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略、儒家與中華文明 [原創 2007-03-15 20:35:51]
天下有一理不知,為學人之恥，這是儒家的精髓。不過,歷代文人對科學與數理邏輯的重要性沒有看透徹,乃是中國文人大大的遺憾之一，往往也被統治者所弱化，統治者喜歡利用儒學的謙遜與忍讓，這不得不說是一種無奈。周恩來年輕的時候寫詩：邃密群科濟世窮,正是對中國文化的反思。周恩來那詩的後兩句：「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也很有氣魄」。
我個人認為中華民族是個謀略民族、權術民族。在這裡我主要從謀略的觀點分析中國社會、文化的特點，因此，可能會給人否定傳統文化的感覺。其實，我對傳統文化的優秀方面是主張繼承的，對糟粕方面是批判的，我對傳統的東西有褒有貶，而且我主張以傳統為基礎、以現代文明價值觀為核心來構築「現代中華文明」，如果不能與傳統結合，現代文明的憲政、民主、公平無法在中國生根長大，這就是胡適、陳獨秀等人的悲劇所在；相反，如果一味地推崇傳統，文明之樹上只能長出人治、專制、愚昧的苦果，所以要融通古今中西，重鑄「現代中華文明」，這是晚輩的一貫的態度。
「格物、致知」這一詞語首見先秦經典《禮記·大學》，是說求學八個階段的初始兩個階段，全問是：「古人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格」、「物」這段話，在古代不難理解。我們今天倘要明白「格物致知」要把它放當時的環境下考察。但歷代學者對「格」、「物」的理解也都是仁者見仁。
漢儒鄭玄註解說：「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這一說法縮小了「知」的範圍，認為「知」僅限於「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而在《大學》中，沒有這樣的限制；同時顛倒了「格物」與「致知」的因果關係，認為「格物」是由「致知」所致。無獨有偶，這樣的觀點也得到後人響應，例如宋代楊時即曾強調說：「致知必先于格物」。
在宋朝，「格物致知」被推到了更高的位置。朱熹說，要獲得知識，必須考察事物，以求認識事物的理。任何事物都有理，任何人都有一定的知識。求學者應該把心中已知的理作為基礎，進一步努力，以求達到認識的頂點。經過長期努力，會達到這樣一個境界，好像突然之間明白了一切，這就是認識的頂點。
歷史上中華民族表面上是道德民族，其實是謀略民族。謀略一詞在英文中沒有對應的辭彙，覺得只能翻譯成strategy或stactics，但謀略並不等於戰略或戰術，謀略的特點是不循規則、不擇手段，它是正與奇的結合，有治國正道，也有出奇制勝；它還是道與術的結合，既有高瞻遠矚，又有權謀權術甚至陰謀詭計的東西。西方人喜歡讀偵探小說，偵探小說應用的是邏輯推理，符合西方人的思維習慣；中國人喜歡讀武俠小說，武俠小說中充滿了毒氣、毒招、暗箭，變幻莫測，防不勝防，無規律可循，這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特點。
「四書」之一的《大學》里這樣說：一個人教育的出發點是「格自」和「致知」。就是說，從探察物體而得到知識。用這個名詞描寫現代學術發展是再適當也沒有了。現代學術的基礎就是實地的探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實驗」。他又說：「我覺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在研究學術中不可缺少，而且在應付今天的世界環境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們需要培養實驗的精神。就是說，不管研究自然科學，研究人文科學，或者在個人行動上，我們都要保留一個懷疑求真的態度，要靠實踐來發現事物的真相。現在世界和社會的環境變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來越密切。我們不能盲目地接受過去認為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學術權威」的指示。我們要自己有判斷力。
前些日子有所謂的國家形象工程的棄龍爭論。一些反對者認為，西方的龍跟中國的龍不一樣，中國的龍應當譯成Long或Loong，以區別惡魔般的西方龍dragon。我倒覺得，世界各民族在遠古的時候文化也是驚人的相似，中國龍與西方龍區別不大，只不過，龍逐漸成了中華民族特別是漢族的圖騰，龍所代表的威嚴、力量、恐懼感、神秘性、變化莫測、見首不見尾，等等，早已化作了血液骨髓融進了中國人的靈魂軀體之中。龍的化身——帝王之專制與陰謀的政治，或者說暴力與謊言的政治，也早已被中國人所習慣；專制統治者的神聖不可侵犯、神出鬼沒也正是龍文化的體現。不過，中國人卻把龍看作吉祥物，又是舞龍，又是唱龍，因此現在也沒有必要去強行改變龍的地位，作為折衷，以後可以將龍、鳳凰共同作為中華民族的圖騰。中國有成語：「龍鳳呈祥」，「龍飛鳳舞」，等等，龍與鳳總是相伴出現的，也都是帝王或王后的代表，其地位可謂不相上下。但是鳳凰（雄性為鳳，雌性為凰）顯得更為吉祥、美麗、溫順、和平，且有鳳凰涅槃的故事，如果龍與鳳凰共同作為中華民族的象徵，寓意中華民族在新世紀獲得重生，鳳凰也可化解龍的張牙舞爪的形象。以後可以稱中華民族為「龍鳳民族」、「龍鳳子孫」、「龍鳳傳人」。困擾西方人的是大自然的風雲變幻，在戰勝大自然的過程中，西方人發展起來了邏輯理性；困擾中國人的是人間的風雲變幻，在適應激烈生存競爭的過程中，中國人揣摩出了謀略權術以及龍庭之術。
