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擊中美】4.9Arthur Lynch：《治療過程中防禦角色和功能》
《治療過程中防禦角色和功能》
演講：Arthur Lynch（中美班負責人）
特別說明：文字直播中，出現涉及倫理、案例的部分，我們均會做修改、刪除處理，希望大家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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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現在開始，今天我們要講「心理治療中防禦的功能」，如何跟防禦做工作。第一，到底是什麼防禦？防禦是一些潛意識的、心理的行動，它的功能是要去阻止個體理解任何所有內在痛苦的體驗。通常來訪者來到治療室會非常痛苦，我們會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情嗎？同時你可以發現他看上去非常不安和痛苦，但是這個來訪者會說我並不感到痛苦，然後你會對他說，你看上去像是在哭，他會說：是的，我知道，但是我並沒有感覺到痛苦。這就是剛才描述的防禦過程，你可以看到在運作過程中，個體不知道自己發生了什麼。我們在治療裡面跟來訪者做工作，就是讓來訪者知道他所不知道的那部分。
我們最主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幫助來訪者，讓來訪者對我們解釋、闡述他們所不知道的東西。總的來說，防禦是有好處，也有壞處的，有時候防禦是一個適應功能，但是有時候防禦讓我們無法從我們的內在去表達自己的痛苦。防禦，作為一種心理功能，發揮了很多不同的功效。
我將會花很多時間來討論防禦和它在治療中起到的作用，我們必須謹慎對待它的同時，認識到防禦也是一件工具，在治療中我們能使用的諸多工具之一，有趣的是，防禦往往是我們使用的第一件工具。
某人給了你一個盒子，然後說，裡面有一件對你很重要的東西。但這盒子是用螺栓擰上的，需要一個螺絲刀才能打開，而盒子內的東西還需要電池來運作，僅有一塊電池是無法使其運作的。這就是我們的防禦。
弗洛伊德在他的論文
1900年，弗洛伊德完善了他的防禦理論，提出了一個新的心理理論和一套新的技術模型。他說，心理中還有更多內容，超越了意識和潛意識的部分，使弗洛伊德有這個轉變的原因是他的許多病人有大量的內容需要傾訴，甚至會在被打斷時斥責他。他把這部分內容稱為「前意識」。
弗洛伊德認為，病人能夠回答的內容是無關緊要的，而那些他們無法表述的內容，是潛意識的，是最重要的。弗洛伊德提出了假設，無法表達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內容是令人痛苦的。
這個觀點來自弗洛伊德對夢的研究。他認為做夢也是一種思考的方式，與清醒時的不同。比如這樣一個夢：我們夢見自己在父母家中，此時我們已經長大、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而孩子們卻讓我們去上學。我們不懂這個夢境的含義。弗洛伊德把夢的思考方式稱為原始過程(primary process)，所謂「原始(primary)」是因為他相信這個思維方式是生來就具有的、原初的，而隨著一個人年齡的增長、對世界的認知和理解加深，他才逐漸學會了這個世界的邏輯思維方式——弗洛伊德將其描述為痛苦的，因為在孤獨時，我們會感到難過，而發現周圍的事物都不是真實的，又令人恐懼。所以弗洛伊德認為，我們日常的思維方式是令人痛苦的。所以他將「審查者」的概念帶入了夢的研究，人在醒來時，審查者就會壓制那些令人痛苦的部分。後來弗洛伊德和他的同事Breuer將對「審查者」的研究發表在了
上，他提到「在大部分的案例中，僅僅通過詢問就想要找到心理問題的源頭，幾乎是不可能的，無論你問多少問題。一部分是因為來訪者不喜歡你所問的內容，但主要的原因是，來訪者真的完全無法回憶起來，而引起的的事件又看似與病理現象毫無關聯。」簡單地說，就是「我不知道我知道」。
為什麼會不知道？這些內容到底意味著什麼？這引起了弗洛伊德的興趣。他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夢裡。在《夢的解析》第7章中，弗洛伊德說：「做夢，是因為我們有未完成的願望，往往來自於幼年」，他稱之為「是童年期永恆的願望」。白天生活中的事件觸發了這些願望，並以夢的形式出現，以期滿足那個願望。而當我們意識到夢境里所代表的慾望時，我們會感到不適，可能是因為夢代表了初始過程的思維模式，也可能是這些慾望過於原始，即使在夢中也會使我們感到不安——於是夢境的作用，就是以一種溫和的形式來呈現這些慾望。有時候來訪者呈報的夢境中，事件似乎是無關的，實際上在這些零碎的夢境事件背後，可能是相同的慾望，由不同的防禦處理後呈現出來，所以個體才不會覺得不安。聽來訪者呈報這些夢，對於我們是很有幫助的，我們可以思考這些夢境當中，防禦到底起了什麼樣的作用。
上面所說的這些夢境的過程是防禦的結果，但我想聲明一點，夢的作用並不是防禦，夢的作用是幫助我們睡眠。弗洛伊德說，慾望確實在夢中給個體帶來了一些不快的體驗，但這些感受並非不能忍受的，同樣地，在清醒時，當個體本來是為了得到快感而試圖滿足本能的願望，結果卻激起了一些不愉快的體驗/回憶，伴隨著焦慮、羞恥、內疚感，這些感受也不是不能忍受的。如果到達了不能忍受的程度，個體就會形成創傷。
那麼被壓抑的到底是什麼呢？是一些嬰兒期的慾望？令人不愉快的內容？這些被防禦處理過的內容又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扮演怎樣的角色？這些內容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很重要的影響，因為它們是理想化的，而只要它們不會引起我們的不適，我們就可以繼續追求滿足這些願望；而當願望變得使人痛苦時，我們就會試圖離開——但不會真正放棄，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衝突來源，痛苦使我們遠離，而慾望又將我們拉近。
