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為文革弒母道歉的60歲老人哭訴血淚史

(2013-10-16 08: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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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獨立出品#心理境界#《道歉能否解開心靈枷鎖？——張紅兵弒母道歉之文革病理分析》10月7日，陳毅之子陳小魯回北京八中組織文革道歉會。而張紅兵常夢到母親：「有很多次，母親離家多年後回家，我跪地向她道歉，她沒回答我……她又悄然離開我；我只能孤立無援、絕望無助地捶胸頓足、嚎啕大哭。」

編者按： 1970年，不滿17歲的張紅兵將母親的「反革命言行」寫了封檢舉信，兩個月後，母親在公判大會現場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43年後的今天，他說自己「想逃卻無處可逃，必須面對」，接受各種媒體採訪，公開懺悔、道歉。 今年，更多的人公開站出來為自己在文革中的罪行懺悔。10月7日，陳毅之子67歲的陳小魯回母校北京八中組織文革道歉會，向被自己批鬥過的老師鞠躬道歉，「在那段不堪回首，但要終生面對的日子裡，我們深感不道歉心靈一天不得安生。」 請看《境界》特約專業心理醫生對這個文革病理樣本的深度剖析。被罪疚感折磨30多年的絕望心靈，通過「道歉」，能否真正解開沉重的心靈枷鎖，釋放得自由？

《心理境界》本期病理樣本——

張紅兵為「弒母」道歉背後

《新民周刊》 記者：姜浩峰

今年60歲的張紅兵，因為當年的所作所為遭遇到極致的心靈震撼，背負了深重的心靈枷鎖。1970年，由於他和父親分別向縣革委會人保組、固鎮縣群眾專政指揮部軍代表揭發母親的「反動言論」，導致母親方忠謀被槍決。 2013年8月下旬，張紅兵接受採訪時，講述了自己在「文革」中「弒母」的經過。

