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怎麼傳入中國並且流行起來的？

從公元前三世紀印度阿育王時期以後，印度佛教逐漸傳播到印度西北地區，並沿著絲綢之路在西漢末年傳入我國內地。在裴松之所注《三國志》中，引用了曹魏 時魚豢的《魏略·西戎傳》，其中有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經》的記載。所謂《浮屠經》實際就是《佛經》，它主要 講述釋迦牟尼的故事，以及一些佛教的基本教理，但是這部當時口授的佛經未能流傳下來。　　現存最早的漢文佛經是《四十二章經》。據東漢 《牟融理惑論》等書記載，傳說漢明帝永平七年（64）時夜夢金人飛行殿廷，於是派遣使者12人前往西域訪求佛法。永平十年（67），他們同印度僧人迦葉摩 騰和竺法蘭回到洛陽，帶回了經書、佛像，翻譯了《四十二章經》。這部經書由42段短小的佛經組成，因此有關學者考證，它不是直接的譯經，而是一部輯譯多種 經書的「經抄」。漢譯《四十二章經》主要闡述早期佛教的基本教義，由於它內容質樸平實，在佛教剛剛傳人我國時比較適合佛教初學者的需要，所以在當時社會上 非常流行。《四十二章經》現在流傳三種版本：一是《高麗藏》所收本，它又緣於北宋初年的《開寶藏》；一是北宋真宗時的注釋本，收入明代《永樂南藏》中；還 有一種是宋代守遂的注釋本，流行較廣，明清兩代僧人都給它作過註疏。　　東漢末桓帝、靈帝時，西域的佛教僧徒相繼來到我國內地，佛經翻譯 漸盛。漢末傳人的佛教有兩個系統：一是小乘派的安息系統，以安世高為代表，他到洛陽不久就學會了漢語，並開始譯經，共譯佛經30餘部，其中較重要的有《安 般守意經》《陰持人經》，大小《十二門經》等，多為小乘佛教一切有部的經典。安世高傳布教義，重在「禪數」之學。「禪」指禪觀，即通過禪定靜慮而領悟佛教 之道，其法多種，其中如「安般守意」法，指有意識地控制氣息出入，守持意念，專心一境；「數」是用數字把佛教中名目繁多的名詞概念歸類論述，從而達到闡述 佛教理論的目的，如四諦、五蘊、八正道、十二因緣、十八界等。這給初學佛教者帶來很大方便，所以安世高傳教很有成效。另一系統是月氏系統，以大乘派的支婁 迦讖為代表。他在中國譯經十餘部，其中確實可考的是《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般舟三昧經》三部。其所譯佛經數量雖然不多，但卻有很大影響，如《道 行般若經》是反映佛教般若學的較早經典，主要宣揚大乘佛教「諸法性空」「諸法如幻」的思想，在魏晉時曾形成大的研究高潮。其他兩部佛經也都是講大乘禪觀的 經典。又如《般舟三昧經》宣傳阿彌陀佛的西方凈土，後來凈土思想的流傳實以此為開端。以上代表大小乘佛教的兩個系統，漢末與魏晉時期在中國皆有影響，只是 後來由於大乘佛教的學說更適合中國的社會思想和文化環境，才得到更充分發展而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　　進入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繼續向中國內地傳播，由於統治者的支持，這一時期有大量佛經被翻譯、介紹到中土，並出現了一批成就顯著的佛學家和譯經家。　　在西晉武帝太始二年（226）進入內地的竺法護，原是月支國人，因世居敦煌，又稱「敦煌菩薩」。他先後在長安、洛陽等地居住四十餘年，翻譯了《光贊般若經》《賢劫經》《正法華經》等159部、309卷大乘佛教經書。他的翻譯不僅範圍廣、內容豐富，譯文也比較忠實。　 　後秦弘始三年（401）進入長安的鳩摩羅什，出生於龜茲，是中國佛教史上著名的譯經家。他在短短的8年時間內，與弟子們一起譯出了《大品般若經》《法華 經》《維摩詰經》《阿彌陀經》《金剛經》和《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成實論》等經論，系統地介紹了龍樹中觀學派的學說。據《出三藏記 集》著錄，其譯出經數為35部，384卷。他所翻譯的佛典，有不少成為後來佛教宗派的經典和理論根據，在中國譯經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佛馱跋陀羅也是一位傑出的譯經家，他出生於古印度，東晉義熙四年（408）到達長安，弘傳禪數之學，翻譯佛經。