弗洛伊德又提出了新的問題：這些願望和「擔心」又是從哪裡來的呢？弗洛伊德相信，如果能弄清個體慾望和痛苦的來源，他就可以幫助這位來訪者減輕痛苦，緩解衝突。他認識到這些願望都是來自童年，然而童年是一個漫長的時間，經歷了複雜的心理過程變化。為了尋找這一問題的答案，弗洛伊德將兩條發展主線串聯到一起：一條是力比多的性心理發展階段，另一條是客體關係發展階段。在這兩條發展主線上，他試圖追溯從徹底的依賴關係發展到成年期令人滿意的雙向的愛的關係這一過程中，個體要經歷哪些挑戰。儘管弗洛伊德從癔症中已經將壓抑這一機制看的相當清楚，他同時也在大多數其他的心理疾病中發現了壓抑的存在，甚至是在正常的心理功能中壓抑也在起作用。弗洛伊德開始相信壓抑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心理過程，它在一定程度上為個體潛意識創造物的建構提供了一條獨有的途徑。至此，壓抑兼具了兩個功能，它既是防禦過程的一個方面，同時又是個體其他防禦程序的原型(Laplance and Pontalis, 19__)。有了這樣的理解，弗洛伊德在聚焦於整體的防禦過程時，對不同形式的防禦的興趣就大為減少，他將所有的防禦過程統稱為「壓抑」。儘管還有很多例外的情況存在，但在1900年至1926年期間，弗洛伊德將「壓抑」這一術語等同於全部的防禦。在這一時期，他治療中關注的焦點是壓抑的表現形式，在治療過程中，「阻抗」被當作是壓抑的一種表現形式。弗洛伊德一開始認為治療過程中代表著防禦功能的阻抗是需要治療師通過直接提問、施加壓力或不斷堅持才能處理的問題。這一點在弗洛伊德的病人伊麗莎白·馮·R的案例中再次予以了說明，這個病人拒絕向弗洛伊德透露她的一些想法也拒絕被催眠。他也開始理解妨礙治療的那股力量就是阻礙感覺和想法進入意識層面的那股力量。此時他的治療目標變成了將潛意識意識化。
早期的治療
（弗洛伊德是如何處理這一臨床障礙的？）
從癔症研究開始，弗洛伊德就運用了一個簡單的治療模型。他一開始使用了從夏科特和伯恩海姆那裡學習到的催眠技術將病人的回憶帶回到意識層面。但很快弗洛伊德就對這種方式失去了信心，逐漸的用建議取代催眠，然後對病人施加壓力，以及/或者密集的提問。這一早期的技術演變過程發生在1892年至1896年之間（格林森，1967）。在這一時期，據瓊斯（1953，pp.243-244）透露，伊麗莎白·馮·R責怪弗洛伊德的提問干擾了她向弗洛伊德講述她通過自由聯想得出的一些想法。通過「施壓法」和「自由聯想」，弗洛伊德探索到了病人潛意識的內容及伴隨這些內容的被屏蔽的情緒。弗洛伊德在釋夢中描述了這一過程：
因此我們告訴他，精神分析治療要取得應有的療效，取決於他要敏銳的覺察到並報告出任何出現在他腦海里的東西，而不會因為他感覺到這些想法不重要或毫無關聯或對他來說似乎毫無意義就去抑制它，不要被這些感覺所誤導。他必須採取一種完全公正中立的態度面對任何出現在他腦海中的想法，因為正是他評判的態度導致他無法在一般情況下解決他的夢或強迫觀念或任何可能出現的問題。（1900，101頁）
這個時期（1900-1920）是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治療中最為活躍的時期，他深深的沉浸在臨床數據的海洋中。儘管他一直試圖建構起他的宏偉理論，但同時他也意識到他的後設心理學讓人困惑，他的理論嚴重的影響著他的臨床觀察。但這些模糊不確定的感覺又讓他敢於挑戰所有的科學假設。
在這個階段弗洛伊德寫下了包括有關移情等最為重要的有關精神分析技術的文章（1912a,1912b,1914,1915a）。這時候的他似乎最關注移情的概念，他花了大部分的時間探尋移情解釋的價值和重要性。如前面提到的，他深刻的理解了壓抑及其阻抗，但他仍認為這些現象是治療中的障礙，應該在治療中有意識的直接通過建議來處理。移情則成為了指路明燈。
在弗洛伊德的三篇有關移情的文章中他詳細闡述了他是如何逐漸意識到移情的重要性以及移情所呈現出來的臨床上的困難的。他（1915a）提醒分析師們注意移情喚起記憶的性質，從而揭示了他關注的是試圖去影響病人而非分析移情。弗洛伊德對移情的重要性的理解能力有助於他從不同層面把握心理病理的本質。在他有關壓抑的論文中，弗洛伊德談到了他的心理拓撲理論所面臨的理論困境。我們接下來就會涉及到這個方面的內容。
接下來就該涉及到弗洛伊德對其理論的最後修正階段了（1919，1921，1923&1926）
當弗洛伊德將他有關焦慮的理論從創傷泛濫轉變到信號焦慮，他（1926）重獲了這一概念的重要性，即焦慮是防禦的基本動機來源。下面我們將回顧自我心理學家及現代衝突理論家們的貢獻。
弗洛伊德對防禦概念最後的貢獻——結構模型
弗洛伊德對心理模型的最終修訂。這些新的心理機制包括了自我，超我和本我。弗洛伊德（1923）將自我的定義從「自己」改變為「連貫一致的心理過程的組織」（弗洛伊德，1923，p.17）。弗洛伊德發現潛意識的防禦塑造著阻抗。他之所以會有這些發現是因為在他的臨床工作中，他發現很難將這些防禦意識化。他所面臨的第一重困境就是他認識到防禦被用來抑制滿足。這更加清晰的說明了防禦是次級過程而非原始過程現象。另一個困境和第一重困境在形式上很相似，與潛意識內疚有關。（？？強迫性重複？？）弗洛伊德選擇重新構思他的心理模型，然後在自我和超我中都發現了潛意識、潛意識和意識狀態的存在。弗洛伊德運用這一新的模型能夠更好的解釋環境和生物性的決定因素，目的和驅力以及快樂和現實原則。