「弒母」的黑夜 「事情發生在1970年2月13日夜晚，我們家人在一塊辯論『文化大革命』，母親說：『我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毛澤東為什麼搞個人崇拜，到處都是他的像！』作為毛澤東的忠實紅衛兵，我立即投入了對母親的批判鬥爭，這時我父親張月升說：『從現在起，我們就堅決和你這個堅持反動立場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線，你就是敵人，我們鬥爭你！你把你剛放的毒，全部寫出來！』母親寫完一張紙以後，父親就拿著這張紙，出了家門，我意識到：父親可能去縣有關部門報案。」 張紅兵回憶說，當時聽到母親的話，他非常震驚。「在我的印象中，一貫緊跟黨走、工作積極、待人親切的母親竟能說出這些話！頓時，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變——她不是我的母親，而是一個張著血盆大口、青面獠牙的階級敵人！」張紅兵說，「在我的腦海里、融化到我的血液中、落實到我的行動上的是紅歌——『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誰要是反對它，誰就是我們的敵人』，這是一種條件反射。我擔心父親沒真的去報案，作為毛澤東的一名忠實的紅衛兵，為了證明自己在與母親這個『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過程中『站穩了無產階級革命立場』，我馬上寫了封檢舉信，當晚就把信和我的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和我家同住縣衛生科大院的軍代表宿舍的門縫裡。」 那晚，冰天雪地。因為激憤、恐懼和寒冷，不滿17歲的張紅兵不由自主地上牙「的的」打著下牙，渾身顫抖。 張紅兵當時寫的揭發材料名為——《檢舉揭發罪惡滔天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罪行》，他在文末寫道：「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 「母親將我們孩子住的東屋門頭上的一張毛澤東畫像、她和父親住的西頭卧室里牆上的一張毛澤東畫像、鏡框里的一張《毛主席去安源》郵票等焚燒後，父親和縣公檢法軍管組負責人、軍代表張排長等人進入卧室，對著我母親的腿就踹了一腳，她一下就跪地了，然後就像捆粽子一樣，用帶來的繩子把她五花大綁捆了個結結實實。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捆人，現在都能記得：母親被捆時，肩關節發出『喀喀』的聲音，我的心一陣緊縮。」張紅兵回憶說。 說起母親的案件剛發生時的感覺，張紅兵說：「我的頭『轟』的一聲，似乎像爆炸、被掏空，整個身體也彷彿不是自己的。這是我生來第一次從來沒有過的極其奇特、極端痛苦、無法忍受的感覺。我的這種痛苦持續了一個月左右，是最糟糕、最令我無法承受、甚至想去死的感覺。」 4月11日，是宣判的日子。那一天，張紅兵到了公判大會現場。 「看母親跪在台上，一個荷槍實彈、全副武裝的男軍人揪住她的頭髮，把她的腦袋硬往下按——要她向廣大革命群眾低頭認罪；但是，按著她的手一松，她的脖子一擰，立刻就昂起頭。宣判結束，她被人拖上停在主席台旁邊的解放牌大卡車車廂時，掉下了一隻腳上穿著的黑色平跟帶襻皮鞋。」 方忠謀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至於槍決現場，張紅兵當時已不願前往。 我為什麼會賣母求榮 自保後的張紅兵，並沒有因此而平靜生活，這一段往事的影響，伴隨其一生。「1998年，我已經做了多年律師，在擔任一起刑事案件的訴訟代理人時，一次，與被告人熟悉的一位村民對被害人丈夫說：『任何人說張紅兵，他都不願意調解。他媽媽都被他告死了，他是什麼人都敢告的。你還是同意調解吧！』」張紅兵告訴《新民周刊》。這樣的刺激並不鮮見。「2001年，我曾經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師，在法庭上，我們代理雙方，激烈辯論。休庭後，他在樓梯口攔住我，高聲地向過路人宣揚我檢舉母親的事情，說《固鎮縣誌》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母親被槍決，對張紅兵的人生影響，遠不是多年後才發生的。 從方忠謀案發那一刻，張紅兵就感受無窮壓力。他稱自己1976年10月至1977年8月發生嚴重的精神抑鬱症。在此期間，他停止了記日記，當然也無醫生可看，無葯可服，硬是自己扛了過來。 「造成抑鬱症的原因是粉碎『四人幫』的消息，讓我憂心忡忡：廣播、報紙上宣傳的所謂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陰謀集團是真的嗎？這是不是一次軍事政變？是不是毛主席曾經預言過的『資本主義復辟』？我不敢再想下去：外公被鎮壓影響到母親的一生；母親被槍斃也會影響到我的一生——也許有一天我也會被送上刑場槍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越來越表現出嚴重的精神抑鬱癥狀，比如我與父親、弟弟通過語言交流思想已經困難。我在心裡揣摩著要說的每句話，考慮說出來是否正確。有時候竟無法準確地用詞語表達。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不與他人接觸，避免可能發生的恐懼。抑鬱最嚴重時，我甚至想過自殺，逃避現實社會。」 從1979年11月開始，張紅兵常常夢到母親。「有很多、很多次，在睡夢中，經過我的無數次尋覓，在不知道母親為了什麼原因離家多年以後，她忽然從我不知道的一個地方回到家裡——她沒有死，還像臨刑前那樣年輕。我跪在地上，緊緊地拉著母親的雙手，有一肚子的話想述說，但又害怕她再次消失，只能說出最要緊的幾句話。我大聲地說，媽媽！不孝兒我給您下跪道歉了！兒子我真的對不起您！您別走，我們這個家庭真的離不開您啊！但是，媽媽沒有回答我。在與母親相會的許多夢境里，她從來不和我說話。我相信，這是她對我的一種懲罰。不知什麼時候，她真的又悄然離我而去；我所能做的，只是孤立無援、絕望無助地捶胸頓足、嚎啕大哭。這時，我才發現自己躺在床上哽咽，淚流滿面……」 「為什麼我會賣母求榮，表現自己『站穩了無產階級革命立場』？」如今，張紅兵認為，「對此，幾十年來，我一直處於困惑、學習、反思、尋找答案的過程中。當時我沒有把造成母親冤案的責任全部推給時代和政客，現在也沒有類似的心理過程。」 張紅兵還說：「只是在自己和親人們經歷過無數的艱難和坎坷，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和淚的代價，並且在我自己娶妻生子之後，原本不懂任何人情世故的我才大徹大悟了：什麼虛幻的景象，動聽的說教，人造的偶像……全是愚弄別人、自欺欺人的騙人鬼話，是毒害青少年和兒童的精神鴉片，是殺人不見血的鋒利刀子！不管是誰，永遠都離不開自然規律——吃飯、穿衣，生老病死；世界上最偉大的是母愛。世界上最崇高的是人性！」 2011年8月，張紅兵向安徽省固鎮縣有關部門提出，希望將母親方忠謀的墓（遇難地）認定為文物，未成功；其後，他將有關部門告上法庭，今年4月初，二審終審判決：敗訴。 2012年8月，在張紅兵申請文物認定期間，固鎮縣文廣局曾對方忠謀墓（遇難地）是否為不可移動文物舉行聽證會。在聽證會上，張紅兵說：「我應該成為反面教材，希望歷史的悲劇不要被遺忘。」 「我為自己有一位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母親而感到驕傲。我願在大庭廣眾之下，解剖自己卑微的靈魂，公開地對被我告發而冤死的媽媽進行懺悔；同時我還要聲明：屬於包括我在內的家庭成員的責任歸我們自己，屬於社會的責任歸社會，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以前者取代後者。希望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探討和爭論，促進人們思考：在中國大陸，為什麼會出現丈夫揭髮妻子、兒子把母親送去赴死的慘絕人寰的悲劇？怎樣才能避免悲劇重演？」 （本文轉載自《新民周刊》2013年第37期）

