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戊戌變法 續十二

明治維新前日本政治的沿革

江戶幕府經過三代將軍統治根基已然扎牢，政治格局在二百年里沒有什麼大的變化，但是政治生態卻有著緩慢而微妙的變化。而梳理政治生態的演變，是我們理解明治維新的鑰匙。「從第四代將軍家綱開始，經五代綱吉，到六代家宣、七代家繼，這六十五年左右的時間（1651-1716）是燦爛的文化和禮教政治的時代。」（《日本史》第289頁）。「禮教文化政治的內容首先表現在健全幕府制度和制定禮儀。」 （《日本史》第290頁）《日本史》作者坂本太郎說，寬永五年（1665），開始對幕府官員發放薪俸。（但是沒有具體介紹，所以我不知道為何要給幕府官員發放薪俸。因為前面已經說過，幕府官員（武士和大名）都有地租）是給所有幕府官員都發放信奉，還是出現了沒有地租收入的官員，薪俸只是發給這些人。我手頭的參考書對這個問題沒有說明，先放在這裡，以後再細說。貞享元年（1684），對武家首次制定了服忌令，將軍採用朝廷服制，殿舍也模仿京城風格，從京城徵聘樂人推廣雅樂。江戶幕府的這種變化，似乎表明武家的鄉土文化抵不住朝廷禮儀的誘惑，生活由過去的簡樸朝著奢華轉變。禮教文化政治的另一個表現是尊崇皇室，江戶幕府第五代將軍「綱吉在會見敕使時也要沐浴更衣，以示尊王的誠意。貞享四年（1687），東山天皇即位時，幕府貢納了所有費用，並且恢復舉行了從後柏原天皇以後中斷了九代的大嘗祭的宴會。另外，把獻給皇室的領地由1萬石增加到3萬石，太上皇的領地增加0.3萬石成為1萬石，後宮的領地增加了0.1萬石成為0.3萬石。」 （《日本史》第291頁）不僅如此，還出資讓經濟窘困的皇子、皇女建立家庭。因為長久以來，這些皇子皇女由於經濟原因從幼年起就出家，成為僧尼，稱為宮門跡、尼宮門跡。綱吉不僅對在世的皇室優待有加，還命令下屬勘察皇陵，對確認的66座皇陵進行修葺。「由於幕府的這些努力，朝廷與幕府之間關係極為融洽，幕府初期那種緊張疏遠的情況，再也沒有出現。」 （《日本史》第291頁）江戶幕府的這種轉變，實際上與我國曆朝創建之後的轉變都是一樣的，我國曆朝都經歷過創立之初的反孔到統治穩固之後的尊孔。江戶幕府尊崇皇室，仿效朝廷禮儀，其政治目的無非是強調自己統治的合法性，讓大名們像將軍尊崇皇室一樣尊崇將軍。但是，我國皇帝的尊孔和日本的幕府將軍尊崇皇室還是有很大差異的。孔子的地位再高，也沒高過皇帝，而且孔子是死人，孔子後代受到的禮遇也比不上日本的皇室。幕府將軍尊崇皇室，雖說是為給自己的統治披上合法外衣，但是天皇的政治地位卻因此高於幕府將軍，大名們起而效仿，則日本的政治就二元化了。

自豐臣秀吉時期開始推廣至德川家康時期全面鋪開的城下町制度，和其後在家光當政時強制實行的參謹交替制度，經過百餘年後，居然對日本社會經濟產生了積極影響，這是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當初推廣這一制度時所未曾想到的。所謂城下町，是推行兵農分離的結果。豐臣秀吉推行兵農分離制度，目的是要切斷武士與封地農民的聯繫，把武士都集中都大名居住地的城市附近。雖然武士仍然靠封地地租生活，但已經不能像大名那樣對自己的封地享有行政管轄權，地租變成了武士的實物俸祿，其實質就是在武士這個階層就取消了封建制度。武士們都聚集到大名的居住地，而大名有要在江戶和自己駐地輪流居住，有這麼多純粹消費者聚集的城市自然就會吸引來為他們服務的商人和工商業者，城市就發展起來。據說慶長年間（1596-1615）江戶由當初300條街道發展到933條街道，人口約有百萬之多。「此外像金澤、鹿兒島、仙台、名古屋等10萬石以上的城下町，在全國約有50座」。（《日本史》第292頁）實物地租是促成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因。武士和大名在城市生活，還需要糧食以外的各種產品和服務，他們就要把實物（糧食或其他收穫物）拿到市場上出售或抵押換回金錢。起初，大名們的貨物銷售由家臣負責，後來則委託商人辦理，他們被稱作藏元（負責貨物貯存運輸銷售）和掛屋（負責金錢往來），而且還永遠帶刀的權力（刀狩令規定非武士不得帶刀），成為半官方性質的商人。當然這些商人也負責民間貨物的買賣。因此，「過去的地域經濟發展成為國民經濟，自然經濟受到商品經濟的衝擊。」 （《日本史》第292頁）當然，城下町和參謹交替制度對日本武士和大名的思想文化觀念也有顯著影響。過去武士和大名住在自己的領地，不同地區的思想文化顯然會有差異，而如今，武士都集中居住在城下町，大名也輪流在領地和江戶居住，由此也會影響到他們的思想文化觀念，縮小落後地區與發達地區的思想文化差異。

