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名聲毀在兒子手上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這些熟悉的詩句來自於同一個作者。因為其詩文入選中學課本，龔自珍成為當下認知度頗高的清代文人。實際上，在他在世之年，就已經富有文名和詩名。他曾經不無得意地寫下過「賴是搖鞭吟好句，流傳鄉里只詩名」的詩句，稱自己離開京城剛剛回到故鄉，就聽到有人吟誦他出發前創作的詩作，由此，民間對他有「詩先人到」的謠諺。他為時人所重，由此可見一斑。

新學偶像

龔自珍，乳名阿珍，字爾玉，號定庵，浙江杭州人，累世為杭州望族。祖父龔褆（音同「題」）身，與同胞兄弟龔敬身同為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進士，在軍機處為官；龔敬身曾任吏部員外郎，後任雲南楚雄知府，為官清廉，在當地頗有政聲。龔自珍的父親龔麗正，幼年過繼給龔敬身為子，是嘉慶元年（1796年）進士，曾任江蘇按察使。龔自珍家人非但為官顯赫，且都極有文學修養，包括他的母親段馴在內，都著有詩集、文集傳世。段馴的父親段玉裁，乃是清代乾嘉學派中最有名的學者之一。

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龔自珍，很難不受到熏陶。8歲時，長輩就教他《昭明文選》；10歲時，他就每晚在母親床前的燈燭下誦讀詩書，並與母親相互唱和；13歲，作《知覺辨》；15歲，為詩集編年；19歲，開始填詞；21歲，編詞集《懷人館詞》3卷、《紅禪詞》2卷。

精通經史子集的外公段玉裁對他更是嚴格。嘉慶二十年（1815年），龔自珍僅23歲，就完成了《明良論》4篇，他描述當時的士林狀況：「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段玉裁看到《明良論》後，格外器重這個外孫，稱許龔自珍的文章「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慨」，又說自己老了，能在死前看見這個天下奇才，是一大幸事。但是，段玉裁也曾這樣告誡龔自珍：「努力為名儒，為名臣，勿願為名士。」由於外公的教導，龔自珍自幼即投身於經世致用之學。28歲時，他拜在經學大師劉逢祿門下，從此確立了批判社會現實，主張社會改革的思想。

不過，以詩文取得名聲的龔自珍，在應試之路上卻並不順利。他在第一次鄉試（清代科舉考試分鄉試、會試、殿試3級：鄉試在各省舉行；會試在京城舉行；殿試由皇帝親自出題考試）中鎩羽而歸，此後經過5年的精心準備，才在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的鄉試中以第四名的成績高中。隨後，他5次參加會試，都不幸落榜，直到38歲時，才考中。龔自珍原本希望能進入翰林院任職，但是因為字寫得不好，書法「不合楷法」，未能如願。他拒絕去地方任職，而是當了近10年內閣中書、宗人府主事、禮部主事等閑官，始終未受重用。

雖然官微言輕，龔自珍並未蹉跎光陰。身處中國近代史上的大變革時代，他對時局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龔自珍不無憂慮地寫下這樣的詩句：「憑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靄生。」對朝廷、國家的憂慮躍然紙上。而對於那些對時局尚未有所警惕的人，他則寫道：「秋氣不驚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

面對內憂外困，如何才能改革當代弊政，挽救社會危機？龔自珍認為變法是唯一的出路。魏源和林則徐是他最為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的文集里有《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正是為林則徐前往廣州禁煙出謀劃策。而林則徐在回信中，這樣讚美他的建議：「非謀識深遠者不能言，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可見龔自珍此文中，既有對國務的深謀遠慮，又有對摯友的深厚情誼。學者認為，晚清思想解放，龔自珍居功至偉。有人曾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光緒年間所有接受新學的思想家，大抵經過崇拜龔自珍的一段時期。多年之後，改革者梁啟超曾高度評價龔自珍：「舉國方沉酣太平，而彼輩若不勝其憂危，恆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

士林「怪傑」

非同尋常之人總有非同尋常之貌，龔自珍也不例外。清人的筆記中稱，他頭頂有棱而四分，如同頭上頂著一個「十」字。他的額頭往下凹，頦骨往上凸，目光炯炯如電。跟人談話時，他愛說笑話、段子，談論詩文時蓬頭垢面，甚至不屑於洗漱。

龔自珍還有一些令人難解的怪癖。有一次，他住在別人家，來客人時跟人聊天，聊得興起，居然跳到桌子上舞蹈；送客時，他卻不知去向；再譬如，他常常與素不相識的人飲酒為樂；又曾囑咐家人準備宴席，卻不請任何客人，獨自對著空蕩蕩的房間舉杯自酌。於是朋友都稱之為「龔獃子」。