後又到廬山與慧遠合作，到建康與法顯合 作，共同譯經。先後譯出《達摩多羅禪經》《摩訶僧祗律》《大般泥洹經》《大方廣佛華嚴經》《新無量壽經》等13部、125卷。其中所譯《華嚴經》60卷， 以及關於坐禪、持戒的經類，在中國佛教界廣為流傳。　　菩提流支，亦譯「菩提留支」，北天竺（今阿富汗一帶）人。據唐《開元釋教錄》記 載，他從北魏武帝永平元年（508）到洛陽從事譯經，至天平二年（535）止，所譯經論共30部、101卷。其中主要有《金剛般若波蜜經》《入楞伽經》 《彌勒菩薩所問經》《無量壽經論》《金剛般若經論》《法華經論》等。　　真諦，也譯為「波羅末陀」，是當時又一位傑出的譯經家。真諦為西 天竺優禪尼國（今巴基斯坦一帶）人，南朝梁代中大同元年（546）應梁武帝邀請來到南海（今廣州）譯經，先後翻譯了《十七地論》《金光明經》《唯識論》 《攝大乘論》等，較系統地介紹了大乘瑜伽行派的思想。特別是所譯《攝大乘論》影響最大，後來南朝學者以此為理論依據，形成了攝論學派。真諦的翻譯，大都保 存佛經的原來面目，文字雖有些艱澀，間或夾雜一些他自己的解釋，但從其師承來說，大體是正確的。　　中國譯經史上的翻譯家，除了從印度和 西域來的僧人以外，也有中土的高僧，魏晉南北朝時期著名的譯經家有道安和法顯兩人。道安俗姓衛，祖籍常山扶柳（今河北冀縣）。他不僅是東晉時博學的譯經 家，還是當時最有影響的佛教宣傳者和組織者。道安在組織僧眾宣講佛法的同時，制定了沙門以釋為姓，以及僧尼赴請、禮懺等行儀規範。他晚年在長安主持翻譯了 《中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三法度論》《毗曇心論》等10部經書，共180卷、100餘萬字。他還注釋佛經並為佛經作序，對闡明經義及流傳源流發揮了很 大作用。他整理當時所能見到的佛教典籍，編成《綜理眾經目錄》，這是我國佛教史上第一部佛經目錄。法顯俗姓張，山西人，也是東晉時著名的譯經家。他不僅在 中土譯經，還不辭辛苦，西行求法，前後凡15年，遊歷近30國，從印度、斯里蘭卡帶回一批梵文經律。回國後又譯出《大般泥洹經》《摩訶僧祗戒律》等，著有 《歷游天竺記》一卷，記載了遊歷諸國的見聞。　　佛教傳入我國後，經過魏晉南北朝的廣泛傳播，到了隋唐，正式走向獨立發展時期。特別是唐 代，在統治者的扶持下，佛教寺院經濟不斷發展，僧眾大量增加，具有不同特點的各個宗派都在此期相繼形成。佛教的流行，在唐代呈現出繁興景象。唐代對佛教經 典的全面整理；各宗派對有關經典的深入研究、闡釋和奉行，是此期佛教中國化的重要標誌之一。　　唐代對佛經的全面整理，表現在對梵文佛典 的全面收集以及譯經事業的真正成熟。玄奘的西行取法和長安譯經，是唐代整理佛經最重要的事件，也是中國佛教史最輝煌的一頁。他從貞觀三年（629）出發西 游，孤征17年，行程50000里，歷經110餘國，忍受了千辛萬苦，終於取得了印度佛教的最高成就，帶回梵本佛典520夾、657部。回到長安後，玄奘 立即投入譯經工作，先後歷時20餘年，譯出大小乘經律論共75部、1335卷，其譯籍之富空前絕後。玄奘譯經，克服了前人零散抽譯的缺點，注意抓住重點， 對各家學說的來龍去脈作完整的介紹，人們從他的譯籍里可以了解到當時印度佛教的全貌。他既不主張專在取意的意譯文風，又反對詰屈聱牙的直譯文體，由於他通 曉佛典，又精通梵文，所以所譯佛經不僅文意正確，文詞也斐然可觀，後世將他的經譯稱為佛教史上「新譯」階段的開端。繼玄奘之後，又有義凈渡海西行印度，他 帶回梵文佛經近四百部，回長安後譯出56部，230卷。　　唐代經玄奘、義凈等人的努力，使中土具備了齊全的佛典梵本，這就為當時譯經事 業的繁榮和中國佛教的獨立發展奠定了基礎。許多重要佛典在唐以前雖有譯本，但或篇幅不全，或文義不備，不能令人滿意，唐代譯家大多致力於重譯佛經，使之益 臻完善。在漢文《大藏經》中，許多重要的經典都有唐代的重譯本，如《瑜伽師地論》《楞伽經》《首楞嚴經》《俱舍論》《大般若經》等等，與前代譯本相比，自 然以唐譯本更為精善。唐代譯經事業的進步，還在於翻譯組織發達完備，國立譯場繼隋之後在唐代規模更大，翻譯人才精萃彙集，分工細密善巧。整個譯經過程，除 主譯之外，還有證義、證文、書字、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梵唄等專人負責的環節，從而保證了翻譯經文的正確和通暢。　　