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村隆之為何否認「鐵證如山」的南京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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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必須強調，除了扶桑社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對「南京大屠殺」閃爍其詞，或稱之「南京事件」，絕大多數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對南京大屠殺均有明確記載，儘管表述存在差異。既然如此，河村隆之為何大放厥詞予以否認，3月1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在眾院預算委員會回答自民黨議員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殺」的質詢時僅表示「規模如何存在多種說法」？難道這種言論真的「不代表民意」？

　　2月20日，日本名古屋市市長長河村隆之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言論，引起了中國各界強烈反應。一些專家以大量史實，再次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在侵華戰爭中犯下的「鐵證如山」的殘暴罪行。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藤村修也公開表示，舊日本軍在南京「對非戰鬥人員的殺害、掠奪等行為是無法否定的。村山談話發表以來，政府（對於「南京大屠殺」等）的立場沒有改變」。

　　必須強調，除了扶桑社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對「南京大屠殺」閃爍其詞，或稱之「南京事件」，絕大多數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對南京大屠殺均有明確記載，儘管表述存在差異。既然如此，河村隆之為何大放厥詞予以否認，3月1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在眾院預算委員會回答自民黨議員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殺」的質詢時僅表示「規模如何存在多種說法」？難道這種言論真的「不代表民意」？

　　日本陸軍省《文件》稱南京大屠殺「導火索」

　　「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對如何應對「事變」進行了反覆研究。日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認為，日本在滿洲和蘇軍對峙，形勢緊張，中日爆發戰爭將使日本陷於「兩線作戰」。但是，基於九一八事變時沒有遭遇激烈抵抗，以及「中國國民黨墮落、黨員腐敗。」「中國四分五裂，不成國體」的認識（《陸軍省調查資料?八》 ），根據武藤章的「對支（中國）一擊論」和松井石根的「貫徹日本陸軍的傳統精神和作戰方針，速戰速決」等主張，日軍進而向上海發起進攻，挑起了「八一三事變」。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就是否向中國宣戰，使「華北事變」成為符合國際法定義的戰爭，進行了反覆研究，特別詳細分析了對華宣戰的利與弊。由於美國對日軍轟炸國際都市上海進行了猛烈抨擊，羅斯福公開表示：「美國厭惡戰爭，美國希望和平。因此我們將積極致力於和平的實現」，同時因日本的石油和大量製造武器的原材料均依賴從美國進口。顧忌美國援引1935年制定的「中立法」，停止對日本石油和廢鋼鐵等戰略物資供應， 9月2日，日本政府決定不頒布《天皇詔書》，即不對華宣戰。如下所述，日本「不宣而戰」是造成南京大屠殺不可忽略的因素。

　　1937年11月5日，柳川平助中將率領日軍第十軍約7萬人在杭州灣登陸，對中國軍隊形成了包抄之勢，使中國守軍腹背受敵。與此同時，日軍統帥部為儘早結束戰事，在蘇州和嘉興之間劃定了一條「制令線」，禁止部隊擅自跨越此線向西進軍。因為，以近衛為首的日本政府認為，只要動員大軍、採取強硬態度，中國方面將在短時期內屈服。11月上旬上海陷落後，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致電參謀本部提出：「將部隊停留在制令線只會逸失戰機。應向南京進擊。」 同時不待參謀本部回復，松井石根指揮軍隊繼續推進。11月24日，松井石根所部第六師團參謀岡田重美拍攝的錄像顯示，前線部隊在嘉興越過了「制令線」。 12月1日，日參謀本部批准了松井石根進攻南京的請示。是時，20多萬日軍分路直逼南京。

