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戰略新精英

專訪鄭永年:中國需要戰略新精英

China Needs New Strategic Elite

作者:易心 2016年5月17日 從 當前備受矚目的南海局勢來看,中國與世界相處似乎面對這樣一個境況:小國挑戰、大國調戲,但無論對大國小國卻都顯迷茫。

近日,著名學者鄭永年訪問北京,並出席「重塑亞洲價值觀」研討會暨新書交流會,期間接受鳳凰大參考專訪。

鄭永年認為,中國要與世界打好交道,需要有自己的精英群體發揮關鍵作用。但顯然,中國目前並沒有形成這樣一個群體。

王道外交小國適用、大國不靈

記者:今年早些時候,閻學通教授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提出「王道外交」的概念,也就是實行國際公認的公平、正義和自由等原則,增強中國外交的道德感召力;放棄不結盟政策,以軍事援助代替經濟援助來發展盟國關係。並引起國內外學界關注。您如何看待這一概念?

鄭永年:中國以前提出王道外交是有依據的。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都受制於本身的締約政治,中國的王道裡面均是締約政治的結果。中國誕生之初,周邊就有眾多國家,一直面臨對待較小國家的問題,這就是王道的主題。在這一點上,從前朝到現在,基本上沒有變化。

鄭永年。

但近代以來,王道這一操控體系被設成了中國的帝國主觀主義,這就把操控體系妖魔化了。操控體系其實是一個自由貿易體系,例如中國跟東盟的自由貿易群。王道體系現在也在實施,例如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給柬埔寨等國家提供自由貿易特殊條款,都是王道的表現。

我認為,這個王道的體系對小國不成問題,但是,對於美國這類大國就不一定適用。中國現在思考的是,針對大國要使用什麼方式的問題。

記者:當前的南海問題上最為典型。

鄭永年:目前,中國跟許多小國家的關係都與美國有聯繫。例如日本和東南亞國家。如果沒有美國的參與,中國可能會使用比較等級化的王道體系,但美國一旦參與就不同了。所以中國才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中國追求互利共贏,但中美的價值觀和世界觀顯然不同,這是需要我們探討的問題。就南海問題而言,假設中國跟越南順利地解決了陸地邊界問題,美國即使聲稱它擔心中國進行帝國主義擴張,也沒有證據。這就是上面談到的中國對大國採取什麼方式的問題。

記者:還有菲律賓,目前南海仲裁案備受矚目。國內輿論甚至出現一種比較有意思的說法——中國應直面「小國威脅論」。

很多人看到,菲律賓憑一已之力,連縱合橫,用一系列弱小之國的打法,借口中國威脅論,先狀告中國,再拉美日澳入伙,將一個兩國間的主權問題,變成了一個世界問題。並造成一個事實上的「菲律賓威脅」。這種小國威脅對於中國似已成為常態,如如朝鮮等周邊國家,以小欺大,給中國造成了許多事實上的被動。

鄭永年:所謂的小國威脅其實來源於大國,是因為小國想挾持另一個大國。實際上,中國真正的國家安全威脅就來自美國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國家都威脅不了中國,這些小國只是想利用美國向中國多爭取一些利益。我認為,菲律賓也不是一定要威脅到中國,只是想利用美國多爭一些好處。

美國在南海的成本很高,但不得不做

記者: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目前基本形成一個共識,當前兩國關係處在15年來最低潮的時候,您對這個走向怎麼看?

鄭永年:我覺得不是那麼悲觀。首先這是正常的現象,哈佛大學的研究項目表明,人類歷史上進行了16次挑戰國與霸權國的權利轉移,12次發生戰爭。4次實現和平權力轉移。

中國和美國都是大國,兩國本身沒有糾紛,貿易往來很多,互相依賴。中國和美國的關係,是中國和美國盟友的關係。中國沒有自己的門羅計劃,沒有想把美國趕出去。在中美關係中,美國扮演主要角色,不應搗亂。例如南海問題,其實美國的成本是很高的,反倒是中國並沒有什麼成本。

鄭永年與各方學者交流。

記者:您指的成本主要是軍事上嗎?