龔自珍常常口出狂言：他說流傳下來的李白詩歌十有八九都是偽作；又說白居易是「千古惡詩之祖」，因為白居易描摹楊貴妃的名句「回眸一笑百媚生」，乃是形容勾欄妓女之詞，並非貴妃氣度；他把自家大門命名為「積思之門」，把自己的卧室命名為「寡歡之府」，又在自己的書桌上題了「多憤之木」。後人往往把這些充滿控訴性的文字，解讀為龔自珍發泄內心悲憤的表現。

龔自珍的悲憤、苦悶，無非來自於自己仕途的不順。為了能在官場上有所作為，他甚至兩次「戒詩」，表示不再浪費精力於詩歌上。即便這樣，他也無法排解懷才不遇的胸中塊壘，只能佯裝狂傲。居住京師之時，他是士大夫圈子裡有名的狂人，時號「龔瘋子」。每每在參加宴會時，手舞足蹈，高談闊論，而且口不擇言，根本不顧及別人的感受。以至於老朋友魏源有一次專門寫信勸他，讓他學得滑頭點，對什麼人說什麼話，既要「擇人」，也要「擇言」。他在致友人信中說：「吾輩行事，動輒為人笑」。可是，他完全沒辦法自控。

龔自珍的狂傲是出了名的，甚至在他還沒有當官時就已經有所顯現。有一則流傳很廣的故事，雖然不知真偽，卻淋漓盡致地形容了他的「狂」。龔自珍參加科舉考試時，一個叫做王植的考官進行評改。王植見文章寫得不合常理，不覺大笑。另一考官溫房叔聞笑來看，見是浙江考生之作，便斷定作者是龔自珍。於是建議王植推薦上去，免得被龔自珍罵成不識人才。王植依計行事。揭榜之日，有人問龔自珍推薦他的考官是誰，龔自珍嗤笑說：「實在稀奇，是個無名小輩王植也。」王植聞之，便找溫房叔抱怨道：「你看，推薦了還是要被罵。」

龔自珍的「狂」，其實早就有人毫不客氣地批評過。在他26歲時，龔自珍奉父命把自己的詩文拿給一位大儒、蘇州人王芑（音同「起」）孫請求指點。王老先生對龔自珍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你詩中有太多的傷時之語、罵座之言，一個真正的大家不應如此；你嘲笑一般人蠅營狗苟、胸無大志，但不應該認為別人一無是處。梵谷談闊論之人，都顛沛而死沒什麼好結果；鄉愿小民雖終生無大成就，但是能保全自己。我寧願你做一個碌碌無為的「鄉愿」，也不希望看到你成為一個與世格格不入的「怪傑」。

忠言逆耳，人到中年、已經36歲的龔自珍，依舊沒有實現自己的理想。此時他有詩形容自己：「中年何寡歡，心緒不縹緲。人事日齷齪，獨笑時頗少。」內心的孤寂苦悶，直接影響著龔自珍外在容顏的變化：「中夜遽然懼，沉沉生鬢絲。開門故人來，驚我容顏羸。」一個鬢添白髮的中年人，滿腹經綸，尚未能獲得一個滿意、穩定的生活，對心高氣傲、才高志遠的他來說，是深深的恥辱。

40歲時，龔自珍無意間買到一本習字帖。這本字帖，他幼年時曾臨摹過。看著熟悉的字，他酩酊大醉後揮毫寫道：「余不好學書，不得志於今之宦海，蹉跎一生，回憶幼時晴窗弄墨一種光景，何不乞之塾師，早早學此？」這是對自己因為書法不合格而落選翰林院的直言控訴。第二天清晨酒醒，看見字帖上自己寫的文字，龔自珍悲從中來，不禁嚎啕大哭。

離奇暴斃

龔自珍乃一枚多情種子。他的第一任妻子，是自己的表妹段美貞。段美貞是段家才女，和龔自珍是親上加親，二人婚後生活甜蜜美好。婚後一年，龔自珍北上參加科舉考試，段美貞就此和丈夫告別。她滿懷期望地送別丈夫，相信此去定能揚眉吐氣、光耀門楣。但是，她沒能等到好消息，在嘉慶十八年（1813年）農曆七月初五，年方22歲的段美貞一病不起，在庸醫的誤診下，竟然就此香消玉殞。此時，遠在京城的龔自珍毫不知情，正準備在考場上大展身手。巧合的是，段美貞去世那天，正是龔自珍的生日。