中華民族之所以成為謀略民族的原因是： 1、生存資源緊張。中國人口一直為世界第一。2、人治、專制制度。人治、專制的特點就是非程序性政治、暗箱操作的政治，由此衍生出極其複雜的官場文化，人們推崇不擇手段的「手腕」。3、長時期的內戰。有人統計，自B.C.841年「共和行政」、中國有確切紀年以來，中國55%的時間陷入了內戰，譬如春秋戰國內戰就達550年。長期的戰爭磨練了中國人的兵法謀略的智慧。4、中華文明是大陸型文明、農業文明。由於土地不能移動，中國人依家族、村落長期居住在一塊，人口沒有流動，而且，小農滋生了專制、官本位，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爾虞我詐的人際關係成為謀略、計謀產生的沃土。5、世俗的犬儒文化。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各大民族中少有的非宗教民族，我們幾千年沉溺於福祿壽喜，沉溺於世俗的吃吃喝喝、功名富貴，沒有超越世俗的理論，幾乎沒有「道」，只有「術」，有的只是一個個工於心計的猥瑣的臣民，犬儒在專制的情況不斷惡化，犬儒大行其道，真實則無人問津，不真實則不能格物，其他便無從談起，所以不僅儒家的政治抱負無法真正實現，也離邏輯推理與科學日益走遠，沒有真實和邏輯便不可能誕生近代科學。
中國人的人生是謀略化的：中國人往往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外表與內心最大程度地背道而馳。古代中國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往往具有仕與隱（當官或者退隱）、入世與出世的兩面性，一方面入世：吃文化，福文化，富貴文化，功名文化，家庭文化，官本位文化發達；另一方面出世：時刻想著功成身退，急流勇退，李白稱：「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蘇軾稱：「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中國人在官場的時候想著退隱，是為了避免專制政治中的兔死狗烹，是為了躲進精神的避難所。但是，中國人並不是像印度人那樣悲觀厭世，真的出家，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樂觀民族，有的哲學家概括為樂感（樂觀感性）民族，古人在隱居的時候又像諸葛亮躬耕南陽那樣，時刻關注天下大事，時刻準備出山，治國平天下。這就是所謂的「以在野之身應在朝之命」。諸葛亮說：「聊寄傲於琴書兮，以待天時」，孔子說：「隱居以求志」。可見，中國人是腳踏入世與出世兩隻船，隨時轉換，謀略化生存的，所以，孟子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中國社會也是謀略化的：中國社會的辯證法是物極必反、物壯則老——事物壯大了，就會走向衰老。由此，中國式的邏輯是做事要從反方面開始，以達到正面。老子說：「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領導者要表現出大公無私，才能成全他的私慾；「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只有不與人爭蠅頭小利的人，最後天下誰也爭不過他。
不僅中國人表裡不一，中國社會也表裡不一。古代中國「以德治國」，實行「德治」，但現實卻愈加成為「無德之國」，為什麼？因為人治制度假設人人都是「君子」、「性本善」，但官員們卻做不到，不僅做不到，基本上還受不到社會大眾有效監督和制約，於是「口頭上仁義道德，實際上男盜女娼」，所以，「君子之國」自然就會演變成「小人之國」，也就是說，在沒有民主監督、法治規則的情況下，社會將走向它所預想的反面，這就是社會的辯證法。所謂中國是「道德之國」，其實是「謀略之國」。
謀略民族是沒有真理、正義的概念的：為什麼我們的社會極少有人堅守真理、正義？自古以來，中國人只有「正氣」觀念——為社稷、為皇帝而獻身的觀念，卻沒有客觀的「正義」觀念。有人問孔子，兒子偷了羊，父親是應當揭發還是隱瞞呢？孔子說：應當隱瞞。孔子所謂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都屬於人間正氣意識。莊子說：「齊是非」——「是」等於「非」，「非」等於「是」；白居易說：「臉上除去憂喜色，心中泯滅是非心」，鄭板橋經歷了人治的宦海沉浮說：「難得糊塗」，這些都是中國人沒有真理、正義意識的表現。在人治的專制的國家「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強權即是真理，當然沒有正義的容身之地。
謀略還表現在中國人的境界方面：西方人征服大自然，追求知識；中國人征服人間社會，追求境界。馮友蘭分境界為四個層次：本能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我稱之為「宇宙境界」：是超越道德、功利的境界；在宇宙境界中只需要做平常事，「神奇卓異非至人，至人只是常」——最高境界的人只是如同常人，順應世俗，外圓內方，「平常心是道」，「佛即在家中」；「大謀不謀，大智不智，大勇不勇，大利不利」——最大的謀略是沒有謀略，最大的智慧是運智於無形之中，最大的勇氣是不逞匹夫之勇，最大的利益是不爭奪蠅頭小利。
中國兵法更是充分表現了謀略：亞歷山大大帝反對詭計，西方軍事家在近代之前甚至反對偷襲。但是，中國的兵聖孫武卻說：「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遠而示之近，近而示之遠」；「兵以詐立」，「上兵伐謀」，「利而誘之」，「出奇制勝」，「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中國哲學文化也處處表現了謀略：孔子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道家始祖鬻子說：「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文子主張：「應時權變」，順應時代，權謀變化。老子說：「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道」總是朝著相反的方向運動的，柔弱正是「道」能夠發揮作用的地方。所以，「曲則全」——委曲求全，抗日的時候漢奸多如過江之鯽，人們的哲學觀即是「識時務者為俊傑」，而韓國人「韓奸」卻很少，這不能不說與文化有關。