弗洛伊德（1926d）提出了新的焦慮理論。他最初的理論認為焦慮是力比多的直接轉化（1894，1895），他後來的理論認為焦慮是一種信號（1926）。弗洛伊德最初的理論認為，壓抑（防禦）干擾了力比多的釋放從而導致了焦慮的產生。而弗氏後來的理論則認為，焦慮是一種「危險信號」，充當一種實驗性的行為。此時的弗洛伊德從能量模型開始轉變為以意義為本或更加心理學化的模型。「信號」模型的核心觀點就是，童年期的願望與童年期有關喪失的危險相關。弗洛伊德列出了這些危險，包括：喪失客體（重要他人），喪失客體的愛，喪失生殖器或生殖器受到傷害（閹割），超我懲罰的恐懼（內疚）。這一模型認為，一個威脅性的願望即標誌著危險，從而引發了焦慮，繼而啟動了防禦。弗洛伊德觀察的核心是自我，他試圖澄清內在和外在的關係在整合他之前的客體關係發現中的作用。這在他的專著「群體心理學及自我的分析」中可窺見一斑（1921）。
在個體的心理世界中必然會有他人的存在，這個他人可能是一個榜樣，一個對象，一個幫助者，或一個對手；因此從廣義可以說，個體心理學從一開始同時也是社會心理學（p.69）。
在這本專著中，弗洛伊德（1926）將掩蓋在壓抑這個表面現象之下的各種不同的防禦機制，還原到了他們最初的重要性上。他同時也重新涉及到了潛意識的願望-恐懼/擔心連續普，這一連續普是他早在26年前就在釋夢的第7章概述過的。童年期的危險是那些潛在的喪失，這些潛在的喪失可能發生在人生的不同時期。這些童年期的危險與階段性的困難緊密聯繫在一起，並成為後來的心理組織。當然，弗洛伊德強調了俄狄浦斯衝突是童年期危險的主要心理組織，但這並沒有否定掉更早期提到的其他的心理組織。我們可以假設弗洛伊德有關焦慮的新理論放棄了焦慮是力比多創傷性的泛濫的說法，改為焦慮是即將來臨的危險的信號。焦慮現在被看作是對早年發展過程中各種創傷的反應和警告。在弗氏早期的著作中，我們發現弗洛伊德正是從抑制，癥狀和焦慮這些概念中「開始識別出前結構理論中存在的錯誤：即壓抑導致焦慮的構想。然後他從能量模型轉變到意義模型，意義模型的核心思想是童年期的願望與童年期有關喪失的危險相關。」（Richards & Lynch,1998, p. 4）
當時的分析師們對此有很多的擔憂，其中之一就是他們認為這個新的結構理論不過是一個平常無奇的理論，雖然也提供了一些見解但仍然與臨床上遇見的病人相距甚遠。這一理論上的變化經歷了重重困難，直至今天，我們才能引申出一些稍有不同的結論。在有關後設心理學的論文中，那些臨床案例資料，那些有關治療技術的論文，弗洛伊德集中研究並理解了那些有關人生的戲劇中所呈現的心理內容和衝突的本質。他在這個時期的治療技術從自由聯想擴展到移情分析，他積極的處理了在治療性質的關係中所呈現出來的影響了病人客體關係性心理發展的固著。雖然通過這些方法，弗洛伊德在臨床上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他仍然努力在治療上找到最佳的方法幫助病人參與到治療過程中來。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這會直接牽涉到我們在治療的初始階段如何確定我們的首要任務。在接下來的一段時期內，弗洛伊德關注的點轉向了個體如何利用他們的能力去了解他們自認為「不知道」的心理內容。弗洛伊德在尋找一個問題的答案：個體究竟運用的什麼策略來迴避觸及到他們生活中那些如此令人痛苦的經歷的？這是弗洛伊德最後的謎題，他為了解開這個謎題，不僅改變了他的心理模型，還改變了他的治療技術模型（例如，他在移情分析基礎上又加入了防禦分析）。因此我們大概可以說，早期引導弗洛伊德的臨床目標（「將潛意識意識化」）後來升級了（「哪裡有本我，哪裡就有自我」）。從未知的地方開始，個體逐漸意識到他/她對他人的需求，同時也意識到他人在他/她的生活中的本性。也許有人會說，就如同格雷，戈德伯格，布希等人認為可以通過細緻的分析病人易變的防禦促進病人對分析師心理世界的洞察。所以說其實弗洛伊德的很多理論只不過是一個大概的構想草圖。客體關係時代以及更具有說服力的防禦分析理論價值還沒有得到完善和整合。而這也將對理論的進一步探索導向了兩個不同的精神分析分支：客體關係理論和自我心理學；二者均試圖以自己的方式整合重要的維度。這裡涵蓋了第一部分的內容。
自我心理學時期發展出的治療選擇
（自我心理學家們是如何處理這些由防禦所導致的臨床阻礙的？）
從安娜·弗洛伊德和海因茨·哈特曼的著作說起（結合克里斯和羅溫斯坦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到在那個時代的領軍人物們，努力澄清精神分析的任務。他們以及其他的一些人無疑是弗洛伊德結構模型的主要詮釋者和開拓者，自1940年代開始，他們開創性的著作的發表：自我及其防禦機制（A. Freud, 1936），自我心理學及適應問題（Hartmann, 1939）使得弗洛伊德的結構理論在美國日益流行。沃勒斯坦將這兩本著作比作「自我心理學建構的兩根支柱」（1894，71）。這兩本專著標誌著對心理過程和意識層面體驗及行為功能的更深刻關注，（例如，由自我所調節的本我與超我或者「它」與「在我之上」直接由「我」指代）。
在安娜·弗洛伊德致力於關注防禦的本質時，哈特曼則轉而研究自我的適應功能。他們二人都尋找到了本能驅力的新的平衡點，及現在提到的力比多和攻擊性。哈特曼的觀點提供一個更為協調的生物-心理-社會依據，他認為自我的某些方面有著相對自主的發展，不太受到衝突的影響。安娜·弗洛伊德一開始聚焦於能夠提供一種臨床依據，在此基礎上逐漸由淺入深進行研究。他們的合作非常謹慎努力的想要通過發展的視角以及從正常到病理功能的角度刻畫心理運作的基礎。這其實是實現了弗洛伊德最初的想像，即打造一個精神分析心理學總論。
我們可以結合安娜·弗洛伊德的身份和她的周遊經歷作為背景來理解她的人生和著作。她的貢獻為心理模型，心理發展，心理病理以及治療技術開闢了新的領域。在心理模型方面，她致力於研究自我如何調節本我，超我及環境的要求。她接受了她的父親弗洛伊德對於防禦的定義「自我在面對衝突時所動用的所有方法，而這些方法直接導致了神經症的產生」（S. Freud, 1926, 163）。她在此基礎上拓展了防禦這一概念，她認為防禦解釋了心理保護自己免受各種不愉快的感受包括衝突和痛苦的情緒的多種途徑。簡而言之，防禦機制被用於最小化或消除威脅帶來的焦慮。她是這樣描述的：
