志，到21世紀初葉「提前」享受大陸新銳商業媒體的「國民待遇」的事實，是一個微妙的隱喻：在中國政府的眼中，日本已然墜落為「二流」國家。過去十數年來中日關係之種種，或有意，或無意，客觀上均可為這點背書。

　　整整十年前，筆者應《人民畫報》的邀請，以特約記者的身份，採訪了包括對外友協副會長和前新華社駐東京分社首席記者在內的老一輩「日本通」。他們都曾為毛、周等領導人做過日語翻譯，親歷過邦交正常化談判的全過程，對「中日友好」抱有真誠的信仰。可是，就在他們退居二線、期待自己為之奮鬥了一生的中日關係「瓜熟蒂落」的時候，卻迎來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局面。面對這種不盡人意的狀況，老一輩「中日友好」人士難掩失望，可他們卻苦於拿不出有效的應對方案，一籌莫展。兩國媒體則紛紛以「大幅倒退」、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最低點」等評價對現狀作出各自的「審判」。可殊不知，「大幅倒退」之後，還有更大的倒退，過了「最低點」，還有更低點；結果，越往後，「事故」越多，關係越僵——沒有「最糟糕」，只有「更糟糕」：30周年時，人們沒想到在小泉政權長達五年半的時間裡，雙方居然徹底背過臉去，作「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狀；而好不容易送走了小泉純一郎，在民主黨政權下，人們斷不會想到會有釣魚島撞船事件發生。最是兩年後的8月15日，香港保釣人士再次登陸釣魚島、宣示中國主權，連同兩名鳳凰衛視記者在內，一行14人悉數被日方以所謂「非法登陸」的嫌疑逮捕（48小時後被「強制遣返」）的事件，使一年來，從石原慎太郎的集資購島計劃，到「終戰日」前後，國會議員們的靖國參拜等騷動，統統相形見絀。至此，由兩國政府主導的、計劃中的邦交正常化40周年系列「慶生」活動，在世人眼中，幾乎成了笑柄。

　　從30周年到40周年，兩國政府的推動不可謂不力，從首腦互訪、國際場合（如APEC等）峰會，到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的定期召開、政府間戰略對話（如中日安全對話、經濟對話等），到各種層次的論壇、交流活動，不一而足。可結果卻有目共睹：衰退進程不僅未被遏止，反而有所加劇。種種跡象表明，中日關係的這種從上至下的「頂層結構」配置，經過四十年的「超期服役」，能量已基本耗散殆盡，亟待系統的維護、升級。40年來，不，其實是自從兩國在戰後初期開始恢復民間貿易，中方「以民促官」，以「漸進」的策略謀求推進邦交正常化以降的60年來，雖然有過頗為頻密的「民間外交」時期，可謂極一時之勝，但一個毋庸諱言的事實是，那些參與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所謂「民間機構」，在日方來說，雖然大部分是純民間組織，少數具有半官半民的色彩，可在中國來說，則統統是不折不扣的官方機構，從中國紅十字會、中國貿促會，到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從中國漁業協會、中國農業代表團，到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日友好協會，等等，其實都是以「民間」的名義，為邦交正常化鋪路。

　　譬如，為了回應一年前日本松山芭蕾舞團和齒輪座劇團在北京的訪華演出，1972年7月，以孫平化為團長的中國上海舞劇團訪日，並在東京舉行了盛大答謝演出。孫作為中方對日工作和中日貿易聯絡事務的負責人，竟被安排率文藝界的代表團出訪，是連他自己也始料未及的：「……我自己也沒想到，就在這次率舞劇團訪日過程中，出現了對中日關係非常有利的高漲形勢，國內要求我們因勢利導，配合工作，以推動形勢的發展，我是被推上了與芭蕾舞沒有多少關係的另一個舞台。」 包括80年代，被認為是前總書記胡耀邦的「大手筆」的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的空前盛舉，雖然應邀訪華者來自各行各業，絕大多數系純民間人士，但對中方來說，仍是政府行為，實際負責接待工作的則是全國青聯、全國學聯和中日友協。諸如此類的官方以「民間」名義組織的「國家盛宴」，雖然能有效推進或部分實現國家的既定戰略目標，但由於民間草根的長期缺席，也抑制了作為中日關係社會基礎的民間交流機制的發育，造成了今天中日關係中「頂層結構」過分肥大，而「底層結構」發育不良，甚至根本付諸闕如的「一頭沉」狀況。