古代中國的政治也是陰謀詭計的謀略政治：專制主義政治的特點是，政治鬥爭不循規則，不擇手段，暗箱操作，實行非程序政治、陰謀政治、謊言政治。中國的政治文化是儒法互補的，公開宣傳的是儒家的仁義道德，實際使用的是法家的陰謀權術，中國的法家也絕非大眾參與的法制，而是人治的御人與謀略的合成。韓非子說：親戚妻子，可以作為人質；對於大臣可以「行飲食」——在食品中偷偷放毒。鬼谷子說：「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聖人暗箱操作，愚蠢的人張揚外露；「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聖人暗地裡謀劃，所以神乎其神；成功於陽光下，所以光明正大。鬼谷子還說：「欲張反斂，欲高反下，欲取反予」——想張開反而要收斂，想高高在上反而要置身下層，想奪取反而要假裝先給予。比如，楚漢相爭時，韓信趁機要當「齊王」，劉邦聽後差點大怒，幸虧張良暗中踢了他一腳，劉邦馬上改怒為喜，立即封韓信為「齊王」，派人送去玉璽，如此穩住了韓信，成功地消弭了一次分裂。等到劉邦奪取天下之後，韓信則死無葬身之地。
古代中國的經濟管理也是高度重視謀略的：商家之祖范蠡原是越國大夫，輔助越王勾踐復國後被越王猜忌，他於是下海經商，「三致千金」——三次成為千萬富翁。范蠡用的是「計然之策」，「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天旱時花錢造船，發大水時花錢造車。這與普通的人的做法正好相反。范蠡正是靠著先人一步、不與人趨、反向思維而經營成功的。另外一個商祖白圭認為商人的素質是「智、勇、仁、強」，「智」表現在「人棄我取，人取我予」，也是反向思維。司馬遷也說：「富者必用奇勝」。
中華民族成為謀略民族的危害是：政治上無規則，無程序，無法治，暗箱操作，不擇手段；社會上無真理，無正義，無道德，無信用可言；人們表裡不一，言不由衷，人際關係高度複雜，內耗巨大。如何從謀略民族向法治國家轉變呢？我想只有如此：第一，藏富於民，個體上沒有財產的私有存量，就沒有現代文明，就沒有現代政治。從現實上來說，沒有個體上財富的存量，就沒有資源控制權的分散，也就失去的人體獨立的經濟基礎，那就沒有和權力制衡的基礎。只有民富，有一定經濟基礎，個體才不會被他人所控制，不怕資源的控制權掌握在不是一個人的手中，不是全部在政府的手中，而是掌握在廣大人民的手中，才能夠打破官本位，建立起講規則的公平的市場經濟。第二，要不斷地完善法治，兌現憲政。胡溫政府十分重視法治，宣布要建立「法治政府」，這是一個進步。儘管我們現在人治還是主要的，有的時候法治只是一個手段，它是為人治服務的，但是我們要努力不斷地減少人治，把原來掌握在各級官員手中的權力逐漸交給市場。現在我們國家制定了《行政許可法》，各級政府都必須按照行政許可法，放鬆管制。第三，建立公開的政治，透明的政治，講規則的政治，講程序的政治，政務公共，接受社會質問。發達國家90％以上的信息都是向人民公開的，所有的老百姓辦一個很簡單的手續就可以查閱政府文件，官員不能阻撓，否則可能被判刑。發達國家權力機關的會議，除了極少數涉及國家的核心機密之外，所有的會議都必須公開舉行，老百姓可以旁聽。只有公開、透明、講規則、講程序的政治才是非權謀的政治，才是現代政治。被譽為「現代市場經濟理論之父」的英國學者亞當·斯密，最早提出了中國的「停滯性」問題：「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勞的國家。然而，許久以來，它似乎就處於停滯狀態了。」這一觀點看起來似乎十分荒謬。而這一觀點卻在只有7歲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頭腦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後來，他終於則從哲學的角度具體指出中國人這種停滯的特徵：「個人在精神上沒有任何個性可言，從本質上講中國歷史不能稱之為歷史，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不可能由此產生任何的進步。或許真的要經過100年的脫胎換骨，中華民族才能從謀略民族鳳凰涅槃為法治國家。然而近代社會之前知識對生產力的貢獻不大，所以謀略民族發展就佔優勢，當知識發展到電氣與核子時代，數量反而沒有質量重要了，小小的核子里蘊藏著巨大的能量，一百萬人有的時候也抵不過一顆原子彈，人們終於驚醒了，科技的力量從未如此強大，以此社會倫理學的研究也從未如此迫切，科技對生活的貢獻與推動也從未如此迅速，在社會大眾與倫理的合理約束中，循序漸進地合理突破固有思維，發展也比較平穩，從此進入憲政時代。而謀略民族則越發被拋在身後；因為社會上的階層矛盾是客觀存在的，你可以不承認，但卻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存在，這裡就有了利益對抗與和解的問題，由於沒有憲政傳統，社會各階層利益達不到有效調節的時候，沒有一個合理平衡與和解的政治機制，到了忍無可忍，便撕去善民的偽裝就無需再忍了，謀略便可以將其毀滅，並奉以天理之需，最終崇尚謀略的本性將導致不是一個文明代繼傳承，是一個沒有實際科學與社會進步的循環，亂，治，亂治，從歷史統計上看，B.C.841年「共和行政」、中國有確切紀年以來，中國55%的時間陷入了內戰，譬如春秋戰國內戰就達550年。