　　此時，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國民政府一方面期待獲得歐美援助，另一面期待蘇聯的援助。但是，歐美國家僅在布魯塞爾會議上對日本進行譴責，並未採取實際措施。斯大林則致電蔣介石：「武器供應可增加到1億中國元，可提供戰鬥機兩百架，坦克兩百輛。」為了進一步獲得蘇聯支持，蔣介石致電斯大林：「現在唯有期待閣下出兵」，而斯大林的回復是：「蘇聯出兵須經最高蘇維埃會議批准，會議最遲將在兩個月內召開。」於是，蔣介石電令唐生智：「再等一個月，國際形勢就會有重大改變。因此當抗戰保衛南京以扭轉戰局。」 12月7日，蔣介石留下10萬南京守軍先往武漢、再往重慶建立戰時首都繼續組織抵抗。12月10日，日軍對南京發動總攻。當年11月剛任南京衛戍司令的唐生智雖然表示「誓與南京共存亡」，並下令封鎖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銷毀渡船，使得大量軍民不能撤離，但他本人卻在未組織任何撤退的情況下於12月12日下達棄城命令，汽艇逃跑，使中國守軍因失去指揮而陷入混亂。12月13日，南京陷落。

　　入城後，日軍發現南京街上有大量被丟棄的軍服，認為中國軍人換上便衣躲藏了起來，上海派遣軍指揮部遂命令部隊對包括難民區在內的區域進行掃蕩，並明確指示：「凡青壯年一律視為敗兵或便衣，全部逮捕監禁。」但命令發出不久即收到日本陸軍省《關於適用國際法規的文件》。該文件稱：「由於日中兩國尚未處於國際法規定的戰爭狀態，用陸戰法規約束所有行動是不恰當的。俘虜一詞的使用可能使戰鬥等同於國際法規定的戰爭，應盡量避免。」所謂「國際法規定的戰爭」，是指海牙和平會議1899年7月29日擬定、1907年修改並表決通過的《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日本是31個簽署國之一。《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第二章「戰俘」第五條規定：「只有在作為一種必不可少的安全措施時才能對他們實行監禁。」既然如此，指揮部向日本步兵第七聯隊（兩千多人）發出命令：「 明日，即16日，聯隊全部開往難民區，將殘兵徹底抓獲殲滅。」即將原來的「全部逮捕監禁」，改為「徹底抓獲殲滅」。該聯隊通訊兵小西與三松在日記中寫道：「12月16日，部隊在掃蕩區域進行了掃蕩，將抓捕的年輕人每5人綁在一起，押至長江下關沿岸槍殺。」據《步兵第七聯隊戰鬥詳報》記載，掃蕩持續了12天，僅該聯隊就殺死6670人。同時，其餘日軍大肆燒殺姦淫，造成南京大屠殺。也就是說，日本陸軍省《關於適用國際法規的文件》是南京大屠殺的直接「導火索」。

　　「東京審判史觀」是否定侵略的思想根源

　　二戰結束後，自1945年10月至1951年4月，盟國在美、英、法、荷、澳、中、菲7個國家設立了49個法庭，對受到起訴的乙級和丙級戰犯進行審判。據日本法務省統計，被盟國起訴的戰犯總數為5700人，其中有984人被判處死刑。

　　同時，盟國在東京設立了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甲級戰犯進行審判。和《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條例》（即「紐倫堡審判條例」）一樣，《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條例》（即「東京審判條例」）以三項罪名對甲級戰犯進行審判：1、反和平罪（策劃、準備、發動、進行、共同謀劃侵略戰爭）；2、違反戰爭法規罪；3、反人道罪（實施殺戮、虐待等非人道行為）。但是，「東京審判條例」和「紐倫堡審判條例」有一極為重要的差異：後者規定「國家元首不屬免責對象」，但前者沒有這項規定。據此，天皇沒有被追究戰爭責任。

　　天皇對戰爭是否負有責任？答案是肯定的。據前首相近衛文麿在巢鴨監獄交代：1941年12月1日，「在帝國政府決定對美英荷宣戰」的御前會議上，天皇裕仁點頭表示贊同。那麼，為何免除天皇的戰爭責任？這個問題，審判長、澳大利亞人衛勃在宣判結束後對記者的談話，是很好的答案：「開戰，必然需要天皇的權威。如果天皇不希望發動戰爭，那麼天皇理應保留這一權威。認為天皇始終必須尊重周圍人的意見行動這一意見，與證據不符。即便真是那樣，也不應減輕天皇的責任。」首席檢察官、美國人季南，則說得更為明確：「天皇沒有和東條英機一起作為戰犯嫌疑犯受到審判，是因為各戰勝國出於政治理由，在賦予天皇免罪特權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見。」