鏈接：

今年以來為「文革」致歉的個人

王冀豫

一場紅衛兵武鬥中，16歲的王冀豫揮舞大棒打死了一位19歲的青年。43年來，他常在暗夜中醒來，問自己：「我打死人這事兒該怎麼算呢？」2011年1月，62歲的北京商人王冀豫選擇站出來向世人說出自己的罪。「懺悔太虛了，我不求原諒，我認賬，活該受折磨，遭報應。說出來，是為歷史留下證據。」

劉伯勤

這位濟南市文化局前文物處處長，自己花錢在《炎黃春秋》今年6月號刊登廣告，向「文革」期間被自己參與批鬥的師生誠懇道歉。

懺悔者

今年6月，《快樂老人報》發起「文革懺悔錄」徵文，有不少讀者為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道歉。 福建泰寧68歲的雷英郎對於自己戲辱「走資派」的行為，寫道：「多年後，通過反思，認識到我的作為很卑鄙，侮辱了他人人格，追悔莫及。」 河北省邯鄲市退休幹部宋繼超寫道，一直想找機會給老師道個歉。第一次，話到嘴邊沒說出口；第二次，寫了篇文章投給報社，沒能發表。如今，老師早已去世，宋繼超也退休了，可64歲的他依然放不下這件事。 陳小魯 陳毅元帥的兒子、粟裕將軍的女婿陳小魯，8月18日發表博客《陳小魯反思「文革」真誠道歉》一文稱:「我作為當時八中學生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對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鬥，被勞改負有直接責任。」陳小魯在文末寫道：「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是為了靈魂的凈化，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的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