江戶幕府第六代將軍德川家宣四十八歲接任（1709-1712年），僅三年就去世了，此時家宣唯一在世的兒子鍋松只有四歲。據說，家宣有意讓尾張的德川吉通繼承將軍職位，但家宣死後，權臣間部詮房和新進白石認為那樣不妥，會引起尾張家臣和幕僚之間的權力爭鬥，於是次年即正德三年（1713）四月二日，鍋松改名家繼，成為江戶幕府第七代將軍。正德六年（享保元年，1716）四月，家繼病故，年僅八歲。把一個孩子推上將軍職位，但權臣間部詮房和新進白石仍無法推行家宣在位時期進行的所謂正德改革（我沒找到改革的具體內容，所以不好評判），因為改革遭到部分幕僚和大名們的反對。家繼死後，德川家康重孫、和歌山（紀伊、紀州）第5代藩主（55萬5千石）32歲的德川吉宗（1684-1751年）被眾譜代和大名擁戴，成為江戶幕府第八代將軍（1716-1745在位）。

德川吉宗統治時期被視作江戶幕府的統治由盛及衰的轉折。「從18世紀初，第八代將軍吉宗的享保時代起，到19世紀中葉嘉永六年（1853）的美國使節佩里來日止，在這130多年裡，幕府政治所走的道路是，鎮壓否定封建制度、動搖社會的勢力，維護自己的統治體制。進一步，退兩步，逐漸走向衰落的過程。……如果從統治機構的角度來看，則可以說是幕政的復古、彌縫，或者可以說是變革、停滯。」「雖然改革一次比一次酷烈，但收效反而越來越小，遲緩卻逐次加重，終於進入了武家政治宣告結束的下一個時代。」（《日本史》第308頁）我不同意坂本太郎使用「否定封建制度」這個概念，因為儘管出現一些動亂，但從未出現過反對分封政治的思想和運動。不過，我是完全同意作者關於幕府的政治改革屬於修修補補的論斷。

吉宗是紀伊（和歌山縣）藩主德川光貞第四子，受封于越前國（福井縣）丹生（3萬石），在封地進行過藩政改革。積累較多財政經驗，廣受好評，所以在長兄去世後，回歸紀伊藩繼承藩主。（參見百度百科德川吉宗條目）由此可見，吉宗是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吉宗執政時實施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整頓風紀，變奢侈的習俗為節約，變軟弱的士風為剛強。對武士來說就是獎勵武藝，通過獵鷹和研究武家掌故等活動，使生長於太平盛世的武士身心得到磨練。對普通百姓則是出版並向民間宣傳我國清朝康熙帝頒發的教化人民的詔諭（《六諭衍義》）及其日文註解《六諭衍義大意》，嚴禁當時民間流行的賭博、有獎彩票、雜俳遊戲等妨礙正業的陋習。為了厲行節儉，對大名、旗本以及市民的衣、食、住等方面，都詳細規定了節約的條文。更令人欽佩的是，吉宗以身作則，節衣縮食，因陋就簡，神事和佛事儀式也盡量簡單。「但這個節約令不但招來了武士和庶民的嘲弄，而且適得其反，把奢侈從表面的華美變成了內里的奢華。」（《日本史》第308頁）也就是說，吉宗的目的並沒有實現。這倒是讓我聯想到我們今天的三公消費和公款吃喝，也是三令五申，卻未見明顯成效。