　　在豁免天皇裕仁戰爭責任問題上，麥克阿瑟的強烈反對起了關鍵作用。1946年1月26，麥克阿瑟致電艾森豪威爾：「毫無疑問，對天皇的控告必將在日本國民中引起極大振蕩，其反響之烈，不管我們如何評估都不會過分。天皇是凝聚所有日本人的象徵，將他滅掉就是使日本這個國家崩潰。」

　　必須強調，如審判長衛勃所言：「天皇的權威在終結戰爭時得到了毋庸置疑的證明。」但另一方面，天皇的權威為戰後否定戰爭侵略性埋下了隱患。因為，否定戰爭侵略性的兩個主要理論，即「大東亞戰爭解放論」和「自衛戰爭論」，在天皇裕仁的《大東亞戰爭終結之詔書》（簡稱「終戰詔書」）中，有明確無誤的表述：「所以宣戰於美英二國者，實亦出於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寧故。」 「對始終偕帝國戮力同心致力於東亞解放之各盟邦，朕只得深表遺憾之意。」

　　河村隆之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言論，和對侵略戰爭性質的否定有密切關聯。對「東京審判」的否定，與之更有直接關聯。我注意到，近日一些專家特別以「東京審判」為論據進行了駁斥。但問題是，正是否定東京審判正義性的「東京審判史觀」，是河村隆之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思想基礎和「民意」基礎。

　　1951年9月28日簽署、1952年4月28日正式生效的《對日和平條約》（通稱《舊金山和約》）第11條規定：「日本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其他在日本境內或境外之盟國戰罪法庭之判決，並將執行各該法庭所科予、現被監禁日本境內之日本國民之處刑。」 但是，此後日本國內法的一次次修改，使「戰罪法庭之判決」被否定。

　　1952年4月30日，日本頒布了《關於援助保護戰傷病者以及戰歿者家屬等的辦法》（簡稱《援護法》）。自1953年8月，日本幾次修訂《援護法》，使戰犯家屬跟一般戰歿者家屬一樣也能領取撫恤金。 1953年8月，日本重新實施《軍人恩給法》，將被處死和服刑期間死亡的戰犯認定為「因公殉職」，將戰犯被拘押期間也計入「在職期間」，同樣給予「恩給」。至1956年3月，服刑的甲級戰犯全部獲釋。至1958年5月，乙級和丙級戰犯全部獲釋。

　　日本國內法對戰犯身份的否定，也形成了嚴重影響中日關係的「靖國神社問題」。1959年10月，日本厚生省向靖國神社提供「祭神名單」，要求祭祀已故乙級和丙級戰犯，成為靖國神社供奉戰犯的開端；1966年2月8日,又向靖國神社提供「祭神名單」，要求祭祀14名甲級戰犯，在1971年獲准。1978年，14名甲級戰犯被祭祀于靖國神社。前日本首相宮澤喜一也承認：在戰犯問題上，「日本國內法和國際法是有矛盾的」。

　　那麼，何謂「東京審判史觀」？一言概括，即認為該審判是「成王敗寇」的政治審判。該「史觀」始作俑者是主張甲級戰犯「無罪論」的印度籍法官拉達?彼諾德?帕爾。按照帕爾的觀點，1、「東京審判是戴著法庭假面具達到政治目的的審判」，「是美國進行復仇的審判」。2、「既然承認戰爭，殺人行為就是必然行為。在國際法中並沒有發動戰爭就是犯罪的法律。無法律之處當無刑罰，無法律之處當無審判。」因此「東京審判是無效的。」 3、「在突襲珍珠港前，美國向日本發出的照會，若發給其他國家，即便弱小如摩納哥和盧森堡，也必然為了自衛對美國訴諸武力。」4、東京審判的審判團成員全部出自戰勝國，沒有一個戰敗國法官，這種構成本身就有失公正。帕爾的上述論調影響深遠。2005年靖國神社舉行了帕爾雕像落成儀式，NHK電視台就此作了報道。2007年8月23日，在自民党參議院選舉慘敗後，率團出訪印度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特意會見了帕爾迪長子。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安倍試圖以此獲取選民支持。