隋唐之際，由於佛典的廣泛流傳，中國佛教內部攝取了一些重要經典的思想學說，相繼形成了一些不同觀點的佛教宗派。各家在形成思想和宣講教義的過程中，加深了對一批重要佛典的研究和傳播，同時也撰著了一批宣傳宗派教義的佛教典籍。例如：　 　最早產生的天台宗，由智頡在天台山創建。此宗以《法華經》為主要經典，所以又稱法華宗。《法華經》又稱《妙法蓮華經》，此經說三乘方便、一乘真實和一切 眾生皆能成佛等內容，為天台宗據以立說。智頡為《法華經》作《法華玄義》20卷、《法華文句》20卷兩部註疏，又根據《法華經》的思想撰寫了《摩訶止 觀》，提出了「一念三千」「三諦圓融」等天台宗的基本學說。　　由隋代吉藏所創立的三論宗，因依印度龍樹的《中論》、《十二門論》和提婆 的《百論》等三論立宗而命名。吉藏曾為「三論」註疏，並作《三論玄義》，論述三論的概要。三論的中心思想是諸法性空的中道實相，也即「一切皆空」的思想。 《中論》開宗明義，則以「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的「八不」，闡發了這種基本的觀點。　　由玄奘及其弟子窺基 創立的慈恩宗，又稱「法相宗」或「唯識宗」。此宗奉行的佛典為《瑜伽師地論》。這部經典以玄奘所翻譯的100卷本最為全面詳盡，該書強調客觀世界是人們根 本心識——阿賴耶識所假設的現象，論述禪觀漸次發展過程的精神境界及修行瑜伽禪觀的各種果位。玄奘在此基礎上，還糅譯了大乘唯識宗的經論，編成《成唯識 論》10卷，宣傳唯識宗的思想，即認為不是外境引起人的意識活動，相反，是意識的活動生出類似「外境」的表象。　　由法藏創立於武則天時 期的華嚴宗，以推崇闡明《華嚴經》而得名。《華嚴經》漢譯本有多種，各譯本中，以唐代實叉難陀所譯80卷本品目完備，最為流行。該經中心內容是從「法性本 凈」的觀點出發，闡明法界諸法等同一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無盡緣起等理論。華嚴宗對《華嚴經》註疏極多，法顯之前的杜順撰有《華嚴五教止觀》一種，智 儼撰有《華嚴搜玄記》等三種，法藏則撰有《華嚴經探玄記》等十種。《華嚴經》及華嚴宗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辨範疇，對後來程朱理學的學說有較大 的影響。　　唐代道宣創立的律宗，是一個以研習及傳持戒律為主的宗派。印度的五部律傳到中國有四部，它們是《十誦律》《四分律》《摩訶僧 祗律》和《五分律》。律宗以《四分律》為主要依據，《四分律》原是小乘佛教曇無德部的律典，在中國的流傳過程中，被用大乘教義加以解釋。道宣對《四分律》 作了許多註疏和闡發，他的《四分律比丘念注戒本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四分律刪繁補缺行事鈔》是律宗教義的主要基礎。　　凈 土宗是以「凈土三經」為主要經典而建立起來的宗派，正式奠基者是唐代的道綽和善導。「凈土三經」是《大無量壽經》二卷、《觀無量壽經》一卷、《阿彌陀經》 一卷，這三部經主要是讚美阿彌陀佛的宏大誓願，描述西方極樂世界的莊嚴美麗以及往生西方凈土的修行方法。其中的《阿彌陀經》簡單易懂，全經僅2000餘 字，凈土教徒把它作為早晚課誦的經典，在一般民眾中影響也較廣。　　唐玄宗開兀時期，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先後來到中國，創立了 密宗這一宗派，因此這三人稱為「開元三大士」。密宗奉行《大日經》《金剛頂經》《蘇悉地經》和《菩提心論》、《釋摩訶衍論》等。其中又以《大日經》為主。 《大日經》全經7卷、36品，一品《入真言門住心品》，二品《入漫荼羅具緣真言品》為全書綱要。　　禪宗是中國佛教史上一大宗派，也是對 中國文化傳統最有影響的宗派。一般的說法，認為禪宗創始於南北朝時印度僧人達摩，而實際以唐代禪宗南宗的創始人慧能影響最大。禪宗奉行的佛典有《楞伽經》 《金剛經》，而慧能所作的《壇經》則是禪宗思想的代表作。《壇經》內容分兩部分：一是敘述慧能得法傳宗的事迹；一是記載他啟導門徒的言教。後一部分反映了 禪宗的思想，其主要觀點則在於「直見心性」和「頓悟成佛」兩方面。