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一群孤獨地操著本職工作之外的「閑心」的人，為了反思已經施行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付出了幾乎所有業餘時間。在「單獨二孩」、「全面二孩」這些重要的人口政策調整背後，這群「不務正業」的「幕後英雄」，以他們在各自領域、在民間、在互聯網上的影響力，促使了更多人的意識覺醒，也促進了政策調整越來越快地步入現實。
計生博物館
1/21圖為中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計生老物件，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物件們，如今成為了一段計劃生育史的見證。（攝影/JongM）這幾天，楊支柱不斷在朋友圈「刷屏」。上百張用手機拍的照片，雖然文字不清晰，但大多能辨識出「計生」、「人口」、「結紮」、「上環」等字樣。這些計生老物件他搜集了好幾年，有從網上買的，有從別人處要來的。他曬的還只是他收藏里的一小部分。他的願望是，要創辦一個計生博物館，讓大家記住這段特殊的歷史。曾因超生而被解聘的這個大學老師，一直在為「讓計劃生育退出歷史舞台」而奔走呼籲，甚至曾經與計生「近身搏鬥」過。從2010年到2012年的持久「鬥爭」，使得楊支柱成為民間反思計生政策的一面旗幟，他贏得了眾多站在反思計生一線的「鬥士」們聲援，他們大多通過口伐筆誅，已經在網路上長期批判計生，其中包括曾經主導山西翼城二胎試點的梁中堂、遠在美國的人口學者易富賢、在廣東湛江的何亞福等等。10月29日，中共中央公布施行全面二孩政策，這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生育政策重大調整。12月3日，這些「鬥士」又齊聚北京，但並非為了慶功而聚，他們的熱議的依舊是對未來的期待：人口政策再鬆動、生育限制再放開，甚至最終取消「計劃」。這群孤獨地操著本職工作之外的「閑心」的人，為了反思已經施行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都付出了幾乎所有的業餘時間。多年來，這些「不務正業」的「幕後英雄」，以他們在各自領域、在民間、在互聯網上的影響力，促使了更多人的意識覺醒：更多普通人開始以相反的目光去思考原本「一貫正確」的「中國人太多了」、「必須堅定不移搞計劃生育」的論斷。
與計生政策死磕到底
何亞福與兒子，他曾因為拒絕繳納社會撫養費而被計生辦關押。（圖片由受訪者提供）「新仇舊恨一起。」像宣戰儀式一樣，11月11日晚，何亞福表情嚴肅，上身綳直，雙臂交叉在胸前，惡狠狠地盯向房間一角，時光似乎退回到12年前關押自己的小黑屋裡。他轉身說，當時就是這樣坐在椅子上發誓與計生政策死磕到底的。2003年12月22日，人口與計生法已正式實施一年多，這天被叫到街道計生辦談話的何亞福，之前沒有想到，這一天對他人生軌跡將會有巨大的改變。談話主題仍是交社會撫養費和結紮，倔強的何亞福兩者都毫不猶豫地拒絕了，換來的結果是：被計生辦關了一天。對於這樣的結果，何亞福原本是不應該感到意外的，他所耳聞的計生慘劇，比這更加激烈的不在少數。自己雖然不過是違反政策，生了第二個孩子，而且自認為「生兩個孩子也沒什麼錯」，但他知道，為了催繳「社會撫養費」，政府可能會對「違法者」採取更加激烈的手段。但「被關一天」使他猛然意識到，要避免更多更加惡劣的慘劇發生，他在心裡宣布，「計生政策一日不取消，我一日要批判它」。時至今日，他覺得無愧於心，「我履行了這個諾言，沒有一天停止」。在履行諾言的歷程中，他認識了很多同道中人，他們大多從互聯網上的「神交」開始。2006年，何亞福在羊城網論壇上認識了經常頂自己貼的楊支柱。楊支柱遠在北京，當時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一名法學老師，之前零星寫過一些反思計劃生育政策的文章。但在2006年時，楊支柱還沒有意識到，自己也將被捲入計生漩渦中，並成為民間反抗計生的標杆性人物。2009年12月21日，楊支柱的小女兒若楠出生，這是他的第二個孩子。按照計生政策，這個孩子是「計劃外的」，擁有體制內身份的楊支柱，將會面臨比何亞福更加複雜的處理：不僅要繳納高額的社會撫養費，工作也將受到直接影響。