道歉能否解開心靈枷鎖？ ——張紅兵弒母道歉的文革病理樣本剖析

《境界》特約心理專家： Esther　Lin （美國婚姻與家庭執業治療師）

30年被焦慮和抑鬱幽靈捆綁 像強姦、戰爭、虐待、囚禁、自然災害這些嚴重的創傷事件一樣，文革會將長期或短期的焦慮和抑鬱帶進親歷者的生命當中。這類創傷事件也會引發一種在心理學領域被稱作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的焦慮症。 在《新民周刊》所刊登的張紅兵為「弒母」道歉的報導中，張紅兵向記者透露「文革中弒母」的舉動如何給他的心理帶來短期和長期的嚴重創傷。筆者認為，他其實已經陷入PTSD的焦慮和抑鬱癥狀、甚至嚴重到產生想自殺的意念。這點可由他對記者的自述佐證：「…抑鬱最嚴重時，我甚至想過自殺，逃避現實社會。」 張紅兵也坦誠地告訴記者，從1979年11月起，30多年來他常常做「與母親相會求饒、卻不得母親回應」的噩夢。這表明張紅兵長期被「檢舉弒母」的強烈罪惡感所困擾。他的重複性噩夢反映出，他對「因衝突的政治理想可以出賣至親」的人性罪惡無限的悔恨和無奈。 被PTSD折磨的人會經常做噩夢，重複想起創傷事件，就像電影里的蒙太奇回閃一樣，過去的創傷事件如同錄影帶重放，讓他再次體驗到事情發生時的恐懼和無助。當某些物件、畫面、味道、聲音、情境勾起對創傷事件的回憶時，他們會在心理和生理上重新經歷極大的痛苦。因此，他們竭力避免想到或提到創傷事件，逃避令他們聯想到該事件的一切人、事、地、物。 這種狀態下，他們的生活品質嚴重受損，如同嚼蠟，情緒往往是單一麻木的，與他人疏離、缺乏信任、對未來心灰意冷。生理警覺度卻明顯增高，容易受驚嚇、異常警覺、對刺激反應過激、失眠、多夢、易怒甚至暴怒、難以集??中注意力，嚴重的還會出現類似強迫癥狀以及精神分裂的妄想和幻覺。他們當中，許多人常使用酒精或毒品來麻醉自己少受痛苦，並有高於常人的自殺風險。 現今美國的精神、心理治療學界對從戰場回來的軍人常患的PTSD，有極興盛的研究和豐富的醫療報告，治療方法一般需要結合藥物和心理治療。藥物治療包括使用抗抑鬱葯和抗焦慮葯以減輕憂鬱、失眠、噩夢、焦慮和急躁；心理治療包括：行為治療——幫助患者學習放鬆和應對的技巧以減輕懼怕感和對外界刺激的反應過激、認知治療——幫助患者學習以建設性和正面的思維模式取代破壞性和負面的思維模式、小組治療——讓患者參加由治療師帶領的患者協助小組，借著與有相同病情和感受的組員互動與學習來減輕患者的恐懼、無助以及迷失感。 極度創傷的心靈何以痊癒？ 張紅兵和其他陸續公開為曾在文革中施暴的道歉者，其實與文革中的受害者一樣極需要經歷創傷記憶的治療。沒有經過治療的創傷記憶將永久成為當事人心理上「未完成的事」，不斷為當事人帶來精神上的不安、恐懼、憤怒、罪惡感以及心靈上的沉重負擔和桎梏。臨床醫學愈來愈證實這些心靈的痛苦也常會「軀體化」，借著一些生理疾病表現出來，例如像胃病、關節病、心臟血管病、頭痛病、甚至癌症等。 筆者曾經有三年的時間從??事對長期精神病患者的心理治療工作。服務的對象中有幾位數十年前親歷了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大屠殺中家破人亡的極度創傷。 他們長期患有PTSD的多項焦慮和抑鬱癥狀，在多年後仍然受苦於噩夢、失眠、以及由心理創傷軀體化的胃痛、頭痛、關節肌肉痛。這些患者不明白生命為何遭受如此瘋狂、殘忍的傷害。他們不能整合受苦的經歷與受苦的意義，仍然飽受創傷記憶帶來的恐嚇與折磨。患者與家人一方面對大屠殺的施暴者心懷憤恨，另一方面深感被命運折磨的無奈，不知哪一天才能尋得身心的安寧。 對張紅兵與其他道歉者來說，文革創傷包含了罪惡感以及渴望得到受害者寬恕的複雜心理。眾多從事心理治療的專業人士都明白並且目睹到一項事實，就是這些人在經歷創傷記憶的漫長治癒旅程里，都必須正視與經歷對人性罪惡的憤怒與寬恕之間的反覆掙扎！ 