禪宗把一切歸之於心性的思想，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相契合，因此禪宗得以長期流傳，而宋 明理學中的程、朱、陸、王諸家也都從禪宗思想中汲取營養，豐富自己的理論學說。　　中國的佛教在唐代達到鼎盛，宋元明清幾代，漸入式微。 從佛教各派的流傳來看，宋元兩代愈來愈多的人皈依到禪宗門下，其餘義學各宗逐漸衰落。此後，隨著佛學自上而下逐漸走向民間，簡單易行的凈土宗又日益盛行， 明清兩代不但提倡禪凈一致，而且禪宗也流歸凈土行了。在佛典翻譯方面，除了北宋太平興國八年（983）重建譯場，譯出五百餘卷經論之後，未見有其他大規模 的譯經活動。宋元明清幾代對於佛教典籍的整理和傳播，主要表現在對佛籍大型叢書——漢文《大藏經》的編纂和刊印。　　中國的佛教典籍是伴 隨著佛教的輸入、發展而產生、發展的。歷代中外佛教翻譯家，為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翻譯了大量佛經，至唐玄宗開元十八年（730）時，漢譯佛經已達2278 部，7064卷之多。僅以漢文《大藏經》現存的翻譯佛經來說，也仍有1520部，5620卷。此外，歷代中國佛學家，也為佛教的傳播編撰了大批註釋佛經的 著作，以及傳布各宗派教義的專著和語錄。這些宣傳佛教教義與思想的經典，是中國佛教流傳發展的根本依據。　　中土撰述的佛教史籍　　中國的佛教典籍除了宣傳佛教教義的各種經典和著作外，還有大量的佛教史籍，這是在佛教傳人中國後不久由中國佛 學家或佛教徒陸續記載、積累起來的。在現存漢文藏經中，各類佛教史籍則有近百部之多。從體裁形式上看，佛教史籍不僅繼承了一般史籍中的傳記體、紀傳體、編 年體、志乘體、綱目體、目錄體等體裁，還發明了佛教史籍特有的經傳體和燈錄體。體裁多樣、卷帙浩繁的佛教史籍不僅記載了中國佛教的發展歷史，同時也為傳播 佛教思想發揮了作用，是研究中國佛教文化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珍貴史料。　　如按體裁來區分，中國佛教史籍的體裁有12種之多。　 　傳記體是佛教史籍最早產生的體裁，晉代就出現了一些專記僧人行狀的專傳，如季頤的《竺法乘贊傳》、王珉的《高座別傳》、竺法汰的《安法師傳》等，可惜這 些早期傳記因篇幅較短，很多未能保存下來。傳記體佛籍又可分為總傳、類傳和專傳。「總傳」以梁朝釋慧皎的《高僧傳》為早，這部書記載了漢明帝永平十年 （67）至梁天監十八年（520）間的高僧524人。全書體例分譯經、義解、習禪、明律、遺身、誦經、興福、經師、唱導十種。這種寫作形式為唐代釋道宣的 《續高僧傳》、宋代贊寧的《宋高僧傳》、明代如惺的《明高僧傳》、明河的《補續高僧傳》所繼承。「類傳」則是專記一地一寺或某一宗派、某一類型僧人的傳 記。如梁代張孝秀的《廬山僧傳》，唐代釋道宣的《天台六祖略傳》、明成祖敕撰的《神僧傳》等等。「專傳」的流傳也很多，較有影響的有隋代釋灌頂的《天台智 者大師別傳》、唐代釋彥琮的《法琳別傳》、崔致遠的《法藏和尚傳》，而最為成功的應屬唐代慧立、彥琮合著的《三藏法師傳》。該傳10卷，8萬字，前5卷記 玄奘早年生活及西行求法，後5卷記玄奘歸國譯經的情況。全書資料豐富，行文典雅，堪稱名人譜傳的力作。　　南宋宗鑒的《釋門正統》8卷是 現存最早的一部紀傳體佛史，也分本紀、世家、志、列傳、載記等體例。這部書產生於天台宗與禪宗爭奪佛教正統地位之際，作者借修史將天台宗初祖與釋迦牟尼同 列於「本紀」，以示天台宗是「正統相承」於釋迦牟尼的宗派，而將禪宗等其他宗派的祖師置於「載記」，以達到貶斥異宗的目的。《釋門正統》的身土志、弟子 志、塔廟志、護法志、利生志、順俗志、興衰志、斥偽志等八志，充分反映了佛教史書的特色。在宗鑒成書之後不過30年，天台宗僧人志磐又撰成另一部紀傳體佛 史，他的《佛祖統紀》54卷，在前書基礎上增加了大量材料，徵引教內外典籍近200種，使之內容更為豐富。《佛祖統紀》的九志，也是此書中分量最大、最具 特色的內容。該書在體例上還比前書增設了「歷代傳教表」「佛祖世系表」兩個史表，增強了史書的直觀印象。　　佛教編年史首創於南末沙門祖 琇撰的《隆興佛教編年通論》，該書28卷、附錄1卷，所記佛教史實始於漢明帝永平八年（65），終於五代後周顯德四年（957），共893年。較為重要的 編年體佛教史籍還有南宋本覺編集的《釋氏通鑒》12卷，此書記載自周昭王甲寅迄後周恭帝庚中間共1930年的佛教史實，採取每年必錄的體例，有佛事則記， 無佛事則僅標甲子、年號。