楊支柱視頻專訪：「沒有一個孩子是多餘的。」（時長3分50秒，拍攝/JongM）「為了我好」，楊支柱現在回憶起小女兒出生前校方和很多人勸他的理由時，都會啞然失笑，覺得不可思議。他雖然沒有像何亞福一樣，儀式性地宣布自己與計生政策的「抗爭關係」，但深諳法律的他，實踐了一系列合乎法律的反抗措施。最初，系裡找到楊支柱，「說他們會努力給我幫忙，讓計生委少收我點錢，當時沒說要我下崗，更沒說開除」，但他們有一個條件：希望原本已在網上批判計生多年的楊支柱，不要再在網上批判計劃生育，不要接受採訪。楊支柱當場嚴詞拒絕：「這個不可能，言論自由是基本的人權，我不可能不說話，這是不可能的。」2010年3月26號左右，幾個系領導找楊支柱談話稱，學校把他解聘了，要他立即停課。楊支柱當場反駁：「你們也是學法律的，有這個先執行後給說法的嗎？你們連個書面東西都不給我，我就停課，到時候不成了教學事故？」系領導面面相覷，楊支柱得以繼續上了幾次課。但接下來的事情進展速度超出楊支柱的預計。原本，楊支柱希望在超生的事情影響擴大前，自己找個新單位，把工作換了。但4月的一天，在武漢的楊支柱接受了京華時報記者的電話採訪，次日，「超生教授」的報道便被各媒體瘋狂轉載，楊支柱一下子成了萬眾矚目的新聞人物。學校的解聘通知也很快下來，楊支柱下崗了。妻子因為懷孕早已辭職，楊支柱這次下崗，家裡便幾乎沒了收入來源。楊支柱記得，下崗幾個月後，每個月的收入也就幾百塊錢。這時候已經被媒體輪番上門圍堵採訪的他，已經成為民間反抗計生的代表人物，有時候，他靠給一些媒體寫一些時評文章掙點稿費，更多時候，他開始更加深入地研究計生政策和人口問題，「一方面是希望更透徹地把問題弄清楚，另一方面，也是接受媒體採訪多了，自己也會不斷加深思考」。接下來兩年里，楊支柱先是發起了賣身交罰款的行為藝術，後來又在法庭上與政府部門對薄公堂，質疑高達24萬元的社會撫養費徵收的合法性，被執行罰款之後又在網上發起楊支柱要飯……楊支柱一時成為2010年前後兩三年內反思計劃生育政策的一個標杆性人物。跟何亞福一樣，他因為一個新生的生命而堅定了反思計生政策的立場，直到現在回顧，他仍覺得，生命是最美的禮物，不應該成為被「計劃」的對象。
中國人並沒有那麼強烈的生育意願
易富賢與他的家人。（由受訪者供圖）與楊支柱一樣來自湖南的易富賢，同樣「目睹了很多極端的計生事件，牽牛、拆房、吊打、關押是尋常事件」。但長期學醫的他，最初並未對計生政策有過多的關注。而且，在中國官方教育中反覆出現的「中國人口太多」，給他的感覺是，或許中國實行計劃生育確實是迫不得已。這樣的想法直到他1999年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做博士後時，仍未改變。但在美國的見聞，使他開始逐步反思既往的權威。2000年，他開始零星反思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發在北美網站上。2002年，他對計劃生育的研究受到一個數據影響轉向深入：在換工作時，威斯康星大學婦產科遞來了橄欖枝，他在閱讀一些婦產科資料時發現，不育不孕症將成為人類僅次於腫瘤和心腦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而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不育不孕症發病率增加了10倍。「這麼高的不育不孕率，中國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根本沒有必要存在。」他開始深入研究人口問題，並將所有業餘時間放在這方面研究，筆耕不輟。「成功掀起了反對計劃生育的思潮，改變了很多人的人口觀念」的易富賢，成為一名啟蒙者，他的文章影響了許多人，其中包括目前奮戰在國內反思計生第一線的黃文政和洪秀平等人。與易富賢相似，1992年去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攻讀生物統計博士的黃文政，一開始並不覺得計劃生育本身有何不妥，甚至，在跟一些外國同學的爭論中，他據理力爭：「中國不控制生育怎麼行？中國那麼多人，我說你只要一到中國一下飛機看到那麼多人，那麼髒亂差，大家都很貧窮。」黃文政在城市長大，對發生在中國基層社會中的計生慘劇耳聞極少。在與同學的反覆爭論中，雖然誰也沒能說服誰，但他開始對人口有了特殊的關注。2002年前後，黃文政在海外網站上看到了易富賢一篇反思中國計生的文章，文章令他「非常激動，不亞於一次重大的科學發現」。黃文政甚至在「三分鐘之內，就開始懷疑原來的一些觀念了」。這篇文章里列出了世界各國的生育率，學數學出身、對數字尤為敏感的黃文政驚訝於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是東亞，日本、韓國很低，華人更低。黃文政這才意識到，其實，中國人並沒有那麼強烈的生育意願。