看有點統計規律的意思，幾乎亂與治在大歷史角度各佔一半。張養浩曾在《山坡羊.潼關懷古》中感慨：「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魯迅也曾長嘆「城頭變化大王旗」。杜甫也在《兵車行》中嘆息：「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統治階層是有組織的，民眾是不允許有組織的，看了古代的士人與皇帝老兒，早就知道組織的力量是強大的，所以從古自己中國都要限制民間結社，即便口頭認可，但實際也常常打壓帶有政治色彩的社會團體，然而孟子千年前就看明白了一個事實「水可載舟，可以覆舟」的道理，然而自古「儒生」把這種人治的政治悲哀用迷信的包裝給從新包裝起來，因為這是個真理，沒有和解機制，必將循環往複於「治」、「亂」之間，雖然短時人治會很富裕，但大歷史角度看，絕大部分創造的財富全被毀掉，尤其進入現代社會科技與教育對社會的發展愈加重要，所以大歷史角度看人治是不如法制的。人治也就是大家聽從一個人體的個人意志，而法制則是大家聽從社會的公眾意見（也就是社會大眾的良知）；所以人治的昌盛最長也就是一兩代人（人的生命極限），而真正的法制卻可以不斷吸取有價值的思想體系，在緩慢的漸變中、在批評和質疑聲中不斷地進步。所以我們應該從新審視各位先人，應該樹立老子、墨子、孔子三位一體，他們共同構成中華民族的精神先聖。其中老子是尊崇真理的先聖，墨子是尊崇真實的先聖，孔子是尊崇真誠的先聖。人治的對個體的壓迫與壓制足以讓個體心理達到變態與扭曲的程度，對有能力和才華的人尤為敏感，這也就是會經常搶打出頭鳥的政治原因。人治都是假設人是善的，所以強調道德的感召，社會大眾的良知對小人行為卻常常力不從心，不斷地沒有底線的縱容就是一種量變引起質變的過程，所以善良最後反而走向其反面邪惡，這是深刻的社會辯證法，而法制社會先小人，而後君子，鼓勵批評與質疑原有學說，用實踐不斷糾正科學和社會的發展途徑，隨後反而走向友善，這也就是在人治與大陸法系國家，如果沒有政府強行監管與介入，股市投機濃厚和不斷崩盤的文化政治原因，因為一個好的股市需要兩點就是信託責任與真法制（社會大眾的良知主導社會發展），而一個強調謀略與人治的民族，向來是將社會陰暗面藏起來的，結果陰暗面如同發霉的食品，越來越發霉，發霉的部位也越來越多，然而此時佛教又來到中國教人心善，也就帶走了僅有的一點點質問與指責，最後寬容的無底線論便紅遍大江南北，於是乎小人便可以得到寬容，於是乎原則的善與寬容反在不斷地縱容惡與邪氣，社會又一次便辯證地走向了它原則的反面。所以中國曆來不缺乏優秀的人才，但結局都是小人得志，不得不說是一種人治社會的悲哀，所以你看人治社會宣揚什麼，最後長期後就會走向它的反面，也許這並不是人們的初衷，但卻有著極為深刻的社會辯證法的道理。唐有李白、杜甫，宋有王安石、蘇軾，明有張居正、袁崇煥，清有李光地、姚啟聖、明珠等等才華橫溢智利超群，頗有膽識與政治信念，但最終的結果，都是可悲和慘痛的，也可以說可悲之處不是本人，而是社會的深層次原因，由於儒家的政治信念是好的，但同時又融入了佛家的寬容未必的理念。儒家的政治理想可以概括為：格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原則上講毫無破綻，格物就是肯定實事求是，信仰崇高，千百年來激勵著每一個優秀有良知的知識份子，每個中華帝國的知識份子也自覺不自覺走上這條職業發展的路線，然而這裡卻加入佛與儒的無底線寬容，不要小看這個無底線寬容，無底線寬容加上人治的社會理念，最終註定了千百個儒生的悲慘結局，他們面對著的是強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團，可以說他們的矛盾性悲劇，源於「為了理想，必須積累能量；為了積累能量又必須放棄理想」，對於一個有人格理想的知識份子放棄人格與理想，莫過於是儒生們最大的內心折磨，就好比一個宗教狂徒突然聽尼采說「上帝死了」，那種悲痛對它的打擊要比死亡還要痛苦和難受。 我們就看看蘇軾，蘇東坡的個人悲劇的深層政治歷史原因吧，先介紹一下蘇大才子吧：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省眉山縣)人。他是歐陽修以後的文壇領袖，多才多藝，詩、詞、文、書、畫都是一代大師，著述十分豐富。他父親給他起名字的時候的希望它做個「軾」了，什麼是「軾」那，就是古代車前面的一個把手，一般只有在路途顛簸的時候用來扶持一下，一般情況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他父親希望他做個「軾」，深知人治社會的險惡，深知「狐狸、老虎和大灰狼的故事」，別太顯露才華，因為愈加其罪何患無詞啊，別招人妒忌，被人陷害，但最終有政治信念他，還是沒有逃過此節，被政治鬥爭打擊。晚年的他，身心疲憊，與其在朝廷里口水來口水去，一點都解決不了問題，這就導致大多士人在厭倦政治後，退隱江湖，調到地方為百姓作些實事。他是一個有思想敏銳與政治覺悟的儒生，不像一般文人只會吟詩作對，他是一個有執政能力、體恤民生的官吏。他深入民間，明白民間疾苦，想要用自己畢生的才學濟世度民，然而，儒家的政治信念在無底線寬容和人治的社會結構中，必將經歷悲慘的一生，「為了理想，必須積累能量；為了積累能量又必須放棄理想」的這種痛苦足以打擊儒生的政治熱情，讓他們面對官僚集團力不從心，專制的人治社會無法實現與皇權對抗，所以即便是明君，皇權也是不可褻瀆與抵抗的，所以首先在這種環境下儒家的第一條準則，格物便實現不了，因為一旦認真格物，就是要講真話實事求是，然而人無完人，君主又大多無道，所以君主與皇權是不可質疑的，進而格物的理想也很難實現。