鄭永年:軍事上成本很高的。美國人支撐多長時間還需要觀察。南海問題的政治化很嚴重:美國必須要來,不然無法向其盟友交代,而中國則必須抗議,否則無法向國內交代。但是,政治和實際要分開,美國不至於把中國的擴建島礁炸掉,雙方都要耐心處理,學會危機管理。總之,我覺得實際情況沒有那麼悲觀。

記者:目前的狀況考驗兩個國家的危機管理能力。

鄭永年:對,就是危機管理。南海問題是中國現在必須回應的問題。不過一個明顯區別是,中國現在變被動為主動了,美國則是被動了。現在美國對中國的反應已經高於中國對越南,以及中國對其他國家的反應了。這一點必須看到。

目前的南沙島礁中,越南佔了那麼多,中國也佔一些了,菲律賓也佔領幾個,我想中國既不會放棄,也不會要把越南占的全都拿回過來。在南海問題上,中國是個後來者,但國家實踐能力很強,沒幾個月就把人家十幾年做的建設工作做起來了,這是有很大好處的。以前在鄧小平時代,中國人尋求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沒有人理。大家你做你的,他做他的,這是因為當時國家沒有能力。但現在中國有能力了,就不一樣了。

中國可以向美國表明,對於那些島礁,中國可以像其他國家一樣把它軍事化,但也可以不軍事化它。這是大國之間的「互相調戲」,但這個調戲之後就需要耐心和危機管理。

記者:中美南海博弈,誰更強一些?

鄭永年:中國的實力還不夠,崛起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英美兩國這個過程都用了很長時間,中國改革開放40年不到,已經發展的夠快了,但距離真正的崛起還早。中國的崛起不等於美國的衰落,對美國來說,只是自身相對衰落,但是也有復甦機會。美國還是一個大國,蘇聯解體以後,這種霸權極少。俄羅斯目前顯得衰弱,但還是有他自己的締約政治地,印度也有。

實際上,看現在的南海和東海問題,要從中國近代以前看,當時中國是最強大的,也有自己的締約政治地,但後來被帝國主義打敗,締約政治利益都被西方拿走。現在東南亞趨勢是西方趨勢的延伸,中西雙方的締約影響共同產生作用,這肯定需要調試。

記者:這又回到建立亞洲價值觀體系的問題,有人覺得這並不著急。

鄭永年:我覺得比較著急。比如,現在有人提出亞洲共同體,但是建設共同體如果沒有共同的價值觀怎麼弄?中國真要建立一個價值共同體的話,首先要有自己的價值體系。

記者:這需要精英發揮關鍵作用。

鄭永年:任何社會都是這樣。中國儒家文明盛行幾千年,我們目前也是一個大眾性的政黨,而不是一個精英性的政黨。

新加坡那麼小的國家,但其外交做得那麼大,就是因為一小群精英發揮關鍵作用,但中國還找不出這樣一小群精英來。

記者:中國聰明的人很多。

鄭永年:當然了,中國的潛力有得是,只是說體制阻礙了他們的上升。

整天罵美國,但是有人了解美國嗎

記者:您覺得當今世界的大勢和主題是怎樣的?

鄭永年:當今世界沒有一個文明在主導。西方儘管強勢,但已經不如以前,而中國還沒有強大到世界都認可的程度,所以這個世界是一個多元世界的持續。世界上每一個文明都有自己的世界觀,對世界的認知和認定也不同,從來沒有一個所謂的世界秩序,都是多個秩序的並存。如果要假定有一個世界秩序,那我覺得這首先就錯了,世界就沒有秩序。

鄭永年新書論中國系列。

記者:中國國內在如何認識世界的問題上,也出現了很多不同的聲音,有人認為和平發展是主題,還有人認為革命和戰爭才是,只是還沒有打起來而已,您如何評價?

鄭永年:如果說和平是主題,要解釋那麼多衝突就有點困難,像中東和朝鮮;但肯定不是戰爭時代,總體來說是和平的。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找到一個沒有衝突的時代。和平和戰爭永遠是一個共同體。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考慮怎麼維持和平,如何避免戰爭,然後形成一個價值觀。我們能做的只是這些。

記者:我們當前認識世界有哪些不足?

鄭永年:中國認識世界當然不足。我們現在有多少人理解美國?整天罵美國,但是有人理解美國嗎?我們有人理解東南亞嗎?

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只是站在自說自話的立場上,否則,我們會那麼緊張嗎?

記者:那培養國際人才去認識世界,我們需要如何做?

鄭永年:精英主義。我們現在最遺憾的就是,現在因為大家都願意學英語,大家都搞國際關係研究,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在搞中美關係,那小國家誰去弄?現在,我們精英體系的培養太商業化了。國家利益一定要由國家出錢培養,但這些東西似乎沒有人注意到。外交人才量也少,這也和中國的退休制度有一定關係。中國的外交官剛剛學會怎麼做外交,就要退休。在國外,外交官是越老越吃香,經驗非常重要。媒體也是一樣,到美國的媒體去看看,從20歲到80歲的人都有。但在中國,哪裡能找得到一個80歲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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