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圍」東南亞：中國準備好了嗎？ | 香港南華早報

習近平尚在東南亞訪問，中方又宣布了李克強將訪汶萊、泰國、越南以及出席東亞峰會，中國的東南亞外交再次成為焦點。不過，對中國來說，與東南亞的外交不只是一時的焦點，而是長期的難點。面對雙邊關係中的種種現狀與問題，中方心裡可能是乎五味雜陳，又糾纏百結。

作為一個既富經濟活力又地處戰略要道的周邊區域，東南亞對中國之重要性自不消多說，而中國投之精力甚至財力之多與大，亦外界共見。但是，許多東南亞各國仍與中國貌合神離，而它們與美國的關係，卻反有加強之勢。甚至是與中國有特殊關係、與美國勢不兩立的緬甸，也由於其國內的變革進程而與美國越走越近。雖然中美在此地區並非全是零和性的競爭關係，但東南亞各國這種「遠親近疏」，無疑讓中國外交窘境盡露。有媒體將習此訪稱之為外交「突圍」，也一語道盡中國東南亞外交面臨的困局及其努力。

較前相比，中國的東南亞外交確實也體現出改變的大動作。習近平在訪問印尼期間，中不僅宣布簽署與印尼的大金額投資合作關係，而且還借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講之機，提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概念。而稍後李克強將出席中國東盟峰會，料會將習提出的這一概念進一步細化與布局，深化中國與東南亞的利益關聯。

這些舉措無疑將成為聯結雙邊關係的一條紐帶，但可能解決不了阻礙與東南亞外交關係的癥結。而正是這些癥結，使得中國的東南亞外交經營多年，卻難以有大的突破。

第一是南海爭端僵硬難解。這一爭端直接涉及越南、菲律賓等重要的東盟國家，而且因為這些國家企圖通過東盟框架對華進行交涉，使得這一爭端成為中國對東南亞外交跨不過去的一道門檻。或許更加關鍵的是，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態度可能被這些國家視為檢驗中國和平崛起態度的試金石。然而，中國與東南亞都是正處於國家現代化過程之中的國家，民族主義情緒強烈，要在主權問題上做出讓步難上加難。

第二是經濟因素「外溢」功能有限。自上個世紀90年代起，中國不但在金融危機時刻對東南亞國家施以援手，並且致力於擴大雙邊的自由貿易。但時至今時，可以看出東盟國家堅持的是「雙支柱」戰略，即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中國東盟經濟關係的推進，卻並未換來政治安全關係的提升。相反，隨著對中國經濟依賴的加大，東南亞國家可能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國的政治安全警惕。

第三則涉及到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地區秩序的問題。中國的崛起以及成為地區主導國，我相信這是東盟國家心知肚明以及必須面對之事。但是，在平等、互利的言詞背後，作為小國集合體的東盟能與龐大行為體的中國建立一種什麼樣的地區秩序？可能是這些國家遠不能確定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抱緊一個因相距遙遠而不可能有實質政治安全損害的美國的「大腿」，在他們眼中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

以上問題從具體到宏觀，都需要中國有一種新的政策目標與論述。但從習的政策組合拳來看，除了概念層面的創新以外，具體政策層面還是打經濟牌，如提高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水平、加強同東盟國家互聯互通建設、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建設「海上絲綢之路」等。而如前言，在經濟因素無法滲透到政治安全領域的情況下，這些政策對提升中國東盟總體關係可能作用有限。

在這種情況下，與其提出利益色彩濃厚的命運共同體，不如提出更有針對性的安全共同體，或是旨在強調更深層次聯結的文化共同體。安全共同體意味著中國不只是從競爭、博弈的角度處理南海爭端，而是在增進共同安全的基礎「管理」好該問題（近期內談解決不太現實），並從非傳統安全合作等新領域開闢新的合作基礎。至於文化共同體，則意在揭示東亞人民共同的精神遺傳與文化傳承。特別是在強大的西方文化面前，探索並鞏固自己的身份是每一個亞洲人的深層焦慮與使命。

當然，這會涉及中國外交政策甚至是國家內政方向的大調整。以前中國只強調GDP，所以外交中也只有經貿牌可打。而新的外交需求則意味著要管理好民族主義，而這可能需要一個理性公民社會的支撐；還需要文化軟實力，而這取決於中國對傳統儒家、佛教文化等方面的傳承與自信；甚至還需要領導體制和外交制度方面的創新，以改變當前中國外交「重戰術、輕戰略」所導致的被動局面。

以前都說內政決定外交，外交服務於內政。但在中國與世界關係越來越密切、聯動的情況下，內政的建設也應該有世界的眼光與標準，內政應該在一定程度上為外交服務。這些，中國都準備好了嗎？

李開盛，上海社科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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