修身是在格物的基礎之上進行實事求是地提高自我修為，這個過程由於無法徹底格物，進而使得修身變成了明身自保，也就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進而無法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去徹底地齊家、治國、平天下了。這不得不說是儒家的悲劇所在，所以歷史上凡是真正按照儒家的基本原則去乾的話，無底線地寬容與人治社會就會架空其一切政治信念，所以對儒生們最有利的便是有選擇的放棄自己的政治信念，明身自保，然後任何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讓其放棄其政治信念都是及其痛苦和難受的，可謂是一次反向的「鳳凰涅槃」，最後蛻變的儒生便將這種無奈之舉說解成「成熟」，不能不說是一種內心深處的痛苦，然而一個人的政治信念是不容易改變的，所以一有風吹草動士人集團便會舉起「格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大棒，進行最後一博，然後歷史證明，士人集團與宦官集團、貴族集團的政治鬥爭中並沒有討到一點便宜，往往還處於下風，這就是皇權與貴族組織的強大威力，所以無論人數怎麼多，沒有組織也都將是桌上一層粉沙，大風一起，便吹灰湮滅了，到了近代我們發現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候，組織的興起與聯合告訴了我們組織才是力量的源泉。所以在近代資產階級興起之前，士人階層，作為一個階層，大多都是外表富貴，然而內心大多感慨、痛苦，內心的掙扎與任何毒藥都難以下咽，然而歷史就是這樣無情，悲慘地過濾掉了一批又一批的士人，也許他們痛苦過，彷徨過，但絕大多數只能選擇向皇權低頭，不過歷史中也留下諸多有人性閃光的人物，例如蘇軾。蘇軾出生在一個富有教養的家庭，父親蘇洵是著名的散文家，母親程氏是有文化明大義的女子。少年蘇軾在父母的培育下，勤奮好學，博通經史。他成長在一個表面承平而內里各種社會矛盾漸趨尖銳的時代。這時代一方面號稱「百年無事」，經濟文化都有相當的發展，可謂「鼎盛」；另一方面又是既有遼、夏入侵的外患，又有豪強兼并、人民困苦不堪的內憂。社會危機四伏，積貧積弱的形勢日益嚴重，改革的呼聲，在士大夫層中漸次高漲。蘇軾在這樣的家庭與社會氣氛熏陶下，受儒家經時濟世思想的影響，早年即立下用世之志，以身許國，並主張針對現實中的種種弊端進行改革。他二十一歲隨父入京參加進士考試，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與弟蘇轍同科及第。時父蘇洵也深受重視，父子三入，一時名噪京師。蘇軾中進士後，二十五歲卜父、弟再至汴京。授他河南主簿，不赴。二十六歲參與制科考試，得次三等，授大理評事，簽判鳳翔府，從此踏上仕途。蘇軾在風翔三年還京，差判登聞鼓院，又授直史館。因父蘇洵病故，回鄉睜喪。三十四歲再到汴京，判官告院。這時王安石正推行靳法，蘇雖也有志於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狀況，但在變法思想上與王安石檸在分歧。他不主張遽變，反對「求之過急」，於是接連上書抻宗，反時王安石變法方案，於是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擠。蘇軾為了遠身禍，求為外任，先後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蘇軾出京作地方官，勤政愛民，盡心職守。八九年的時間，他撮然輾轉遷徙，但每到一地都興修水利，賑濟災民，減免租稅，體察民間疾苦。而對於新法實行中的一些流弊，也「不敢默視」．後因「託事以諷」寫了一些與新法有關的詩文，被言官何正臣、舒宦、李定晦人彈劾為「包藏禍心」、「指斥乘輿」，於是在湖州任上被突然逮捕送交御史台論罪。從元豐二年七月被押，到十一月釋放，蘇軾在獄中倍受詬辱，幾置死地，幸得多方營救，才得貶出。這就是有名酌「烏台詩案」，蘇軾生活、思想與創作也從此開始了巨大的轉折。蘇軾出獄後，被貶為黃州團陳副使，但不得籤押公事，近於流放。他因經濟困難，申請城東坡荒地，躬耕求食，自號東坡居士。黃州五年，蘇軾思想轉變很大。一方面他沒有放棄儒家經世濟民思想，繼續關心國家政局，因壯志難酬而苦悶；另方面他閉門思過，消極彷徨，又時時向佛老思想去求解脫。但這幾年卻是蘇軾創作上的豐收時期，雄偉的江山，淳厚的民風，溫暖的友情，不能忘懷現實的壯心，促使他寫出了許多著名的詩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曠淡遠，成為他一生創作的高峰。元豐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政局發生變化，起用舊黨人物司馬光、呂公著等人，全面廢除王安石新法，史稱「元枯更化」。蘇軾即被起用為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但蘇軾對待新法，又主張「參用所長」(《辯試館職 策問札子》)，反對執政大臣們：的全盤否定新法。這種注重現實利害的精神和耿直態度，又和司馬光等舊黨人物產生分歧。司馬光病死，蘇軾為舊黨官僚所忌恨，又要求外放，於是在元祜四年三月又出知杭州。蘇軾十五年後再次至杭，「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杭州謝表，)。他勤政愛民，開浚西湖，賑濟災民，興建醫坊，為百姓作了許多好事． 至元枯六年二月，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京都。入朝後本擬有所建樹，不料又為舊黨賈易等誣陷，心情鬱悶不願留在京城，於是又上書請求外放，不久便被派知潁州，後又改知揚州、定州。蘇軾從黃州被召還，第一次在朝期間，主持過學士院考試和進士貢舉。