一些本能願望想要進入意識.....但遭到了超我的抗議。而自我則遵從更高級的心理結構，順從的與本能衝動抗爭，這樣的抗爭的結果…成人的自我恐懼本能因為自我恐懼超我。自我的防禦被超我的焦慮所驅動（1936，54-55）。
自我及防禦機制：安娜·弗洛伊德的著作
在定義精神分析時，安娜·弗洛伊德寫到：「『深度心理學』這個術語當然無法囊括精神分析研究的全部。當前我們或許應該把精神分析的任務界定為：獲得對這三個心理組成部分的最可能全面的了解，這三個心理組成部分是我們所認為的構成心理人格的成分，我們也通過這三個心理組成部分學習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與外部世界的關係。這意味著：關於自我，我們要探索它的內容，它的邊界，它的功能，以及它對外部世界的影響，以及自我所受到的來自於本我和超我的影響，關於本我，要考慮本能，例如，本我的內容，以及它們的一些變形」（1936：pp.4-5）。她的定義必要的考慮到了自我功能，特別是潛意識自我及其防禦行為等方面。
安娜·弗洛伊德的第一個重要貢獻就是糾正了我們對於防禦的重要性以及防禦在精神分析治療中的作用的理解。在她的年代，她將精神分析有關防禦的知識系統化，並且從更寬泛的標準化及病理化發展角度解釋了精神分析工作。弗洛伊德在對快樂原則的討論中概述了這一點。潛意識的衝突是自我與想要進入意識層面的痛苦的想法和情緒之間的鬥爭。對於弗洛伊德父女兩人而言，這一衝突的定義是人類本性的基礎：我們永無止境的竭盡全力迴避或擺脫那些會讓我們感到痛苦的事物。安娜·弗洛伊德強調防禦我們用以實現這一撤退的心理途徑或方法，因此防禦是我們心理世界中不可或缺之物。
在安娜研究防禦的過程中她遇到了一系列的問題：我們的內心世界究竟在保護自己免受什麼的傷害？我們的內心世界是如何發展起來的？他們是從原始狀態逐漸成熟起來的嗎還是成熟狀態會替代原始狀態？在防禦與病理或健康狀態之間有什麼關聯嗎？在治療中防禦發生了什麼變化？我們如何識別防禦，我們一旦識別了防禦我們能做些什麼？我們別指望能回答以上所有問題，我們試試看能否解答其中幾個。當安娜·弗洛伊德找到了以上問題的答案時，她理解了內心世界保護自己免受所有內在和外在世界的各種痛苦的或不愉快的感覺的影響，從而擴展了她的父親對防禦的理解。她同時還識別出了一些新的防禦形式。其中可能最有名的就是「與攻擊者認同」。在這個防禦中，個體完全無意識的認同了來自於他人的憤怒或敵意，因此吸收同化了這一體驗減輕了焦慮。與攻擊者認同變得很重要因為多種原因。它讓我們理解了許多童年期的遊戲，比如，假扮。它讓我們對於孩子被外界激發起來的攻擊性有了一些了解。我們明白了只要我們感知到了威脅，防禦機制就會被觸動。而威脅的來源卻對防禦影響不大。最終與攻擊者認同這一防禦機制代表了那些出現在我們生命相當早期的防禦。不像許多發生在青春期的防禦，都是在生命的較晚階段才出現的。
安娜·弗洛伊德提出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我們防禦的是什麼？她識別除了三大類引出防禦的威脅：超我焦慮，本能焦慮，客觀焦慮（正當的恐懼）。不管焦慮的來源是何處，內心世界都會排斥不想要的或痛苦的情感或情緒，以求保持健康快樂的感覺。
當安娜·弗洛伊德能夠看到防禦普遍的線索時，不論防禦是被現實的或內心的威脅所激發，從這些威脅的來源出發，她都能發現進行不同臨床干預的機會。建立在正當恐懼基礎上的癥狀可能不太容易通過解釋防禦得以解決。但是，這些情況下的干預往往要注意從源頭上解決威脅本身。比方說通過支持主要關係來改變有害的威脅，或將孩子帶離傷害源。當外在的創傷是虐待或兒童虐待時，改變環境應該就足夠了。有時，臨床治療師需要增加病人的防禦以抵消長久以來防禦所造成的傷害。這有可能使病人逐漸意識到威脅的來源再不可能存在或甚至根本就沒有存在過，比如這個威脅根本就是幻想出來的。安娜·弗洛伊德提醒我們，對於年幼的孩子來說，只有當衝突被內化，且傷害到了孩子的內在世界時，才需要進行精神分析治療。
自我的臨床含義及防禦機制
安娜·弗洛伊德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分析師的任務就是將潛意識意識化，不論這些潛意識的內容屬於哪一個心理組織（1936：30）。這並非一個簡單的臨床任務，但在著作的卷首她就將它簡要的刻畫了出來：
所以，分析師首先要做的是，識別防禦機制。當他做到了這一點，那麼他就完成了一部分自我分析。他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抵消防禦所產生的影響，比如，找出並保存被壓抑漏掉的領域，糾正置換，將被隔離掉的東西放回它本來的位置。當他重新建立了一些連接之後，他要再次將注意力從對自我的分析轉移到對本我的分析上去（1936：14-15）。
這裡臨床工作者要敏銳的察覺到病人對治療的感受什麼。如果僅僅是關注挖掘病人壓抑的願望，潛意識的幻想，或病人的阻抗，潛意識的防禦行為，都只是片面的，對治療並無益處。對安娜·弗洛伊德來說精神分析方法，包括關注夢、自由聯想以及移情，它的核心之美在於所有的方法都同樣是觸及潛意識活動的入口。
她說的很簡要：
事實上，當病人用一種對他來說僅有的可行的方式，即被扭曲的防禦方式表達他的衝動或情感時，他已經相當的坦誠了....更為正確的做法是，改變分析中的焦點，首先從本能轉移到某種防禦機制上來，比如，從本我轉移到自我。如果這樣做我們成功了...那麼精神分析工作的效果會是翻倍的...我們就不僅僅是填補了病人本能世界的空白…我們同時還獲得了完善和填補他自我發展歷史中的空白信息....他的本能就是在這個轉變的歷史中得以實現。（1936：20-21）
