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裝舞會：已經消失的生活方式
「這裡講述的不僅僅是上流社會的派對，而是一種已經消失的生活方式。」——伊蓮·大衛·懷爾
1971年，瑪麗莎·貝倫森裝扮成義大利貴族瑪切薩·卡薩提出席普魯斯特舞會（塞西爾·比頓 攝）
文/ 楊聃
圖片提供/ 梵克雅寶
新年伊始，化裝舞會的籌劃者們在網路上散布了有關派對的信息。其中，有些是公關手段，有些是慈善募捐，還有些標明票價的應該算商業活動了吧。就像奢侈品的Logo化一樣，這種原本只屬於上流社會的社交場合被簡化得只剩一句主題了。
化裝舞會原本是一個獨立的世界，當賓客們踏入門廊就能體驗到主辦者所期望的生活。他們不只是看客，還要扮演角色。對女性來說，角色所需的服飾成了相互「角逐」的焦點，不但要形似，更重要的是美感。20世紀30年代，溫莎公爵夫人就曾為龍蝦裙找到梵克雅寶製作可搭配的珠寶，當時珠寶商從衣服拉鏈得到靈感引申了Zip珠寶的設計，但這件標誌性的首飾在將近20年後才誕生。在高級定製的領域，耐性是另一種所需的特性。可惜如今是一個講求概念的年代，不再是那些工匠兼藝術家用其雙手表現創造力的年代，工匠們給這些冰冷的器物賦予了生命，而我們離這種「生命力」卻越來越遠了。
強者奧古斯特將工藝和技術成就留給了薩克森，但他也絕非單純的唯美主義者。青年時的他曾在一場奢華的化裝舞會中，先後裝扮成亞歷山大大帝和墨丘利神，這不僅僅是娛樂，也是向皇宮裡雲集的外國官員和代表發出了一個具有諷寓的信息。亞歷山大顯示了他如饑似渴的征服欲，在強者奧古斯特當政的大部分時間裡，擴張戰爭一直是主旋律。他一度奪取波蘭和立陶宛的王位，將其領土擴大了原本的20多倍。而墨丘利作為商業之神，則象徵著礦藏豐富的薩克森的商貿權。絕對君主的時代里，化裝舞會被賦予了地緣政治意義，充當一種外交工具。
只有不受憲法約束的統治者才能承擔的舞會花銷，勢必苛求每一個細節。在裝飾藝術博物館大約70萬件藏品中，有一件19世紀餐桌中心裝飾，其特別之處在於它是黑色的——在巴黎公社的火焰中熏黑，人們在驚恐和期待中觀望一切被焚毀，曾以為法國大革命後，那種生活方式不會再回來，事實上，要扼殺美，一場革命遠遠不夠。
19世紀經歷了社會上和地理上的權力轉移。君主通常是憲法性的，一個強大的商人階層通過聯姻，提升或其他方式融入擁有大量土地的貴族，形成新的財閥統治集團。對於把社交生活當成「工作」的法國貴族而言，化裝舞會是他們最珍視的儀式之一。舞會的場地也從歌劇院轉移到貴族的宅邸或大使館中舉行。接受邀請的客人們從規定時間30分鐘前開始搭乘著飾有家徽的庫普或貝爾利努這些有蓋馬車相繼抵達。「五百輛馬車的角燈照耀著鮑賽昂宅邸的四周，點著鮮紅燈火的大門兩側各有一位威風凜凜的騎兵在等待著。」《高老頭》中如此描述道。
即便是在極力掙脫歐洲舊觀念束縛的美國，這種社會形態也被效仿著。1829年，斯海默霍倫家族給紐約帶來了第一場化裝舞會。和歐洲一樣，這些舞會是尤為重要且正式的場合，邀請函會提前很久寄出，而賓客們也會在置裝上花費不菲。亨利·布萊沃特舉辦的布萊沃特舞會被認為是南北戰爭前紐約最豪華和具有代表性的舞會了。日誌作家菲利普·霍恩寫道：「這場盛事佔據了各個階層、各行各業人們的頭腦。」劇院收到蜂擁而至的租用道具和服裝的請求。另外，這場派對中首次出現了未來化裝舞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媒體管理。亨利·布萊沃特與名聲不那麼好的《紐約先驅報》達成協議，允許其報道舞會，前提是報紙必須以尊敬，甚至是近乎奉承的口吻描述。
此後紐約見證了許許多多這樣的舞會，南北戰爭後的美國進入鍍金時代。1897年美國還處在「長期蕭條」的尾聲，布拉德利·馬丁和他的妻子科妮莉婭·馬丁的舞會大張旗鼓地邀請了700位社會和商業精英。馬丁夫人為如此不合時宜的花銷找了個正當的理由，她僅提前三周發出邀請函，認為如此短暫的準備時間能迫使來賓在紐約消費而不是在巴黎置裝，從而促進本地經濟。
