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大部制改革向社會放權要有新方式

　　　近日,濟寧市「文莉愛心在行動」團隊,通過山藥義賣行動,為兗州譚家村一名白血病人提供援助。(圖片由受訪人提供)

王振耀說:「我國要想實現服務組織專業化,最少也要有300萬家。」

　　文/本報深度記者 劉德峰

　　今年全國兩會上，《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公布，其中有關更大範圍、更大力度的「放權」舉措，吸引了眾多專家學者的關注。

　　向社會放權，客觀上是向社會組織放權。「社會組織可以直接登記，就像一個小小的對內開放，其意義甚至超過大部制改革。」經濟學家許小年說。北京師範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說，「這將是一次社會生產力解放的機遇」。

　　雖然「向社會放權」所帶來的改革紅利已出現在視野中，但與此同時，政府及社會組織需要面對更多的考驗。

　　運營費用短缺，人員大量流失 政策有了寬鬆，更需財力支撐

　　「以後肯定要註冊，讓我們的組織正規化、合法化。」自2010年成立以來，濟寧市「文莉愛心在行動」團隊，已經通過各種助學、助殘活動，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即便如此，目前他們依舊缺乏合法身份。

　　「一直想註冊」的團隊負責人張文莉坦言，雖然新的政策已經實行，但她感覺本組織註冊的條件仍不具備。

　　已經擁有了三間辦公室的張文莉，缺少的是專職工作人員，以及完成註冊後的運營管理費用。暖心公益聯合會的劉健，也面臨著相同的境況。

　　如他們這樣的「草根」民間公益組織，由於人員較少，且多為兼職從事公益事業，再加上接收捐款、捐物額度較小，雖然註冊流程已經無礙，可註冊之後的管理成本，成為他們不得不考慮的現實。

　　「組織運營管理所需資金從哪裡來，我們很犯愁。」劉健說，不論是按規定從募集的資金中留出，還是通過建立相關產業獲得收益，他們都沒有經驗。

　　在先行一步的深圳，許多社工服務機構，已經在發展的過程中陸續開始經歷這一艱難階段。由於專業社工的薪資水平普遍較低，社工服務機構出現了人員大量流失的現象。

　　「濟南的社工流失率在20%以上，每月1000多塊錢的工資，很難吸引應屆畢業生進入社工服務機構。」濟南市社工協會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反觀香港的社工服務機構，從業者的薪資水平能達到中等或中上等。「政府應該更大力度地扶持，給予社工更好的薪酬待遇。」該負責人呼籲。

　　依然存在的後顧之憂，成為很多想成為「正規軍」的社會組織，在「井噴期」到來前熱情不高的主要原因。

　　「政府的配套措施應該儘快跟上」，王振耀說，社會組織管理體制改革，需注意避免「轟轟烈烈，原地踏步」的問題。

　　社會組織註冊數量快速增長，而又缺乏實質性進步的畸形發展方式，是王振耀最為擔心的。近日，王振耀撰文指出，「在歡欣於社會改革大潮來臨的同時，也要看到，社會改革是一項大工程，更是一項細工程。」

　　王振耀在文章中指出，「為了促成更為紮實的改革」，政府除了要儘快推進相關立法外，還要建立財政投入社會建設的體制。「千萬不要認為，放開社會組織建設，政府就不必投入了，政府就可以減少財政負擔。」

　　據王振耀介紹，在香港，政府每年的財政綜合援助資金約為400億港元，其中有100多億港元直接用於支持社會組織開展社會服務。「全香港只有700多萬人口，照這個比例，內地應該投入多少財政資金呢？」王振耀說，中央財政投入社會建設的口子，還遠未充分打開。

　　「稅收優惠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解決。」王振耀還提到，「現實中，大慈善家捐贈還存在障礙。」2011年，企業家曹德旺因捐贈價值35.49億元的等值股票，而蟬聯中國「首善」稱號。根據我國稅法的相關規定，曹德旺需為這筆捐贈繳納6.72億元稅款。「稅收優惠問題不解決，社會組織特別是公益慈善組織很難健康成長。」王振耀說。

　　不能僅憑熱情，要有專業化定位 向社會放權要有新改革方式

　　「實際上，向社會放權，也就是給予社會組織獨立自主權，給予他們依法行善、依法行使管理社會事業的權力。」

　　在王振耀看來，放權的背後，是2008年汶川地震後大量社會組織的建立。針對越來越具象的社會服務，政府沒有那麼多精力全面管理。社會組織本身要接過政府讓渡的權力，也要做出充分的準備。「不能只憑一腔熱情，還要靠專業化的服務定位」，王振耀說，「社會組織的服務，是直接對人的服務。」