要讓病人意識到這樣的防禦機制，會冒著激起痛苦感受的風險；但從治療的角度來講，這為病人提供了一個機會去重新評估內在和外在現實，並找到更好的應對方法。這種在潛意識內容之前在臨床上再次強調阻抗的方法，由淺入深，使得安娜·弗洛伊德在與病人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保持同等距離，不偏不倚的同時還始終與病人建立著良好的治療聯盟。作為治療聯盟，科爾斯提醒我們，她總是：「只說必須要說的，[和]…也不會把病人將要看到的痛苦事實裹上糖衣（Coles, 1992:98, qtd in Midgley, 2013:105）」
安娜·弗洛伊德並沒打算讓防禦分析成為一種新的分析技術。相反的，她見證了並且相信無論強調任何一種分析技術優於另一種，是精神分析的關鍵因素，都是危險的。安娜·弗洛伊德經常強調靈活運用分析技術的重要性，任何技術上必需的調整都要有充分的理由，要深思熟慮之後再做調整。
安娜·弗洛伊德尤其強調了由淺入深工作的重要性，要從最接近病人自己的意識部分開始，逐漸的深入。此外，這樣的探索應該是治療雙方都有想理解更多的願望，共同分享的冒險旅程。
當今的分析師很少會忽略解釋心理保護自己不受到痛苦和恐懼傷害的不同方式。這是安娜弗洛伊德在她早期的工作中做出的重要貢獻，她強化了「防禦分析」是精神分析技術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重要性。
她（Anna Freud, 1985）最後的貢獻是區分了易變的和僵化（或性格遺傳學的）的防禦。不同的防禦需要不同的臨床技術，取決於這些防禦自我協調狀態強度的不同。比如，我們可以看到保羅格雷的「密切關注過程」方法對那些不穩定易變的防禦十分有效，但在處理性格防禦時需要做些調整。對防禦的解釋永遠是精神分析工作中不可低估的部分。它是為數不多的直接展開移情並澄清伴隨著潛意識幻想的核心問題的途徑之一。
蘭格兒（2004）總結到，安娜·弗洛伊德在她與孩子的工作中的一些發現非常不幸的被剝離出來，限定在英國兒童精神分析領域，而不是將其擴展到成人精神分析領域，服務於世界上更多的人。安娜·弗洛伊德相當推崇關係取向和人本主義態度，而當今主體間性和共情這兩個主題方興未艾，可見安氏的主見跟當今之潮流是多麼契合，但是這一契合常常被人們所忽視。這些要素如果運用到治療中，可以使成人精神分析變得「更為柔和」。同樣沒有被很好的運用的是她關於治療師應與病人內在心理結構保持同等距離，與內在和外在世界保持同等距離，不偏不倚的觀點。蘭格兒認為，如果以這一條作為所有治療的標準，那麼就需要治療師在與病人的自我建立同盟的同時注意轉換治療立場，並且要解釋治療中出現的必要的變數。這樣的靈活性在對兒童和嚴重人格障礙的治療中已被證實非常必要。但相當諷刺的是，從英國流傳出的卻是克萊因的思想：「過度聚焦於移情誇大了早年經歷的重要性，低估了現實的重要性，防禦之下的解釋，對比喻的具體化」（2004：p.179）。這些克萊因的觀點流入歐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最終導致：「很大一部分的精神分析…都與現實世界脫軌」（2004：p.180）。在克萊因去世之後，一些弗洛伊德派的學者（比如，桑德拉，沃勒斯坦）開始將克萊因的觀點整合進他們的自我心理學架構裡面。最近理查德和理查德（1995）發現了兩種不同方法之間更多的相似性。
哈特曼羅溫斯坦和克里斯對防禦的貢獻
在弗洛伊德（1926）對焦慮理論的修改基礎上，跟安娜·弗洛伊德差不多的，哈特曼強調了弗洛伊德所關注的內在或外在危險情境的交互作用。這一改變讓他重新聚焦於自我的防禦性和適應性的兩個方面。自我的功能是自主性的，可以是初級的也可以是次級的，被調整後的本能力量所推動（比如被中和後的能量），有點類似於升華的過程，但帶來的是更為徹底的能量轉換。中和也是一個更好的內涵性的過程（比如，包括力比多和攻擊性），發生在與重要他人的互動和孩子由此產生的認同的過程中。這一逐漸發生的過程讓個體能形成更好的自我控制及現實檢驗。自我，如同本我一樣，都有生物結構的基礎。它從未分化的矩陣中形成，自我從該矩陣中得到一些天生的能量。對於哈特曼來說，自我承載著進化適應功能和（弗洛伊德有關自己的存活的觀點）以及持續發展分化出其他功能的使命（比如，系統內的），自我還需要不斷的通過與社會和環境的互動將自己與本我和超我區分開來（比如，系統內的）。在這一過程中，認同（以及客體關係）在自我對驅力的使用和中和過程中顯得尤為重要。這是哈特曼非常偉大的觀點：個體並不是簡單的尋找客體，而是希望通過對客體的使用更好的生存和適應。
哈特曼非常推崇客體關係。哈特曼對理論的重構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議題和概念，包括:現實的到來，現實原則，初級過程的問題，自我自主性的固有成分，以及自我的次級進化，在新的領域中超我功能的出現，「自己」的作用及其對雅各布森、馬勒等理論家的影響，還有衝突的本質。
有關「衝突的本質」，哈特曼並非像弗洛伊德，克萊因或甚至是他後來的學生阿洛和布倫納那樣認為它無處不在。據博格曼所說，哈特曼是理論學界最樂觀的一個；保持功能運行以及心理狀態就能夠達到沒有衝突的境界。哈特曼，克里斯和勒溫斯坦對精神分析技術的貢獻相當多，幾乎和他們對心理模型、心理發展及心理病理方面的貢獻一樣高效多產。從技術上講，他們著重於克里斯和勒溫斯坦所提出的自我再現，以及同時期的防禦分析。
自我心理學，解釋和臨床進程
自體心理學的重點從壓抑的修復轉移到對病人自我的修正，包括改變自動防禦功能。解釋，儘管不是干預的唯一模式，卻是實現內省的主要干預手段（Kris 1956a），導致人格和行為持續改變。勒溫斯坦 (1951, 1957, 1958)認為解釋是能持續拓展病人對過去如何不斷影響當前經驗的因素。勒溫斯坦(1958) 討論解釋作為一個進程，反應了被分析者和分析師個人及治療互動中的人格的獨特性。克里斯 (1951)也提出，分析師作為「參與者-觀察者」的角色，一個處在分析位置的動力性存在。勒溫斯坦提供了框架，指引分析者去發現病人的交流中隱藏的無意識的含義。分析師從病人的言語和非言語交流中收集證據。這個仔細的過程強調談話的作用（Hartmann 1951, Loewenstein 1956, 1961），談話增加了治療進程的人格化感知。勒溫斯坦 (1951)寫道：「解釋關係人的個人體驗。其目的在於拓展個體有關自身的意識化認識，因此，也關係個體的心理現實。」 (p. 5)。自我心理學的這一方面經常被認為其非人格化、機械的評論家所忽視。