全書採用佛、儒、道典籍103種，凡引用史料皆註明出處，不同記載則用注文辨析考證。元代釋念常又撰有《佛祖歷代通載》22卷， 此書有關佛教史實雖多抄自《景德傳燈錄》和《隆興佛教編年通論》，但在編撰體例上也有特點，記事以世俗歷史為經，以佛事為緯，不僅反映了佛教史實，而且對 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也都有明了的交代。此外，元代覺岸的《釋氏稽古略》、熙仲的《釋氏資鑒》也是較有價值的編年體佛籍。　　志乘體 佛教史籍包括一地之志、一山之志和一寺之志。現存最早且最著名的佛教地誌是北魏楊街之所作的《洛陽伽藍記》五卷。洛陽自東漢明帝建白馬寺始，到北魏時寺廟 曾多達1367所。《洛陽伽藍記》從城內到城外，以東西南北中等方位分五卷記述了一些重要寺廟的地理位置、寺內的布局和文物、寺廟的興廢和有關人物事迹。 唐代的《大唐京寺錄傳》和明代的《吳都法乘》也屬於這類佛教地誌。較早的佛教山志是唐代慧祥所作的《古清涼傳》五卷，專記五台山佛教史實，包括寺廟興廢和 有關人物故事。關於五台山佛教勝地的記載，還有宋代的《廣清涼傳》和《續清涼傳》，以及明代鎮澄所作的《清涼山志》。佛教寺志以明清為多，清代德介的《天 童寺志》頗能反映這類寺志的情況。該書10卷，分山川、建置、先賢、感典、雲蹤、法要、塔象、表貽、轄麗、余考等十考，詳細記載寺廟創建與沿革、文物與詩 賦、歷代住持及雲遊高僧的事迹，包括歷代帝王對天台寺的封敕和寺廟的莊園經濟等，具有各方面的史料價值。　　佛教史籍中的「經傳體」和 「燈錄體」是佛史獨創的體裁。經傳體佛史專記某一佛經的傳習源流。影響較大的有唐代慧禪的《弘贊法華經》、法藏的《華嚴經傳記》、僧祥的《法華經傳記》。 以僧祥的《法華經傳記》10卷為例，可知經傳體佛籍一般記載該經的部類卷帙、隱顯經過、傳譯年代、派生經典、有關論注、諸師序記以及僧俗因講解、諷誦、詠 讀、書寫、聽聞此經而獲感應的事迹。這類經傳，對於了解佛經的內容卷帙及授受源流等狀況有較高的文獻價值，但其中一些充滿神秘色彩的感應事迹則用處不大。 後來出現的一些感應記、持驗記等，如宋代的《法華經顯應錄》、明代的《法華經感應略記》和《金光明經感應記》、清代的《觀音經持驗記》和《金剛經持驗記》 等，都是對經傳體中感應內容的發揮。　　燈錄體佛籍是禪宗歷代傳法世系的記載。「燈錄」是介於「僧傳」與「語錄」之間的一種體裁，與僧傳 相比，它偏重於記言，主要內容記載了傳法的機緣語錄及贊、偈、箴、頌等思想材料。與語錄相比，它又是按照傳承世系來編排全書體例的，除記言外，它還記載傳 主的生卒、師承、世壽、僧臘和謚、塔等情況。禪宗傳法世系的記載可上溯到唐代惠矩的《寶林傳》，五代後梁惟勁的《續寶林傳》及南唐靜、筠兩人的《祖堂 集》。真正的燈錄始於宋代道原的《梁德傳燈錄》30卷，該書記禪宗世系源流共52世，1701人。《梁德傳燈錄》引出的續作有：北宋李遵勖的《天聖廣燈 錄》30卷、惟白的《建中靖國續燈錄》30卷、南宋悟明的《聯燈會要》30卷、正受的《嘉泰普燈錄》30卷。以上「五燈」共150餘卷，內容多有重複。於 是南宋普濟刪繁就簡，將它們合編為《五燈會元》20卷。《五燈會元》出現後，前5種燈史漸少流通。元、明、清三代陸續有多種燈錄問世，甚至還出現了地方性 燈錄，如《錦江禪燈》《黔南會燈錄》，以及專記俗弟子的《居士分燈錄》等。各類燈史為中國佛教思想史研究保存了許多原始資料。　　遊記類 佛教史籍是古代高僧對於求法或遊歷所見所聞的真實記載。這類著作尤以西行求法的遊記影響更大，如東晉法顯的《歷游天竺記》1卷，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記》 12卷和義凈的《南海寄歸內法傳》4卷。法顯的《歷游天竺記》記述他西行求法，遊歷印度、斯里蘭卡等國的所見所聞，所記年代和事實簡明準確，是研究古代中 亞、南亞各國史地、風俗、宗教的重要著作。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不僅是佛教遊記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中國文化史上最偉大的著作之一，該書詳細介紹了印度各 地的風土人情和宗教盛衰。