圖1：各國生育率。（數據來源：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報告2006年修訂版）圖2：中國人口增長率（數據來源：世界銀行，製圖/小砂）黃文政開始覺得，政府所宣傳的人口資源等等觀念都是沒有必要的，中國的生育率很低了，應當停止計劃生育。從這時開始，他也開始零散地做一些反思計生政策的研究。同樣走出國門受到觀念衝擊的還有梁建章。這位時常被指「不務正業」的攜程網掌門人，2007年去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研究的方向是人力資源、教育和經濟，重點是創新和創業。在研究過程中，他震驚於一連串數據和荒唐的現象：一方面，未來幾十年里，中國的人口結構會出現巨大變化，拖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這個生育率居全世界末尾的國家仍然嚴格執行著計劃生育。此後，梁建章也開始花大量的精力投入於反思計生這項「不務正業」的研究中。
計劃經濟遠去了，計劃生育還在
圖為黃文政正在發表演講。（由受訪者供圖）2012年，黃文政給當年曾與他爭論計生問題的美國同學謝爾頓寫了封信，信中說：「我很坦率地告訴你，當初你的觀點是對的。」10年前，他受到易富賢的文章影響，開始反思計生政策；20年前，他與幾乎所有中國人一樣，認為計劃生育是完全應該的；30年前，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把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同年12月寫入憲法，這一基本國策至今未變。包括黃文政在內的所有反思者，都經歷了與他類似的過程，由無條件地接受計生政策，到隱約覺察問題，到最後深入研究反思。有一個人卻是從「一胎化」政策推行之初，便提出了自己質疑的聲音，雖然最終並未能影響大局。他就是梁中堂。
梁中堂，山西省「優秀專家」，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由受訪者供圖）早在1971年7月，國務院批轉《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把控制人口增長的指標首次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但這時候並未提強制「一胎化」。1979年，「一胎化」政策正式出爐，並且迅速全面鋪開。梁中堂用了一個很形象的字——「灌」——描述了當時計生政策。「當時是一灌到底，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上面怎麼說，下面就怎麼做。那時還不允許有個人的獨立判斷。特別是對於政策，只可以執行，不許可研究、討論或者懷疑。」1979年後,黨和政府開始反思計劃體制，明確了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然而在這種情況下，計劃生育制度變得卻更為嚴格。梁中堂認為，這是很荒唐的事情。但梁中堂那時並未從根本上否定計劃生育，他只是在想：如何更科學地「計劃」。1984年春節，他寫了一篇研究報告，寄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文章提出，採取晚婚晚育和延長生育二胎間隔時間的辦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億左右水平，又能滿足農民生育意願，從而建議放棄「一胎化」。在他後來於山西翼城縣主導的試驗中，便是採取這樣一種柔性「計劃」的辦法。雖然不是「一胎化」，但仍在「計劃生育」範疇內。哪怕到了2013年出台的單獨二孩政策和今年10月29日公布的全面二孩政策，也均在政策推出的同時，再次強調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位置。在楊支柱看來，這仍是一種「計劃」，只不過計劃的尺度發生了鬆動。2000年前後是梁中堂對計劃生育思考的分水嶺：在這之前，雖然提出對一胎化的異議並且主導二胎試驗，但在這「最初的20多年裡，是認可計劃生育的」；在這之後，他開始意識到，「計劃」本身就是錯的。梁中堂認為：「生育是老百姓自己的私事，屬於私權領域，政府別插手其間，既不限制，也不鼓勵。政府只要去做，最後沒有不走向反面的。」類似的觀點出現在易富賢、楊支柱、何亞福等人身上。在他們的文章和奔走呼籲中，取消計劃生育是最終的目標——只不過，在如何走向這一目標方面，他們的具體觀點不一，或較激進，盼望一舉取消，或較緩和，期待隨著一步步放開限制，最終走向自主生育。
「中國人可以多生」