龔自珍的第二任妻子是安慶知府何裕均的侄孫女何吉雲。她陪龔自珍度過了在北京的窮苦京官生涯。因為龔自珍收入微薄又不知節儉，自道光六年（1826年）春季，33歲的何吉雲隨丈夫入京開始，在長達13年的京師生活中，主婦的壓力是可以想見的。其間，因為無法承擔高額的房租，他們幾次搬家，從熱鬧的地方搬到人跡稀少的所在，從寬敞的大院落搬到狹小的房屋。何吉雲在詩歌中自嘲說自己是「無家者」。此外，她還常常面臨斷糧的窘境，靠向親友借貸才能度日。

雖然日子過得苦哈哈，龔自珍詩歌中卻不乏艷情之作，這與他的生活態度是分不開的。他對女性的欣賞，讓他一生中有過許多短暫的情緣。其中最為著名的，莫過於他與清代女詞人顧太清的情感糾葛。這一段情事，是清代最廣為人知、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段秘聞，稱為「丁香花公案」。

這段公案，起源於龔自珍《已亥雜詩》中的一首。詩歌寫道：「空山徒倚倦遊身，夢見城西閬苑春。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篇末並自注云：憶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這裡的「宣武門內太平湖」，指的是乾隆曾孫、宗室才子、貝勒奕繪的府邸；而「丁香花」、「縞衣人」，則被附會為奕繪的側福晉顧太清。

奕繪和顧太清都能詩善文，與京中文人墨客過從甚密。龔自珍本是他們夫婦的座上賓。人們認為這首詩表明顧太清與龔自珍之間存有曖昧之事。清末學者冒廣生《讀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顧太清遺事輒書六絕句》首次將此事書之成文：「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來。人是傾城姓傾國，丁香花發一徘徊。」這起「丁香花公案」遂廣為流傳，贊同者有之，反對者有之，闢謠者有之。清末的曾樸曾將此事虛構一番，寫入了小說《孽海花》的第三、四回，兩人的所謂「情事」更是得以盛傳。

龔自珍與顧太清一為當世才子，一為聞名才女，二人的情緣是真是幻，直到今日仍然爭執不休。只是，這件事對兩位當事人的一生影響深遠。顧太清被逐出王府，從此流落市井。道光十九年（1839年），龔自珍也辭官回鄉。他匆忙離開京師之後，對進京心有餘悸，曾遣僕人入京迎接家眷，自己並不親往。兩年後的八月廿十，龔自珍暴病而卒。

關於他的突然離世，坊間眾說紛紜。流傳最廣的，莫過於被奕繪之子秘密殺害。小說《孽海花》則以龔自珍兒子的口吻說，龔自珍是被宗人府的同事用毒酒毒死的。

除了這段讓人煩心的緋聞，龔自珍還有一件事不如意，那就是兒子。他的長子名龔橙，字孝祺。野史記載這個孩子「幼好學，天資絕倫，於藏書無所不窺，為學浩博無涯。」龔橙跟隨父親居住在北京，學會了滿語、蒙古語，甚至精通英語，文能弄墨，武能彎弓，活脫脫一個青年才俊。

龔橙也很有個性。龔自珍死後，他為父親改定文稿。每當改稿之時，都預先將父親的牌位置於案前，改動一字，就用竹鞭敲擊牌位道：某句不通，某字不通，因為你是我的父親，我才為你改正，使你不致欺矇後人。

按理說，有這麼一個獨特的孩子，應該是讓人羨慕的。可龔橙越到後來，越讓人不齒。他的字雖然叫「孝祺」，卻是個不折不扣的不孝子：恃才傲物，好作狎邪游，日揮千金，將父親的書畫、藏書變賣殆盡。最後與家人反目，身邊只留一個侍妾。他還頗有點兒幽默感，給自己取了個「半倫」的雅號。別人問其緣由，他答道：「半倫者，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倫俱喪，而尚有一愛妾，故曰『半倫』。」

龔橙旅居上海多年，窮困潦倒，後被英國人重金禮聘為翻譯官。據說，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龔橙曾誘導說：「清之精華在圓明園」，引導外國人進入圓明園，並且自己「單騎先入」，取走了許多金玉重器。雖然學者經過研究，否定了這個傳聞，但此等讓人不齒的「漢奸」名號能落在龔橙身上，還是有兩個理由：一是他確實為英國人做事；二是他平日劣跡斑斑，惡名在外。

龔自珍以憂國憂民、改革求變而為人所尊崇，只可惜，好好的名聲，身後不過50多年，就讓自己的兒子給糟蹋了，單這一點，就足以讓後人唏噓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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