克里斯 (1956b)詳細闡述了個體的獨特歷史如何用重要的早期幻想填充自我意象。個人神話作為「珍貴財產」被保留，壓抑的幻想在生活的多個方面再現。個人神話具有多種功能，是防禦，也是一種生活模式。對它的解釋能促使被分析者的重新整合。當代自我心理學的一個主要成就是詳述了無意識幻想和個體行為的地位。「兒童時期不可接受的幻想是持續存在的無意識幻想的一部分，無意識的幻想尋求通過妥協的形式而得到當前解決。隨著我們的發展，這些幻想變得成熟，塑造我們不同的興趣和性格，決定我們的行為，影響我們的神經系統。即使表現的形式已經發生改變，無意識願望和恐懼的核心情節和故事依然存在。」(Bachant et al. 1995a, p. 75)
安娜·弗洛伊德和哈特曼等人，加上費尼切爾選擇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安娜·弗洛伊德的方向是從意識表面看待衝突。她意識到，通過意識化的臨床資料，能系統地揭示更深層次的內容。她也發現分析折衷形式對了解自我的防禦操作並無幫助。對她而言，這個方向包括了一種分析方式，需要大量不同時刻的對話材料。保羅·格雷發展了這種分析方式，他的工作被理解為「密切關注進程」。
從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模式開始，現代衝突理論逐漸鬆散，最終更關注於對精神衝突現象的臨床，伴隨衝突的經驗和動力領域的拓展。從強調作為組成衝突的本我，自我和超我轉變為強調和觀察數據密切相關的動力學群集。現代衝突理論家的臨床關注並不相同。兩個主要的變異都從自我心理學發展而來，關注對衝突的解釋和無意識幻想的妥協形式(Arlow, Blum, Brenner, Abend, Boesky, Rangell, Rothstein) ，以及病人對防禦運行的察覺的抵抗(Busch 1995, Gray 1994)。後一個觀點對解釋無意識材料極為謹慎，強調促進病人自我發現和形成自我分析能力的分析性夥伴關係。Busch認為治療的成功與在分析中病人取消旁路的自我功能與分析師建立其意識化的，增長的自願的夥伴關係有關。(Ellman, 2010, p.555).
保羅格雷對安娜弗洛伊德的發現的技術性應用
治療，按照格雷（1990）的說法，「顯著的目標在於減輕病人焦慮的可能性，而不只是減輕焦慮。減輕焦慮的可能性，通過分析無意識的嬰兒期恐懼，減少病人對癥狀性壓抑的需求。」(1990, p. 1085)格雷運用獨特干預的周期性的三相進程來引發這種治療反應。(Gray, 1993)
格雷關於分析師動力性解釋的主要觀點
無意識材料，假定分析師並沒有確定的權威。這種權威指的分析師比病人更了解無意識領域，這種了解對治療有益。由於治療師「更懂」，這助長了移情中的順從。為了彌補這種治療中的不對等，格雷質疑所謂「深度解釋」，他和安娜弗洛伊德一樣，建議停留在表面，或在病人自由聯想出現不可避免的斷裂，提示出現防禦的時刻才更加深入。對於斷裂，分析師能系統地干預和觀察，識別和分析防禦的性質。
在第一階段，分析師傾聽病人的敘述，尋找本能驅力派生物進入意識領域的信號。阻抗通常伴隨者內容或上下文的改變，斷裂，反應了由暴露衝突的願望會引發不快而引發的無意識的防禦。分析師可以通過干預讓病人觀察發生了什麼（例如，我發現你不說話了）或者面質（你是不是覺得有什麼東西讓你感覺不安全---?）。他相信第一階段能幫助病人熟悉他們的阻抗，意識到逃離焦慮是自然的動機反應。
第二階段，運用病人衝突願望的表達，格雷開始解釋驅力衍生物和防禦。他認為，這個階段的成功與否取決於分析師對患者能力的敏感性，患者是否有能力接受干預，覺察和理解分析師為何指出他這些特定的觀察。這些交流必須以一種清晰和「可承受」的方式進行。挑戰在於，當病人以可耐受的程度與驅力派生物再次連接，識別出衝突激發防禦反應時，他/她的自我不會被淹沒。格雷幫助病人學會在不主動或被動地扭曲意願以迎合挑剔、觀察敏銳的超我的情況下，如何容忍令人反感的願望的出現。一旦病人確實能識別出防禦被引發，那麼對阻抗的含義的分析、最後一個治療階段，就能順利進展。
第三個階段，病人能夠觀察和理解自由聯想中出現的防禦反應。現在，他們能觀察衝突的來源，防禦性的超我活動。病人在自發的移情中，將分析師體驗為苛刻的或起反作用的，分析師邀請病人通過這樣的驗在移情中發現這些防禦。「最終，分析師能……闡明父母權威的前超我知覺……在分析情境中復活……包括，以及包含，由於投射，兒童需要控制的本能願望和衝動。」(1993, p. 334)
從格雷的觀點，減輕病人的焦慮的可能性需要分析師和病人的協作，分析師從一個傳統的、甚至懸浮的精神分析傾聽和干預策略轉換為當病人的有問題的交流嘗試在精神分析設置中出現時予以密切關注和探究。
走向現代衝突理論
自弗洛伊德以來，理解作為衝突結果的妥協就成為了精神分析師的一項任務。這個理解拓寬了「妥協形式」的概念，從最初被限定在癥狀的形式之中，到現在的普遍使用，在這個過程中，布倫納功不可沒。(1982)
但是，防禦的性質現在出現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由布倫納(1976, 1982)提出，後來埃爾曼(2010)做了補充，包括：防禦的作用是單一的還是多重的？它們是否會引發自我的其他非防禦或適應性的功能？防禦是否始終處在無意識狀態？運用保羅·格雷的技術，例如，被分析者通常能察覺他們自己從進程中的分離。他們已經能察覺到防禦功能的存在。在限制性防禦到禁止性防禦之間否是有一個連續體？為了回答這些和其他的問題，我們有必要轉向布倫納 (1976, 1982).