　　「東京審判史觀」影響深遠。判決結束後，由播音員青木一雄主持的NHK「街頭錄音」欄目，當即對民眾進行採訪。不少民眾表示：「這次審判給人以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印象。」「絕對應該主張受審者無罪。因為他們是為了使我們今天能夠活著，為了使我們國民活下去才遭遇這樣的下場。」必須強調，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在競選前曾公開表示：「被稱為甲級戰犯的人並不是戰爭罪犯，不能以此反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以及在3月1日時稱南京大屠殺「規模如何存在多種說法」，正是基於受「東京審判史觀」深刻影響的民意基礎，是一種「拉票」手段。因此，認為「河村隆之的言論不代表民意」的觀點是罔顧現實的自我安慰。

　　「中國威脅論」嚴重阻礙中日關係

　　在冷戰結構趨向解體的1989年，日本防衛大學副教授村井有秀髮表了《論中國這個潛在的威脅》一文。自此，日本的「中國威脅論「被不斷鼓吹。為了應對「中國威脅」，日本亟需強化日美同盟。但正如原外務省次官栗山尚一在《擺脫漂流狀態——日美關係新對策》一書中所指出的，「失去了共同目標的日本和美國，如同在遼闊的大海中漂泊的兩艘船，它們一方面要彼此解決一些具有燃眉之急的問題，另一方面又有彼此碰撞的危險。」 為了擺脫「漂流狀態」，日本和美國決定將台灣海峽定為鞏固日美同盟的新的基礎。因為，「維持台海現狀」符合兩國共同的戰略需要。2005年2月，美國國務卿、國防部長和日本外相、防衛廳長官舉行了「美日安全保障協商委員會會議」（通稱「2＋2會議」）。會議紀要就台灣問題取得了一致看法，主要內容是：在安保體制框架內進一步推進「日美一體化」，根據台灣安全和維持現狀這一「日美共同的戰略目標」，繼續探討「自衛隊和美軍的作用、任務、能力等問題。 2005年3月，以陳水扁頻出「台獨」言論為背景，中國頒布了《反分裂國家法》，表明了在必要時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維護國家統一的堅強意志，令日本媒體驚呼「2005年是台海局勢發生變化的關鍵一年」。毋庸贅言，日本擔心因「台海現狀改變影響日美同盟」。

　　2005年8月18日至25日，中國和俄國進行了代號為「和平使命2005」的聯合軍事演習。這一動向使日本朝野高度緊張，日本媒體連篇累牘進行報道，一些軍事問題專家更是危言聳聽。2005年11月，日本著名軍事評論家鍛冶俊樹發表了《警惕「中俄軍事同盟」復甦的威脅》一文。他在文章中寫道：「中俄組織這場演習的戰略意圖，就是使美國在台灣海峽問題上因顧忌中俄聯手望而卻步。美國的顧忌將動搖以此為基礎的日美同盟的基礎。」同時，日本媒體還「圖文並茂」刊登報道，稱「中國的導彈已覆蓋台海所有區域」，並對中國何年何月何日從何處發射幾枚何種導彈，均有清晰記述，從而造成一種輿論氣氛：中國的軍事發展正日益威脅日本安全。之後，中日關係出現了「政冷經熱」局面。

　　2006年安倍晉三首相的「破冰之旅」、2007年溫家寶總理的「融冰之旅」和福田康夫的「迎春之旅」 、2008年胡錦濤主席的「暖春之旅」，使中日關係從「冬天」走向「春天」。