　　王振耀告訴記者，與企業生產的產品相比，社會產品附加著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等因素，因此在服務定位方面，社會組織應比企業做得更好。「一業多會」所帶來的競爭局面，同樣要求社會組織做好實驗及失敗的準備。

　　「此外，還需要社會組織加強組織機構建設，建立現代化的行業化管理治理機構。」王振耀說。

　　「權力交接」雙方均需面對的挑戰，彰顯著這場廣泛社會改革的與眾不同。

　　「社會改革需要用新的改革方式」，王振耀說，因為它涉及的，是我國民眾仍在學習、認知過程中的「公共領域」，「這種改革沒有敵對雙方，也沒有既得利益者，是一種全新的改革邏輯。因此，它就需要政府、社會組織和民眾，共同對話、討論和協商。」

　　雖然社會組織在茁壯成長的過程中，始終無法繞開監管環節，但王振耀認為，目前社會組織相關標準的建立，比監管措施的制定更為急迫。

　　制定符合我國實際的標準，只能通過基於改革共識的多方參與和協商。「我國目前在社會組織管理方面的許多標準，仍然比較粗放」，王振耀表示，如基金會的註冊金額、社會組織用於管理費用的比例等，缺少細化、分級管理機制。他說，「這就需要政府、社會組織與民眾，在合作、妥協、投票表決一系列過程中逐漸完善。」

　　民眾，是社會改革的最終受益者，於是，每個人的參與變得不可或缺。除了民眾能夠享受到社會服務之外，「社會組織的發展壯大，將提供大量的社會產品和就業崗位。」正因為這樣，王振耀才把這次社會改革看作是一次「社會生產力解放的機遇」。

　　近日，廣東省中山市政府公布了首批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目錄，共分五大類257項。其中包括文物保護的輔助性工作、保障性住房後期管理服務、自然環境監測輔助服務、公共教育成果質量評估等多項民生事項服務。隨著社會改革方案的陸續展開，將有更多的省市跟上廣東的步伐。

　　「更多配套措施還需儘快出台，因為社會改革與每一個人密切相關，拖延不得。」儘管王振耀對社會改革保持樂觀，而言語之中仍帶著一絲急迫。

　　註冊程序簡化 社會組織發展 迎來「井噴期」

　　「國家對民間公益組織放開了，我們對以後的註冊、發展就更有信心了。」3月10日，山東濟寧市民劉健，第一時間就關注了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中有關社會組織的部分。

　　「重點培育、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這些社會組織，直接向民政部門依法申請登記，不再需要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

　　對此，劉健的感觸要比普通人深得多。每每想起自己多次註冊失敗的經歷，他都唏噓不已。他是活躍在濟寧的民間公益組織「暖心公益聯合會」的發起人。自2011年開始，劉健曾三次正式向濟寧民政部門申請註冊，由於他平時忙於本職工作，審批程序較為複雜，以及缺少掛靠單位等諸多原因，一直沒能成功。

　　「沒有在民政部門註冊，缺少『合法身份』,就不能公開募集資金，而且在成員管理上也會出現很多問題。」暖心公益聯合會骨幹成員王國標說。

　　考慮到組織的長遠發展，2012年6月9日，暖心公益聯合會宣布解散。劉健打算把暖心公益聯合會整合後掛靠在共青團濟寧市委的志願者協會下。

　　讓劉健沒想到的是，2012年底濟寧市便出台相關規定，允許民間公益慈善組織直接註冊。出現轉機後，劉健來到濟寧市民政局，向有關負責人諮詢了註冊的相關事宜。

　　「審批手續少了，不再需要找主管單位掛靠了，註冊程序簡單了很多。」劉健籌劃著蛇年春節後就註冊。

　　而年後緊張的工作，讓這個計劃一拖再拖。不過令劉健欣喜的是，在等待註冊的過程中，國務院的改革措施，又在國家政策層面給予了他們保障。

　　與濟寧一樣，在本次改革出台之前，我國多個地市早已展開了試點工作。

　　2011年11月，廣東出台《關於廣東省進一步培育發展和規範管理社會組織的方案》。該方案確定，除特別規定、特殊領域外，自2012年7月1日起，社會組織的業務主管單位，均改為業務指導單位，成立社會組織可直接到民政部門申請。

　　2012年，深圳市擁有社會組織5092家，其中登記4661家，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4.88個。據成都市民政局的統計數據，至今年3月中旬，在該市登記註冊的社會組織達到6544家，較上一年增長10.7%。2013年，廣東省江門市民政局更是提出目標：今年力爭新登記社會組織840個以上。

　　「我國社會組織的發展，將迎來一個『井噴期』。」3月22日，北京師範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在接受齊魯晚報記者採訪時說，「美國近3億人口，擁有200多萬家社會組織。而我國13億人口，僅擁有40多萬家社會組織。我國要想實現服務組織專業化，最少也要有300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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