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戰爭：戰國時代——秦孝公的圖強(一)

1、秦國變法前的概況及列國形勢 戰國時代自齊魏馬陵之戰，齊國將魏國擊敗後，造成秦國東出的機會，已詳述於前面的《齊國稱霸中原》中了。下面將秦國興起狀況概述如下： 秦的祖先非子，贏姓，以善養馬事周孝王(公元前909年至前895年)，因之封為附庸，邑於秦亭(今甘肅省隴西縣秦亭)，號曰秦贏。三傳至秦仲，周宣王以之為大夫，使伐西戎，戰死。秦仲有子五，長曰庄公。周宣王以兵7000，派庄公昆弟五人再伐西戎，破之。宣王並將大駱、犬邱之地(按《括地誌》：秦州上邽縣西南90里，即漢代的隴西郡)賜之，使為西陲大夫。庄公卒，子襄公立。適值周幽王之亂，以勤王有功，始獲封為諸侯而有豐岐之地(今陝西省岐山縣鄂縣一帶)，使御西戎。襄公卒，子文公立，伐西戎敗走之，遂盡復周遺民所居之地至岐(今鳳翔縣岐山縣一帶)。文公將岐以東之地獻於周王。文公卒，子寧公立，徒都平陽(今陝西省岐山縣西南46里)。寧公卒，子武公立。武公的第13年，就是齊桓公初立之年。武公四傳至穆公，用百里奚、蹇叔、由徐、公孫支等而致強盛：三立晉君；西滅西戎12國，廣地千里，遂霸西戎，詳見前面的春秋系列各篇中。穆公以後，國勢稍衰。經14世傳至獻公。獻公立志圖強，於周安王19年，公元前383年，將國都由雍(陝西省鳳翔)東遷至櫟陽(陝西省臨潼)。屢次與魏國爭奪河西之地。周顯王7年，公元前362年，秦兵破魏軍於少梁(陝西省韓城)。該年秦獻公卒，子孝公立，時年21歲。秦自春秋以來，都被屏斥為戎狄，不得參與中原的會盟。孝公初立之時，正當三晉魏、趙、韓自相攻伐，然魏國霸業尚未衰墜；齊則當威王之時，漸臻強盛；楚則自吳起強楚之後勢力復盛，也曾北侵中原。這時關東的六國中除魏、齊、楚外，趙、韓兩國也方興起，足以自振。只有燕國遠居東北。所以《資治通鑒》說：「是時河山以東強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宋、魯、陳、蔡、鄒、薛、滕、小邾、許、曹、單、徐、蕭、鍾離等國，此外不著名者尚多)。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至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與黔中，皆以夷狄遇秦，屏斥之不得與中原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強秦」。這就是孝公初年的各國概略形勢。2、秦孝公與商鞅 秦孝公於周顯王7年，公元前362年即位。孝公秉承獻公遺志，懷穆公大業，英年奮勵，以圖富強。即位的第二年即下令求賢，其文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狄，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基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擾，未邊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疆，徒都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容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讀孝公的求賢令，即可知其抱負的不凡了。 商鞅是衛國的庶孽公子，姓公孫氏。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而病逝，時為周顯王8年，即秦孝公元年。魏惠王因公叔痤之病，而親往問疾；及見其病危，乃問繼相的人選。公叔痤說：「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黯然。惠王將去，痤又密進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復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薦子，王色不許。我乃先君而後臣，勸王不用則殺之。王許諾而去，子必速行矣」。商鞅回答說：「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卒不去。惠王離去後，果然對左右說：「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這時，適值秦孝公下令求賢。商鞅聞之，乃西入秦，見孝公，說以富國強兵之策，孝公大悅，遂作為左庶長而定變法之策。 商鞅所好刑名之學，即為法家之學。刑名法學之學始於何時，難於稽考。大致人類原始群居之時，即有簡單的規章以相互約束。法家學者多言始自黃帝，這就是說黃帝時代，已有簡單的法家思想與制度。其後經歷唐虞三代，自有更多的發展。至春秋時代，管仲治齊，子產治鄭，實已具有法治的規模。待至戰國時代，各國因兼并的結果，國土廣大，各種政制，漸臻完備。而政治制度，也已由春秋的貴族分治，而趨於君主集權，即由簡單的禮治而漸趨向於法治。所謂禮治，就是憑道德約束；而法治則憑法律刑章來治理。所以法家思想，可說是濫觴於管仲、子產，而發展於戰國初期，其著名者，即：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韓非等是也。人群相處必須有共守的約束，國家的規模才能確立。戰國時代法家思想的產生，與法治制度的建立，正是說明我國政治思想的一種進步。 商鞅的政治思想既淵源於法家，故其於變法時。首先就揭示其政治革命的理論。他說道：「三王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當時而立法，因時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循其宜，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商鞅這種思想，是以現實社會的需要為出發點，當深受管仲、子產、李悝的影響。茲就商鞅在秦變法所採取的政策加以分析，以明其精神所在： (1)重農：商鞅說：農者寡而游食者眾，則其國貧危。凡治國者，患民散而不可搏也。民避農，則輕其居；輕其居，則不為上守。聖人必令民歸心於農，則民朴而可正也。 (2)重戰：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於戰者王。強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言將連坐)，民固不欲戰，又不得不戰，是為重戰。 (3)重刑：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同也。國皆有潛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也。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刑重者民不敢犯，則無刑矣。 以上三者是商鞅施政的著眼點，實為當時富國強兵之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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