伊蓮·大衛·懷爾在《20世紀傳奇化裝舞會》中寫道：「儘管有其曇花一現的本質，但它們卻以相當特別的方式來裝飾各種小藝術：高級時裝、餐桌藝術、傢具製作、舞蹈編排、音樂創作、繪畫。創造引人入勝的舞台布景、營造氛圍，將體驗者傳遞到另一個世界或另一個時代，以及最重要的是引起情緒的反應，而我認為這是界定所有藝術的真理，無論是所謂的高雅藝術還是裝飾藝術。」在懷爾看來，化裝舞會不僅僅是上流社會的派對，而是一種已經消失的生活方式。而那是一個不同的時代，一個優雅與想像力共存的時代。
「我舉辦歡慶會，邀請我的家人參加，並在自助餐時奉上自己製造的香檳，一種檸檬，白葡萄酒和氣泡水的可怕混合物。」保羅·波烈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我講這些不是為了誇耀我選擇的各種消遣，而是因為這些日後將成為我研究和熱愛的對象。」巴黎美好時代晚期的生活方式被保羅·波烈倡導的時尚影響著。雖然普魯斯特激發的社會現象依然存在，但同時商人、藝術家、記者、交際花和時尚設計師也被接納了，新貴逐漸躋身上流社會。
「第一千零二夜」是波烈舉辦的最著名的歡慶會。與其說這是一場半上流社會的聚會，不如說在這裡上流社會沒有容身之處。「僅限藝術家和他們的朋友，」詹姆斯拉弗在其後作中描述道，「資產階級甚至大闊佬都是不受歡迎的。」
如今留下的黑白照片看不到當時色彩的創新，畢竟波烈在這方面尤為出名。其中，顯示人物跪地祈求的那幅影像標誌著「入場儀式」的誕生，這也屬於波烈為此後化裝舞會定下的規矩：想像豐富的背景，嚴格執行的著裝規定，主題娛樂和消遣，來賓需遵循特別設計的活畫（Tableaux Vivants，即入場禮），以及舞會中必不可少的各界人士——文化人、貴族和藝術家。更有趣的是，「一千零二夜」激化了貫穿未來化裝舞會的一大現象——未受邀請者的憤怒。
「勢利社會應該更關注才能而不是高貴的出身。」艾迪安·德·柏蒙伯爵說。他是第一個這麼說的貴族。作家雷蒙·拉迪格在描寫其書中的人物奧格爾伯爵準備一場舞會時，就是以柏蒙為原型。「他在客廳里找到一頂燈罩，戴在頭上，辦成各種形象，在安妮心中喚起一種最持久的熱情，那便是他那個階級幾個世紀以來對衣著打扮的熱愛。」舞會的主題往往在取下帽子時開始，一言一語都閃現出一種自發的靈感，這至少是一場舞會要刻意表現的東西。當時的巴黎是法國和世界其他地方人們縱慾狂歡的中心。外國人蜂擁而來是想經歷他們回到國內無法經歷的東西。這裡的舞廳里有啞劇、假面戲和時裝表演，就跟在上層社會裡看到的一樣流行。
艾迪安·德·柏蒙的化裝舞會從1910年延續至1950年。然而，在戰爭期間舉辦舞會通常被看作是不恰當的事。「儘管上千萬人在1914年到1918年間喪生，這場戰爭仍然是一場紳士之戰。」塞西爾·比頓在1954年解釋道，「除了在少數幾點上屈從於戰時習慣外，巴黎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依然如常進行。」
1966年，一種新體裁的小說震撼了出版界，杜魯門·卡波特成為《每周書訊》和《紐約時報書評》的封面人物。《冷血》為他賺了200萬美元，這對於作家來說是個驚人的數字。他決定辦一場派對，就像《窈窕淑女》中阿斯科特的黑白場景，假面舞會更好一些，能讓人聯想起鍍金時代和社會評論家沃德·麥卡利斯特在其回憶錄中提及的《四百人》。
「由於所有這些噴氣式飛機直飛航班，人們不斷從歐洲飛來小住幾日，一年三四次，而過去該行程需要14個小時的時候，人們一年只來一次。飛機降落的那一刻，他們就會徑直走向舞廳，比如1963年開設的L"Interdit。一天晚上我坐在Le Club，凝視舞池中一襲黑色雪紡的傑奎琳·肯尼迪，她的頭髮是肯尼斯做的——我想如今美髮師也去白宮赴宴了，這是多棒的一件事。」安迪·沃霍爾如此回憶道。國際生活的快節奏讓卡波特的舞會當天迎來了全世界很大一部分的空中飛人。一時間，這成了紐約街頭巷尾的話題，人們只要看到有人戴著面具和頭飾就會問：你是去杜魯門的舞會吧？有些未接到邀請的人也訂購了面具，當然只是為了撐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紐約在藝術領域的地位迅速上升，逐漸取代了巴黎成為國際藝術市場的樞紐，卡波特的舞會反映了這種日益明顯的趨勢。不同於上一代的舞會，這場活動沒有入場禮，在媒體的關注下增加了入場的戲劇性，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對此進行了現場報道。在公眾反對越南戰爭的抗議下，卡波特的派對受到了譴責，上世紀50年代美國作為年輕國家的信心正轉化為70年代的憤世嫉俗。