　　2009年日本政局出現動蕩，民主黨取得了執政。國內有的日本問題專家樂觀地表示：「日本政局動蕩無礙中日關係緩和」。特別在菅直人政權成立後，更認為：「菅直人是中國的老朋友，對華一貫友好」；「菅直人就任有利於推動中日友好關係」。然而，中日關係不僅沒有繼續回暖，而是時有摩擦。特別在2010年9月7日「撞船事件」後，中日關係更是重現緊張狀態。為什麼？

　　必須強調，中日關係從來不是單純的雙邊關係。日本政權的對華政策和態度，受制於三大要素：除了執政階層的認知外，還取決於民眾的反應和美國的態度。

　　就民眾的反應而言，我們不能不注意近8年一些民調數據的顯著變化。2002年朝日新聞社和中國社科院以日本人為對象的聯合調查顯示，日本民眾表示「喜歡中國」佔19% ；「討厭中國」占 17% ；「既不喜歡也不討厭」佔62%。但2010年底日本內閣府年度「與外交相關的輿論調查」顯示，「對中國有好感」占 20%，「對中國沒好感」則高達77.4%。也就是說，原先不少「騎牆派」走向了中國的對立面，而出現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國的威脅」。

　　2002年底，日本外務省以「你如何認識中國威脅論」進行調查，認為「已構成威脅」佔18.2%；「將構成威脅」佔38.7%；「不會構成威脅」佔10.0%。但是，在「撞船事件」發生後，2010年9月9日至25日，中國和俄羅斯及中亞四國在哈薩克舉行了「和平使命2010」軍事演習。9月28日，胡錦濤和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發表了《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65周年聯合聲明》。《聲明》強調：「中俄堅決譴責篡改二戰歷史、美化納粹和軍國主義分子及其幫凶抹黑解放者的圖謀。《聯合國憲章》和其他國際文件已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作出定論，不容篡改。」這一動向更使日本感到「中國威脅」。根據《讀賣新聞》2010年10月5日公布的輿論調查數據，對「是否應明確主張尖閣諸島（釣魚島）是日本領土」：選擇「贊同」佔90%；對「是否應以此為契機深化日美同盟」，選擇「應該」佔71%。必須強調，大多數受訪者所以「贊同」，最根本原因就是對「中國威脅」的擔憂。如原日本外務省政務次官東祥三對媒體所言：「中國攻擊型潛艇，將可以很輕易地侵入日本在東海和南海的領海。僅依靠現在的自衛隊，不可能承擔尖閣諸島（釣魚島）和先島諸島的防衛任務。」

　　就美國的態度而言，若作長時段考察可以發現，包括甲午戰爭在內，19世紀末20世紀初迄今，美國的態度對中日關係每一個重大事件均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上世紀70年代初，尼克松根據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提出的「以歐洲為重點，以中東為咽喉，以亞洲為側翼」的國際戰略，調整了美軍在亞洲的戰略投入。奧巴馬政權建立後，2011年美國宣布了「重返亞洲戰略」，儘管美國從未「離開亞洲」。為此，強化日美同盟成為美國此項戰略的重要一環。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表示：「日美同盟是美國亞洲政策的基石，是維護亞太地區穩定不可或缺的存在。」日本方面，面對「中國威脅」，如上述「民調」數據顯示，強化日美同盟不僅是民主黨政權的「安全防衛需要」，而且是迎合「民意」，鞏固政權的重要籌碼。這也正是河村隆之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政治用意。

　　中日兩國「和則兩利，斗則兩傷」，是諸多有識之士的共識。基於上述分析，我認為應該更全面地向日本民眾傳遞胡錦濤主席2009年在早稻田大學講演時表述的立場：「我們強調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以史為鑒，珍愛和平、維護和平，讓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讓各國人民永享太平」，從而突破中日關係「瓶頸」，實現戰略互惠，國民互信，經貿互利。（馮瑋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