他為國家振興積極薦舉擢拔後進，於是有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陳師道等才士雲集京都，一時文壇興盛。蘇軾儼然成為文壇盟主，為北宋後期文學的發展，開創出一個新的局面。舊黨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執政，又恢復神—票薪荏；於冪新黨人物又紛紛上台。但這時的新黨拋棄了王安石變法的精神，將打擊「元枯黨人」作為主要目標，於是舊派人物紛紛遭到貶斥。王安石變法這一具有偉大意義的政治運動，蛻化為爭權奪利的黨派之爭，蘇軾竟成為黨爭的犧牲品。他被擠出朝廷，先是貶為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蘇軾在惠州度過兩年謫居生活，雖是衰邁之年，處境困頓，仍然關心人民，積極發展農業與興修水利，為改善百姓生活不遺餘力。紹聖四年蘇軾已六十多歲高齡，又被改貶為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島。當時海南地處天涯海角，境況極其荒涼，生活極端艱苦，「食無肉，病無葯，居無室，出無友，每無炭，夏無寒泉」(《與程天侔書》)。但蘇軾不戚戚於個人憂患，積棋為當地土族人民做好事，獎勵農業生產，傳播文化知識，破除陋習培養才，一直朴朴工作到最後赦還。遠貶惠、儋時期，條件最為艱苦，但蘇軾思想曠達，隨遇而安，並沒被困難壓倒，反而出現了刀次的創作豐收。這時期他寫了大量的和陶詩與書札散文，詩風恬淡、超拔，精深華妙，反而成為蘇軾一生創作的最後錦繡。元符三年，鞭宗繼位，蘇軾獲赦北還，海南父老「執手涕泣」(《遁齋閑覽)。剪杜過大庾嶺時，有「問翁大庚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的躺慨，還膽回朝再竭忠誠．不料行至常州病死，結束了他宦海升沉的卜生。蘇軾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學，迫慕韓琦、范仲淹、富鄭、歐陽骼等政治與文壇元老，有用世之志。他關心國計民生，揭露時弊，曾氍出鞏固中央、改革官制、解除邊患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張：他在冪州領導軍民防洪救城．在杭州疏浚西湖．築堤引水．開設瘸坊，抗策減稅。直到遠貶惠州，仍「疾苦者畀之葯，殞斃者納之富。皋率眾靶橋以濟病涉者」(蘇轍《墓志銘》)。蘇軾一生積極人世，是封建時代仁政愛民的清廉官吏。但蘇軾早年也接受過道家思想的奉響，喜敢《莊子》。入仕後，由於政治上不斷受挫折，佛、道思想影響加深，竟成為他尋求解脫政治苦悶的工具。他通判杭州時，經常出入佛司，拜訪名僧。黃州五年，他的佛老思想更加急劇發展。但是直到遠貶惠、儋時期，他仍然有用世之心。以儒為主，融合佛老，進退行藏，禾施不可，這就是蘇軾一生的思想狀態。這種思想境界表現在文學佛作上，既有對現實的批判，又有人生如夢的感喟，也有瀟洒自適的抒情。蘇軾作品內容的複雜性．正是他複雜思想的表現。 我們走過了蘇軾的精彩一生，面對如此可愛的一位有信念的士人，多少有些遺憾；生活中他也是一位有情有意的丈夫，他在18歲與15歲的妻子王芙成婚，陪他度過了寂寞的寒窗苦讀，為他紅袖天香，不僅僅是一對少年夫妻，更是一對成長的伴侶，她的妻子是一個特別聰明、機敏、有學識的女性，然而人生無償，世事難料夫人身體不佳，在26歲便抱病開封，他的這位妻子不僅貌美溫和，然而確也是才華橫溢，蘇軾管的是國家大事，天下興亡，而它的妻子看不了那麼多，只關心身邊的小事情，然而現實中，身邊沒有那麼多的大事，都是由小事構成的。有的時候很有意思，你看蘇軾一流的大才子，能區分開什麼是好文章，什麼是壞文章，卻看不清什麼是好人和壞人；但缺少基本的生活常識，不會待人處事。他做官後，有一次有人來拜望他，他的妻子躲在屏風後面仔細地聽，過後，妻子說他這樣的毫無原則，你說什麼她就迎合你什麼，這樣的人你勿要和他來往過深，蘇軾想「你當官，還是我當官」，還有一次，這個人是自來孰，第一次見面，就好像和蘇軾是深交一般，妻子就和他說，這樣的人來的快，走的也快，不能當作摯友，摯友是沒有關心利益的；他的妻子經常和他說，現在你父親不在你身邊，可沒有人提醒你，你做人一定要慎重，此時他已經忘記他父親給他起名字的時候的意願做個「軾」了，但最後晚年的時候，在給她夫人寫的墓志銘裡面，承認他的妻子全都說中了，他感到當時年輕氣勝，很是慚愧。他的父親當時就說，你這個夫人同你同患難，病亡了把她與你的母親一同並葬吧。蘇軾在其40多歲的時候，已經歷經宦海的風波，她的妻子對於他是非常的重要，有天晚上他做夢夢見妻子，非常地傷感，寫了著名的悼亡詞《江城子》，來悼亡其亡妻：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使，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料的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崗；正如北師大的康震教授所說：十年的陰陽隔絕，都沒有斷了蘇軾對她的第一位妻子的深情，夫人遠葬在了四川老家眉山，在業無法和他相距，千里孤墳，都無處話凄涼啊。而他自己現在，在找一個可心的人、知心人，把心中的苦悶講給她聽，那是不可能了，再也不會有人，有意的躲在屏風的後面偷聽他和客人的談話，為他牽掛，給他勸慰。這個時候他和她的夫人再見面，他已經變了樣子，不再是那個十幾年前才華橫溢的翩翩少年，而是一個「塵滿面，鬢如霜」的中年。這些年的宦海風波，這些年來的一次次坎坷，讓他一次又一次地想到，他的亡妻王芙對他來說是多麼的珍貴。他晚上夢到她的妻子，永遠的留在他腦海當中的就是那個「小軒窗，正梳妝」的妙齡妻子；「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見了面之後都不知道該說什麼，只有不停地苦，不停地苦，為什麼啊，千言萬語都說不出啊。