近代印度等國的考古學者根據此書記載，對當地的古城、古剎和石窟遺迹進行探查發掘，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該書不僅是研究中西交通史 的寶貴史料，也是研究中國西北史地的重要依據。義凈的《南海寄歸內法傳》，是他在旅行途中於南海寶利佛逝託人帶回的一部著作。此書以記述印度和南海諸國僧 人的日常行儀法式為主，也帶述了當地的佛教部派、寺院制度及一般的社會風俗。以上幾部遊記均被譯成多種外國文字，受到各國學者的高度重視。　 　佛經目錄是佛教史籍的重要著作，它們不僅反映了各個時期佛經的流傳情況，在我國目錄學史上也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第一部有確鑿編纂年代的佛經目錄是東晉武 帝寧康二年（374）釋道安所編的《綜理眾經目錄》，其中所載經典有六十餘種，這部目錄雖無抄本傳世，但對歷代影響深遠。現有最早的佛籍目錄是梁代僧枯的 《出三藏記集》15卷，是記集中土所出翻譯經、律、論的佛籍總目錄。全書體制分撰緣起、銓名錄、總經序、述列傳等四部分。此後各代皆撰有佛籍目錄，較著名 的如隋代費長房的《開皇三寶錄》（又稱《歷代三寶記》）、唐代釋道宣的《大唐內典錄》和釋智升撰《開元釋教錄》、明代釋智旭的《閱藏知津》等。其中最重要 的是釋智升撰的《開元釋教錄》20卷，該書分總錄、別錄兩大部分，總錄十卷為「總括群經錄」，以譯人為主，著錄了由漢至唐所譯出的諸經書目，並有譯人小 傳；別錄十卷為「別分乘藏錄」，以經書為主，著錄各種有譯有本和有譯無本的大小乘經、律、論。別錄的最後兩卷稱「人藏錄」，是智升撰搜集、整理的存經目 錄，其收佛籍1076部，5048卷，分作480帙。唐代「會昌廢佛」之後，佛籍流散，人們紛紛以《開元釋教錄·入藏錄》來整理本地佛經，使得這一「入藏 錄」成為全國性的標準目錄。晚唐五代乃至宋、遼編纂大藏經，都是以此「入藏錄」作為依據的。因此《開元釋教錄》對於研究古代大藏經的情況至為重要。其對諸 經闕漏訛誤的考訂也有極高價值。　　佛教史籍除了以上提及各種之外，還有綱目類佛籍，如明代朱世恩的《佛祖綱目》，清代紀蔭的《宗統編 年》、徐昌治的《高僧摘要》等。有筆記類佛籍，如唐代《冥報記》《釋門自鏡錄》，宋代《林間錄》《羅湖野錄》，明代《山庵雜錄》，清代《現果隨錄》等。有 類書類佛籍，如唐代道世的《法苑珠林》，宋代道誠的《釋氏要覽》等。有文集類佛籍，如梁代僧枯的《弘明集》、唐代道宣的《廣弘明集》等。中國佛教史籍保存 了大量佛教史和文化史的寶貴資料，近人陳垣先生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是研究佛教史籍的開創性論著。　　漢文《大藏經》的編纂刊行　 　佛教經典主要包括經、律、論三大部分，又稱為「三藏」。「經」是釋迦牟尼宣講的教義，「律」是釋迦牟尼為弟子所訂的日常行為規範，「論」是由佛弟子們闡 述理論的著作。《大藏經》在古代稱為「一切經」，是將印度、西域傳譯到中土的大小乘經、律、論及中華撰述的各類佛經章疏、各類佛教論著、各類佛教史籍彙編 而成的大型叢書。在雕版印刷未曾發明的漢至隋唐時代，一切經都靠手寫流傳，因此寫經之風大盛，出現了以抄經為生的行業。據統計，自陳朝武帝下令抄寫「一切 經」十二藏起至唐高宗顯慶時西明寺寫「一切經」止（即557～661），皇室和民間寫經多達八百多藏，二百餘萬卷，惜現存已微乎其微。到九世紀，才有佛典 單經的刻本，現存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王階所刻的《金剛經》是世界上現存較早又首尾完整的成熟雕印品。　　由於佛經翻譯數量漸增，中 華撰著的佛籍也有了積累，東晉以後則產生了許多著錄佛教典籍的佛籍目錄。隨著佛籍目錄的發達，各地開始依據一些佛籍目錄整理彙集佛經，形成互不統一的《大 藏經》。唐代智舁的《開元釋教錄》博採各家經錄的優點，考訂佛經，編定了較為完整準確的經錄。唐武宗「會昌廢佛」的浪潮過去後，各地陸續以《開元釋教錄》 來恢複本地、本寺的《大藏經》，這就客觀上使各地《大藏經》的內容逐漸趨向統一。尤其是有人利用《開元釋教錄》的「入藏錄」編成了《開元釋教錄略出》一 目，把當時已經流傳的佛籍編集為5048卷，採用《千字文》548字順序編號，每字一帙（或稱函），每帙約收佛籍10卷，共編548帙，使人便於尋檢，這 就具備了漢文《大藏經》的規模，為以後雕印《大藏經》所遵循。　　