梁建章，攜程網創始人，2007年，梁建章赴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研究人力資源與經濟發展。（由受訪者供圖）梁建章的「不務正業」在他從美國回來之後，集中爆發了。2012年，從美國取得博士學位不久的梁建章，將自己在美數年研究人口問題的心得，他策劃主導拍了一部關於中國人口危險現狀的短片，片中充滿數字、圖表和邏輯分析。此外，他與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合作出版了《中國人太多了嗎？》一書，從經濟發展和創業創新視角論證，中國人口發展政策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呼籲「只有儘快放開生育政策，中國的發展才能持續」。這是國內第一次有出版物專門向「一貫正確」的計生政策提出質疑，這本書原本書名為「中國人可以多生」，但因為過於敏感，書名被改，直到後來再版的時候，才用原名。易富賢、何亞福、楊支柱同樣更善於用文字來表達反思和抗爭。最初，他們的文字僅在互聯網上傳播。從最早的易富賢2000年左右在美國各網站上「打游擊戰」似地發布一些評論中國計生政策的帖子，到2003年後，易富賢、何亞福、楊支柱等人先後開始在人民網強國論壇、天涯社區等國內有影響力的幾個論壇發帖，他們發起的話題都是圍繞人口政策。易富賢回憶，2004年9月前後，國內主要網站包括人民網、新華網、中國法院網、天涯等在計生話題上的局面初步打開，「反計劃生育思潮已經由我掀起」。他發布在天涯社區和新華網論壇的一些帖子甚至有高達近十萬的點擊量。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筆耕不輟「反計生」的幾人又先後將博客、微博、微信作為他們發布文章，啟蒙網友的渠道。楊支柱現在的家中仍然擺著網易2012年年度最具影響力博主的獎盃。2013年，易富賢和何亞福在先後分別出版了《大國空巢》和《人口危局》，書內涵蓋了是他們在網上所發的主要文章。除了寫文章，楊支柱2010年至2012年期間的反計生故事，更是成為坊間的一面旗幟。
楊支柱「賣身交罰款」視頻，時長1分47秒。（視頻由受訪者提供）楊支柱賣身交罰款的照片，曾在微博上被廣為轉發，「每個月整個家庭收入就幾百塊錢，居然要讓我們繳納二十多萬社會撫養費，這不是要逼垮一個家庭嗎」，他的經歷引發很多人的共鳴。最後的結局算打了個平手：法院從楊支柱愛人的賬戶上划走了24萬的社會撫養費，但學校也專門為了楊支柱設置了一個科研崗，請他重新回去工作。在楊支柱看來，這其實就是個「維穩崗」，是有關方面怕他在外面再「鬧事」，給他設置了一個可有可無的崗位。現在，他在這個崗位上，沒有教學任務，也沒有科研任務，「沒人搭理我」。楊支柱依然將最多的業餘時間投入人口問題研究中，但他在媒體上的曝光率一下子低了許多，從一個新聞人物徹底轉型成為人口政策調整的呼籲者。
「人口是國家根本，孩子是民族未來」
黃文政（左一）、洪秀平（左二）、何亞福（左三）在人口研討會上，此次會議也是推動反思計生政策的重要轉折點。（攝影/王怡波）如果說楊支柱寫文章和發起行為藝術只是希望更多人關注人口問題，反思計生政策，那黃文政和何亞福等人所做的另一些努力，則是希望能夠以更直接的方式，影響計生政策的變革。他們選擇的方式看起來有些激烈：上書。半年多前，在由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牽頭的一次「上書」中，黃文政負責資源環境方面的論證，梁建章負責經濟影響方面的論證，上書的主要內容就是圍繞人口問題的一些調研數據和論證，這是由顧寶昌牽頭的第三次上書，呼籲全面放開二胎。黃文政回憶，當時聯名上書的有20多位專家學者。顧寶昌後來轉告大家，中央領導對上書做了重要批示。早在2012年，黃文政和梁建章就曾作為發起人之一，聯合多名學者寫信給全國人大，要求啟動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發起人中甚至還包括參與計生法制定的湛中樂。然而，那次的上書並沒有得到全國人大的實質性回復。作為參政議政的重要組成，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一直是計生反思者們努力去說服的對象，他們知道，這些人的呼籲或許更能對政策的改革產生直接影響。早在2006年，何亞福就開始注意收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郵箱，每年兩會前，何亞福總會給他們發郵件，希望他們能提調整計生政策、放開二胎的提案議案，並可以提供相關的數據以及必要的協助。後來，在善於組織協調的洪秀平的策划下，這一形式一直延續下來，並成為黃文政、梁建章和何亞福每年必做的事情之一。