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個人圍著一個煤爐談個不休   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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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無主題的杭州會議開了三天30多個人圍著一個煤爐談個不休

本報首席記者 王湛 實習生 余舒藝 攝影/魏志陽

　　1984年12月12日，是個陽光燦爛的清冽冬日。在杭州西山路（現在的楊公堤）上的陸軍療養院里，一批當時最為活躍的作家、評論家和期刊編輯，圍著煤爐，討論著小說「寫什麼」以及「怎麼寫」的話題。

　　這場為期三天的會議，如今被稱為「杭州會議」，而當時，那個會的名稱，叫「新時期文學回顧與預測」。後來，很多與會作家認為，這次會議促生了一場「尋根文學」運動，這是當時的組織者所未曾料及的。

　　會議是由杭州市文聯《西湖》雜誌社、浙江文藝出版社和上海作協《上海文學》編輯部聯合主辦的。薛家柱和鍾高淵，當時是《西湖》雜誌的副主編，作為主辦方之一，我們來聽聽他們的講述——

【他們做了什麼】30多個人圍一個煤爐就把會開起來了

　　陸軍療養院，杭州人以前也叫它128醫院。美麗、幽靜的院子里，有兩棟別墅建築，人稱「將軍樓」，大部分與會者就住在這兩棟樓里，鍾高淵說，其中一棟樓的一樓大廳就做了會場。

　　「過去是將官休養的住所，但那時室內連暖氣和熱水都沒有。」薛家柱清晰地記得，那天特別冷，剛剛從日本講學回來的他，穿著一件從日本帶回來的咖啡色大衣，「當時沒有任何的取暖設備，我們和院方商量，在樓下被當做會議室的客廳里，生了一個煤爐，30來個人擠在一起，倒也驅逐了一些寒氣。」而將軍樓的條件非常簡陋，二人一間，也有三人一間。

　　這30多個人，來自三個主辦單位和一部分特別邀請的作家、評論家。在薛家柱和鍾高淵的回憶里，受邀人員是：來自北京的李陀、陳建功、鄭萬隆、阿城、黃子平、季紅真；來自上海的徐俊西、張德林、陳村、曹冠龍、吳亮、程德培、陳思和、許子東、宋耀良；來自湖南的韓少功；來自河南的魯樞元；來自福建的南帆等。

　　上海作協和《上海文學》方面有茹志鵑、李子云、周介人、蔡翔、肖元敏、陳杏芬等。

　　杭州市文聯有董校昌、徐孝魚、李杭育、高松年、薛家柱、鍾高淵、沈治平等人。

　　浙江文藝出版社是李慶西和黃育海。

　　「邀請來的都是當時比較活躍、新派和敏銳的作家和評論家，本來像蔣子龍也想邀請，但是有人認為他當時作品的寫法還是有些老套，」鍾高淵說，「似乎還請了賈平凹，或許還有別的什麼人。但賈平凹因為身體原因未能到會。」

　　12月11日下午，參會代表們陸陸續續到了，晚上由《西湖》雜誌在知味觀作東，餐後，又組織了舞會。據說，當時的作家和評論家中，只有曹冠龍一人會跳，其餘人都已在座位中討論起問題，所以在當晚的舞會中已拉開此次會議的序幕。

　　會議開始後，會上的時間竟然還不夠聊，在杭州的這幾天，大半夜，五六作家時常窩在一個標準間里，喝著酒就「神聊」到了天亮，結果早上都在睡大覺，誰也爬不起來吃早餐……吳亮的回憶為杭州會議補充了更多的細節，「每個人都很亢奮，不是為了某個共同問題而產生交鋒，而是抱著相互了解的想法。在脫離開原來的生活環境之後，我們彼此談得非常深入，深入到會議結束分手的時刻都發現竟然難捨難分。」

【他們說了什麼】每個人都講出憋了好久的思考

　　的確就像其他與會者回憶的那樣，「杭州會議」沒有明確的主題。

　　但缺乏主題的一個明顯好處就是，人人都講出了自己最想講的話——或許在內心憋了好久的那番思考。而實際上，這些話語都是對那個時代的中國文學尤其是小說往何處走各抒己見。

　　會議是由茹志鵑、李子云和周介人主持。由於當時這只是個文學交流會，並沒有邀請媒體參加，所以，沒有公開的報道資料，會上具體講了什麼，只能根據各位參會者的零散回憶去還原。