漢文《大藏經》整藏的雕版印刷，始於北宋開寶年間敕命在四川成都雕刻而 後運到開封印刷的《開寶藏》。此藏始刻於開寶四年（971），完成於太平興國八年（983），雕版13萬塊。《開寶藏》以《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為依據， 編為480帙，5048卷。《開寶藏》刻成後，經過不斷修訂，增人新譯本，先後出現了三個不同的版本，即宋端拱二年（989）到咸平年間 （998～1003）校訂的「咸平修訂本」；天禧初年（1017）校訂的「天禧修訂本」；熙寧四年（1071）校訂的「熙寧修訂本」。可惜至今全藏各本已 佚，僅有極少數零卷。《開寶藏》刻成後，手寫佛經逐漸減少，私人或寺院募刻的風氣漸開。據佛教文獻記載，宋、元、明、清，朝野所刻《大藏經》共有20餘 次。大致有：　　《契丹藏》，又名《遼藏》。約於遼景福年間（1031～1032）開雕，清寧九年（1063）完工。它在《開寶藏》天禧 修訂本的基礎上增入了當時流行於北方的經論譯本。此經已經失傳，但存於北京郊區的《房山石經》中有遼太平七年（1027）至保大元年（1121）所刻大量 石經，即是《契丹藏》的部分復刻石本。1974年在山西應縣木塔內陸續發現了一批《契丹藏》殘卷，它是研究遼代佛史和文化狀況的重要文獻。　　《崇寧經》又名《福州東禪院本大藏經》。由該寺住持沖真發起勸募雕印。宋元豐三年（1080）至崇寧三年（1104）刻成。全藏580函，1140部，6108卷。現全藏已佚，僅有少數零本存於日本。　　《毗盧藏》，又名《福州開元寺本大藏經》。由該寺僧人發起勸募刻印，於北宋頤和二年（1112）至南宋紹興二年（1151）完成。全藏595函，1451部，6132卷。此藏已不傳世，僅存零本。　　《圓覺藏》，又名《湖州思溪圓覺禪院大藏經》。由北宋末年至南宋紹興二年（1132）刻成。由密州觀察使致仕王永從全家發願捐助，僧人梵凈、宗鑒、懷深等負責勸募雕造。全藏548函，1435部，5480卷。　　《資福藏》，又稱《安吉州思溪法寶福禪寺大藏經》。開雕年月不詳，南宋淳熙二年（1175）刻成。全藏599函，1499部，5949卷。　 　《趙城藏》，又稱《趙城金藏》，因1933年首次在山西趙城縣霍山廣勝寺發現而名。此藏是金代由民間勸募雕造的，發起人為潞州崔進的女兒崔法珍。金大定 十三年（1173）刻成。原刻版式基本上依《開寶藏》刊刻，金末元初，該藏版片因戰火而有所損，元太宗八年曾由耶律楚材發起補雕。趙城廣勝寺發現的《趙城 藏》計4957卷。抗戰期間，日本侵略軍曾想搶走此藏，後經中共山西省委派游擊隊搶救，得到保護。1949年，這部藏經被護送至北京圖書館，當時不少卷冊 毀損不堪，幾乎難以修復。在國內一批高級工藝師的努力下，經13年精心修補，終於恢復了原貌。在《開寶藏》《契丹藏》亡佚的情況下，由於《趙城藏》保存了 《開寶藏》的原貌，吸收了《契丹藏》的優點，因此有十分重要的價值。1935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和北京三時學會曾影印其中罕見佛典46部，題為《宋藏 遺珍》，裝成120冊發行。　　《磧砂藏》，又稱《平江府磧砂延聖院大藏經》或《延聖寺藏》，南宋紹定四年（1231）在平江磧砂（在今 江蘇吳縣）延聖寺由僧人勸募開雕，後因寺院火災和南宋垂亡，刻事中斷。元大德元年（1297）接續雕刻，至治二年（1322）最後完成。先後歷時90餘 年。全藏共591函，1532部，6362卷。1935年上海影印磧砂版大藏經會以方冊本將此藏影印500部，每部60函，593冊。　 　《普寧藏》，又稱《杭州路餘杭縣白雲宗南山大普寧寺大藏經》。元至元十四年（1277）至二十七年（1290）刻成，計558函，1430部，6004 四卷。《普寧藏》的主體部分是依據《圓覺藏》復刻的，但版式略小於《圓覺藏》，刻工精美，有元代風格，是現存較為齊全的元刻大藏經。　　 《洪武南藏》，明代最早的官刻本，故又稱《初刻南藏》。明洪武五年（1372）至三十一年（1398）在南京敬山寺刻成，全藏678函，1600 部，7000多卷。永樂六年（1408）敬山寺火災，版片全部焚毀，印本也很少流傳。