現代衝突理論11
自我心理學也迎來了豐收，理論上它被等同於現代衝突理論，儘管現代衝突理論可能是更恰當、也更為人所接受的說法。這個觀點主要由一群美國分析師發展而來，他們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晚期到五十年代早期接受分析和督導，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中歐移民。雅各布、阿洛、大衛貝雷斯、查理斯布倫納、馬丁王紅和里奧·蘭傑爾都是這個團體的早期成員，除了蘭傑爾外，所有人也都加入了紐約精神分析協會。在完成培訓後，阿洛、貝雷斯、 布倫納和王紅碰面，隨後追隨各自的老師和督導師(哈特曼, 克里斯, 勒溫, 勒溫斯坦等)，批判性地檢驗他們學到的精神分析知識。檢驗聚焦於焦慮、壓抑、防禦和癥狀形式，現代結構的觀點開始出現。
自我心理學和現代衝突理論的主要聯繫是什麼？後者是前者的產物，因為它「極為重視自我的角色，功能和特性」 (Arlow 1963, p. 576)。然而，博伊斯基 (1988)觀察到兩者並不完全相同，現代衝突理論關注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最本質的相互關係。實際上，蘭傑爾 (1988)認為，「本我/自我/超我/外在現實心理學」是對包含弗洛伊德的心理結構假設的核心假設的理論的更準確的說法—即精神分析主要是有關衝突的心理學。現代衝突理論涉及精神生活和所有的精神現象，將其視為衝突中精神內在驅動力的表達和最終的妥協。在它的推動下，弗洛伊德的假設得到改善和修正，以期能深刻全面地理解衝突、精神生活的妥協形式，發展更強有力的精神分析治療途徑。
最初，結構模式因為被認為比弗洛伊德的地形學模式更有用，更貼近臨床而被推崇。而且甚至在結構模式中，動力學和遺傳學的觀點也優越經濟學和能量學觀點。阿洛和 布倫納的《精神分析概念和結構理論》(1964)是對這一觀念的重要闡述。博伊斯坦(1988)強調了這個結論，他觀察到弗洛伊德精神能量的概念已不再被支持支持當代衝突力量的人接受。
伴隨對結構概念的選擇性使用而來的是衝突理論和弗洛伊德三個精神代理模式的關係逐漸鬆散。貝雷斯在《精神分析的結構和功能》中指出了這種趨勢(1965)，就像哈特曼 (1964)則在《精神分析的概念形成》中所做的一樣。貝雷斯討論說，弗洛伊德始終把精神結構視為「功能性群體」，始終強調組織和過程的問題。他分享了阿洛和布倫納的觀點，認為理論概念是取值臨床現象的途徑，他質疑分析師對弗洛伊德理論化的功能導向的追隨，把自我、本我和超我的結構實體看作是比喻性的而不是有形的。
貝雷斯的警告建議已經產生了一系列的治療反應。其中的一個反應和阿洛和布倫納的工作相關，並將當代衝突理論和弗洛伊德的結構理論中的超心理學議題剝離開來。阿洛、布倫納、 貝雷斯和博伊斯坦都質疑過弗洛伊德經濟學概念的運用，比如投注，投注撤回等，和臨床的觀察大相徑庭。現代結構理論強調無意識幻想是自我的功能，植根於阿洛 (1969a)和貝雷斯 (1962)頗有影響力的工作，與衝突理論組建脫離結構理論的趨勢保持一致。
布倫納則重新評估了情感、超我、妥協形成（病理的和正常的）、防禦和技術的概念。儘管所有的這些改變都是精神分析領域識別修正所必須的，他關於防禦的見解仍然對他的技術理論造成了直接的衝擊。
現代衝突理論對防禦的貢獻
在他的文章《防禦和防禦機制》中，布倫納 (1981)首先聲稱防禦「機制」根本不存在。他認為，防禦是將不愉快減到最低或消除的心理功能，由驅力衍生物引發。防禦只能作為其功能的結果——不愉快的減輕——而被觀察。簡而言之，沒有任何心理功能在一個特定功能範圍內單獨發揮作用。自我功能在防禦、驅力滿足和超我功能方面都平等地行使職責。
「當不愉快被激發，或受到被激發的威脅，我們便會竭盡所能地避免或減輕。當我們渴望承認、渴望快樂，我們會想方設法得到它……我們行使功能做了什麼決定了這樣的功能是否適合被稱為防禦。」 (pp. 564-565)
此外，所有的防禦都是對話語的口語感的否認。防禦能通過幾個途徑起作用：它能對抗驅力衍生物，能對抗超我衍生物，也能對抗或抵擋焦慮和/或壓抑的情感。它通過對情感的不愉快情緒、對觀念的內容，或同時對兩者進行否認或說「不」來發揮作用。
布倫納提出三個附加觀點，完成了他的防禦理論。首先，沒有人的防禦儲備是有限的或重複的。第二，只有特別的（病理的）妥協形式的防禦是特徵性的、刻板的。 最後，防禦在分析中不會消失，也不會逐漸變得正常或成熟。
現代衝突理論對精神分析技術的貢獻
病人被要求自由聯想。說出進入他意識的想法。像一個不做評判的觀察者那樣觀察自己的精神活動。在這個進程中治療師有兩個功能。他/她觀察病人的心理活動，參與病人的所講所做。分析師會特別關注他/她的干預在病人的聯想中產生的影響。分析師的基本考慮和任務是觀察和理解病人的意識是如何活動的。
分析師的技術性目標是體統理解和洞察。這是一個對人的意識所做工作的相互的探究。一旦確定下來，分析師就能提供被分析者無法做到的聯繫。分析師推斷不為被分析者所知的含義和動機，並通過解釋傳遞給被病人。
要獲得另一個人本人完全沒有察覺的想法，這是怎麼實現的？阿洛(1979)在《解釋的起源》中概述了在分析師意識中發生的一系列的重要進程。首先是共情的體驗。第二個進程是直覺。使用這兩個功能，分析師把病人的創造變為有意義的假設。他用解釋的形式將次呈現給病人，提供時間和空間讓病人內省。像所有假設一樣，解釋必須符合觀察數據，必須連貫清晰。它不是簡單的可觀察數據中關係的總結。它帶來的是一個重要的動力性的衝擊，為發現新的材料提供可能。
「組織」了分析師的精神分析任務的「精神功能理論」的任務是「理解病人精神衝突的性質和起源」 (Brenner 1976, p. 33)。技術過程的問題只有借分析師對病人精神衝突的察覺才能解決。一旦建立察覺，布倫納就開始幫助病人建立起對這些衝突的洞察力。他不使用單一的技術元素去指導這個過程。他更傾向於確保在臨床數據的基礎上，沒有一個單獨的技術元素會被過度使用。他多次提醒他的精神分析同行們，對在技術和臨床領域對當下流行的高估技術的某些特別之處或對技術的合理化保持警惕。