令人傷痛的是：在張紅兵弒母的悲劇里，他永遠不能確定與他生死相隔的母親是否能接受他的道歉而寬恕他。他只能以兩項行動表達悔意：一方面勇敢公開地為自己檢舉弒母的罪行懺悔、另一方面數次向相關法院申訴將母親墳墓（遇難地）認定為文物。筆者不知道張紅兵的這兩項悔行，是否可以為他平息內心深處的罪惡感，或幫助他經歷到被寬恕的心靈安寧？ 但長期從事心理治療的經驗使筆者深深體會到，創傷所帶來的心靈與身體痛苦不僅僅牽涉心理和生理的受傷與治療，創傷的治癒實在與人生苦難的意義、人性的罪惡、對罪人及罪行的寬恕、以及如何獲得心靈平安與釋放的多項論題息息相關！ 魔鬼的額頭上沒有記號，魔鬼之所以是魔鬼，因為他會裝作光明的天使。因為被日常生活之外的理想圖景所鼓動而帶來對自己和親人的傷害，張紅兵痛苦之極轉而拒絕任何形而上的信仰追求，認為人性本能的自然生存，吃飯、穿衣、生老病死就是最真實的追求。張紅兵高舉「母愛最偉大」，相信那些被父母所傷害的人看到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文革中父母傷害孩子的例子也不少，這些人或許久久難以釋懷，因為虎毒還不食子呢！人性有好也有壞，這就意味著，在人性之外應該有一個更高的精神存在來幫助張紅兵判斷人性中的好與壞，人性無法崇拜自己，張紅兵恰恰是被人要崇拜自己的衝動所傷。 追求理想、追求物質世界與生理衝動之外的信仰，是人類迥異於其他動物的特質所在，被假奶粉喝壞了肚子的孩子，不需要把喝米湯當作自己的宿命，退守從來不能成為出路，而是要打開視野，看到人手所造的偶像之外，宇宙間可有真實的信仰？不擁有真信仰，就難免再次中招，而心靈上的那個巨大空洞也永遠無法滿足。 筆者過去服務的精神病患者中，有好些人因為不能寬恕自己和他人而受長期抑鬱症的折磨。但是許多基督徒的心理治療師卻在著述中報告一項完全不同的事實——就是不少人接受基督信仰後透過寬恕的過程，經歷了創傷記憶的治癒。這其中包括經歷納粹集中營殘酷虐待的生還者，以及受親人各種嚴重虐待的復原者。他們共同的見證乃是，當他們願意將耶穌無條件的寬恕延伸至無條件地去寬恕那傷害他們的人，自己就漸漸從痛苦的??創傷記憶中得到治癒，心靈從反覆糾結的憤恨與苦毒中得到釋放。自己得寬恕和寬恕他人，實在是他們心靈重獲安寧與喜樂的秘訣。其中許多人還因為這樣的經歷，進一步成為「曾受傷的治療者（Wounded Healers）」，幫助其他受類似創傷者的人走出困境。 對不相信上帝的救贖與寬恕，不接受聖經所啟示的苦難來源與終極解決的世人來說，經歷創傷的痛苦毫無意義，也沒有任何救贖和生命更新的價值。 寫到這裡，筆者想到新約《聖經中》記載道:出賣主耶穌的門徒猶大，因為不相信耶穌是有赦罪權柄的真神，沒有為他借刀殺耶穌的罪悔改請求神的寬恕，他無法寬恕自己以至於後悔到上吊自殺。耶穌的另一門徒彼得因為懼怕掌權者、為了自保而在耶穌受審時三次否認耶穌，這事之後他為自己的否認耶穌痛悔不已。耶穌復活後三次肯定彼得表達愛耶穌的心志，以幫助彼得知道耶穌已經寬恕他，因此彼得可以寬恕自己。 不同的選擇帶來不同的人生。上帝透過耶穌的犧牲寬恕任何相信、接受耶穌救恩的人。耶穌早在兩千多年前就為世上所有的罪人，包括張紅兵為政治理想出賣母親的罪行，死在十字架上。筆者誠心希望張紅兵能聽信耶穌的福音，在上帝面前為自己因檢舉弒母的罪悔改，相信並接受耶穌已為他所有的罪性、罪行付了贖價，因此他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進而能寬恕自己檢舉弒母的罪。 筆者相信唯有神的寬恕，才能為那些站出來為文革中迫害他人而道歉的人，還有更多沒有站出來的，心靈卻飽受午夜噩夢糾纏的，因為罪被寬恕而帶來真正的心靈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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