創辦了平和英語學校的洪秀平，崇尚傳統文化，一直認為計劃生育破壞了中國傳統社會架構中的宗親文化。大約五年前，偶然間讀了易富賢文章的洪秀平對反思計生政策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他開始運用自己的特長，將原本散落在各地的計生反思者們凝聚在一起。他策劃召開了人口問題研討會，2013年5月，包括何亞福在內的眾人齊聚上海。何亞福提到，這次會議是他的一個轉折點，以前都是孤軍奮戰。會後不久，他們一起創辦了人口與未來網站，網站除了轉載一些人口方面的新聞，還開闢了專欄，黃文政、梁建章、何亞福、梁中堂、易富賢、楊支柱等人都經常在上邊發表文章。洪秀平這樣解釋網站名稱的意義：人口是國家的根本，孩子是民族的未來。*請點擊圖表查看詳情中國0-14歲人口佔總人口數比例、中國65歲以及以上人口比例對比。（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單位：百分比）
宜將趁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10月29日，不出大家的預料，人口政策有重大調整：全面二孩放開。雖然之前已經看到端倪——10月21日印發的新版《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將「計劃生育」字眼刪除，還有不少體制內人口專家在各種渠道有所透露，但當天調整公布時，遠在大洋彼岸的易富賢，仍然免不了陣陣激動。「還在睡夢中，一陣電話響起，原來是媒體打來緊急電話，說新華社公布了好消息，要緊急採訪。這次公布時間比上次快，希望落實時間也要快呀。」易富賢在微博中寫下。幾分鐘後，他補充上：「宜將趁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易富賢是計生反思者中有名的「徹底派」，他一向反對只是將人口政策調整的呼籲僅僅定位於「放開二胎」，而是應該著眼於最終使計劃生育政策退出歷史舞台。楊支柱持有同樣的想法，雖然這並不是結束，但「放開二孩」對於中國和中國人來說，無疑是個好消息。與易富賢一樣，「全面二孩」公布當天晚上，梁中堂家的電話也被媒體打爆。梁中堂回憶，他對多家媒體反覆重申一個觀點，「實行計劃生育表明政府缺乏一個現代理念，你就是侵犯人權。」在梁中堂看來，30多年的計劃生育尤其是「一胎化」政策，已經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傷害。早在30年前，認為「一胎化」過激的梁中堂便曾經指出過部分問題：老齡化嚴重、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政策的反覆性，甚至包括目前失獨老人的問題，也都有涉及。這些問題如今均已應驗，但在當時，這樣的聲音無足輕重。「問題哪裡會有那麼嚴重？」時任國務院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的栗秀珍一次會上這樣質疑梁中堂的觀點。當時主抓計生工作的副總理陳慕華也曾沒有點名的反駁了梁中堂提出的問題，「人口出生減少，在相當年代以後，老人是會多些，這是自然的事情，但在我們國家，在一個相當的時期內，不必擔心老化問題」。「相當的時期」到底是多久，也許陳慕華也不清楚。
2011年11月9日，山西省翼城，一個生二胎的家庭，母親和兩個女兒在家中，丈夫在外打工。山西翼城已經進行了25年的「二胎」試點，這裡的人口增長率低於全國水平，各項人口指標均優於全國水平。除了給養老和經濟發展帶來的巨大問題，計生所附加的社會撫養費和越來越嚴重的黑戶問題，更是成為許多人揮之不去的噩夢。即便是實行「全面二孩」，屆時也將面臨社會撫養費徵收如何劃時間線的問題：什麼時間之前生的不算超生。在楊支柱看來，這個線不論如何切，總會帶來新的問題。他不久前邊碰到過多名正在上訪的年輕母親：她們在去年單獨二孩政策推出後，僅與政策落地時間相差幾天，便被要求繳納巨額的社會撫養費。「這是一種不公平。」楊支柱說，在具體執行上，不管怎麼劃線，總會引發不公平，這也正是「計劃」累積下來的問題。
一場與計劃生育的賽跑
延伸：反思國策的先行者三十多年來，「一胎化」已成民眾的固化思維。然而一批在外人眼裡「不務正業」的反思人士，卻用自身的努力讓更多的民眾意識到人口形勢的嚴峻性，並推動了政策的調整。點擊「先行者」，聆聽他們不一樣的「計生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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