以儒家開頭，現卻說到蘇軾，我也想不到如此套路，不過生活既是如此之分辯與無奈，世事也如此妙不可言，於是乎潛規則是真諦，明規矩變為幌子，於是中華歷史便進入了不斷的循環往複，忘記了世界還有創新與文明的延續進步。幾千年來我們不斷砸碎，不斷新建文明，但得不到接力棒式的延續，知識與物質財富不能有效保存，所以我們離開明和進步便越來越遠，直到有一天我們將近快被外敵徹底地征服，這個時候，我們知道了落後與無知，看見了愚昧與自大。這個古老的帝國，你還能否搭上現代化的便車，不僅僅是器物上的進步，更是思想上的進步，我知道自己渺小，不足以看清這個擁有沉重文化積澱的民族，也難免孤陋寡聞，然而我讀歷史意外發現明代有個高僧叫方以智，他有一本哲學專著《東西均》，雖不能盡善盡知其內涵，但也能知道，他是繼老子之後，中國少有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雖然大多數人不知道他的存在，不知道他的哲學思想並不輸於晚於他的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但可悲的他卻被無情的打壓，不得不說是一件可惜的事情。什麼叫大智慧？真正的大智慧，是「仰望星空」、是「拷問靈魂」。黑格爾說過，「一個民族沒有仰望星空的人物，這個民族將是沒有希望的民族」。中國不乏仰望星空的民族精英，但是他們統統逃不出被壓制、被淘汰、被驅逐，被殺戮的命運！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就是一個沒有原則，沒有道德底線的民族，就是一個沒有創造性思維的民族，就是一個「逆淘汰」（劣勝優汰）的民族，就是一個自宮的民族。縱觀中國歷史，總是誰卑鄙，誰無恥，誰得勢。成者王，敗者寇，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帝王不是惡魔。這樣一個已經喪失了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學習他人的基因的民族，會越來越聰明嗎？我很著急，但我也很平靜，平靜地看著歷史艱難地翻過一頁，共產黨人你能把握好這個力度嗎，我們期待著。在中國幾千年來的專制社會裡，在沒有真正信仰的犬儒社會中道德往往是脆弱的，專制必然導致喜歡虛假不追求真實，無論是在上層社會還是下層社會，最後都將導致犬儒的泛濫，因為專制下，犬儒的思想是對個體最有利的。犬儒不是國人的專利，17世紀的英國18世界的法國也如此。只有社會大環境真正地追求公正，以整體社會的綜合收益為最大目標，在以民意為導向的法制化遊戲規則下你不敢大欺小、強負弱，如此，誠信才能站穩，真實才能為人所喜歡，虛假才能造人拋棄，之後創新才能抬頭，官僚主義才能受到抑制，否則官僚主義下的學術不會有大的發現，頂多只是重複和剽竊一個沒有學術自由、不求真實的環境是絕對出不了大科學家的，例如筆記本電腦他們會覺得是個很好的發明，然而戲劇的是他們會抵制產生偉大發明的思想土壤，很簡單因為新的學說有可能動搖既得集團的根基。這個時候誠信、追求真實與真理才會對個體最有利，這個時候人們才會覺得犬儒原來是這樣糟糕、噁心。但這個需要思想啟蒙的過程，需要有最先一批揭露社會弊端的扒糞者，政府肩負起維護機會均等和維護社會公正的義務，政府有讓國民免於經濟匱乏的義務，讓其有機會不斷參與競爭。「五四」喊了一百年追求德先生、賽先生，追求德先生、賽先生有沒有錯，沒有錯，但很明顯沒有看到要害，所以今天犬儒反而更為盛行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原來只是一個國強民富的結果而非原因；追求真實與社會公正才是進入現代社會、建立現代市民社會的基本條件，之後才能談談主義，否則一切好的主義與制度構架，不管多麼有可操作性，都會被這種可怕的犬儒氛圍給架空和蠶食掉，想像吧在一個犬儒盛行的國度里民主的結果必將失真，因為這種槽糕的環境是不允許犬儒選擇真實，那樣損失太大了，所以是最終只能選擇說假話和大唱喜歌的以保證個體利益最大化，既然民主的威力在於體現真實民意，而在專制護航的年代，民意與軍隊相比是脆弱的，真實會被強姦，此時民主並不能得到真實的民意反映，所以此時民主也就失效了，專制之下法律成了玩弄法律的天堂，司法便忘記了立法原則，某些人自然可以堂而皇之用程序代替公正，用程序的不符合來否定你的申訴權力。每天都在看著鬧劇發生，彷彿把人們帶回了17、18世紀的歐洲，讓我們在重複一邊他人走過的荊棘之路。其實在專制和犬儒下，一切美好的主義都不重要，因為任何可操作性的制度都會被犬儒精神給架空。所以只有社會崇尚真實，回歸人性之後，好的主義和制度所帶來的好處才能充分顯示出來，而我們正在艱難地走向法制與真實，但這一切會很痛苦，會讓因虛假而得到利益的群體利益受損，阻力大，或許我們自己都會受到損失，但這一切又不可避免，有的時候為了治病，就要暫時忍受生理與心裡上的痛苦但我們必須走下去，一個真實與誠信/法治與民意主導的國家才能釋放出巨大的活力，才能和諧。古老的中華帝國，我喜歡你的傳統文化，但你卻不曾和諧，真心希望您可以開出現代之花，讓我民眾邁進文明的現代社會，也許只有繼承性發揚了，法制化的遊戲規則，權力的制衡，之後才會出現民主科學與創新，最後才能進步。人類社會在思想認識領域經歷了神秘的神學、注重邏輯的哲學和未來注重人性的人學。借用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一種說法，他認為在人類的第一個軸心時代（公元前800年到公元200年），幾乎同時地在歐亞大陸的不同地區，如巴勒斯坦、希臘、波斯、中國、印度，出現了可稱之為人類精神領袖的不同類人物——先知、哲人、聖人、佛陀等。筆者進一步認為，正是在這一個時期，人類同時產生了神學（古希伯來）、哲學（古希臘）和人學（古中國）。