　　如此民間長期被「代表」、「越俎代庖」的結果，是形成了官民雙方對日本問題及中日關係的判斷標準的錯位和表達的「溫差」：如包括戰爭賠償在內的歷史遺留問題，一般認為，隨著兩國復交，在中日關係三個基本文件（即《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和《中日關於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中有所規定，問題已經得到解決。但從90年代初開始至今，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卻始終不絕，政府的公式立場顯然並未盡涵蓋草根層的權利訴求；再如，2005年春，京、滬、蓉等城市爆發了大規模反日遊行，並引發了針對日本使領館和日資企業的暴力。關於這場反日運動的起因和背景，至今撲朔迷離。一個主要的導火索是日本「入常」問題。此前，日本政府曾在國際社會發動公關戰，與德、印、巴西等國結成攻守同盟，欲謀求正面突破，並正式請求中國，尋求「理解與支持」。對此，中方既未否認，也未予實質性應對。在這種情況下，民間唯恐日「入常」的「企圖得逞」，遂發動反制。開始時是網上請願，短時間內便徵集了1100萬名網民的簽名，接著便發展至上街遊行。事實上，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之一，擁有一票否決權。只要中方不認可日本的訴求，其「入常」斷無一絲可能。正是官民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和誤判，導致了令人遺憾的結果，也使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陷入被動局面。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Twitter、微博等社交媒體高度普及的今天，政府主導的「頂層結構」已日益呈露邊界。一味地「反串」、「代表」民間角色，不僅於事無補，反而會產生副作用。儘快構築、完善中日關係的「底層結構」，實乃當務之急。法德關係之所以強大穩固，不可逆轉，除了制度、價值觀與文化的「兼容性」外，與兩國全方位、多層次的民間交流有直接的關係。

　　以德法關係的坐標觀中日關係，差距不可以道里計。可東亞畢竟不是歐洲，德法也不等於中日，中日關係只要能朝好的方向發展，假以時日，涓流成溪，集腋成裘，也許本無需焦慮。惟兩國關係的結構性不合理，即「一頭沉」的狀況一日不改變，中日關係終無法從根本上規避在某些關口上倒退、逆轉，甚至「歸零」的風險。這也是中日關係從20年到30年，30年到40年，卻始終無法做大、做強的根本原因。應對的「藥方」，只有調整結構，擴大真正意義上的民間交流，而不是單純依賴由政府「反串」的、以「民間」為看板的「國家盛宴」，變「一頭沉」為「兩頭沉」，舍此無他。

　　就筆者的視野和思考所及，大致說來，竊以為應從如下幾點著手推進：

　　首先是簡化簽證手續，為兩國國民的民間交流創造條件。眾所周知，國與國的外交，最重要的原則是對等原則。但長期以來，中日兩國在簽證政策上嚴重不對等。今天，隨便一名日本人來華觀光旅行，或會友洽商，均享受在入境口岸落地簽證的待遇，且每次可在中國境內滯留15天（事實上的免簽待遇）。可是，中國人赴日旅行，則需繁雜的手續（其中不乏與赴日者個人年收掛鉤及地域歧視性措施）。而且，這還是經多次「改善」後、大大「簡化」了的結果。