當代衝突理論逐漸脫離的本我-自我-超我模式，最終導致對臨床精神衝突現象的更加關注，也因此拓寬了衝突的動力領域的經驗。 從強調作為衝突的元素的本我、自我和超我轉變為強調與觀察數據聯繫緊密的動力群集。
在描繪現代衝突理論家時，涉及到他們的關注的臨床重點不同。兩個主要的變體都源於自我心理學，強調對衝突和無意識幻想的妥協形式的解釋(阿洛, 布魯姆, 布倫納, 安本達, 博伊斯基, 蘭傑爾, 羅斯坦) ，和病人對察覺防禦活動的阻抗(Busch 1995, Gray 1994)。後一觀點對解釋無意識內容十分謹慎，強調促進病人的自我發現，自我分析能力的出現而不是分析夥伴關係。布希認為，治療成功與否與分析中病人的無旁路自我功能參與建立和分析師的意識化的、增長的、自願的夥伴關係的程度有關。
現代衝突理論的支持者中一個重要的爭論涉及到病人-分析師關係的技術性作用。爭議中，積極利用這種關係的反面是更注重解釋的使用。這種依戀/解釋的辯證法從1930年代就成為自我心理學論述的一個主要主題。它是1936年馬里昂巴德（Marienbad）研討會上爭論的話題之一，當時斯特巴認為依戀是理解的第一步，而斯特雷奇認為它是結構改變的工具。爭論持續到1962年的愛丁堡（Edinburgh）研討會，吉特爾森質疑斯特雷奇的看法，稱依戀是「對它本身的重構體驗，對整個精神工具而不僅僅是對自我或超我起作用」 (Friedman 1988, p. 51)。
1960年代和1970年代階段的討論涉及治療聯盟的概念。這個概念的支持者，伊麗莎白西塞羅和拉夫格里森，認為它糾正了對代表著起決定性作用的自我心理學方法的真正的關係的關注不足。他們遭到了布倫納 (1979)的反對。布倫納認為這是個多餘甚至反移情的概念。至於馬丁斯坦，他在《移情的非客體部分》（1981）中清楚地提出，病人和分析師共同處理阻抗能促成積極的移情。公正地說，自我心理學傳統，從斯特巴到費尼切爾和 克里斯，再到阿洛和布倫納，一直對將分析性關係作為治療工具保持謹慎。然而，接受自我心理學傳統的當代分析師(如詹姆斯麥克勞林, 歐文瑞力, 西奧多雅各伯, 和朱迪斯褚思德)在使用分析師的主觀體驗作為指導來理解病人的重要性上，也改變了我們看法。這些分析師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分析師在治療進程中的獨特性的性質和範圍的位置，但他們也看重並承認在分析治療的過程中，治療師不可避免的再現，其中呈現的主觀性的價值。
現代衝突理論構建於自我心理學基礎之上，屬於精神分析理論的範疇，歷經發展，自從它將弗洛伊德的衝突心理學視為一個概念的、勝任臨床的觀點以來，已經發展出革命性的觀點。為了確保這一點，它不斷地被修正 (就像在阿洛,布倫納 和蘭傑爾 的文章中那樣)和擴展(瑞力克, 雅各布, 麥克勞林和褚思德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布倫納 (1993, 1994)已經將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模式完全地從信奉的衝突和妥協形式中去除。阿洛曾經很長時間反對在具體的精神媒介中擴展結構模式的臨床重要性。「本我，自我和超我」，他寫到，「它們只存在於教科書上，而不是病人身上」（《個人溝通》）。然而，其他傑出的現代結構學家仍然相信三元模式仍然具有指導作用，是理解衝突和妥協的有效的臨床手段。顯然，現代衝突理論還沒有划下句號，在未來的幾十年間，我們還將見證對對「衝突的心理」的更多理解和臨床進展(Brenner 1982)。
我們嘗試說明某些特殊領域的影響和爭議來探究精神分析發展的歷史，我們以一份免責聲明來結束：精神分析的各個學派分支並非毫無聯繫的獨立部分。精神分析的歷史是不斷調整和相互影響的歷史。理論的核心從弗洛伊德理論發展為目前不同的方向。通常，各個理論從表面上看到的基本區別在它們的臨床闡述時會有所減少。和所有的科學學科一樣，精神分析將繼續產生不同和衝突的方向；它也將繼續從社會和自然科學的發展中獲益。身處這些變化，對我們整體的歷史和科學影響的強調將會幫助我們避免派別之爭和不理性的爭鬥，而這在我們的領域曾經常出現。
費尼切爾指出「治療神經症的方式有很多種，但能說明它們的療效的理論應該只有一種」（1945，p.554）。
i這時（1893），弗洛伊德認為與自我鬆散的聯結在一起的防禦活動，將一些想法從相關的思維網路中分裂開來，攔截了情緒，隔離了潛意識的想法。對於嬰兒的誘惑並非事實而是幻想的這一發現，將對自我的理解帶入了一個新階段。弗洛伊德轉向了創造幻想的機制。
ii壓抑曾被認為是自我本能的功能，因此根據甚至是弗洛伊德所認為的這個階段的關鍵的自我功能是本能的驅動。這裡有一個本能和需要二級過程和現實原則，提供一系列監管，因此某種程度上管控本能過程的心理功能的混合。這主要通過壓抑實現， 而且幾乎不僅僅是自我本能的地形學防禦的問題，而是一個或多或少的永久的反投注的建立。這些永久的反投注的發現和它們相對應的阻抗——以及這些阻抗同樣是無意識的——導致弗洛伊德早期地形學觀點的修改，為他的結構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基礎。自我，包括反投注結構，被發現也是無意識的。對自戀的概念的修改也極大地幫助了弗洛伊德構思超我的建立，它被認為是從自我中分裂出來的結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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