整頓幕府財政，舒緩武士困境。為了增加幕府的收入，吉宗命令大名在年貢米之外每萬石領地再增加一百石（即1%），作為補償，大名輪駐江戶的時間由一年縮短為半年。（不知道這樣做是否對等）這項法令從1722年（享保七年）實施，幕府因此每年增加18萬7千石米（由此可知，大名們的領地是1870萬石）。1730年（享保十五年）該法令被廢除，恢復輪駐一年的規定。為何要廢除？是因為大名們反對，還是幕府財政有了改善，或者兼而有之？《日本史》作者沒有說明，但該書作者又說，這項法令「已從根本上動搖了幕府的威信，這一點是無可否認的」。（《日本史》第309頁）我覺得有點誇張了，朝令夕改確實有損幕府的威信，但並不比前面的節儉令更讓幕府汗顏。另一項增加幕府收入的舉措則是開墾新田，1772年幕府發布公告，呼籲富商與幕府合作開發新田，這一舉措很有成效，使幕府增加了米租，「通過對下總的飯沼新田，越後的紫雲潟新田，武藏野新田等的開發，仍然使幕領（天領）的領知高從400萬石增加到450萬石」。（引自百度百科「德川吉宗」條目「新田開發獎勵」）出現財政危機的不應只是幕府，我想大名們也應該有財政困難，但《日本史》作者沒有談及。我為何要這樣猜測呢，因為武士們也陷入了經濟困境。「針對武士的窮困，他（吉宗）下令今後一概不受理有關金銀債務的訴訟，企圖保護債務者的利益」。（《日本史》第309頁）這就是1719年（享保四年）幕府發布的《相對濟令》，其中規定：「旗本·家人理當救濟，今命扎差（金融業者）放棄貸金」。（引自百度百科「德川吉宗」條目「相對濟令」）（這個法令是否在大名們的領地內生效？）這是幕府強迫放貸者放棄索債。據說前一年（1718年），江戶町奉行所受理的3.6萬件訴訟中，約九成以上與債務有關，借貸者的經濟困境由此可見。而且這種困境由來已久，早在1661年（寬文元年）幕府就曾發布過一個《相對濟令》，不過那次只是剝奪了放貸者的訴訟權利（法令要求由借貸雙方自行解決，不得向官府訴訟）。而今借貸訴訟再起，說明上次法令早已失效，那麼這次法令也維持不了多久。雖然這個法令暫時緩解了武士的經濟困境，但並未消除武士們陷入經濟困境的根源。使武士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從享保初年起連年豐收，米價暴跌，武士貨幣收入銳減，所以無力還債。1736年（文元元年），江戶幕府「聽從了米價下跌是因為當時市場上流通的金銀數量短缺」（《日本史》第309頁）的意見，鑄造、發行了比元祿金銀質量更次的金屬貨幣（文元小判，此後流通了80年），令貨幣貶值，如此一來米價上去了，其他各種物價也一起上漲。但是，對於欠債者來說卻是有利的，貨幣貶值的程度就是債務削減的程度。而這只是對欠舊債者而言，以新貨幣所欠債務則不受貨幣貶值的影響。此外，農業社會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問題在日本也同樣存在。1643年，德川家綱執政時期為制止土地兼并頒布了《田畑永代買賣禁令（禁止令）》。該法令並未阻止土地兼，只是由買賣轉為「質流」。所謂「質流」，就是貧困農民將土地典當給豪農富商，過期無力贖回則土地歸對方所有，但名義所有權並未改變，因此這是一種黑市交易。「為了對應這樣的情況，1721年幕府頒發了「田畑質流禁止令」，禁止今後一切土地的質流；同時，已經被典當抵押的土地，以無利息，毎年償還原本15%的形式還清。」（百度百科德川吉宗條「農民對策」）不過這條法令在發布兩年後就廢止，說明富商對幕府的影響力更大。（百度百科德川吉宗條還說：「在吉宗離開將軍職位的前一年即1744年，「田畑永代賣買禁」得以緩和，處罰條例也被減輕放寬了。」因其內容不詳，故沒有引述。）吉宗發布的針對農民的法令還有定免法，即固定土地稅賦。此前土地稅賦每年由特定官員根據當地收成來確定，因此有舞弊行為的發生；如今按固定稅賦繳納，有利於幕府穩定稅賦收入，也對農民有利。

當然，享保改革還有其他一些內容，譬如設置接受上訴且由將軍親自開啟的 「目安箱」（意見箱），據說因此出台了一些好的措施；又譬如，編撰幕府法律條文等。因此，吉宗被視為開明的君主，但誠如坂本太郎所說，「施政的效果也很不理想」。（《日本史》第308頁）實際上，當政治體制本身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阻礙時，任何體制內的彌縫措施都難以見效。歷史所以是一面鏡子，因為我們的今天常常是歷史的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