無論神學、哲學、人學，它們都是人類從不同側面反思人性精神的學問，神學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學反思人性精神的實踐的理性力量、人學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們各擅人性精神的一個側面，各自成為一個方面的學問，但它們的目的卻都是在關心人類的命運。近代西方哲學的誕生和發展即是顯示西方人類理性力量的產生和強大，人類的理性精神即推動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理性精神並不是人類精神的全部，除了理性精神，人類還必須要有信仰的克己精神（意志）和仁愛的道德精神（情感）。人類理性精神、信仰精神和仁愛精神是三個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相互生髮的人類精神的基元，在三者之間具有某種三聯守恆的規律，即其中任何一者的過於旺盛或超越都勢必導致其他二者的衰退甚至亡逸。從深遠的意義上看，信仰的精神往往傾向於利人類群體，仁愛的精神往往傾向於利他（她），而理性的精神則往往傾向於利己。所以，當主張理性的哲學愈來愈蛻變並僵化為主宰一切的理性主義之時，人類的信仰和仁愛的道德便相應倒退甚至消亡。理性主義的過盛實質是利己主義的過盛。物極必反，人類過盛的利己主義事實上也愈來愈變得不再真正利己，甚至反而害己了。尤其當理性主義過於旺盛到消滅信仰、消滅道德之日。而社會學科的目標應該是追求社會公正，所以我不建議含糊地將社會公正一併歸入科學的內涵里，這樣將導致很多的邏輯矛盾，因為人類社會是人與人關係的集合，如果將社會公正一併歸入科學的話，那麼將產生一種可怕的結論就是完全的精英導向論，這樣就如ZHENGZI兄所說的重複歷史的悲劇，導致占人數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沒有話語權力與博弈能力了；進而任何善意的理論都有可能把社會真理（大眾主導的公正）從「活的」大眾口中剝離走，就是形成下一個歷史「宿命論」的過程，這樣一來「死的」善意就容易被人異化而用來耍-流-氓，所以忽視與遠離大眾「活的」動態判定的「死的」善意論理也就沒有了真實的社會意義。如果權-利依然來源於「死的」授予而非「活的」認可，那麼它就依然是動物界強者的果實，而非文明人類的契約，那麼文明就不會降臨這個國度，而「活的」依舊無法成為一個實際的人---類。如果大家還沒有去除我們腦子裡的有毒語素，那就是必然將社會真理（社會公正）與自然真理（主客體一致性）所混淆，所以就會依然認為社會發展與自然界一樣是有必然規律的趨勢，那就是對「死的」權威的一種默認，而動物帝國的強者就會將「死的」規則變成自己權-利的來源，所以社會發展只能有目標，就是社會-公-正的建立，而不可能有必然的歷史宿命，所以社會存在是由社會大眾的意識決定，而不是所謂歷-史-唯-物主義所認為的那樣；否則這個國度就依舊是「動物王國」與「死的」所統帥下的奴-隸地域，想起這些我心裡就難受。主觀唯心與客觀唯物是通過人而聯動性歸一的；主觀唯心需要依靠客觀唯物來拓展與感受，而客觀唯物又不惜依賴主觀唯心來驗證與體會。現實中還是有一些人，不去發覺使「活的」成為類的目標意識與手段，而還在痴心地尋覓歷史的「死的」宿命，我們還是有許多精-英思維的人不明白當我們的所謂的社會理-論一旦超越大眾，那必然就是謬-誤，必然變成「動物帝-國」里強者手裡的「權-杖」，如果我們不明白社會裡真理是在民間大-眾的這條道理，那麼我們的所有思考的價值只不過是在變相地不知不覺地為「動物帝國」的強盜們塑造新的「權杖」來壓制「活的」生靈。我為那些沒有了悟的人感到悲哀，也許你們還沒有意識到，你手裡錘鍊的社會領域的必然宿-命正在成為一個光面堂皇的鞭子。而我們又在那混亂不堪的語言系統依舊沒有懺悔的意識，最可怕的罪-犯不是拿-刀的流-氓，而是締造「死的」兵器的人，他們正是在社會的必然中意-淫-著、快樂著，而可惜的是不知道社會的真-理是在民間大眾那裡 。從人類的歷史看來，人類的大智慧曾誕生於古希伯來先知的神學、古希臘哲人的哲學和古中國聖人的人學。原初的神學、哲學、人學曾創造了東西方不同地區人類燦爛的古代文化，此外，在時間譜繫上也展示了人類文化歷史的大階段。中世紀以來的新神學和新哲學在近代的一千多年中便已顯然展示了人類歷史中的兩大階段：封建神權社會和資本物權社會。這兩個歷史大階段分別相應於官場化社會和市場化社會。到了今天的21世紀，神學和哲學都已相繼死去，唯一尚留給人類一絲希望的便是將誕生新的人學，以及與其相應的信息（知識）人權社會。信息（知識）人權社會的內核便是釋放思想，解放束縛，建立了全面系統的社會結構治理，從政治上的憲政，到公司中的公司治理，最後到信息社會的信息許可權治理，進而預防人類社會的瘋狂不利因素，在充分保障個體人的存在和自由的同時，用人本與人文力量來遏制個體生物學上的人惡的一面。社會在進步，美國和歐洲已經開始一腳踏入人本社會的門檻了，祝福我的祖國，希望您可以踏上這趟通往信息人權社會的大道。阿門。我彷彿已經看到了一幅壯觀的山水畫，雖然遙遠，但親切，雖然身邊的朋友們都說那是海市蜃樓，但我覺得那是真的，或許只是距離遠些，我伸手夠不到而已，但畫的上面卻清晰地寫著：中華民族的思想即將迎來百卉竟開......
◆參考文獻：
1、康震教授《蘇軾》
2、胡星斗《中國問題學》
3、蘇軾《蘇軾詩集》
4、蔣廷黻《中國近代史》
5、方以智《東西均》
6、黎鳴《西方哲學死了》
7、康德《純粹理性批判》
8、斯塔夫理阿諾斯《全球通史》
9、哈耶克《哈耶克全集》
10、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
11、張鳴《夢醒與嬗變 戊戌百年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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