1934年曾在四川省崇慶縣上古寺發現僅存孤本，已有殘缺，並有部分 抄補本及坊刻本夾雜在內。　　《永樂南藏》，通稱《明南藏》或《南藏》。明永樂十年（1412）至十五年（1417）刻成，全藏636 函，1610部，6331卷。基本上為《洪武南藏》的復刻本，但編次有所改動。萬曆年間，又添刻了《永樂北藏》的續刻部分41函，36部，410卷，隨同 原印本一起流通。傳世本流傳較廣。　　《永樂北藏》，通稱《北藏》。明永樂十九年（1421）至正統五年（1440）在北京刻成。全藏636函，1620部，6361卷。萬曆十二年（1584）又續刻各宗著述41函，36部，410卷併入，傳世本不如《南藏》多見。　 　《嘉興藏》，又名《經山藏》。明末清初私版藏經。明萬曆十七年（1589）在山西五台山開刻，後又遷至浙江餘杭經山續刻，清康熙十五年（1676）由嘉 興楞嚴寺完成。全藏分《正藏》《續藏》《又續藏》3部分，共352函，2140部，12600卷。康熙十六年又抽去《續藏》《又續藏》共9函，存343 函，2090部。《嘉興藏》改變歷代藏經折裝本的傳統，採用方冊本裝幀。每卷末頁刻有施刻人的施刻原文及寫、校、刻工姓名和雕版時間地點、用工銀兩等，對 研究明清社會經濟有一定價值。　　《龍藏》，全稱《乾隆版大藏經》。清雍正十三年（1735）至乾隆十三年（1738）在北京以明《永樂 北藏》為底本刻印，但內容較《水樂北藏》略有增減。全藏724函，1669部，7168卷。完工後曾印刷100部，1935年又曾印刷22部。《龍藏》版 片共雕刻79036塊，雖略有殘損，至今基本完好，是我國歷代木刻藏經中唯一尚存的版片。　　除此以外，近年來又陸續發現了幾種失傳多年 的大藏經。其中如：1979年為山西省寧武縣文化館收藏的《萬曆藏》，現存660函，1563部，5997卷；1982年發現的《武林藏》，僅殘存17 卷；1982年12月發現的《元代官刻本大藏經》，僅殘存32卷等等。以上為木刻版本藏經，另外還有刻在石版上的經典，舉世聞名的北京《房山石經》就是刻 在一塊塊石板上的大藏經。　　近代以來，又有一些鉛印的漢文《大藏經》出現，例如：　　《頻伽藏》，全名《頻伽精舍校刊 大藏經》。1913年由上海頻伽精舍以日本的《弘教藏》為底本，刪去部分日本著述和原頁上的校勘注，用活字排印。全藏裝為40函，414冊，收經、律、論 1916部，8416卷。該藏校勘較粗疏，錯誤較多，但有《總目》1冊，便於檢索；《總目》中每一題目附有《資福藏》《普寧藏》《嘉興藏》《龍藏》和《高 麗藏》的千字文編次，有利對照。　　《普慧藏》，上海普慧大藏經刊印會私版鉛印。該會由盛普慧出資，成立於1943年，原以彙集南北諸經、校正前代印本漏誤、訂正歷代譯名同異、搜集各藏遺佚為目的。但後來只印出100冊，流傳不廣。紙型現仍藏於南京。　 　由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大藏經》1982年，我國成立了中華大藏經編輯局，開始編輯並陸續出版最新的佛教大藏經——《中華大藏經》，簡稱《中華藏》。 《中華大藏經》編輯的漢文《大藏經》擬分為三編，第一編為歷代漢文藏經所收之編有千字文編號的經典，第二編為歷代漢文藏經所收之未編有千字文編號的經典， 各擬收錄2000餘部，1萬餘卷。第三編為新編入藏，準備採集歷代大藏經未收經典及近現代新出現的佛教著譯。這項工作的開展，對於佛教典籍的整理和研究， 無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漢文《大藏經》以它的豐富內容和宏編巨制，以它版本的眾多及歷史的久遠而聞名世界。世界上現存的各類佛教典 籍雖然為數眾多，但自成系統且具代表性的僅有巴利語《大藏經》、藏文《大藏經》和漢文《大藏經》三大體系。梵本佛經固然十分重要，但現存已不成系統，在上 述三大佛藏中，漢文《大藏經》規模最大，資料也最為全面，它的編輯和印行不僅是中華文化史上的光輝業績，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偉大壯舉，其文化價值必將在國 際範圍內不斷引起重視，並在人類重建新文化的進程中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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