午夜時分，當來賓們紛紛摘下面具的時刻，即便嚴肅如《紐約時報》也沉浸在偷窺的竊喜中：「這些來賓作為迄今為止紐約名人聚會集合的最強陣容，堪稱一本國際名人錄。」可惜令人失望的是，來自不同派別的人之間並沒有真正地交流。有人說這是最後一場偉大的美國派對。而對卡波特而言，派對當天22點之後他名副其實成了「社會名流」。「這場舞會，在很多方面都是終結的開始。名人堂比自己的手藝佔了先。」喬·舒馬赫評論道。
「到了20世紀70年代，化裝舞會所帶來的曇花一現的美麗，只是明亮卻奄奄一息的餘燼。」懷爾評論道。1971年12月2日晚上，當來賓駛入費里埃堡外的車道時，他們驚呆了。這座約瑟夫·帕克斯頓的作品發著微光，每一扇窗內都有水晶吊燈，八個巨大的火把在黑夜中燃燒，照亮大門。「若是來點鞍革和裹毯的氣味，『嗒嗒』的馬蹄聲而不是凱迪拉克低沉的蜂鳴聲，我們就回到了一個世紀以前。」理查德·伯頓曾回憶說，他和伊麗莎白·泰勒都在來賓名單上，赴蓋伊·德·羅斯柴爾德男爵和夫人瑪麗·海倫舉辦的普魯斯特舞會。
從遠處望去，舞會的地點費里埃堡就像一棟被運到法國鄉村的英式宅邸。這裡既有最新的便利設施，又具規模感：80間客用套間為留宿的來賓重新布置；教堂般高聳的大廳是舞會的主場；寬大的旋轉樓梯盡頭，侍應們隨時為客人領路。為了喚醒這座城堡，海倫發起了一場舞會，同時慶祝馬塞爾·普魯斯特誕辰100周年。蓋伊在回憶錄里寫道，她對座點陣圖排了又排，直到每位來賓身邊都是自己的知心人。每個單元都必須經過考慮和計劃；一枝花、一盞燈、一個裝飾，都挪動來上百次，直到最後一刻……數周以來，木工、電工和裝飾師一直在費里埃工作。「該舞廳是舉辦普魯斯特主題活動的理想環境，但讀過《追憶逝水年華》的來賓卻寥寥無幾，瑪麗·海倫當然也沒有，她也許是當今世界上最被寵壞的女人。」擔任官方攝影師的塞西爾·比頓評價道，「還有，社會名流並不是上流社會。」
當晚邀請了350名宴會客人，隨後準備了250人的夜宵。歌手、樂隊、美食、蘭花隨處可見，那是一隻只顏色略深的卡特里亞蘭。即便像比頓這樣看慣柏蒙時代的舞會老手也對此刮目相看。在這裡，賓客享用著拉菲堡酒，酩悅香檳和伊甘堡酒。襯有金色科爾多瓦皮革壁紙的餐廳隨後被打造成夜總會，讓賓客起舞。
晚宴過後，比頓三腳架上的老式相機共拍攝了500幅照片彌補了沒有入場禮的缺憾。畢竟，人們都對這種過時的儀式失去了興趣。直到次日凌晨，樂隊仍然演奏著。在其中一位賓客的印象里，「人們返回冬園，這裡已經變成了舞廳，中間是碩大的蛋糕塔——用的就是普魯斯特筆下的小瑪德琳蛋糕和糖霜紫羅蘭。還有被遺忘的華爾茲、波爾卡、瑪祖卡。大家切換著現代舞和華爾茲，一曲又一曲」。
舞會以其地點、來賓名單、服飾和攝影師塞西爾·比頓的組合，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在波烈《第一千零二夜》開創的傳統中，這是最後一場盛大的化裝舞會。蓋伊·德·羅斯柴爾德在此後不到10年的時間裡清楚地紀錄下：「在描述這些舞會時，我覺得自己彷彿是個歷史學家，在喚醒一個已經消失的世界。也許帶著更多的懷舊，因為這不僅關乎我本人。一個時代逐漸遠去，隨之消失的是某種生活藝術。人類能夠創造偉大的發明，但有時卻忘記為它們注入活力。」
（本文參考了伊蓮·大衛·懷爾所著的《20世紀傳奇化裝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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