　　●未成系統的「尋根」

　　阿城那時已發表了《棋王》，正當紅。據季紅真的描述：會議期間，阿城「時而莊重，時而詼諧。」在一次發言中，他大談中國文化，情緒激動，結尾一句是：「一個民族是不會忘記自己的文化的。」

　　李陀一如既往地熱心介紹新人佳作。李杭育的回憶里，李陀津津樂道地稱讚《透明的紅蘿蔔》，甚至讚歎小說的標題，說『紅蘿蔔』已經有點不尋常了，居然還是『透明的』！真有想像力……」

　　而王安憶正在創作中的中篇小說《小鮑庄》，也在會上被一致看好。「為寫《小鮑庄》，王安憶1984年多次來杭州尋『根』，她的母親茹志鵑是杭州人，老家在如今建國中路。」鍾高淵至今保存著陪伴王安憶在杭州查訪的照片，當時，王安憶正好30歲。

　　而這些作品，恰恰都是尋根文學的力作。

　　「李陀當時非常活躍，時有精彩觀點出現，阿城那時極瘦，在會上說了好幾個故事，每個故事都極具寓言性，把大家聽得一愣一愣的。而李陀每聽阿城講畢，即興奮地說：這是一篇好小說，快寫。」蔡翔曾經寫過一篇《有關杭州會議的前後》，提到這樣的細節，「後來阿城還真把這些故事寫成小說，總題為『遍地風流』。」

　　「我大概說了一些對吳越文化的認知。大概還說了我對小說的常規形態的不屑，稱讚好的小說應該是『特異身材』。」李杭育的發言，被認為跟「尋根」有關，當時，他的《最後一個漁佬兒》名噪一時，是尋根文學的代表作。而韓少功的部分發言，後來寫入《文學的根》也算是與「尋根」沾上了邊。

　　●醞釀文學該往哪裡去

　　「文革結束後，出現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但發展至此，接下去，要寫什麼？大家都很迷惘。」薛家柱說，在這次會議上，「文學該往哪裡去？」是每個人都在探討的話題。

　　「文學本性在哪裡？是寫人、寫人性。而之前，文學在很長時間內是為意識形態服務。」薛家柱說，所以，在會上，高爾基的「文學即人學」被反覆提出，而回到「文學本性」後，寫什麼已經不是問題了，問題是怎麼寫。「是老實巴交的現實主義傳統，還是借鑒誰呢？會上，每個人都在醞釀。」

　　馬爾克斯，幾乎是每個人都提到的名字。「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寫？」這句話是讓薛家柱印象最深的，「《百年孤獨》1984年被翻譯到中國，雖然『魔幻現實主義』這個詞還沒有提出來，但所有寫作的人，都驚嘆文學進入了一個新天地。」

　　當然也不僅僅是馬爾克斯，還有卡夫卡，還有喬伊斯，還有福克納，到那時都已經在中國大陸出版了他們作品的全譯本或者部分章節。「這個會上，大多是中國年輕一代有進取心的作家，他們都想從西方的現當代文學中有所汲取，人人都在思考『怎麼寫』的問題。」鍾高淵說。

　　「意識流的寫法，也在會上大為討論，余華已經開始學意識流了，王蒙也提倡意識流。余華原來是很傳統的現實主義寫法。」鍾高淵說，雖然，大家年齡跨度很大，年長的像李子云，已經50多歲，年輕的才20出頭，但大家對一切新的手法都感興趣。

　　也就是在這次會上，一個陌生的名字「馬原」受到了大家的關注。

　　「這位西藏的作家將最早期的小說《岡底斯的誘惑》投到了《上海文學》，雜誌社負責人茹志鵑和李子云兩位大姐覺得小說寫得很奇特，至於發還是不發，一時沒有拿定主意，於是囑我和幾位作家幫著把握一下。我們看完稿子後都給陌生的馬原投了一張很興奮的贊成票，並在會上就此展開過熱烈的討論。」韓少功曾經在文章中這樣說。

　　杭州會議結束後，興奮與茫然仍然並存，但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就是在這樣的會戰與問題中往前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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