　　日本作為西方民主國家，其國內早已廢除戶籍制度和任何形式的身份歧視。中國人去日本，是為了學習、借鑒其文化和先進的文明（包括制度文明），同時也會帶動日本的消費，貢獻其經濟增長，可謂「雙贏」。作為鄰國，日本理應以自身的經驗和實力，來助力中國的民主化，這也不失為對自身最大的「保險」。可日本卻反過來以早已為自己所摒棄的方式來要求中方和中國人，這不僅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而且與普世價值相抵牾，從而招致中國人內心的反感，得不償失。我們注意到，去年8月，日本已經與台灣實行簽證互免。誠望中日兩國外交口，真正本著現代外交的對等原則，進一步簡化赴日簽證手續，以方便中日兩國國民，特別是草根對草根的交流。筆者有一個大膽設想，以中日兩大國為「先導」（其實已難稱「先導」了），實行簽證互免，不久的將來，像歐盟那樣最終實現整個東亞地區的區內免簽。這將極大有利於地區的繁榮。誠望中日兩國的有識之士共同推進這個願景。

　　只有簽證手續簡化，才有可能有效推進第二、第三步，即中國民間「知日派」與日本民間「知華派」的交流和兩國媒體的交流。先說前者。由於歷史的淵源和某種同樣源於歷史的怨懟、情結，中國民間頗有一些「知日派」。他們不是外交官，也不從屬於任何體制內的學術機構，甚至來自草根。但他們思想活躍，以互聯網及社交網路為獲取和交換信息的手段，知識更新快，且不受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也沒有任何功利目標，僅以「知日」為志業，有些人還拿出了過硬的成果，在媒體和某些學術領域有相當的影響力。而日本，也歷來不乏外交界和學術、媒體圈之外的在野「知華派」，對輿論，特別是網路輿論也有一定的影響。此前，礙於中日關係民間長期缺位的「一頭沉」狀況，這兩部分意見人士絕少與對方國家的體制內知識分子接觸，交換意見，更鮮有觥籌交錯、面對面碰撞的機會。隨著兩國之間包括簽證在內的種種樊籬的拆除，這兩部分人士如能定期交流，加強溝通的話，將會起到兩國「體制派」所起不到的作用，對兩國民間社會的相互理解與和解，善莫大焉。

　　日本歷來有種根深蒂固的戰略思維，總是試圖通過培養、扶植「親日派」，來抑制對方國家的反日情緒。他國情況如何，另當別論，但事實證明，至少這種思維在中國難以奏效。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源自歷史的情結，「親日派」雖然並不能與「漢奸」劃等號，但基本上是一個負面辭彙。一個人一旦被打上「親日派」的標籤，便意味著作為有限，甚至會被「雪藏」。因此，與其培植「親日派」，不如寄望於「知日派」，後者能量更大，影響也更廣泛、持久。從長期的視點出發，日本唯有擴大敢於對其「是其是，非其非」的「知日」層，才能有效制約中國社會的「反日」情緒性發作。客觀上，一個對主流社會有相當輻射作用的「知日」層的存在，能理性地看待、評價對方的長處，了解雙方共同利益之所在，以平衡感良好的國際觀，冷靜、溫和地應對、處理兩國關係中的棘手問題，恰恰是維繫和平、雙贏的兩國關係的重要砝碼。

　　第三是兩國媒體的交流。日本書店裡關於中國問題的書籍碰鼻子碰眼，但多是負面的；而隨便去一處京、滬的報亭，各種新聞類報刊雜誌傳遞出的氛圍，總給人以彷彿下周就要開戰的錯覺。特別是今年以來，隨著釣魚島主權紛爭的升溫，「中日必有一戰」論甚囂塵上，一些媒體甚至公開談論解放軍拿下日本列島所需日程表（從「一月論」到「三月論」等），言外之意，勝負已不在話下。在雙方社會中如此聒噪喧囂的民族主義聲浪，其來有自，我雖然不認為應當由媒體來負全責，但兩國媒體理應同時承擔起為各自社會中的民族主義潛流「疏浚」之責，否則後患無窮。為此，中日媒體的深度交流成為當務之急。只有兩國媒體人之間建立起基於相互理解基礎之上的互信，才有可能通過對方的報道，去了解那個社會中的合理與不合理，並儘可能客觀、理性地向自己國家的讀者傳達事實，解讀其背後的發生機制及背景，並提出規避風險的建言——媒體所謂的「建設性」，此之謂也。

　　——《縱覽中國》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